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神话的文化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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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明是在吸收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新约”为正典的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希伯来圣经”，并称之为“旧约”。旧约包括汇集了古犹太民族全部的思想文化以及深刻影响犹太人内在精神生活的现象。旧约中记载的创世神话也能折射出西方文明的部分价值观。基督教对《圣经》的创世神话做了许多神学上的阐释和解读，笔者拟从神话对文明形成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来重新审视这些创世神话。
　　
　　创世神话折射出西方的女性观
　　
　　创世神话主要记载于《创世纪》第1－3章。上帝创造人类始祖时，就把女性放在第二性的位置。耶和华创造亚当后，说“那人(指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2：18－23)这一神话传说构成了基督徒的世界观。他们相信，女人是男人的一部分，是男人的附属。不仅如此，《圣经》还把女性作为引诱男人犯原罪的祸根。据《圣经》记载，上帝造人之后，人类在伊甸园中，不用为吃穿发愁，还可长生不老。但夏娃受蛇引诱，偷吃禁果，并引诱亚当同吃。(创3：7)从此，上帝把引诱亚当犯原罪的根源归于夏娃。(创3：12)女人成了男人犯原罪的祸根。从此，上千年来，“女人是祸水”的观念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看待两性的重要内容理据，不让女人参与重点决策也就成为合乎情理的事。西方的历史故事、小说、文学中不断重复着这一原型母题。
　　从人文学视角来看，创世神话暗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具有男权特征的社会。在上帝看来，妇女始终处于第二性的位置。虽然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此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上帝并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一观念是对上帝女性观的误解。(H.Stanton，Christian Feminism，London：Darton，Longman and Todd，1998，p18.)笔者认为，历史的现实是人们对上帝女性观的误解存在了近两千年，这说明大部分人对这种“误解”是认同的，而且这一误解还在影响着当今西方人的思想对待两性的态度。所以，创世神话的发展和放大，与上帝发出的错误信息有关，这逐渐形成了西方的传统妇女观，使男尊女卑等男权主义思想得以张扬。
　　
　　创世神话折射出西方的家庭伦理
　　
　　在上帝最初创造了各种事物以后，赐福它们结实、繁衍；还使它们各从其类、滋生繁多。(创1：22)《圣经》里的上帝是根据其形象与神自己相似的程度来评价一个人的。“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1：27)这就意味着，上帝是个智慧之神，人就应该是一个智慧之人；上帝是一个自知善恶之神，人也应该是一个自知善恶之人。
　　自从身为犹太人的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泛性论问世以来，有不少学者又从性心理的角度，探讨过“智慧果”的底蕴。在古希伯来人那里，蛇就是性的象征，无花果树被认为能提高人的性能力；而人类的羞于赤身露体，则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人类性意识的觉醒。(顾骏著《犹太的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照此，“智慧果”的秘密就是，它能提高性能力，促进生殖。虽然上帝为了惩罚亚当、夏娃，取消了他们个人的永生权，但当他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后便获得了性欲，即繁衍子嗣的能力。这意味着人类获得了集体意义上的永生。由此看来，性与生殖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并不是丑陋与邪恶的，希伯来人并不禁欲。至于后来基督教提倡禁欲和修行，那是由于受到了希腊斯多噶派和犬儒主义的影响。
　　将夫妻关系与幸福放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之上，这是西方的家庭伦理。而这种伦理观可以从圣经中“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的表述找到根源(创2：24)。这一神话思想进而深刻影响到西方民族精神的内在特征。其特质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古代中国与西方社会同样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但两者的家庭观念却不同。中国的家庭观念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其基本结构是纵向的上下序列，以上下辈分为轴心，上有父母、下有子孙，形成宗族体系。夫妻之间的横向联系常常因为祖宗牌位及对儿孙后辈的关怀被湮没或淡化。所以中国《论语》有“父母在，不远游”这样孝敬父母重于夫妻恩爱的观念。西方的家庭观念与中国古代传统正好相反，他们以夫妻为家庭的中坚，以横向的联系为核心，规模小而明确。这种理念充分体现出西方的主体意识和个人主义的特征。创世神话的这些细微差异，看起来虽小，但放射到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便会产生巨大差异，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明差异。
　　
　　创世神话折射出西方文明的发展动力
　　
　　在《圣经》创世神话确立的人一神关系中，相对来说，易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创世神话中，耶和华禁止亚当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创3：3)。表面上看，这是神针对人发出的行为上的禁令。本质上来说，这是上帝与亚当夏娃的口头立约，即上帝与具有上帝形象的人之间确定了彼此的关系，设定了相互间的义务。由于神人之间的关系以约的形式维系，所以不仅人对神有践约的义务，神对人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既然关系是通过“立约”来确定的，人作为立约的一方，便可以选择守约，也可以选择违约。在这种关系中，不只是人对神单方面的、无限的尽忠尽职，而是强调神、人之间的交感互通，从而形成人神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虽建立在神学框架之中，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激发双方发挥主体能动性的作用。这种互动从神学视角解释了社会前进的动力。
　　另外，根据创世神话，上帝的独特性在于他的创造能力，而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创1：27)，所以人就分享了神的品性，这其中就包含了创造的潜在能力，所以他能模仿上帝并去践行他的创造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并不只是神的被造物或工具。上帝之所以责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与上帝达成的约定。辩证地看，夏娃对上帝的怀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怀疑有助于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只有大胆地怀疑，大胆地提出问题，并身体力行去尝试，才能探究事物的本质，有利于促使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圣经》中的“契约”理念是人类认识自己创造能力的一个里程碑。“契约”宣告人类基于对创造者和创世的信仰而结成一族。人类通过与上帝的亲缘关系、对上帝品性的分享，以及同创造者上帝亲密而自愿的联系，确认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人的自由意志有利于人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这也正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
　　
　　创世神话折射出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特征
　　
　　“罪”与“罪感”是基督教对人之本性最基本的认识。在其传统的诠释中，这种理论源自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犯了罪”的神话故事，由此形成基督教的原罪观，发展为西方文化主流中的罪感文化。而 始祖偷吃禁果这一犯罪行为的本质，乃在于他违反了这种契约。于是人类从此有了“原罪”而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这种罪也就成为人的本质。依此逻辑进行推理就不难理解，因为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在这种神学思想模式下，以色列人认为所受的任何灾难都是违约的结果，是上帝对违约的处罚。所以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从自身找原因，力求发现自身的失误和过错，鉴于这种原罪说，“罪感”成了希伯来人最基本的心理体验。
　　从罪感文化来看，西方自身反省和历史批判精神体现出独有的深沉和敏锐，由此促成人们的超然审视和终极追求。这与东方传统具有明显差异。如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建立在人生是痛苦的基础之上，其四圣谛是苦、集、灭、道，宣称世界犹如痛苦的火海，人生的要义即在如何超越痛苦的尘世。可以说，佛教的宗旨是“与痛苦抗争”。“与罪恶抗争”的差异反映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心理特征。西方的许多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即常常渲染内心的罪恶感与道德的冲突。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也是从对一些病态心理的分析，来挖掘被禁止的行为在人们内心的罪恶感与现实道德的矛盾。这映射出《圣经》创世神话中包含的罪感文化传统的影响。
　　
　　创世神话折射出西方人的历史观
　　
　　犹太教认为人与神立约，神的法律是明确的，神是诚信的，除了人应当虔诚地敬畏与服从上帝，上帝对人也同样承担着不可忽视的承诺与责任。创世神话中渗透的契约观，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给人神关系赋予了新的色彩，打破了长期以来把人置于绝对被动地位的宿命观。这样，人在历史中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受苦受难的民族将在历史中得救，历史也因此具备了终极的意义。这样一种历史观念，是古代西方历史观中的一场深邃的革命。犹太教的这个历史观，为基督教所继承。5世纪前叶，罗马帝国衰微，基督教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奥古斯丁为解释历史，回答人们的困惑，写了《上帝之城》，所依据的历史观正是由犹太教继承而来的。它对西方历史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叶。
　　在基督教框架下，人类对上帝的爱戴与屈服和仇视与违抗这两大类感情之间形成对立。这种矛盾心理支配着人对神的看法。对神的爱戴与害怕形成了无法消除的冲突。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解释了宗教的某些重要特征。人们把创世看作一位造物主精心设计的作品。与此同时，假如存在一位大慈大悲的创造者上帝，那么邪恶从何而来就较难解释，而在多神教里邪恶则可被解释为由一些专门的恶神所造成的。创造了宇宙的那位上帝肯定不会抛弃他的创造物。这样，历史就不再是喜怒无常的神祗们的活动，而是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上帝要人们敬畏他的神性和他创世的奥秘。
　　鉴于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基督教世界的结构并不总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有一个从单纯到复杂、善与恶、完美与不完美不断纠缠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与特定的民族，即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相应的节拍，以后又卷进越来越多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形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基督教文明结构。
　　
　　结论
　　
　　圣经创世神话故事，是一个文简意深的哲学寓言。理性地看，创世神话反映了人类认识自身和周围世界的过程。创世神话中的上帝造人之说应该是人造上帝。创世神话实质上是人对自己的探索，设立神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说明人。诚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所言，“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页)作者以神话构思，寄托了他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深切关注。创世神话故事虽是虚幻的，但它赖以产生的基础却是现实的。他投射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征，回答了一些哲学问题，比如社会前进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反映出了人类的心理特征。这些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可以说，创世神话用神话的形式折射出了西方部分思想与传统文化的起源。分析《圣经》及其创世神话，是了解西方、认识西方、解读西方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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