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9世纪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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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6至19世纪，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思想界关于统治秩序和统治体制变革诸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从时间上看，日本思想精英率先对幕藩体制提出质疑，并围绕“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而同时期的中国其“政体改革”声音则较微弱，两国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在体制变革路向的问题上，日本的“政体变易”思想并非简单模仿西方“民主体制”，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其实质是从纯粹的封建国家体制向封建主义的最后政治形态专制王制的转变。而同时期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则启动较晚，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亚洲首个共和国。中日两国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不同趋向的演进，对中日两国近代国家体制的形成及现代化的不同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统治体制；变革；比较研究
　　
　　19世纪下半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咄咄逼人的挑战，中日两国基于对自身传统的把握及对西方挑战性质的理解，做出了各具特色的回应。在这些回应措施中，最具核心意义的应是两国政治思想精英对本国“统治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从时间上看，如果将1853年柏利来航的“黑船事件”作为西方大规模侵略日本的开端，那么统治日本长达260年的德川幕府则在此后短短的15年时间里便宣告崩溃。面对来自外部世界强大的“外压”，日本迅速地完成了“国家政治统治体制”的转换。笔者认为，这种迅捷的政体“转换意识”正是日本得以摆脱民族危机，成功地率先完成现代化的深层原因之一。从表面上看，这种“体制转换”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并完成的。但如果我们打开视界，将时段拉长，便会发现：早在明治维新前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日本思想界已就“体制转换”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探讨，直接为19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倒幕维新的体制转换政治实践提供了思想准备。而同时期的清王朝虽然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迅速走向衰败，但因其对西人东来后世界变局缺乏足够的理解认识，故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思想界才出现了微弱的“政体改革”的声音。甲午惨败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早期维新思想才转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改革运动。相比之下，两国的政治体制转换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
　　中日两国不仅在“统治体制”转换的时间上存在不同，而且在体制变革的路向上亦存在巨大差异。在19世纪下半叶日本迅捷的政治体制转换过程中，其“政体变易”思想并没有直接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为目标，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将自身的生存放在第一位。“日本领导人还没有想要创建一种民主制度的任何愿望。不同于20世纪的所谓‘现代化’国家，他们并不把民主看成是一种吸引人的思想，也不认为有必要试图创建一种民主制度。他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能够对付西方军事和经济威胁的、中央集权制的日本”。因此，在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列岛上最为盛行的思想不是“民主宪政”思想，而是尊王攘夷论。当时日本的社会精英虽然已模糊地意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合理性，但却没有人以此为蓝本对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进行改造，而是采取了“王政复古”的方式，建立了以天皇绝对主义为特征的政权。而中国的统治体制变革思想及运动虽然启动较晚，但一旦发生，却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发展态势。尤其在19世纪末叶温和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后，迅速出现了革命风潮，最终在1912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日两国前现代和现代早期思想精英关于“统治体制”变革思想的比较研究，进一步理解两国19世纪下半叶政治制度变革的深层逻辑，对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做出进一步的解说。
　　
　　一、寻求“秩序”：17世纪中日思想界对“统治体制”的反思
　　
　　17世纪上半叶，是东亚历史上王朝剧烈更迭的时代。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打败丰臣氏，掌握全国大权，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40多年后，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建立了清王朝的统治。以王朝更迭为背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思想精英围绕着“政治统治”形式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出现了以强化政治统治秩序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潮。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儒法并用”，试图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而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面对明亡的教训和清初封建君主专制极端化的倾向，开始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发起了空前激烈的抨击和总清算，成为东亚世界步入近代前夜思想界最值得关注的重大思想现象。而在同时期的日本列岛，德川家康建立德川幕府之后，则在深刻反思战国时代“下克上”风气的基础上，大力推崇朱子学，试图以朱子学的“自然秩序”原理，营造新的统治秩序。
　　(一)明清之际中国的“统治秩序论”
　　在追求“秩序”的问题上，清朝统治者吸取了汉族统治阶级传统的统治经验，“儒法兼用”，试图迅速结束动荡，重建秩序。而明清之际，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思想精英，则愤于明亡，在对明代弊政及秦以来专制统治展开总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展开了其体制批判思想。
　　在中外政治思想史上，政治改革思想往往是与政治批判思想杂糅在一起。而且，政治批判思想往往都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先导的身份而出现。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非君思想”和“反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思潮。如果我们将这种“非君论”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和体察，就会发现这种否定君主专制的极端思想往往出现于中国历史上黑暗动荡的岁月。而若从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来分析观察，也会发现，儒家思想体系在为君主专制提供合理性论证的同时，也存在着对君权限制和否定的倾向。虽然这种“否定”十分隐蔽，而且是非限制性的。
　　与此前中国封建社会的“非君思想”相比较，明清之际勃兴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政治批判思潮更为系统、彻底，其影响也更加深远，其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批判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明亡所引发的对君主专制思想的批判反思。在顾、黄、王的思想主张中，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思想最为丰富，他们从制度上探索明亡的原因。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角度出发，对明季之科举、兵制、官制等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反思，提出了宰相理政，“公其是非于学校”等激进主张。其中，对明季废宰相之举尤为激烈。认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以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在黄宗羲看来，君主传子必须以宰相制度作为补救，才能保障政治清明，天下安定。但明朝废置宰相，使得君主失去了制约和限制。宦官乘机取而代之，即所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相之过也”。
　　其二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对君主权力过度集中展开批判反思。这以顾炎武的“寓封建于郡县”论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而应将封建制的某些优点注 入郡县制，即如果让县令终身任职，并由其子孙继承，他就会把“百里之县”看做是自己的私产，倾力治理，由此天下便可达到大治。从表面上看，顾氏的言论似乎是在重复炒作中国古代“封建”、“郡县”之争，但实际上，他敏锐地发现君主专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此种办法难以付诸实施，但这并未消减其思想意义，它仍然构成了明清之际思想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内容。
　　关于上述这些“非君”思想的性质及其评价，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政治批判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经济、政治、社会变动在思想领域的体现，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来临。本文则认为上述这些“非君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足以替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新的政治制度。他们或是将理想的政治制度托诸理想的乌托邦；或是将克服君主专制政体弊端的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的身上。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反对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视为近代社会到来的思想标志。而应注意分析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一，批判者话语系统的陈旧。比较观之，我们发现，18世纪政治批判思想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是陈旧的。仍然在“封建”与“郡县”、“君权”与“相权”、“开言路”等传统的概念体系范围内来研讨问题，没有提出新的政治构想。其二，批判者动机的“非近代性”。故就其本质属性而言，黄宗羲等人激进的政治批判思想实际上是针对明亡所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作出的一种回应，“仍然是统治阶级的自我认识、自我批判和自我调整”。
　　(二)幕藩体制下朱子学的“秩序构建”
　　几乎与明清之际中国围绕“统治秩序论”展开反思与争论的同时，我们在日本列岛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取得了全国的霸权地位。后又乘胜追击，于元和元年(1615)消灭了丰臣氏的残余势力，确立了德川氏的统治。德川氏深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古训的真义，试图通过讲求君臣上下等级秩序的朱子学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持。
　　从历史上看，朱子学是从镰仓时代随禅宗传至日本的。最初仅在佛教僧侣和京都公卿中传播，包含在佛教中，处于依附从属地位。后经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师徒二人的努力，朱子学实现了“脱佛入儒”的过程。德川幕府建立后，朱子学因受政治权力的青睐而被立为官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朱子学之所以能在江户时代前期异军突起，独执思想界之牛耳，与其政治思想主张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产生于两宋时期的理学，实质上是一种将君主制度的社会规范绝对化的政治控制思想。朱子学的最高范畴是理，是将本体、规律、伦理合为一体，从而把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加以绝对化，将封建伦理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上，为封建统治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林罗山作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完全继承了中国朱子学的这一“思想精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贵下贱，循此上下而可知自然之理有序。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者也。”可见，这种以“自然秩序”来说明“社会等级秩序”的思想，正是幕府维持统治所需要的。
　　从德川幕府的主观动机看，是想通过“朱子学”来为其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消灭战国时代日本社会上极为盛行的“下克上”的倾向。从当时的情况看，朱子学也确实起到了上述作用，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子学“大义名分”论的确立，有强化幕府统治秩序的一面，但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尊王思想，从而取消了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削弱了幕府的统治，这是德川氏大兴朱子学时所没有想到的。早在享保年间，荻生徂徕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政谈》中说：“天下的诸大名虽为将军阁下的家臣，但他们的官位均由京都的诏书和任命状下达，所以在大名当中，不能说没有心里认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君主的人。他们之所以服从幕府，主要因为暂时还畏惧幕府的权势。”对幕府衰亡颇有研究的福地源一郎也认为：“家康公奖励之文学(汉学)，成为反对家康公政略之学派”，“岂有他日不因此学而遭政体破灭之祸哉!”上所述，可知17世纪中日两国思想界围绕着“统治秩序”所进行的“批判”和“构建”活动，实际上是基于两国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发，是两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西学东渐”浪潮并无直接的内在联系。
　　
　　二、单一的政治批判论与多元的体制变革论：
　　
　　19世纪中叶前中日统治体制变易思想的不同发展路向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实学思潮。从其内容看，所涉及的话题极为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但比较观之，这两股经世思潮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笔者认为，清中叶后勃兴的经世思潮主要是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而提出的救时策，其主张和对策尚不具有近代意义。而同时期日本的经世思潮则是在兰学有了一定的发展，朱子学开始崩解的背景下兴起的，这遂使此时期的政体变革论带有新时代的气息。同时，从“政体变易论”的主张和流派看，日本也远比同时期的中国丰富。
　　(一)清中叶“自改革论”
　　清朝中叶，伴随着封建统治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世实学思潮勃然而兴，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内部出现了一股“自改革”思潮，主要以龚自珍和魏源的政治批判思想为代表。
　　鸦片战争前夜，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龚自珍对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痼疾均展开深刻而激烈的批判。龚自珍的政治批判思想所关注的仍是一些传统话题：
　　其一是对封建社会衰象的批判。“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问年岁?”“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其二是力倡通过王朝“自改革”来起衰振竭，挽救王朝危机。他说：“一祖之法无不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氏敏锐地意识到，造成世道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君主的极端专制集权。他主张将“主奴式”的君臣关系变为“主客式”的君臣关系。在他看来：“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的臣子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为人所应有的廉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君臣关系，才能廓清官场贪鄙之风，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魏源的政治改革论的核心主张则主要表现在其经世致用思想中。在他编写的《皇朝经世文编》、《明代食兵二政录》、《淮北票盐志》等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经世致用论。
　　但从历史上看，龚、魏二人的政治批判思想却不具有真正意义的“近代意识”。这主要因为：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方之间的文明落差已经非常明显，但发起“自改革思潮”的思想家们却没有觉察到一个空前剧烈变动时代的到来。其思想批判触角从未触及“中国中心论”的天下观，也没有突破华夷观念的藩篱，相反却在文章中大大地强化这种“我朝中心论”。他说：“我朝藩服，……隶主客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荷兰、曰琉球、曰西洋之国。”在他看来，无论清王朝面临着怎样的危机，但中华帝国仍然处在华尊夷卑的“天朝体系”之中。
　　其次，就龚自珍、魏源等同时代思想家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而言，鸦片战争爆发前，仍停留在传统 之先的封建士大夫率先突破了“坚船利炮”的认识范围，由“制洋器”转向“采西学”，在“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的口号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表现在“船炮器物”，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政治制度”层面，来探寻西方强盛之本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冯桂芬。冯氏对中西现状展开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还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变革表示肯定，他用设问的笔法追问道：“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在他看来，向来被士大夫视为落后野蛮的“夷狄之国”，之所以能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决非仅仅依靠手中的“坚船利炮”，在“利炮坚船”的背后还有“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由此，冯氏开辟了从“政治制度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可知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尚未提出系统的政体变易思想，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认识尚停留在传播介绍阶段，而没有进入“行”的阶段。在与明治维新大体平行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所奉行的信条仍然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在他们看来，只要将西洋的火器学到手，就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后，思想界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想方才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转化为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进入了政治变革的实践阶段。
　　而同时期的日本在严峻的危机形势下，也开始注意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相比之下，日本认识西洋的渠道多于中国，除了直接通过洋学翻译外，还有汉籍和出洋实地考察等渠道。不过，日本人关于西方近代国家制度还是存在很多错误认识。如弘化三年(1846)，箕作省吾在《坤宇图识补》中将西方的上院、下院看作是一种衙门。1851年箕作阮甫也把国会称作“政廷”，议员称作官员。后随着对外接触的增多，逐渐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有了一定的理解，庆应元年(1865)，奉命出使欧洲的冈田在《航西小记》中记载到：“议事堂分为二院，一日上院，一日下院。上院由宰相等重臣相聚议事。出席其议事之人为国民之代表，议事时来此堂。”这一点应该说是正确的。可见，比较观之，两国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理解都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思想界在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儒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很多思想家都以儒学思想中的“仁”和“公”等基本概念，来理解西方政治制度。如幕末的维新思想家横井小楠不懂英文，但却对欧美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这主要源于他对儒学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那是因为有可能用‘尧舜孔子之道’理解‘西洋器械之术’。所以，即使听说西欧社会废除封建制度，正在施行郡县制度和公议公论体制，在小楠看来，也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如果按‘尧舜孔子之道’来衡量，德川是一家之私利，把政治体制私有化，才是背离仁政的。反过来说，西洋的议会政治与‘尧舜孔子之道’倒是吻合的。因此，对小楠来说，西方的制度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那只不过是极普通的事而已”。1860年，横井小楠在《国是三论》中，对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全国大统领之权柄，让贤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持公共和平”的作法表示肯定。对英国议会制度大加赞赏，“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可见，在评价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时，横井小楠所使用的仍是“仁风高扬”、“以生民为本”等儒家思想中固有的概念范畴，认为西方政治亦符合“三代治教”。在这里，儒学反倒成了日本人接受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想原料。
　　(二)“政体变革”运动的“时间差”与不同发展路向
　　在中国，19世纪中叶肇始的传播介绍西洋现代国家制度的思想，并没有迅速引发出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批判，虽然到80年代前后，随着早期维新思想的勃兴，以西洋政治制度为蓝本改革封建政体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变革封建政体的重要性，认为：“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之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而其政治变革的蓝本则直接取自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很显然，这种取代君主专制制度的新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但这些倡议者多为从统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成员，其身份或为驻外公使，或为幕僚、买办和一般官僚士大夫，在清朝的政治统治体系中多位居“边缘”，其思想主张的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同时，这些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所阐发的维新思想尚不构成完整的体系。他们的“思想”只是在书信、上书和一些著作中有所表达，其传播范围也非常有限。这直接导致这股思潮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一场政治运动。只是到甲午战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以公车上书为标志，酝酿已久的维新思潮才得以演化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而到20世纪初，当改革运动宣告失败，在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革命风潮应运而起，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由“专制”到“共和”的转变。
　　而日本自19世纪50年代起，面对严重的内外危机，统治阶级已经不能按着旧有的方式继续统治下去了。日本列岛上变革政治体制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开始与政治运动相结合，进入了“践行”的阶段。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变革思潮有：“公武合体论”、“尊皇倒幕论”、“公议政体论”和以幕府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论”。
　　所谓“公武合体论”，主要是指通过“公”(天皇)和“武”(幕府将军)的合作，来建立统一国家的运动。它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是一种借助皇朝神威来保护幕府统治安定的思想。到幕末，日本面临内外危机时，一部分主张统一日本国内各派力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主张建立幕府和天皇的联合政权，这实际上是在利用天皇的权威来修补幕藩体制。如越前藩主松平春岳即是典型的“公武合体论”者，他认为：“天下之政道，悉奉圣敕，继之与大小诸侯谋议，全国一致，则必无幕府一己之私政，吾意此乃国是之第一。”后来，“公武合体运动”成为与尊王攘夷运动相对抗的一种极具影响的政治思潮。
　　所谓“公议政体论”，是在1867年前后，在幕府统治极度危机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试图借助西方民主“公议”政体制度以建立统一国家的思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土佐下级武士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主要内容包括：应设立上下议政局，万机宜决于公议；应备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为顾问，赐官爵，宜除历来有名无实之官；应与外国交际，广采众议等。这实际上是借助西方“公议”政体来克服幕藩体制的分裂性，建立统一国家政权的设想大纲。后来，成为大政奉还建议书。也为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后，明治政府所颁布的《五条誓文》提供了蓝本。
　　事实上，几乎在同时，幕府也意识到原有的统治方式难以维持下去了，需要作出新的政治整合，以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这从庆应三年(1867)2月法国公使列翁・罗休直接向德川庆喜条陈的对策即可看出。其对策包括“第一，消除诸侯的权力而实行中央集权。首先必须由幕府完全地掌握外交权，直辖海陆军。诸侯则不论是萨摩也好，佐贺也好，长州也好，土佐也好，一概撤废海陆军，而令其向幕 府缴纳海陆军费。诸侯不得再像过去那样地作独立的封建君主，改为幕府的地方长官，每次各调三分之一到江户改任幕府的议政官。……中央政府的组织为海军、陆军、外国、会计、全国部内(即内务)、直截断曲(即司法)六局制，上置总裁。另一方面，此中央政权必须大大地施行殖产兴业。因而首先振兴贸易，扶植商社、开采矿山，建立工厂等”。如果将罗修的上述对策与明治维新期间所颁布的措施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与明治政府的措施一模一样。这实际上说明，当时无论是幕府，还是倒幕派，都意识到变革政体的必要性，而且所拟定的变革方案也是大体相同的，均受到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当时，一些日本洋学家还是希望采取加强幕藩体制的办法来进行体制改革。1862年，福泽谕吉在赴欧途中谈及日本时局时曾对同行者说：“不管幕府如何，它要单独执政的话，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把各路大名集在一起采取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形式，你们看怎么样?”“我希望每年净领二百包大米，去做将军的老师，而按照自己所想的向将军灌输文明开港的道理，以指导他进行一次大的变革。”可见，明治维新前夜日本兴起的政治统治体制的转换变革思潮，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点，而且还与当时的维新变革运动结合起来，讲求操作性，具有“力行”色彩。
　　在政治统治体制发展变革路向的问题上，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中国以西洋立宪民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为目标，日趋激进不同，幕末和明治初年的日本在确立政治体制转换变革原则时，各种政治变革思潮和方案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但这些方案都只是在实现统一国家这一范围内来接受欧美的制度，而没有真正理解人民民主参政等民主公议制度的真义。当时“欧美的制度当时主要是作为通过诸侯会盟来建立统一国家的手段而引进的”。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日本思想精英深刻地意识到，与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相比，对日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秩序的维系。上述观点是建立在对日本与西方社会文化结构根本不同的基础之上的：
　　欧洲的宪法政治自萌芽以来已逾千年，不仅人民对此已非常熟练，而且还有宗教作为其机轴，已深入人心，所以人心皆归于此。但在我国宗教其势微弱，无一能成为国家机轴。佛教曾一时隆盛，维系上下人心，但如今已倾于衰微。神道虽以祖宗遗训为祖迷，但作为宗教却无力使人心归向。……在我国可以作为机轴的，惟有皇室。因此在此宪法草案中要致力于这一点，尊重君权，尽量不使其受到束缚。……即决定此草案以君权为机轴，使其不受毁损，因而不须参照欧洲那种主权分立的精神。
　　由此，我们会发现，19世纪60年代在日本列岛发生的以明治维新为分界线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政治精英将那些与天皇相关的制度和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用古老传统之名建构国民的同一性，实现国民国家的统一，这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质之一”。而且，日本政治精英并没有简单地模仿欧美，相反却强调公议体制的本土性，认为“设置议事院，看似模拟欧美各国之风，实非如此，我皇国采纳公论始于神代。须令之速查议事体制，上报规划方案，从而速设议事院”。
　　在政治统治转换的过程中，日本之所以比中国更为快捷，其原因极其复杂，大致有以下两点：其一，幕藩体制下日本“二元制”的政权结构为政体变易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土壤。这种政治批判思想与现实政治运动相结合，直接引发了明治维新的政治变革。
　　其二，民族矛盾对政治统治体制变革的特殊制约。晚清中国实现政治体制转换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中国精英在完成“建立共和”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还要完成以“驱除鞑虏”为主要内容的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幕末的日本“不是一个由外来民族建立起来的政府。把中国清末的革命运动和幕末时期的讨幕运动相比较就会发现当时日本所处的条件是多么的优越。……幕末时期的讨幕运动者们为了避免国家分裂而与幕府中的开明派联手，将军也把政权和平地移交给了天皇，倘若幕府是由外来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一点恐怕根本就无法实现。……联想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说，日本是非常幸运的”。
　　而就中日“统治体制”变革思潮及运动的历史影响而言，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通过保守的“王政复古”形式完成的统治体制变革，日本率先完成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使其在应对西方列强“挑战”和“外压”的过程中保持了内部高度的“一体性”和“一致性”。这诚如伊藤博文所言：“对于海外的强大势力，如欲表明国民联合之抵抗力，结成强固坚实之一体，以维持国家的存在，则必须在强大之中央政府下，统一国家。然而，同时消灭拥有自治权之封建诸侯地方分权势力，当然是达到此目的之必要手段。此等思想之自然结果，终成王政复古，使天皇政权拥有一如往昔之实际权力，以此为万机之中心，成帝国联合势力之目标。如此则与王政复古之同时，天皇必与被统治者全体国民建立直接之关系。”可见，明治维新的本质在于建立统一的国家，日本要想成立具备近代国家体系的国家，必须克服三百诸侯的分立，而这项任务的完成是日本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使近代化获得成功的原因。
　　与日本相比，近代中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任务异常艰难，不仅在时间上滞后，同时还面临权威失落后长时间的无序状态。1898年，当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被扼杀后，继之而起的是激进的革命运动。1912年，当中国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推翻清廷，模仿欧美体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时，中国社会的权威秩序已荡然无存，出现了长时间的外患频仍和武人专政局面。直到1949年，这一乱局方告结束。
　　当然，日本这种保守的体制变革之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1938年，胡适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写道：“日本领导人在较早时期实现这一急速的转变，他们之中的最有远见者也只能看到与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相。他们处心积虑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遗产，加强国家与皇朝对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护日本传统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触染。人为地采用好战的现代化的强硬外壳来保护大量中世纪传统文化，在这其中不少东西具有原始性，孕育着火山爆发的严重危险。”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也陈述了大致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距今100年甚或更短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工业革命、特别是局限性很大的‘王政复古’的某些性质可以看做是导致日本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是我们在比较分析19世纪下半叶中日体制变革思想时所不能忽略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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