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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二世“先军政治”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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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1786年在位),普鲁士国王,史称腓特烈大帝。他是18世纪中后期欧洲颇有影响的一位君主。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强盛起来并加剧了军国主义化。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雄才大略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其中,他所推行的“以军事优先为核心”的“先军政治”最为引人瞩目。本文的主要写作目的,正是希冀通过对国际关系史和欧洲近现代史的剖析和梳理,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些许初步的探微。
  [关键词]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先军政治
  [作者简介]王丽娟,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与教学
  刁 炜,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势力的干涉而获得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就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事出有因
  
  三十年战争之前,德意志境内还没有普鲁士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普鲁士王国,是靠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祖父在1700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为哈布斯堡皇室效劳,争得了皇帝敕封的“普鲁士国王”头衔后才由侯国升格至王国形成的。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周边分布着俄、瑞、奥、法等强邻,作为一个家底薄弱的小国,普鲁士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建国伊始,历代普王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174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在他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在二十多年间便由原先的8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10位,人口居第13位,但它的军队规模却名列全欧第4。
  纵观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17和18世纪是普鲁士迅速向外扩张的时期,夺取土地、人口和资源成为历代普王的首要任务,摆在弗里德里希面前最大的课题,同样是如何“结束德国分裂状态与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弗里德里希是位马背上的国王,他统治普鲁士46年。却有2/5的时间在战场上度过。据统计,他在位期间共发起组织或参与了五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这些战争前后跨度将近40年,1778年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是弗里德里希一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大战,那一年他已66岁高龄。
  
  二、苦练内功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德意志民族有一种复国兴邦的强烈愿望,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人眼里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被轻视的境遇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同样是这种精神,促使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只争朝夕的向外国学习先进事物,大力兴办教育。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国民义务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弗里德里希二世即位后。还召回流亡在外的德国学者,延聘外籍科学家来普任教,使柏林科学院的科研水平得以大幅提升。教育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为弗里德里希推行“先军政治”提供了人才保障。
  维持一支和国土大小不成比例的庞大军队,需要一笔极可观的经费。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末期,普鲁士军费约600万塔勒。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登基后,这一数字伴随着扩军行动很快激增至1300万塔勒。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源,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不遗余力的推行重商主义。由于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为普鲁士发展经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同时普鲁士也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其对英国的生铁出口1788年便已达11000多吨。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相继建立起三大区域性贸易公司,远洋贸易由此得到蓬勃发展。
  普鲁士的重商主义甚至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隔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期间,普鲁士新增人口240万,其中仅外国移民就占去1/4。很多移民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他们为普鲁士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最急需的资金和劳动力。虽然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但移民为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这使得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与高涨。
  从文化因素看,普鲁士王国的核心统治区――勃兰登堡,最初是作为军事采邑分封给萨克森王朝贵族军官的,黩武精神一直是当地领主的“传统”。而历史上普鲁士曾长期是德意志条顿骑士团的宗教拓殖地,数百年骑士思想的浸润,使得修士和武士精神已经融入普鲁士文化,并且成为其中的核心。这种心态也为普鲁士推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了文化基础。
  正是在这种有利的统治环境下,普鲁士专制王权依靠容克的支持而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同其他君主国骄奢淫逸、腐朽没落的贵族阶层相比,普鲁士的容克集团却充满了斗志与务实精神。正是依靠这样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大权在握的弗里德里希开始推行“先军政治”。
  
  三、整军经武
  
  “突出军事,强化军队”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先军政治”的核心内容,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贯彻这一方针的改革措施,其中尤以扩军最为引人瞩目。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欧洲军队,火器已成为主战装备,但冷兵器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兵力多寡依然是克敌制胜的关键。鉴于此,弗里德里希终其一生都在坚持不懈的扩充军队规模。普鲁士大的扩军行动主要有两回:首先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之间,即1748~1756年,这一时期普军总兵力由10万人增至15万人;第二次则是七年战争结束(1763年)后,兵力锐减的普鲁士军队再度扩充到20万之众,也正是在这一年,弗里德里希颁布了有关加强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学校法规》。
  普鲁士军队的迅速壮大,并未使弗里德里希冲昏头脑。他既追求兵力的庞大,同时也丝毫不放松对部队军事素质的严格要 求,弗里德里希要求军队具有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弗里德里希麾下的普鲁士军队,很快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后来评价说:弗里德里希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效仿它”。
  由于普鲁士军队的募兵性质、官兵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士兵逃亡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把“严明军纪”上升到“军魂”的高度。弗里德里希二世着重培养士兵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严厉的军法来控制整个军队。他在士卒面前始终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从不逃避艰苦和危险,一次战斗中他骑乘的马匹两度被击毙,但却依然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在火线指挥战斗。正因为有了这种巨大的个人感召力,当时的普军士兵都以绝对服从为荣。玩忽职守为耻,宁可战死也不临战脱逃。
  弗里德里希刚即位时,普鲁士军队的武器装备非但不能自给,而且还必须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为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弗里德里希大力扶持本国军事工业,对其免税并给予津贴,普鲁士军工生产因此连创佳绩。以炮兵为例,1740年普军装备有各式火炮273门,等到1786年弗里德里希去世时,这一数字已攀升至6224门。除数量增长外,普军的武器性能也有很大提高,仍以火炮为例,普军的新式12磅炮仅重375公斤,而旧式12磅炮则重达1600公斤。火炮重量减轻,部队机动性相应得到提高。
  弗里德里希的技术革新往往与战术改革和体制创新相配套。他在提高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同时,对步兵作战编队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弗里德里希高度重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并首创骑炮兵,通过让骑兵装备火炮实现了高度机动与强大火力的完美结合:他所设立的侍官总署与先前已存在的军需总监部一起,共同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制度的基础;除完善指挥体制外,弗里德里希二世还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真正确立了全民皆兵的国防动员体系:为保障战时庞大的物资供应,弗里德里希二世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补给的传统模式。而改之以新型的复合保障制度,使普军形成了一套严密高效、机动灵活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为弗里德里希频繁的王朝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
  
  四、风云激荡
  
  弗里德里希二世信奉“强权即公理”,通过他所推行的“先军政治”,普鲁士国力得到迅速提升,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普鲁士的异军突起,极大的改变了当时欧洲的政治版图,进而对近现代欧洲乃至世界的历史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首先是波兰被瓜分。作为东欧大国,17世纪时波兰已度过它的强盛期。国内民族矛盾和宗教纠纷十分尖锐,农奴制严重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权陷于瘫痪,国家四分五裂,正日益走向衰落。但同时它的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正好夹在俄普之间,是联结东西欧的门户。这一切都决定了波兰的命运:任人宰割。1772年俄普奥第一次瓜分波兰,此后在1793和1795年,俄普奥又两次瓜分波兰,最终使这个国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长达123年之久。瓜分波兰不仅令普鲁士获得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大量土地、人口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使其四大统治区域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央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同时还因为战略纵深扩大。普鲁士的国家安全态势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俄普奥瓜分波兰所构建的反动联合,成为它们后来反对欧洲革命运动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时采取共同政策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神圣同盟时代它们结成伙伴的一个历史渊源。另外,三国在瓜分波兰过程中所暴露出的尖锐矛盾,已经潜藏了它们日后关系恶化乃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因子――普奥的领土争端和双方对德意志领导权的争夺,预示着它们之间还将会有一场决定两国命运的大战:而俄国在领土扩张方面的咄咄逼人,也使得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将自己在中欧的主要敌人逐渐由奥地利转为俄罗斯,而这直接构成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远因。
  其次,弗里德里希发动的历次王朝战争,引发了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直接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大改组”――原本是敌对关系的法奥转化为盟国,而原来与法国有同盟关系的普鲁士转而与法国为敌,并同后者的对手英国结盟。这一轮欧洲大国间敌友关系的遽变,成为了1756~1763年“七年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七年战争”对国际关系影响十分深远――从此俄国势力扩及中欧并开始染指欧洲大国事务,普奥对德意志领导权的争夺正式拉开序幕,英法间争夺殖民地与海上霸权的斗争也逐渐进入白热化。七年战争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法国丧失大量海外属地,英国则扩张了海上霸权;二是普鲁士巩固了战果,俄国提升了国际地位,而奥地利却被削弱。第一个结果对后来的英法关系及其它们自身影响极大:一方面英国借七年战争鲸吞了大量外国殖民地,增强了国力;但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将七年战争中浩大的军费支出转嫁给北美殖民地,激起当地人民强烈反抗,最终导致了13年后(1776)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同时它的殖民扩张也埋下了欧洲各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联合反英的祸根。至于法国,从此它与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和维持欧洲均势问题上,互为最大最危险的对手,双方的这种紧张关系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几乎贯穿了整个19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发动的这场“七年战争”,为英法矛盾成为18、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奠定了基础。
  最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在深刻改变欧洲历史走向的同时,也给德国历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通过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已扩大近60%,人口也由300万增至500万:通过在各邦国间广泛征兵,弗里德里希使一盘散沙的德意志民族加强了内部联系,普鲁士军队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整合民族力量的纽带:通过建立军事化的政府管理与教育科学体制,弗里德里希为日后建立一个拥有高素质民众与廉洁高效国家机器的强大德国做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同时,弗里德里希二世所推行的开明专制和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顺应了时代潮流。普鲁士的迅速崛起,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基础。就这几点而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堪称德意志历史中进步的表现,而他本人也被西方史学界誉为“腓特烈大帝”。
  纵观普鲁士的非和平崛起模式,最突出的便是其毫无节制地挑战现存霸权和国际体系,以军事扩张来解决经济资源的短缺,以及在制度和文化因素中的扩张特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进而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给世界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与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先军政治”所给予我们的最大警示和启迪,也恰恰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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