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夏时制的几次“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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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早上本来是准备好好睡上一觉的。
　　这是旅行法国的最后一天，行程是从科尔纳到巴黎转机。晚餐时导游说了：明天早上还是八点半出发，不过明天开始不是夏时制，改回正常时间，所以能比平时多睡一个小时。谁知第二天早上在迷迷糊糊之中被电话闹醒了，说是赶快起床，记错了日子，改夏时制是明天!
　　刚一到法国就觉得哪儿不对，不光是时差。我们被提醒把表拨快6小时，我算来算去巴黎应该是在东1 区，比北京时间快7小时，在我脑子里的欧洲地图上，巴黎和伦敦在经度上相差无几，怎么也不会差出两个时区呀。转瞬之间我们就明白了，原来10月下旬法国是实行夏时制。
　　整个欧洲都在实行夏时制，大概人们都习惯了，没听到以此为话题的。直到上了飞机，在《欧洲时报》的角落上看到一条消息，标题是“法国本周末进入冬时制”，知道了这事在这里也还是个事。
　　算起来我们和夏时制暌违已经16年了。1986年至1991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6年夏时制，从每年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凌晨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夏令时)。1986年我正在报社做记者，曾认真地为此写过一篇报道。当时的资料表明，实行夏时制全国一年可以节约7.54亿度电，占当时全国照明电量的8％。
　　178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任美国驻法大使的时候曾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法国人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的阳光，建议法国人早睡早起，每年可以节约6400万磅蜡烛。富兰克林这家伙头衔太多，包括“18世纪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并有避雷针、新式路灯等一系列发明创造。不过夏时制的“发明思想”也该归他。
　　人们很少说起的是，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夏时制的国家之一。之所以是“之一”，是因为德国是真正的“最早”――1916年。1918年，美国也实行了一年，第二年取消。然后中国在1919年也实行过夏时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说的就是这个事。那一次实行显然和五四运动前后的西风东渐有关系，不过也仅仅弄了一年。再70年以后，又一次实行，也仅6年。
　　反对夏时制的有种种道理，一是说中国地跨5个时区，夏时制仅仅对东北、华北地区有效；一是说夏时制违反人的正常生理节奏，因干部不适应夏时制，“提前”上班反而影响工作效率，再是说频繁改时对民航、铁路十分不便。我看这些道理都有些勉强，按一说俄罗斯是最不可实行夏时制的了，因为他们地跨9个时区，然而事实上他们实行过，停过，然后从1981年开始一直实行至今。与中国同纬度的美国比较有趣，在那里是否实行夏时制由各州自己决定，结果在全部54个州里只有四五个没实行。目前，在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国里，有110个实行夏时制，这倒让人想起葛优的那句广告来：“我――相信群众!”
　　目前没有实行夏时制的大多是在低纬度地区的一些国家。这个道理是地理位置决定了的，因为低纬度地区在冬、夏令时期的阳光照射时间不像高纬度地区差别那么大。除了纬度原因，能源的紧缺程度也会对夏时制的实行与否带来影响。比例上，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实行夏时制的比例高，比如同在低纬度地区，中美洲国家就大多实行了夏时制。而且，是否实行夏时制，在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实行――停止――实行的认识过程。
　　这就要说到我和夏时制的另一次“交手”了：1993年，我做《中国青年报・社会周刊》主编的时候，在4月1号组织编排了一块“愚人节”专版。我的本意是想在“愚人节”里幽默一把，那个版的头条是“博士可生第二胎”，另外还有“济南铺设啤酒管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纪婴儿”、“前门楼子卖了”等等虚构的报道，其中还有一篇就是“恢复实行夏时制”。当年的结局是，我因为“办报思想不端正，干扰了各级组织的正常工作”，遭到行政记大过以及降职处分!
　　有一支歌是怎么唱的来着?“唉哟妈妈，你可不要为我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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