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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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我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性障碍：在对我国人口问题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人口问题的种种表现，进而阐述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采取的解决办法。说明重新审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自然资源；环境危机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2-0013-03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但其重要性的凸显则是工业化以来的事情。很显然，从18世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一方面，人类的工具性空前扩展，拥有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力，积累了超过以往世纪总和的物质财富，可谓发展了；而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领域却出现复杂的病理反映。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都显示出程度不同、形态各异的病兆，如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责难因而日益响亮。可持续发展，即特定区域的需要不危害和削弱其他区域满足其需求能力、当代人的需要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成为各国神往的发展道路。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成因
　　
　　我国的人口问题，既是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又与当代人口政策的一度失误有关。
　　1、古代文化因素
　　(1)农耕文化。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适应于农业生产。以男耕女织、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在春秋战国前就开始出现在华夏大地。春秋末年的越王勾践，战败后为报仇雪耻，提出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计划。他“帅二三子夫妇以藩”，施行一系列奖励生育的政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使越国强盛，一举灭掉了吴国。商鞅的“以农养战”的思想，为封建制在秦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以致于汉初的“农本”，“重农”思想，到武帝时，粮丰仓满，人口也由汉初的1500万突增到6000万。登上中国人口发展史第一阶段的高峰。而“立国之本”的思想，需要不断膨胀的人口来加以支撑，一系列以“丁、口”为基础来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就出台了。从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到北魏、北周、隋、唐的“均田制”到雍正的“摊丁入亩”，又一次促进了中国人口加速膨胀，从总人口不足1亿，聚然猛增到鸦片战争前的4亿，跃上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二大阶段的高峰：随着人口的增加，要求相应增加维持生命的基本消费品一一粮食……，如此。形成了人口――粮食――耕地的互动增长循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互动之增长循环，仍然没有被切断。继续保持其强大的惯性。一种不重视劳动力质量的思想产生：增加一个孩子无非是“锅里多放一瓢水，桌上多添一双筷而已”。在农村，这些因素都刺激中国家庭多生孩子。因此，中国浓厚的农耕文化氛围客观上对人口增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刺激人口不断增长的经济背景。
　　(2)宗教文化。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以血脉传承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血脉，即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又是物质生产的目的。因此，血脉崇拜在中国文化里占有极突出的位置。周代以来，中国在改组氏族单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文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与贵族政治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并酿造出对后世有影响的宗法文化。这种宗法文化，其一，起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用孟子的话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族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而历代统治者把宗法制家族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命脉，加以维护，并鼓励其扩大。庙宇出现及家谱泛滥就是例子。其二，家族文化可以满足众多家族在对峙和斗争中的胜利。如“丰足食以立身，达官显贵以立功，书香门第以立言，帝国世家以立天下。”人丁兴旺是家族对峙中的主要方面。因此不断扩大宗教人口规模，也就成为了宗教兴旺发达的基本要求，同时成为促进中国封建社会人口不断增长的直接动力。
　　(3)儒家生育观：在古老的中国，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联姻，孕育出传统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生育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家天下”的社会，皇权依赖于族权，国法得意于家法，统治奉行“独尊”的儒学，在“治国”，“齐家”两方面都与生育文化密切相关。
　　从“治国”之纲探究，历代统治者为了开辟更多的兵源、税收。总是鼓励人口增殖。儒家思想家也总是宣扬人口“多多益善”。如孔子的治国纲领“庶，富，教”三个字中，“庶”即人口众多放在第一位的。南宋叶适“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多而兵强”。这种代表统治阶级的人口观，使老百姓也以“早生贵子”，“多子多孙”为福。从齐家角度考察，指“传宗接代”。四被称之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美德。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孝也就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无子不孝的伦理道德，千百年来形成了人们生育观念的思维定势，已不再是迫于社会群体规范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这种生育观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提供了伦理道德基础。
　　2、现代政策因素
　　显然，始终雄踞于世界人口之巅的中国受到传统文化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却不是短时间就可以消除的，加上文化大革命前后错误的思想，使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成为中国的危机，也成为世界的危机。以至于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对中国提供人口控制授助，期望借中国人口增速减缓，达到缓解全球人口增势压力的目的。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引发全球人口爆炸这一因果关系的确认。中国人口增长之所以表现出“提前起飞”的特征，除了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客观上相似的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其主观因素，第一，我国建国初期实施按人头分配粮食住房和补贴的政策，同时人工流产和绝育受到谴责和禁止；第二，50年代末期马寅初人口理论受到严厉批判，从此，人们对人口控制谈虎色变，噤苦寒蝉；第三，60年代盛行“人手论”径直鼓励人口迅速增加，在‘大跃进’运动中，人口多被说成是好事。人口越多，手也越多，便越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四，“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盛行，人口增速失控，从1965――1970年连续5年创平均增长2．6％的记录。1965年人口多达7．3亿，按此速度到1988年则会增加一倍，达到14．6亿，2011年29．2亿，2034年58．4,fL，2057年116．8亿，2080年223．6亿，2103年447．2亿。目前，中国已有13亿人口，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人口还要继续增加，土地负荷沉重，构成中国最严重的人口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四大危机中人口危机位居首位。因此，进一步控制人口，提高素质，实现人口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是功在当代泽及子孙的百年大计，是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 键。人口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要正确处理好资源、人口和环境的关系，保护好国土资源，求得有一个大的生态平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即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
　　
　　第一，中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科学文化素质偏低。迄今文盲率高达约15％，构成中国另一严重人口问题；中国坚定地执行人口控制政策，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也构成中国人口问题之一；城乡出现了过剩人口和劳动力。简而言之，中国既存在儿童少年人口问题一出生过多，也存在青壮年人口问题――显性和隐性失业，还存在老年人口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困难：中国土地负荷的极限是16亿人口，到21世纪中期中国总人口必将达到极限――16亿，中国的耕地面积占陆地面积的10％，到中国人口达到16亿时，人均耕地面积只有600平方米。今天用230平方米耕地供养一名中国人带来了温饱水平，21世纪中期中国将要用600平方米耕地养育一名中国人，而且还要提供足以让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的食物。一方面中国人口多、长期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耕地有限，这个矛盾构成中国人口的主要问题，给中国的教育发展、就业安排、生活水平提高带来重重困难。如今每年净增人口和劳动力就需拿出一笔数量可观的资金用于安置、教育、生活、医疗、住房……特别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中国1990年文盲和半文盲按近1．8亿，占总人口的16％，和发达国家相比较起来仍然偏高。另一方面是建设现代化急需的人才――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口太少。人口和劳动力过剩。中国人口的增长，再加上经济的和科学文化滞后，耕地有限造成城乡就业困难，劳动效率低，今后，随着人口继续增加，农村劳动力还要增多，可耕地面积变动趋向恰恰相反，只会愈益减少，而工业化、城市化等占大量耕地的进程在中国势不可挡。现在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多余了近2亿名劳动力。老龄化咄咄逼近，预测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比例也将巨增至23．1％，和日本并驾齐驱。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口群体已经十分庞大。比如，65岁以上老人已超过7000万，60岁以上老人已超过1亿，均为当今各国之冠。伴随人口危机，资源、环境也逐步出现危机。
　　第二，中国自然资源虽较丰富，由于人口绝对数量庞大．又成为资源贫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日益下降，影响发展潜力和方式的选择。其一、人口过剩和资源稀缺矛盾突出，使现代化建设的资源人均占有量短缺。如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地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仅1/2、人均淡水资源只有1／4。其二、是严重的结构性短缺。一些经济建设需求量大和众多人口消费高的资源奇缺。如在化学能源中，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占比例低。煤炭等劣质能源占比例高，人口绝对数量的日益庞大对资源形成巨大压力，非再生性资源呈绝对减少，可再生性资源也显出衰竭态势。开发本国资源积累资本需要巨额资金和大规模基础设备建设，而且地理条件不利又增加了开发难度，提高了开发成本。许多资源优势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物质资本，使中国在耗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过程中，丧失宝贵的发展时间和机遇；其三、中国幅员广大，但可耕地少、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13、交通不便、资源匹配极不均衡，地区差别明显，统一管理难度大。其四、由于中国资源基本能自给自足，因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对外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在国际经济发生变化，工厂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环境中，如何有效地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管理方法以及资源等各种条件加快自身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三，生态变化态势每况愈下，令人担忧。人口膨胀，自然资源利用不合理，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削弱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所有生态破坏中，土壤侵蚀最为突出，集中表现为水土流失面积达1／6。沙漠化面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超过90万平方公里，至今以每年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全国平均受灾和成灾面积，80年代分别为415万公顷和2038万公顷，平均每年因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数量，80年代达180．5亿公斤。环境污染严重，全国600余座城市，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到1％，北京、沈阳、西安、太原被列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是个贫穷国家，水资源短缺，工农业污水和生活用水大量排放，使中国五湖四海尤其是东部海洋陷于可怕的污染困境中。全国区域环境噪声污染过度，在世界名列前茅。城市年垃圾已达1．8亿吨，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最后效益低、消耗大、污染甚：中国单位生产消耗为美国的2．2倍，英国的3．1倍。法国的5倍，日本的6倍。恶性肿瘤成为城市居民首要的死亡原因，平均死亡率127／10万人，大城市达135／10万人。在占全国煤炭资源贮藏总量70％的山西，因土法炼焦等落后的开发方式，使其成为全国最“脏”的省。
　　
　　三、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采取的措施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问题，美国观察所所长布朗先生从粮食，继而又从水资源和环境等问题上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我国本着对世界与历史负责的原则，立足于对土地的承载潜力的预测分析，有决心、有信心作出“中国人养活中国人”的回答。我们决不能把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必须并且只能作出这样的答案。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其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十四大又提出：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我国的人口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1989年我国重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明确提出要制定出正确的人口政策及相关的政策，采取各中有效的措施，坚持控制人口的增长。比如通过法律法规，限制早婚、多育；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改善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们提供代替多子女的社会保障形式，通过养老保险等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继续大力开发各种计划生育服务，不断增加该项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十几年来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降到2001年的6．95‰，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的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在有效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由1990年的68．6增长到2000年的71．4岁。
　　其二，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国民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如：2000年，我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率下降到5％以下，青壮年文盲比1990年减少了4100万人。专业门类齐全的职业、成人教育体系基本建成。2001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达1164万人，是1988年的2倍。从1989年到2001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培养了4500多万名毕业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加快，在校生72万人，比1985年增长11倍。高等教育从1989年到2001年，共培养了1200多万名本专科毕业生、30多万研究生。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科研实力增强，已成为知识创新的生力军；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应用方面以做出了突出贡献。1)~2001年为例，高校签订技术转让合同5540项、创办科技型企业1993家：同时，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高校实施了“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高校青年教师奖”、“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培养和吸收了一批高素质人才。为了更好的发展教育事业我国提出并推进依法治教，教育法制建设等措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国教育法制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在八十年代颁布《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的基础上，又相继制定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较为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形成，教育事业步入了依法执教的健康发展轨道。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和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2001年达到3．19％。近五年中，中央财政共约增加教育投入了700多亿元。
　　其三，在经济发展的结构性调整上，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人口资源优势，节约资源，减缓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达到生态经济适度人口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1997年――2000年，全国通过开发、整理和复垦增加耕地164万公顷，高于同期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实现了占补平衡。2001年3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次全部实现建设资金647亿元，全国共植树造林240075公顷，封山育林3200万公顷。人工造林速度、规模和成效继续居世界首位。加强了森林资源保护，实现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双增加。在25个省区市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坚持“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一两代赈”的政策，几年来取得了初步成效，已累计退耕还林101．3万公顷，荒山造林87．85万公顷，国家累计兑现粮食115亿千克，现金补助和苗资金不住19亿元。2000 2001年，去昂公实施97个天然草原恢复和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大为改善。现有草原围栏面积达到1500万公顷，每年约新增200万公顷。建立各种湿地保护区310处，保护面积4987万公顷，保护湿地1600万公顷。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通过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建立采矿权有偿转让制度等措施，促进矿产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乱采滥挖的现象初步得到控制。
　　由此说明，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
　　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重新重视并确实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懂得和谐则发展，不和谐则变异这一千古不变的真理，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那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即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一定能实现的。
　　[责任编辑：陈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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