试论女性主义对经典童话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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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对经典童话重构，致力于揭示文本叙述与性别生产之间的联系，以此质疑心理、社会以及叙事层面上所谓的事实真相，并探索不同于以往传统与权威的叙事可能性。本文以《雪孩》为例，通过对该故事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细致分析，探讨它间接的叙事策略和隐晦的重构艺术，以此说明当代女性主义重构策略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性别模式的简单颠覆。
[关键词]女性主义；重构；性别意识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２－０６
郑佰青（１９８０―），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北京１０００２９）
本文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女性主义经典修正――《白雪公主》之后”（批准号：０９ＱＤ２９）的研究成果。
一、经典童话的女性主义重构
自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由于承载了社会批判意识和性别意识而成为后现代写作的一大潮流。在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的热潮之一是对经典童话进行重构。在叙事学评论家的分析中，大量不同版本的童话故事往往可归结为一个关于母题、片段和人物模式的简单序列，因此童话的形式看似简洁、明了。如在《民间故事形态学》（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１９２８）一书中，俄国形式主义学者弗拉迪米尔•普洛普（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ｒｏｐｐ， １８９５－１９７０）对俄国一百个民间童话作了细致的功能研究，归纳出了故事的３１种功能，他的民间故事形态分析理论主张对故事材料和叙事结构作科学的描述和精确的分类。然而，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这种明晰表象的背后其实暗藏陷阱：即童话力图系统地掩盖其意识形态维度。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在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谈到：“比起更复杂的文本，神话和童话通常能更准确地表明并执行文化的仲裁。”[１](Ｐ３６)当代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使长久以来为人熟知的童话暴露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出文本叙事与文化准则之间的共谋关系。“传统的童话已变成一个充满争议的场所，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体现社会评论、社会控制和社会变更的方式。”[２](Ｐ２５３)
女性主义评论家对于传统童话的批评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相对于早期评论家总是对童话中性别刻板印象的描述多做批评和责难，后期的评论家渐渐倾向将童话视为可提供重新诠释或改写的场域。当代许多女性作家觉得有必要破除由谎言堆积、构筑的童话世界，把看似澄澈明了的故事置于聚光灯下暴露其自然化的诡计。女性主义童话大胆进入禁区，致力于重新建构经典童话的文本秩序。特别是为成人所改写的童话变得更有攻击性，从美学上看更加复杂，也更侧重于关注一些社会问题。 比较著名的作品如安吉拉•卡特(Ａｎｇｅｌａ Ｃａｒｔｅｒ)的文集《血窟》，玛格丽特•阿特伍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的一系列基于童话改写的小说如《强盗新娘》(Ｔｈｅ Ｒｏｂｂｅｒ Ｂｒｉｄｅ)和《蓝胡子的蛋》（Ｂｌｕｅｂｅａｒｄ’ｓ Ｅｇｇ， １９８３），芭芭拉•沃克(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 Ｗａｌｋｅｒ)的小说集《女性主义童话》(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１９９６)，奥尔加•布鲁玛斯(Ｏｌｇａ Ｂｒｏｕｍａｓ)的童话诗集《从零开始》(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１９７７)，以及美国自白派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Ａｎｎｅ Ｓｅｘｔｏｎ， １９２８－１９７４)的童话诗集《变形》(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７１)。塞克斯顿改变了每个童话的语言风格和寓意，使其变成了一首首讽刺诗而不再是为孩子催眠的动听故事。这其中，以安吉拉•卡特的改写作品引领当代女性主义重构的时代潮流。
安吉拉•卡特(１９４０－１９９２)是当代英国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文体繁杂、体裁多样，书写风格混杂魔幻写实、哥特式、女性主义。１９７９年，为卡特奠定声誉的文集《血窟》(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ｙ Ｃｈａｍｂｅｒ)问世后，文艺界大批学者、作家追随其左右。１９９６年卡特去世四年后，在童话研究领域享有巨大声望的学术杂志Ｍａｒ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ｓ发行了一期卡特纪念专刊，足见她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２００６年，西方读者再度掀起一波几乎横扫英语世界的卡特热。在文集《血窟》中，卡特致力于女性主义颠覆艺术，大幅翻转故事的指涉意义，重构了一系列经典童话如《白雪公主》、《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小红斗篷》、《穿靴猫》等。比如根据１７世纪法国作家贝洛的童话《蓝胡子》改写成的同名故事《血窟》中，最后是英勇的母亲营救了女儿。根据《小红斗篷》改写的《与狼共舞》中，小女孩主动邀请狼人上床，卡特使女性在性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根据《美女与野兽》改写的《老虎的新娘》中，美女主动让老虎舔掉她世俗的皮肤，与野兽为伍，借此向父权宣战。当今学术界对《血窟》的评论主要聚焦于卡特对父权叙事和传统性别模式的女性主义重构，特别关注于她把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重新置于故事中心的技巧[３](Ｐ３０７)，如艾伦•露西的《穿过镜子：当女性讲述童话》，凯利•洛克的《〈蓝胡子〉和〈血窟〉：自我戏仿和固执己见的怪异》，罗伯特•克拉克的《安吉拉•卡特的欲望机器》，帕特里夏•邓克尔的《重新想象童话：安吉拉•卡特的〈血窟〉》，艾伦•乔登的《安吉拉•卡特的危险》等等。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血窟》文集体现了卡特重新建构性别政治的设想；他们把《血窟》视为统一的整体，却极少注意到该文集中改写自经典童话《白雪公主》的短篇小说《雪孩》（“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Ｃｈｉｌｄ”）所传达的异质声音及其独特的叙事技巧。
在《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开篇《皇后的镜子：女人的创造力、男人眼中的女人和父权文学的隐喻》，吉尔伯特和格芭把经典童话《白雪公主》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典范，揭露出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以男性经验和男性视角为主导、把女性天使化或妖魔化的男权中心思想，主张打碎用以传递男性声音和折射男性欲望的魔镜，抵制男性文本中不断被言说、被重复的女性形象。吉尔伯特和格芭进一步引导女性作家进行创造性的写作，挖掘真实的自我，恢复女性真实的声音，并建构不同于传统的性别认同机制。在后现代语境下，经典文本《白雪公主》遭遇了创造性的误读，被重构后的《白雪公主》尽管在视角、与原故事的紧密程度和传递的主要信息方面都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对经典童话叙事模式的质疑和颠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改写之作，如罗伯特•巴塞尔姆(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ｔｈｅｌｍｅ)的《白雪公主后传》（Ｓｎｏｗ Ｗｈｉｔｅ），以及罗伯特•库佛(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ｏｖｅｒ)的《死皇后》（“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Ｑｕｅｅｎ”），女性作家在重构经典的过程中，常常以女性主义视角颠覆传统的性别模式，致力于解构男性文本中天使／妖妇的二元对立，并消解主／客体潜在的张力。较典型的如安妮•塞克斯汀题为《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Ｓｎｏｗ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Ｄｗａｒｆｓ”）的诗歌，奥尔加•布鲁玛斯收录于《从零开始》的《白雪公主》，以及芭芭拉•沃克(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 Ｗａｌｋｅｒ)的小说《夜雪公主》（“Ｓｎｏｗ Ｎｉｇｈｔ”）。
但不同于其他女性作家对《白雪公主》中传统性别模式的直接颠覆，卡特在《雪孩》中的改写风格和重构策略独树一帜。《雪孩》取材于《白雪公主》，从表面上看，这个改写版本似乎与经典文本共谋，因为它清晰无误地再现并昭示了经典童话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女人是因为男人而不和，女人的存在是基于男人的欲望。然而究其本质属性，它之所以没有像其他重构故事那样公开地颠覆源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是在于卡特独特的重构艺术：她循着前文本的叙事模式更进一步，以间接而又隐晦的方式折射出经典童话中女性形象的荒谬性以及传统自然模仿论的虚妄本质。本文以《雪孩》为例，通过对该故事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细致分析，探讨它间接的叙事策略和隐晦的重构艺术，以此窥见当代女性主义重构策略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性别模式的简单颠覆。
二、经典童话性别意识的再现
根据童话研究的谱系学考证，尽管故事细节和母题会有相对改变，但不管我们考察一个版本还是一百个版本的《白雪公主》，通常的情节模式如嫉妒和驱逐是恒定不变的：我们总会看到对小女孩怀有敌意的迫害者――可能是一个残酷的继母、背叛的姐妹、或者嫉妒的生母。 基本上所有经典版本的《白雪公主》都丑化继母。继母追杀白雪公主的一幕，在西班牙版里更残忍――皇后不但要吃白雪公主的肝肺，而且还要一瓶从脚趾流出的血；意大利版中的继母竟然要猎人带回白雪公主的血衣。吉尔伯特和格芭认为，既然“故事的核心行动――事实上，唯一真正的行动――是由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而引起，《白雪公主》事实上应该改名为《白雪公主和她邪恶的继母》。”[１](Ｐ３６)
针对上述问题，童话研究学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Ｂｒｕｎｏ Ｂｅｔｔｅｌｈｅｉｍ）做了俄狄浦斯解读。他在《魔力的运用》（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１９７５）一书中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指出，《白雪公主》中的两个女主角的敌对关系是因为对男性、对父亲的竞争造成的：“这个故事本质上处理了母亲和女儿间的俄狄浦斯斗争”[４](Ｐ２０３)。然而俄狄浦斯斗争在《白雪公主》的叙事中并不明显，因为事实上竞争的目标――父亲――在故事中是缺场的。对于这种异议，贝特尔海姆认为一个梦或故事的外在表现能揭示其隐含的潜在欲望：“在著名的白雪公主故事中，嫉妒的年长女性不是她的生母而是继母，两个人展开竞争是为了得到一个人的爱，而这个人却没有被提及。因此这个俄狄浦斯问题――故事斗争的来源――就留给我们去想象”[４](Ｐ２０１)。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列出的原则，贝特尔海姆解开故事的伪装、歪曲和诡计。他指出为什么“成为最美丽的女人”是故事的核心：“就像这个孩子（白雪公主）想要父亲爱她胜于爱她母亲，她也不能接受这会引起母亲嫉妒的事实。……既然这种嫉妒不能被忽视，那么必须找到其他理由来解释，在这个故事中它被归咎于孩子的美貌”[４](Ｐ２０３)。对父亲的竞争在伦理上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竞争形式，于是俄狄浦斯斗争势必要经受压抑，然后再移植到“美貌”的问题得以再次浮现。因此，除了把生母替换成继母以及使父亲角色缺场，“美貌”本身是两个女人对于开展以性为动机的斗争的掩饰。既然更美的女人有更大的机会得到男人的垂青，那么贝特尔海姆的这种推测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通过压抑与移植说，贝特尔海姆找到了解读这个故事的钥匙：男根。故事只提到国王一次：“一年之后国王娶了第二个妻子。”尽管如此，贝特尔海姆把国王一直置于舞台的中央，因为根据他的心理分析，国王就是缺场的在场。
似乎为了回应贝特尔海姆对《白雪公主》的解读，卡特在《雪孩》中使俄狄浦斯斗争明朗化――她让故事中缺场的“父亲”化身为“伯爵”粉墨登场。根据格林兄弟１８０８年最早的笔记和正式出版的１８１２年版本，是白雪公主的亲生母亲为了和女儿争夺国王的宠爱而屡屡欲置她于死地，让公主起死回生的是和亲生女儿乱伦的国王。在卡特看来，经典童话《白雪公主》无疑是一出男人世界一手炮制的滑稽剧，她以女性主义视角反讽了经典童话中的性隐语。对于故事的反讽游戏是针对经典文本或者权威成见，目的是为消解以某种“偏见”累积而成的人文价值和意义。在１８５７年的《白雪公主》版本中，生母皇后希望生一个孩子有“雪一样白皙的皮肤，血一样鲜红的嘴唇，乌檀木一样漆黑的头发”。而在卡特的《雪孩》中，伯爵希望有一个女孩，“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血一样红，头发像乌鸦的羽毛那样黑”[５](Ｐ９１)。他一描述完，雪孩就站在路边，鲜红的嘴唇，漆黑的头发，浑身赤裸着。显然，雪孩是男性幻想的产物。在伯爵、伯爵夫人和雪孩的三角关系中，卡特把雪孩描述成父亲（伯爵）审美欲望的直接产物，而不是母亲（伯爵夫人）意愿的结果。伯爵的欲望实现后，他把对伯爵夫人的宠爱转移到雪孩身上：毛皮从伯爵夫人的肩上弹落下来裹到赤裸的雪孩身上，靴子从伯爵夫人的脚上脱落下来穿到雪孩的腿上。最后伯爵终究对妻子感到了些许歉意，于是当他们经过玫瑰丛，伯爵夫人命令雪孩去摘一朵玫瑰花时，伯爵这次默许了。男人情感的转移立刻反映在女性竞争的天平上，一方力量的倾斜势必导致天平的失衡。雪孩在摘玫瑰的时候刺破了手指，克里斯汀娜•巴切莱加认为，既然玫瑰象征着女性气质，摘玫瑰时戳破手指并流血就象征着女性进入青春期的必然过程[６](Ｐ１８)。雪孩像意大利作家巴西莱（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Ｂａｓｉｌｅ）笔下的睡美人一样，在沉睡中、死去时被强暴，但不同的是伯爵的侵犯并未给雪孩带来重生，她反而融化了，只留下一根雪白的羽毛、一摊鲜红的血迹和一朵她采下的玫瑰。
作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的卡特在她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对性别身份、对主／客体关系以及凝视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探讨。像雪孩一样，卡特的女性角色面临被男性作为客体进行凝视、操纵并且占有的困境。类似的如在小说《魔术玩具铺》中，菲利普要梅兰妮扮演被宙斯化作天鹅所强暴的勒达。他对梅兰妮的客体化通过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她被降到与木偶一样的地位，她的女性身份被男性强奸；同时，她与木偶同伴一样被观看、凝视。[７](Ｐ１８７)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男性施向被动的女性牺牲者的凝视是与其对客体的虐待狂似的占有欲相关的。借助拉康的心理分析，劳拉•穆尔维在《视觉的快感和叙事电影》中提出：“在一个由性的不平等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８](Ｐ１９)男性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视觉的暗示和凝视的快感。根据父权法则与传统，男性因为看的行为而变得强势，女性沦为被动地被审视的对象。穆尔维的理论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揭示出性别再现中权力的象征关系。弗洛伊德如是说，女人对身体的虚荣源自阳根崇拜，“她们必定要更加重视她们的魅力，以作为自己原初性别劣势的迟来的补偿”[９](Ｐ１３２)。按照这种理论，女性对美貌的关注和追求似乎体现了女性的性别劣势。然而把女性的“美貌”放在一个人为的等级天平上来衡量完全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观点。因此皇后“成为最美丽的女人”的愿望实则是经典童话中的另一个诡计，这实际上是男性欲望的折射。甚至在白雪公主吃了皇后的毒苹果不幸“死去”后，小矮人们也不愿把她埋入黑土地中，因为她“看起来仍旧和活人一样充满生机，她的脸仍旧那么美丽红润”。于是他们把她放入透明的玻璃棺，而不是木棺。王子自然倾倒于她的美貌，声称没有她（它）就不能活。吉尔伯特和格芭这样写道：“当王子第一次看到玻璃棺中的白雪公主，他请求小矮人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因为看不到白雪公主我就活不下去。我会珍视她为我最珍贵的财产。’”[１](Ｐ４１)有些版本的《白雪公主》甚至把王子描绘成一个有恋尸癖的人，整日整夜守候着玻璃棺。这里玻璃棺的选择别有意味：玻璃的透明属性使白雪公主物化成一种可供展览和欣赏的艺术作品，沦为美学意义上的存在，以及被男性目光凝视的欲望对象。
然而，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的危险性不仅在于自我的丧失，甚至会导向从身体上被根本消灭。“成为欲望的客体意味着被定义为被动……被动地存在意味着被动地死亡――那就是，被杀死。”[１０](Ｐ７７)从这个意义上说，雪孩作为被伯爵凝视的客体，就是玻璃棺中的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在沉睡中等待王子深情的凝视，同样地，雪孩在伯爵的幻想与欲念中了无声息。雪孩来无影、去无踪，显然她是一个想象的存在。雪孩因伯爵的欲望而生，也因他的欲望而灭，完成了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历史使命。换言之，女性存在的历史沦为男性意志的产物。卡特的重构故事再现了经典童话的意识形态机制，让读者重新审视男性欲望如何定义并禁锢女性身份。
三、隐晦的重构艺术
在《雪孩》中，卡特并没有像其他女性作家，如安妮•塞克斯汀、芭芭拉•沃克那样直接颠覆经典文本中天使与妖妇以及男性／主体与女性／客体二元对立的格局，也迥异于《血窟》文集中其他重构故事所体现出的鲜明的颠覆艺术。故事中伯爵夫人身披闪闪发光的黑色狐狸毛皮，脚蹬黑色高帮皮靴，鲜红的鞋跟在雪地里透着寒光。三言两语之间，邪恶妖妇的形象栩栩跃然纸上。伯爵夫人依旧如经典童话中恶毒的皇后那样处心积虑地想铲除作为竞争对手的雪孩，而雪孩也依旧美丽、无邪、沉默、被动。“她（雪孩）是他（伯爵）欲望的孩子，伯爵夫人恨她”[５](Ｐ９２)。她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摆脱雪孩？被冷落的伯爵夫人视雪孩为劲敌，三次欲借机加害――这又与源文本中乔装的继母三次运用巫术追杀白雪公主的情节形成互文性。对于这种隐晦的重构艺术和间接的叙事策略，一些评论家认为卡特偏离了女性主义重构经典的命题，违背了女性主义改写的初衷。如罗伯特•克拉克批评卡特没有完成“建立在对女性历史进行激进的解构和重构基础上的女性主义定义”[１１](Ｐ１５８)，帕特里夏•邓克尔甚至对整个《血窟》文集提出质疑，认为里面的故事戴着镣铐跳舞，卡特只是“在原结构的束缚中改写故事”[１２](Ｐ６)。
然而对于卡特来说，重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契机得以把经典童话中继母的憎恨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从最开始，卡特并不认为童话的形式不足以承载这种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深远的意识形态维度。事实上，不同于《血窟》文集中的其他文本，《雪孩》保留甚至夸大了童话氛围。卡特重构策略的第一步在于找到这样一个《白雪公主》版本：它规避了所有流行化的、被假设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如镜子，苹果，王子），以便于重申故事的本真意义――对于这种本真意义，吉尔伯特和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已有所阐述。事实上，卡特的《雪孩》受格林兄弟早期未发表的另一个《白雪公主》版本的启发：在这个版本中伯爵是创造的原动力，把小女孩的出生基于伯爵――父亲的欲望，而不是生母临死前的愿望。 从这个版本中卡特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值得注意的是，卡特笔下的人物并没有比传统角色更丰满立体，但她颇具匠心地删除了小矮人、王子等人物以及在她看来细枝末节的情节。这种重构策略一方面保留了童话仪式性的形式，另一方面使故事本身更加紧凑，更凸显了经典文本的核心意义：女人的竞争和男人的欲望。
此外，在故事开篇，与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一样，卡特把时间设定在“仲冬”。表面上看这个词似乎与传统童话中抽象的、象征性的自然要素的运用不谋而合，但事实上这为两页长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背景。Ｎ．Ｊ．吉拉尔多在对《白雪公主》的分析中指出，仲冬是“一年宇宙循环中的一个过渡时期……一个至点时期――在死亡的季节中的一个时期，但同时，这个时刻转向春天和新的生命的来临，这在很多传统里被仪式性地标注”[１３](Ｐ２８６)。旧的循环已经结束，新的轮回正拉开帷幕：为了白雪公主的诞生，生母皇后必将死去。因为这个词明显的过渡和象征意义，卡特把她的故事也置于仲冬时节，但她同时揭示出这个轮回的非自然属性：雪孩的诞生不是因为母亲（伯爵夫人）的渴望，而是由于父亲（伯爵）的欲望，伯爵夫人并不参与伯爵的欲望建构。从白雪公主到雪孩的转变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指向了伯爵与神秘的仲冬自然景观的共谋关系，以及性别话语与叙事话语的共谋关系。因此，看似同样平面化的人物和形式上的平行却更显现出经典童话与重构文本之间巨大的语义与情感差异。
露丝•伊丽格瑞认为女性在努力成为自我的过程中，可以把男人强加于女人的滑稽剧再用滑稽模仿的形式表达出来，模仿父权制给妇女的定义以便颠覆它。通过模仿，女性可以“通过夸张地强调这些形象来拆解男根中心话语的效果”。“和模仿论嬉戏，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试图用话语重现她受剥削的境地，而不是简单地使她自己陷于这样的处境。这意味着使自己重新屈从于一些‘观念’，特别是用被男性逻辑精心描述的关于她自己的观念，并且通过游戏性的重复，使本应隐性的东西显性化”[１４](Ｐ７６)。卡特犀利的故事正是对伊丽格瑞女性主义哲学的忠实再现：它看似模仿了传统童话的性别定义和叙事策略，但在这“嬉戏的重复”中，故事本身却不再与传统的父权法则进行融合。从表面上看，正如人们对经典童话的期待一样，雪孩照例是沉默、被动的，伯爵夫人的妒忌是促使她除掉竞争对手的充分动机，而如果说伯爵的强暴行为让人震惊的话，这也可以从男性话语和男性欲望上找到逻辑的解释。《雪孩》没有运用新颖的叙事视角，没有发人深省的意象，没有罗曼蒂克的理想，更没有神奇的转换；然而在看似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叙述中却暴露出西方传统模仿论的劣根性。所以卡特运用的手法不是公开地、直接地、颠覆性地改写经典童话，而是循着前者的叙事模式和故事发展轨迹走得更远一步，以放大数倍的比例折射出经典童话中女性形象的荒谬性以及传统自然模仿论的虚妄本质。通过戏仿和挪用男权话语的模式进行隐性的否定与抵制，卡特把经典童话的叙述法则和意识形态运用到极致，从而更具有震慑力、更发人深省，这也是物极必反的效果。因此，拨开文本中的语义迷雾，《雪孩》事实上鼓励读者质疑传统的陈规陋习，破除经典童话设置的魔咒，并在性别政治的语境下对其互文本的意识形态进行有力的批判。
四、结语
在经典文本中，不管是被叙述者所书写、被男性欲望所支配还是被魔镜所召唤，白雪公主始终是一个被建构的女性，她身上的女性气质通过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形式被自然化。女性主义重构一方面承认这种隐喻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破除男性人为设定的关于女性的虚构。“如果经典童话试图象征性地展现一些毋庸置疑的、自然的存在状态，女性主义童话则试图揭示这种状态属性的‘谎言’和诡计。通过破除模仿性的虚构，这种重构使《白雪公主》中叙述和性别生产的隐形联系显性化，并且置疑叙述和心理上的所谓真相”[１５](Ｐ３５－３６)。对卡特来说，男性塑造的关于女性的虚构是“安抚人的无稽之谈”，因为它们致力于“描绘虚假的普遍性，而使人对特殊情形下的痛处感到麻木”；与之相反，卡特的文集《血窟》里的故事――包括《雪孩》――是对“所有男女关系的虚构模式”的尖锐批判。[１０](Ｐ５)
在《影响的焦虑》中，哈罗德•布鲁姆将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尼采的强力意志和保罗•德曼的误读理论融合在一起，将后文本对于前文本天生处于迟到的尴尬境遇称之为“影响的焦虑”，是一种类似于弑父娶母的爱恨交织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当代，西方小说家不但直视文学传统的影响，更摒弃焦虑，重温经典，以重构的方式赋予经典作品新的时代意义。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颠覆原著的形式和内容，对经典的形成、内容及意义进行挑战与修正，让经典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不同于传统版本中简单、直接的重复或变形，而是带着一种批判与创新意识，对经典文本中的隐喻和性别意识进行了新的理解和阐释。女性主义经典重构则更加致力于揭示文本叙述与性别生产之间的联系，以此质疑心理、社会以及叙事层面上所谓的事实真相，并探索不同于以往传统与权威的叙事可能性。
注解：
①以小说形式改写童话的女性作家包括Ａｎｇｅｌａ Ｃａｒｔｅｒ， Ａ． Ｓ． Ｂｙａｔｔ，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Ｄｒａｂｂｌｅ，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Ｃｒｏｗ， Ｍａｒｉａ Ｗａｒｎｅｒ， Ａｎｎ Ｒｉｃｅ等，用诗歌形式改写童话的有Ａｎｎｅ Ｓｅｘｔｏｎ，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Ａｔ-ｗｏｏｄ， Ｂａｒｂｒａ Ｓｈａｒｏｎ， Ｏｌｇａ Ｂｒｏｕｍａｓ， Ｓａｎｄｒａ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Ｓｙｌｖｉａ Ｐｌａｔ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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