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创新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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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主题、方法与话语体系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创新的三个重要维度。主题创新的关键是问题意识觉醒，主要是紧扣时代脉动，从时代问题中进行创新；回归经典，从经典阐释中进行创新；回应时代挑战，在应对挑战中进行创新。方法创新的关键是方法论自觉，主要是基于对象性质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从路径依赖到方法论自觉，从诠释走向建构。话语体系创新的关键是话语自觉意识增强，主要是话语表达从教条主义、权威论和独断论走向开放、包容和多元，话语形态在政治形态、学术形态和大众形态相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话语建构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学术话语体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主题，方法，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2-0024-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史重要的研究方向。因此，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精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积累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图景和研究面貌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就研究主题而言，基本实现了问题域的拓展与转换；就研究方法而论，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取向和个性化的研究风格；就研究话语而言，初步具有了话语自觉意识和话语创新意识。构建当代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是学者的光荣使命。基于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进行清理与总结、反思与前瞻，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主题创新：问题意识觉醒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实践前进的脉动，也是学术研究的指示器和催化剂。21世纪，面对当前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性，重新研读马克思的思想，发掘其哲学理论中的本真精神与本质力量就成为新的时代需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达到我国实践发展所要求的理论水平。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加倍努力。当前，关键是厘清我国现代化的生活基础与哲学基础。
　　（一）紧扣时代脉动，从时代问题中进行创新。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时代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先后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生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典与现实”等主题，这些主题既反映了学术与思想的逻辑，也折射了现实与实践的逻辑，同时还体现了学术思想与现实实践的紧密互动。不可否认，在学术竞争成为新常态的时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从研究主题看，有主体性哲学、人学、生存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交往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从研究范式看，有“回到马克思”“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等；从哲学形态建构看，有“实践唯物主义”“类哲学”“人学”“生活哲学”等。可见，就研究主题而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实现了问题域的拓展与转换，其实质是从经典文本解读逐渐走向其与现实逻辑的互动。
　　从历史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体经历了“革命何以可能”“解放何以可能”和“正义何以可能”等主题，这些研究主题大体上与“时代问题”是内在契合的。概括起来，19世纪中叶马克思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主要是“资本奴役劳动控制社会”，结果必然导致“与财富的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的增加”和“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与大规模的贫困并存”。当时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因此，马克思得出“必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时代，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社会心理”。这一时期哲学的主题就是“革命何以可能”。20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主要是解放，必然导致“人的解放”的出场。无论是政治解放，还是社会解放，乃至人类解放，均是马克思追寻“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努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时代问题主要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即“正义何以可能”。其实，正义绝非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样也可以有正义理论。在当代我国语境中，马克思正义的理论形式主要是批判，其主旨在于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正义的实践形式主要是革新，其主旨在于改变世界。在这两方面，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且应该做。
　　（二）回归经典，从经典阐释中进行创新。回归经典是学术研究之正路。回归经典的要义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不能断章取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资本奴役劳动控制社会”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人类始终未能走出资本逻辑统治的时代，这就内在决定了在理论上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开拓的“问题域”之中。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苏联教科书体系进行批判与反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在学术对话与思想争鸣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构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方向。在新的历史境遇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从‘现实问题’出发然后到文本中寻章摘句地进行‘选择性引用’或‘选择性阐发’，也不能简单借用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更不能盲目追随‘热点’或‘热潮’随风起舞或随波逐流 〔1 〕，而是要结合当代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研究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理解，首先需要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果在哲学史上只是简单地罗列某一哲学家是什么论者，而不加以详细说明和严密论证，往往会造成误解而不是理解。为了避免这一后果，就必须既要注重经典问题逻辑，又要注重现实问题逻辑。 　　（三）回应时代挑战，在应对挑战中进行创新。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在坚持辩证法的基本前提下，努力探索主体性问题、人的问题、实践问题、主客体关系问题、价值问题、文化问题，其中虽有失误与偏颇，但总体上体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上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的努力，力图深化和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以此回应资本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定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而不能故步自封。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关注人民的命运，人民才会真心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满足时代实践的需要，时代实践才会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生命，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结论和方向。
　　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和创新？笔者认为，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三个问题域：第一，空间问题。重点研究资本全球化与空间正义问题、全球力量转移与国际秩序重构问题、城市与空间问题等。第二，规范问题。重点研究社会规律与社会规范关系问题、社会规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公正”问题等。第三，范式问题。重点研究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的关系、不同范式之间的比较、交流与借鉴等问题。我们一直强调哲学范式转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对于哲学研究而言，重要的不仅在于“研究什么”，更在于“如何研究”，前者涉及研究主题，后者涉及研究方法。
　　二、方法创新：方法论自觉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对象性质决定方法选择，而方法选择又影响研究结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取向和个性化的研究风格，初步具有方法论自觉意识。
　　（一）基于对象性质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方法取决于问题的本性。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因此，学术研究应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真正的学者应秉承“知识创造价值、学术服务社会”的理念，通过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促进社会的进步。作为学者我们应追问：我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思想和价值观的准备？如果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那么问题则是时代的声音，“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的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2 〕 203。方法对于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首先需要基于对象性质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避免研究方法的趋同与单一。
　　当代我国如何掌握“思想的力量”？恐怕这需要加强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研究，激发社会创新与创造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是文本研究和现实观照的统一。然而当前学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文本意识的缺失，表现为引证材料的陈旧和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另一种则是文本中心主义倾向，片面认定文本的研究更具有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应该说，重视文本研究实际上是对原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浮躁学风的一种矫正，在此意义上说，应该肯定其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那种“言必称文本”和“碎片化研究”的弊端理应克服。解释学揭示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且随着解释语境的变化处于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因此，在方法论上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真正的学者始终应具有方法论反思和自觉意识，不断找寻最适合研究对象性质的研究方法。
　　（二）从路径依赖到方法论自觉。21世纪，在理论研究日益呈现为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两种方向和路径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实现学术和智库两个向度的统一。如今，跨学科研究和协同创新体现了当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同时也对研究者的方法论自觉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可否认，方法论相对落后和“路径依赖”已成为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方面。一些人习惯于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一些人习惯于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对方法论创新显得认识不足和动力不足，对于新方法不想用、不会用、不愿用。我们检视今日的哲学论著，不难发现存在着同质化倾向。扬弃研究与表述的同质化，从路径依赖到方法论自觉是一个重要切入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不仅有常用的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而且还有归纳演绎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等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适合的要保留，不适合的要抛弃。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没有最好的研究方法，只有最适合的研究方法。
　　（三）方法从诠释走向建构。伴随着我国愈益走向世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要愈益从诠释走向建构。如果说过去我们还能够紧紧运用注经解经的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那么在21世纪，恐怕主要的是进行理论建构。这不仅需要方法论的创新，更需要我们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如果仅仅囿于马克思本人根据自己时代情况直接提出的那些问题，就是马克思在场，而我们则不在场” 〔4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就必须面向“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话语体系创新：话语自觉意识增强
　　全球视野下话语体系建构与话语权研究，源于对权力、话语和话语权的交叉研究。这种交叉研究的动因，在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初步具有了话语自觉意识和话语创新意识，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开放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和“对话的哲学”。
　　（一）话语表达从教条主义、权威论和独断论走向开放、包容和多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典的话语是：物质、运动、实践、真理、价值、普遍联系、永恒发展、三大规律、五对范畴、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价值观等。如果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大的进步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和物质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四大块”。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视改革、发展、稳定、权利、平等、创新、公正、能力、和谐、法治等建设哲学的概念。从学术史看，哲学学术话语的核心是理论创新与思想创造。新时期我国的哲学研究要以哲学方式密切关注我国问题，要回归“面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哲学本质，关键是建构面向我国问题的哲学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就是以哲学方式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这种对现实的关切本质上正是对问题的关切。所谓“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既是要善于运用哲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来分析哲学层面的我国重大现实问题，又要在分析和解决我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关键是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建构我国话语体系和提升我国话语权。对于学者而言，思想就是其精神的外化、生命的延展。因此，真正的学者应该推动思想增量与思想创新，而不是因循守旧和自说自话。在多元化时代，思想创新不是权威化和独断化，而必然是宽容主义和包容主义。
　　（二）话语形态在政治形态、学术形态和大众形态相统一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当下我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哲学领域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教科书改革，其领军人物系吉林大学的高清海教授。他认为，哲学的“历史本身就经历了从本体论走向认识论，又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走向人本学的这一前进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从造成对立世界的根源中，发现了把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 〔3 〕2-5。基于此，高清海认为传统的“苏联教科书”既没有真正体现出马克思思想的变革，也没能根据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往前走”，而是退回到了“本体论哲学和素朴实在论理论”。客观地说，高清海提出的“主体意识之高扬”和“谋求哲学范式之转换”两大主题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理论语境下是振聋发聩的，这实际上开启了此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省反思与体系重建的先河。
　　我国要走向世界，必须彰显话语自信。当前，面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场域中的话语权式微，在公共领域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弱，对现实的关怀也越来越少，以致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的疑问。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集中地表现在自我放逐与哲学贫困这两个方面；而究其根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意识的淡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囿于学院和书斋，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进行自言自语、自命不凡、自娱自乐式的哲学研究。显然，这样的哲学被时代、实践和大众“边缘化”是必然的。当前我国社会处于整体性结构转型关键期，此时中国道路与中国实践提出了大量问题，这给我国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提供了新契机。笔者认为，在政治形态、学术形态、大众形态相统一中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主攻方向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像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所展望的那样，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逐渐转变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的“生产领域”，进而领航我国社会发展方向。在此意义上，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任重而道远。
　　（三）话语建构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交融、话语冲突和话语交锋成为新常态，如何将我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成为现实课题。在全球视野下，随着我国硬实力已迈上新台阶，我国的软实力水平仍难与其硬实力匹配，作为软实力重要内容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仍被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主导。因此，谋求我国话语体系建构和我国话语权提升已成为紧迫的战略需求。以西方方法论为基础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由于与我国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此不能精准反映我国本身的现实境况。反思一些学者盲目照搬西方的话语、概念和理论逻辑来分析我国问题，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西方理论主要是西方学者针对西方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固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可否认具有历史、文化、地域和实践的局限性。尤其是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本质上是西方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强势表达，对于非西方而言具有一定的话语霸权和话语宰制。因此，发展21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对“西方理论”的依赖。
　　学术研究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活动，学术创新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学术研究水平，深层次地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我国要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总的说来，在全球知识生产链条中，我国依然处于知识链的中低端。有学者提出重新理解“物质生产”，有学者提出从“参与者”和“观察者”两个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学者提出直面“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这些都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积极努力。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政治语境、学术语境和大众语境三个方面，其核心是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理论。当然，我国话语体系建构不是要搞“文明冲突”，而是要促进“文明对话”。我国不谋求话语霸权，而是真诚追求合作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根本目的是增强我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文明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话语体系建构要具有哲学高度，只有如此才能既“坚定自信”又“以理服人”。首先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实践（中国道路）部分已经超出西方理论的解释限域，因此需要自觉建构“中国理论”。当然，“中国理论”并不是与“西方理论”直接对立的，也需要借鉴“西方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在全球视野中，我国话语体系建构与话语权确立的主要标志是：我国不仅是全球规则与规范的追随者、使用者和遵守者，而且要成为全球规则与规范的制定者、倡导者和主导者。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直面社会现实。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资本愈加集中，而工人阶级则日趋分散，这不仅表现在地域上的分散，而且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在专业上也日益离散，最致命的恐怕还是心理和精神的离散，其结果是“社会团结”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无产者所具备的一个比较优势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科学理论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只是一群“乌合之众”。21世纪，如何在“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及“问题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问题”的张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张艳涛.思想史语境中的《资本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苏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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