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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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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赵尔丰;教育改革;西藏;近代
  [中图分类号] K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08)02-0011-07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赵尔丰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川边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在这场近代改革中,赵尔丰把兴学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传播了文明,取得了不少成绩。
  
  一、赵尔丰在川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社会背景
  
  元明以来,封建王朝对西北和西南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封授土司,以管辖地方。在曾经实行过土司制度的地区中,川边藏区是土司最集中的地区。清朝自乾嘉以来,以此地为“不毛之地”,极不重视对这里的开发与经营,致使川边藏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我国西南地区虎视眈眈,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在西藏发动第一次侵略战争后,获得了很多特权,企图利用川边土司割据而清朝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的局面,想逐步控制川边,突破清朝在反帝方面构筑的第二道防线,将整个西南地区纳入其实际掌控之下,并以此为突破口,实现侵略整个中国的目的。
  1904年,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远走蒙古,西藏地方政府部分官员擅自与英国订立“城下之盟”,西藏问题一时间突出出来,川边局势的严峻性也随之暴露出来,这就迫使清朝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西藏及川边问题。在西藏方面,清廷于1904年派唐绍仪与英国交涉,后又派张荫棠于1905年进藏“查办藏事”,拉开了西藏“新政”的序幕。在川边藏区,清政府按照“治藏必先安康”的战略,以1901年的“新政”思想,力求根本之策,采取积极措施,全力经营,谋求补救。于是令凤全移住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全权负责川滇藏区的边务。而西藏至青海一带,则命令西宁办事大臣延祉认真经营。但是,凤全在巴塘的措施触及到封建宗教主的既得利益,刚到巴塘四个月便被杀害。“凤全事件”使清朝中央政府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加紧治理川边藏区的紧迫性和严峻性。1905年2月,川边藏区的土司、僧人组织暴动,川省震动。总督锡良即派建昌道员赵尔丰率兵进剿。平定之后,赵尔丰被任命为善后督办、川滇边务大臣。于是,一场以“改土归流”而引发的包括文化教育改革在内的近代化改革在川边藏区拉开了序幕。
  “改土归流”以前,川边藏区的文化教育很少。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朝官吏为照顾在这里的汉族子弟读书学习,在巴塘办过一所义学,但极不正规。光绪三十年(1904),四川推行“教育新政”,粮员吴锡珍为广教化,办了一所官话学堂。1903年美国传教士浩格登在巴塘办了一所私立华西学校,汉藏英文皆读,教师大多来自内地,课程开设齐全,算是川边藏区近代教育之始。但是,大多数藏族儿童不能上学,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多数藏族上层子弟也只是从僧人、塾师处学习经卷及一些旧时知识与礼仪,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基本上是空白。
  
  二、为抵御外侮、稳固边疆服务的办学思路和办学措施
  
  “改土归流”后,由于藏民不懂汉文,汉人不通藏语,彼此交往一般靠“通人”(翻译)。但是,“通人”经常“传达讹错,致误事机,甚至有意颠倒,借端播弄番情,每至不洽,弊窦防不胜防”。(注:《四川教育官报》[Z],1907年第9册。)这显然不利于清政府对川边藏区的控制和各项改革的推行。所以,赵尔丰用武力压服川边的同时,认识到要想在“夷情犷悍”、“声教隅绝”的川边土司区,使“政令推行”长久,必须开导边民智识,使边民接受中央王朝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所谓正统文化。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首先需要兴学,使通文字,再宣谕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革除边地旧有习俗。通过易俗开化,达到“一道同风”、“书同文,车同轨”,使川边藏区最终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范围内,抵御外侮,稳固边疆。(注: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M],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2月,第168页。)所以,赵尔丰极为重视兴学一事,把“兴学破其愚”作为治理川藏边务的首要大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设立兴学管理机构――关外学务局 为使川边有一个统筹川边藏区学务的兴学机构,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赵尔丰为“输以文明”、“兼开民智”,奏请设立“关外学务局”,由吴嘉谟担任总办,负责筹拨学费、考察规划、采购图书仪器、聘请教员和派员劝学等事宜。为提高关外学务局的办事效率,赵尔丰提出:“关外情形与内地迥异,若仍依照各直隶公牍旧例,辗转拟详,徒稽时日,断难动合机宜。”因此,一切文牍统由关外学务局拟稿直接呈送赵尔丰核看,这样则“枢纽较灵,庶可省繁牍而归简捷”。(注:《筹设关外学务局折》[Z],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97页。)打箭炉为内地赴关外必经之地,赵尔丰令打箭炉厅府,凡是有关川边学务的物质运送、关外学员的接待,“均关紧要,亟应妥为筹划,以免阻滞”,指出“凡遇关外学务局购运图书、仪器到厅即予妥速运送出关。如有出入员绅经过亦即善为招待,毋得稍存诿卸。至于一切运费暨员绅川资大马,关外学务局自有专支,亦不准借端需索,致滋扰累”。(注:《四川教育官报》[Z],丁未第10册,公牍。)关外学务局设立后,立即派学员到巴塘、理塘、乡城、盐井、中渡、贡噶岭等地劝办学堂,并制定了《新订关外学务调查专章》,计划分路调查上述各地共310个村落的学务情况,凡有人居处,“均应遍历”。1909年初,从成都藏文学堂调派毕业生70余名,出关派充教员。
  2、多方筹集兴学所需之经费 关外学务局成立之初,赵尔丰就从边务经费内借拨银3万两,用作教育经费。后来,又两次向中央政府奏请增加拨款,添补3万两。在巴塘设立巡警学堂,又增年经费5千两。至1911年上半年,教育经费已核定为8万两。关外学务局平均每年需费用约5万两,但是由于教育经费无固定收入,随拨随支,而实际得到的款项不过2万两,经费支绌的情况经常出现。除政府拨款外,赵尔丰还想方设法以其他收入作为教育经费的补充。一是战争缴获物之变价。如1907年,赵尔丰剿办巴塘、定乡、稻城、贡噶岭等处,所获物资除投诚的发还外无人认领者,即变价处理,得银1万两,作为修建学务局和学堂的费用。1908年,又将各处铜器运至内地变价,得银23900两,先后发交成都、华阳两县的商号生息,作为补助关外学生衣、鞋、帽的费用。后又将另一批缴获物资变价得银20272两,于1909年发交打箭炉收存,分发河口、理塘、稻城、定乡等地修建学堂。(注:《将缴获匪物变价作为学堂经费片》[Z],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98页。)二是捐助的收入。当局规定:“凡地方有愿助产业兴学堂者”,都必须“转告地方官长旌奖以彰善念”。(注:《四川新订关外学务调查专章》[J],《教育杂志》第1年第9期,章程文牍,第23页。)1909年,赵尔丰专差送奏文到京,为井研县打箭炉厅职员吴其昌等捐资助学请奖。1910年,贡噶岭滇商施丹桂捐广布40匹,以做学生衣服之用,赵尔丰送“赞助文明”一匾作奖。同年,巴安某学堂女房主年逾六旬,无嗣,自愿捐赠学堂,赵尔丰奖“女界尊儒”一匾,并写白话告示宣传各村。1911年,察木多妇女四郎雍左捐茶10扛(合藏银260余元),作为学堂经费,赵尔丰授“巾帼达人”一匾。同年,某商民见学生穿着褴褛,捐藏洋800元,以做学生裤子之用,被授予“助学壮观”一匾。像这样捐资助学的例子还很多,反映了川边藏区人民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的渴望,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
  3、多方劝导民众子女入学 兴学之初,藏民对学堂茫然无知,对让子女入学堂学习也产生很多误解,所以一听到要设立学堂,就一起阻拦,或进行消极抵抗。针对这种情况,当局采取了半强迫的办法,凡是学龄儿童都必须入学,若不进校,罚其家长。但是由于长期受土司制度的影响,学龄儿童几乎都是文盲,当地人都视上学为负担,认为幼童上学是在当差或支乌拉,有的就将子弟藏到山寺、牧区,或向官吏递廪求免,或雇贫家子弟冒名顶替。
  为消除人民的疑虑,学堂教学从浅近入手,先教汉语官话及中国浅近文字,并优待学生。学生入学不缴学费,所有书籍、纸笔、墨砚等皆由学堂供给,并发给衣、裤、帽等汉式男女服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在学堂时免费供应饭食。凡学生皆免除其徭役,每学期考试成绩优秀者,另行奖励。赵尔丰还指示学务局,凡是小学毕业考试获第一名者,学生家庭免支“乌拉”差役三年,获第二名者免二年,获第三名者免一年,第四、五、六、七名给予物质和银牌奖励。由于上学不增加任何负担,还能得到许多便实惠,许多人消除了疑虑,都踊跃送子女上学。
  学务局在“办学之先”便“逐村调查”;学堂初步开办以后,又“逐校调查,以谋改良”。无论是荒崖、邃谷、牧场、帐房,凡有人居处“均应遍历”。调查以“演说劝导为先务”。(注:《四川新订关外学务调查专章》,《教育杂志》第1年第9期,章程文牍。)总办吴嘉谟本人广募翻译,督同劝学员奔走于冰天雪地之中。调查人员不辞辛苦,奔走在村寨之间,宣传办学好处,督促当地头人、官吏解决一些办学实际困难,对已开办的学堂,则抽查考试,测定教学水平及效果。他们所到之处,还广泛收集各方面情况,为广办学堂提供了依据。经多方劝导,数月之后,于巴塘、理塘两个有汉民的地方,先开办了数所学堂。为劝适龄儿童入学,赵尔丰还编写了兴学歌:“西方世界佛菩萨,孔教西来比天大。讲忠孝,开文化。不论蛮娃,不分喇嘛,人人都要入学堂,学官话,蓄了头发,讲究礼法,眼见四海成一家,再不当乌拉。”(注:《关外办学人员三年届满择优请奖折》[Z],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00页。)
  4、因地制宜,广办学校 边地人少地广,学校的分布亦势必分散,数量较多。关外学务局成立后,赵尔丰即令已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设学”,大致每“设置一县,即成立学校数处”。五六年间,在川边藏区,不仅兴起了新式教育,而且近代教育也有了很大发展。1908年,已设学堂30余所,男女学生1000余名。1909年,共建学堂60余所。据不完全统计,至1939年西康建省之时,赵尔丰、吴嘉谟先后建小学170余所。在巴塘建巡警学堂,在巴塘、康定设师范学堂,在雅江县设蚕桑学校,在邓科县设游牧改良所,学生人数从1907年的60人增加到9000余人。(注:《筹设关外学务局折》,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97页。)学校教师以内地招聘为主,亦请当地识汉语的人士充任。
  5、兴办各类教育 赵尔丰川边兴学的形式和内容涵盖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普通教育:赵尔丰令治内各州县于1908秋开办初等小学堂和官话学堂各1所,讲授修身、讲经、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体操等科目,课本及讲授皆用汉语。仅1908年一年,就在川边藏区设学堂30余所,男女学生1000余名,大多是初等小学堂,巴塘、理塘、河口、定乡等地设立了高等小学堂。二是师范教育:为解决川边藏区兴学师资短缺的问题,赵尔丰先后在巴塘、康定等地兴办了师范学堂,按速成师范、简易师范规制培养师资,教师多从内地聘请。1906年12月,赵尔丰开办了成都藏文学堂,为川边培养了大量的办学师资。1911年,吴嘉谟在打箭炉开办了关外师范传习所,召集川省藏文毕业生及炉厅附近通藏语而兼识国文的人入学讲习,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了一批师资。三是实业教育:赵尔丰在兴办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同时,还因地制宜,创办实业教育。为改良和推广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赵尔丰聘请了日本农技师池田、小岛两人到川边藏区指导垦务;在邓科、石渠、乡城等地成立了“农事试验场”、“农牧研究会”,选送藏族学徒学习各种农作物种植技术。关外学务局还分别在邓科和河口设立了“牧学堂”和“蚕桑学堂”。1908年,赵尔丰拨银24000两开办了巴塘制革厂,先是选派30名藏族青年到成都学习制革技术,然后再到制革厂上工。此外,还专门开设了“陶艺培训班”,聘请藏族陶工泽日大吉讲授制陶技术,招收附近官话学堂中的贫家子弟,一面学文化、一面学制陶,六个月为一期,实习两个月。川边藏区矿藏丰富,宣统元年(1909),赵尔丰开办德格金厂,随后又在同普开办铜矿铜厂,在宁静和察隅开办银行和硫磺矿等,在开矿之前,都要先招收附近藏民学习采矿技术,学得技术后,再行上工。(注:李绍先:《赵尔丰与川边藏区近代教育之兴起》[J],《文史杂志》2003年第3期,第58―60页。)四是其他教育:赵尔丰在对川边藏区的社会改革和兴学实践中,既注意革除被认为是藏区陋俗的习惯,也非常尊重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比如赵尔丰在巴塘开办僧人学堂,令青少年僧人一律留发,研习佛教经典,半日读书,半日学习技艺,使其各有所长,以便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在康定创办藏语专科学堂,选拔藏汉学士入学深造。1908年,赵尔丰还在巴塘筹设巡警学堂,学制三年,选派委员充任教习,仿照内地巡警学校开课。
  6、奖励边学教师 川边兴学之初,条件十分艰苦,饮食不便,冰天雪地,所以“非素具有热心,不辞劳瘁者,不能胜任”。加上经费缺乏,薪资不厚,造成“未来者观望不前,已来者纷纷求去”的状况。(注: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年,第172页。)针对这种情况,1910年8月,赵尔丰上奏朝廷,请奖励边学人员:
  “窃臣于光绪三十三年奏设关外学务局,即于巴塘、理塘两地有汉民之处,先设学堂数所,令塘民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给以衣服,优以礼貌,联以情谊……兴学之初,显著成效……查办理学务人员,迄今已满三年,而化梗顽为良善,成绩优著,不无微劳……兹择其办学勤能,已满三年者数十名,奏请给奖。”(注:《关外办学人员嗣后如确有成效不以三年定限随时奏请给奖片》[Z],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99页。)总办吴嘉谟赏加三品衔,局员张卜冲赏以通判归部选用,教习李亭、杨赞、吕秀生、魏仲余、廖明扬等分别给奖,“以示鼓励,而资观感”。
  这些人员办学十分尽职,如总办吴嘉谟“不以蛮地瘠苦,热心毅力,选委员,延教习,购堂器,欣然出关”。当时由于边民智识未开,皆不愿就学,吴嘉谟便“督同劝学员等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周历遐荒,多方劝导”,因而教育发展很快。
  7、兴建图书馆,广求各类书籍 为官多年且深受“新政教育”思想影响的赵尔丰,深知图书馆是学校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于是在巴塘兴建图书馆,呼吁全国支援,向社会各界广求各类书籍。“先后得到捐赠各类书籍达三万七千余函,其中有唐宋画普殿版画图书集成及其它稀世珍本”。(注:曾国庆:《清代藏史研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8、设立印刷局,编印教材 赵尔丰在巴塘设立印刷局,从内地购进两部印刷机,招募内地工匠,翻印了大批教科书。又从成都聘来专门人才,编辑官话课本,全用乡土教材,分官话、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唱歌等科目。同时,又招内地雕匠教授,用年龄较长藏族学生精制梨板,雕刻大字书本及习红字帖,附刊藏文,写读两用。
  
  三、在川边藏区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取得的成绩
  
  赵尔丰认为在川边藏区“办学教导之力,实觉内地十倍其难”。但由于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1908年,办学区域还仅限于边务大臣管辖的四个区,即巴塘(中区)、理塘(东区)、乡城(南区)、盐井(西区)。校舍均暂借庙宇、寺院及叛民充公的官舍改用。办学形式主要分官话学堂和初等小学堂。每个学堂一般都仅有一个教员,学生从十几到四十几不等,规模不大。随着川滇边务大臣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兴学区域也逐步扩大,到1910年,已划分为八个区,即中区(巴塘、德荣)、南区(定乡、稻城)、西区(乍丫、察木多、贡县)、西二区(盐井、江卡)、北区(白玉、武成、同普)、北二区(德格、邓柯、石渠、甘孜)、东区(理塘、河口)、东二区(打箭炉)。1907年,关外学务局设立之初,川边藏区仅巴塘一地有学校二所。赵尔丰设立关外学务局之后,采取了种种行之有效的举措,因而各级各类学校大量出现。
  总之,川边教育昌盛一时,新式教育空前发展,被誉为“教育之黄金时代”。以巴塘为例,该县不足500户,各类小学就有40余所,学生千余人,而且“体操、国文、算术试验大有可观”。巴塘还拥有川边藏区唯一的图书馆;赵尔丰通过各省支援,收藏汉各种图书37000余函,成了川边藏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川边新式学堂从1907年开始初设,到1911年清王朝覆亡的五年时间里,有了很大发展。
  
  四、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改革后,教育等各方面都具有了近代化的因素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兴学,对川边藏区和西藏的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很大冲击,打破了寺院对教育的垄断,给川边封建传统文化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推动了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具体来讲,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教育形式发生了变化。在赵尔丰“改土归流”、推行新政前,川边藏区人民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从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上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同时,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封建农奴制社会规范的束缚。僧侣仍崇尚佛教经典的学习,寺院教育仍然是主要的教育形式,寺院是教育的主要场所。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推行新政中进行近代教育改革,在川边藏区创建了许多新式学堂,课堂的范围扩大了, 参加者也增多了,还兴建了图书馆,设立了印刷局,突破了单纯的寺院教育形式,为川边藏区的教育注入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气息。
  二是教育目的发生了变化。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推行新政以前,川边藏区仅限于寺院僧侣研习传统文化,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民众接受教育者很少,即便有,也只是为了生活需要。英国侵略西藏的战争爆发后, 如何对抗侵略者、从侵略者的魔爪下保全生命财产成为第一要务,赵尔丰在川边兴学的目的就是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巩固祖国的西南边防,教育目的从“为生活”转变成了“为抵抗侵略”。
  三是教育内容发生了变化。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佛教经典教育和读写算及伦理道德教育。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推行新政中进行教育改革时,把科技、语言、军事和历史内容作为学校开设的主要课程。科技内容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以便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语言内容的教育是为了使川边藏区的民众了解清朝中央政府的文诰内容,以便更好地执行清中央政府的政策;军事内容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军事知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教育是为了强化川边藏区民众对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识,增强祖国观念。
  四是受教育者的阵营发生了变化。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推行新政以前, 由于佛教寺院教育和读写算及伦理道德教育的性质所决定,担任教育主角的是僧侣和贵族、头人,广大民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普通民众成为抵抗侵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为了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作战能力,普通民众也成为了教育的主角。
  上述四点说明:1906年,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推行新政后,存在于川边藏区教育的形式、目的、内容、阵营等方面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般教育转化成了为抵抗侵略的教育。当时,这种变化虽然不是在西藏整个范围内同时表现出来的,但却是围绕当时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个矛盾焦点而发生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暂时的昙花一现, 其后张荫棠、联豫按照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在西藏推行新政,进一步推动了西藏的近代教育改革。
  笔者把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推行新政时进行的教育改革作为西藏近代教育的开端,有人可能会说:“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推行新政是在川边藏区,跟西藏没有关系,所以不能把赵尔丰1906年的教育改革作为西藏近代教育改革的起点。”然而笔者之所以把赵尔丰作为西藏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除上述几点考虑外,还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区域中包括现在西藏昌都的大部分地方,而且在当时这些地方是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根据四川总督锡良、成都将军绰哈布给清廷所上奏折中之叙述,从“打箭炉西至巴塘、贡噶岭,北至霍耳、五家,纵横各数千里”的区域“如隶属于川”(注: 《川督锡良等奏请设川滇边务大臣驻巴练兵电》[Z ],吴丰培:《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44页。)等语可知,川滇边务大臣所管辖的区域,含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大部分。直至宣统三年(1911)春,才划乍丫(今西藏自治区察雅县)、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县)、类伍齐(今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八宿(今西藏自治区八宿县)、边坝(今西藏自治区边坝县)、江卡(今西藏自治区芒康县)、贡觉(今西藏自治区贡觉县)、桑昂曲宗(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硕般多(今西藏自治区洛隆县境内)等地,以往属于新设立的四川省登科府(相当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治所在今四川省石渠县境内)。(注: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347―349页。)既然赵尔丰推行“改土归流”、实行新政的范围包括现在西藏昌都大部分地区,西藏近代教育改革就自然应该从赵尔丰开始。
  第二,赵尔丰从1905年任炉边善后督办起,便在巴塘、乡城等川边地区着手进行了包括兴办教育等内容在内的“改土归流”,推行新政。同时赵尔丰的近代教育改革是根据清朝中央政府在全国推行的“新政教育”统一部署而开展的,是清末“新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以兴办学校等为主要内容的西藏近代教育改革是由赵尔丰首倡并率先实施的。
  第三,1908年,赵尔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时,清朝中央政府就颁旨让其进藏后及时规划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使对西藏的治理“日益修明”。包括兴学在内的经边六事主张是赵尔丰提出来的,也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并要求赵尔丰在西藏予以实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赵尔丰开了西藏近代教育改革之先河。
  第四,赵尔丰提出的兴学主张以及在川边的教育改革,直接影响到张荫棠和联豫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推行的近代教育改革,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五、赵尔丰在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行的近代教育改革,就当时而言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项功泽后世的事业,却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和赵尔丰的被杀而“人亡政息”。赵尔丰推行的近代教育改革之所以没能继续下去,固然跟辛亥革命有关,但就教育改革本身而言,在其推行教育改革、厉行各项改革措施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第一,川边藏区长期处于土司割据状态,赵尔丰在该地区兴办教育,普及文化知识,动摇了川边藏区宗教寺庙统治百姓意识形态的局面,也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但是,土司和头人是当地的“土皇帝”,长期以来,他们靠着世袭的职衔,依靠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欺压普通民众。那种与维持现有状态的愿望相联系的保守性使“土司”们不愿意让人民接受先进文化知识,因为这会对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构成威胁,也会危及到土司和头人的利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种教育改革遭到了大多数土司头人的反对、阻挠甚至破坏。
  第二,在“改土归流”中,赵尔丰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征剿抗顽不遵者,同时抚慰“虔心向化”者,采取“顺则抚之,逆则讨之”的政策,对合作的土司、僧人或缴其印信,或授以管理地方的权利。所以,在改土归流区所实施的近代教育改革仍然是由这些昔日的土司、头人去督施,那些对人民有利的教育改革措施很难真正深入到普通民众之中,百姓仍是与土司近而与官府远,这大大削弱了教育改革措施的实施力度。
  第三,兴办教育需要大量的经费,但是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教育改革时,清朝中央政府已是“国库支绌”,财政危机严重,关外学务局平均每年需费用约5万两,而实际得款不过2万两。川边藏区经济落后,再加上没有清朝中央政府财力上的支持,所以赵尔丰办学堂、启民智只是在巴塘一带取得明显成效,很多地方只是规划和设想而已,没有财力支持,根本无法实施。
  第四,赵尔丰以纳捐出身而至尚书崇衔,虽性刚正廉明、能耐劳苦,但“言语戆直,重干部怒”。(注:《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Z],第714―717页。)这种性格再加上他坚持以武力来解决边、藏,尤其是西藏问题的主张,使他在中枢各部得“性操切”,喜“孟浪从事”的名声,(注: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年,第186页。)这个名声及他留给中枢的印象,使他在川边推行的教育改革计划在朝中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阻挠,使教育改革因缺少大臣和财力的支持而经常出现经费支绌的情况而不能顺利进行。
  第五,从1905年到1911年,赵尔丰经营川边前后达七年之久,但是由于川边藏区以高原为主,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低下,运粮饷困难。同时,“改土归流”涉及的范围广,且遇到很大阻力,所以,对那些兴办的学堂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经营、巩固。
  第六,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行的近代教育改革,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但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而辛亥革命的兴起,又彻底断送了他强基固本的机会。所以,一场泽被后世的近代教育改革却以人亡政息而结束,也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六、赵尔丰在川边藏区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历史作用
  
  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兴学,不仅在边地传播了文化知识,开发了民智,而且打破了川边藏区的长期封闭状态,开一代文明新风,成效显著。
  第一,学堂的开办,给闭塞的川边传入一些近代信息,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智力、培育了新风。1911年4月,赵尔丰奏称“关外巴塘一隅,男女学生四百余名,体操、国文、算术试验成绩大有可观。初等小学堂学生皆能演绎白话,解释字义,骤然变野蛮而归文化,是皆办学各员及教习等善于训导,成效昭著”。(注:《宣统政纪》[Z]卷50,第36―37页。)
  第二,赵尔丰在川边兴学,从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川边地区宗教寺庙统治百姓意识形态的局面,使先进文化形态渐入川边藏区,同时,也使汉地儒家文化进入藏区,促进了汉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汉藏人民之间的交往,增进了汉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密切了清朝中央政府与川边藏区的联系,增强了清政府在川边藏区的统治效力,粉碎了英国企图由缅甸侵入边、藏,以实现其“打通印、缅,穿插藏地”的阴谋,巩固了我国西南边防,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兴学运动不仅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近代教育的兴起,而且对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责任编辑 黄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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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赵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博士。(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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