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近代中国教育的先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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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郑观应顺应时代潮流，对中国的传统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借鉴古今中外教育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近代实际，创立了颇具中国近代特色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倡导西学；兴办新式学校；进行全民教育等，不愧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知者。
　　关键词：郑观应；中国近代教育；先知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8-0212-03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实业家，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富强救国之道，其政治、经济方面的主张及实践，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郑观应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但对他的教育思想，学界研究较少。其实，他的教育思想，是其整个维新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他认为，教育与议院具有同等地位，都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他顺应历史潮流，结合现实，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批判了传统儒学的种种弊端，主张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儒学教育。他借鉴西方各国的教育经验，大力倡导西学，兴办新式学校，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机制，建立中国近代教育模式，培养社会需要的新式实用人才，以达中国富强之目的。郑观应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教育内容、途径、对象等方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先知者。
　　一、教育内容：倡导西学
　　在教育内容上，郑观应特别重视西学在教育中的作用。他主张推行西学，学习与社会生产、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实用”学问。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讲西学犹如生病求医一般势在必行：“且今日之洋务，十四卷本增：犹时务也，欲救时弊，自当对症以发药，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烦言而解矣”[1]73。他认为西学比中学更加务实、更加有用。
　　郑观应认为，传统教育误人子弟，“读书六、七年徒以多记为功，不辨菽麦；故名为读圣人书，学圣人道，实则蠢愚迂谬不可响迩，腹笥空虚毫无心得，岂非可笑耶？岂非可悲耶？”[1]74“余见同乡幼童，非但不知地理、算学、应对礼节，欲其作一文写一信亦不能。竟有读书十余年或数十年并不识权衡斗量数目，惟专攻八股而已。且见读书久者，其背如驼，盖缘终日伏案读书写字，未教以舒筋活络养生之法，亦无礼、乐、射、御、书、算六艺之学故也。”[1]69他还愤慨地指出：“自学者骛虚而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1]75
　　郑观应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以教授“四书五经”为主，除了能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外，于近代的工商业发展毫无用处，必须更新教育内容。他强调我国的教育应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更看重后者。
　　郑观应倡导西学，与众不同的是实现了对“师夷长技”的突破，他把向西方学习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学习西方不能避重就轻、舍本逐末，不能“遗其体而效其用”，必须体用兼学。但他没有因此而走向全盘西化论，他认为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只能是以中国文化为始基，学习、吸收西方文化，而后“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
　　当时对西学的认识存有误区：一种认为西学本出于我，如“西夷制器虽奇巧，半是中华旧制来”，不必学；一种认为西学是奇技淫巧，蛊惑世道人心，不能学。郑观应则不然，对这两种观点都加以批评，指出：“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为学习西学不能目光短浅，只注重目前一己之利，批评一些学习西学之人“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1]75之倾向。他郑重指出正确的学习西学之道是：“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滋乎”[1]76。
　　诚然，郑观应的中西文化观也有不足的一面。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能摆脱封建伦理道德和君主思想的束缚，不主张放弃中学，他也主张“中体西用”，还把西学看成是“中国本有之学”[1]76，并不惜笔墨加以论证，难免有夜郎自大之嫌。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郑观应对西学的认识已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文化观。它集开放性、融通性、创新性于一体，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
　　二、教育途径：主张设立新式学校
　　在教育途径上，郑观应主张仿行西方教育之三条途径：学校、新闻报馆、书籍馆。在此三者中，他尤其看重学校的作用。
　　郑观应认为，学西学、习洋文，推进新式教育势在必行。那么，如何推进新式教育呢？他借鉴西方各国的教育状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广设新式学校。
　　他一再明确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71，“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1]66。“一切学问无不为之设立学堂”[2]253。
　　他十分赞赏盛宣怀的观点：“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1]76，他认为国家的强盛与人才关系密切，而讲求教育之道的西方国家都是通过设立学堂来造就人才的，我们应“步趋其后”，向西方国家学习，广泛设立学校以办教育，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
　　他还论证了中国广泛设立学校的紧迫性：“按中国二十三行省，地土之大，人民之多，当此之时，需才之急，较泰西各国尤众。查欧美两洲，英、俄、法、德、美大国，小学堂各有数万所，中学堂逾千所，大学堂数虽少，而规模广大，国家因设上中下学堂经费之巨，已于七国学校数目详言之矣”[1]63。因此，他要求“下令国中各府、州、县，俱立学校，每省发一大臣为学政，以总其成，每年成材者登诸册簿，以记其才学人数”[2]302。
　　郑观应倡导广立新式学校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教育经验，但也总结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他认为中国办学校自古有之，“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而又教以弦诵，舒其性情。故其时博学者多，成材者众也。比及后世，学校之制废，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罔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1]64。他认为上古人才济济是因为兴办学校使然。他揭示了废除学校的严重后果，“学校废而书院兴，书院之设原所以集士子而课以艺学，使之明习当世之务，而为国家之用。今日虽有书院，而士子依然散居里巷，绝少肆业其中；间或有之，亦无程范，听其来去自由。虽有山长，不过操衡文甲乙之权，而无师表训导之责。届试期则聚士子而课以文，尽一日之长。所作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而天文、格致、历算等学，则又绝口不谈。其有讲实学，严课程，以文章砥砺，务为有用之学者，千不得一二。由是言之，书院之设，本所以育才，而适所以锢才，虽多亦奚以为哉！”[1]60应该说，郑观应的上述分析还是颇有道理。
　　他还特别提到日本及德国兴教而转弱为强的事例，并说：“如我国能仿俄国或日本，衰弱之时痛除疾痼，幡然一变，各省亦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认真讲求，较盛观察所设者规模宏敞，则各艺人材何患不出？自足与泰西争强竞胜矣”[1]60。
　　郑观应参照参西方学校，设计了一套详细的办校方案：“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种，须行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疑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2]255。
　　在此基础上，郑观应认为还可以实行出国留学教育，“至于肄业之高才生，有愿出洋者则给以经费，赴外国之大书院、武备院分门学习，拔置前列，回国后即授以官，优给薪资，以昭激劝”。他还总结了过去“曾文正奏派幼童出洋学习”的经验教训，指出：“欲救其弊，宜选肄业生之通古今识大体者，始遣出洋。或由各省学政所录文、武各生，择其留心时务年在二十左右者（过稚则气质易染，过长则口音难调）。厚给资装，出洋学习。”[1]64
　　郑观应对上述兴办新式教育的方案颇为得意，认为照此办理，“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也”[1]86。
　　三、教育对象：主张义务教育、全民教育
　　郑观应教育思想的另一个创新，是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他主张推行强制性义务教育、全民教育、女子教育、弱势群体教育等。
　　我们今天推行的义务教育，其实很早以前郑观应就提出来了，他无愧于是倡导实行义务教育的先驱者。他非常赞赏德式教育，指出泰西各国“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乡塾散置民间，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1]66。
　　郑观应倡导全民教育，既是对传统愚民政策的否定，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总结，他看到了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就是本性善良的民众没有得到教化的缘故。他认为教育具有开民智的重要社会作用，他打破了数千年来流传的“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愚民政策，明确指出：“天下之治乱孰为之？民心之善恶为之也。民，性本善也，其不幸而流为匪辟者非生而恶也，生长乡闾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1]223。
　　郑观应非常重视女子教育。他痛惜“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他说：“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1]79。他推崇“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1]79。
　　基于上述认识，郑观应极力提倡女子教育，呼吁朝廷通告各省，广立女塾，把妇女从缠足的封建陋习中解放出来，并亲自投身于女子教育的实践之中。
　　更有甚者，郑观应在倡导全民教育的同时，特别关注弱势群体教育，即贫民教育和残疾人教育问题。
　　为解决贫民子弟学费难问题，他建议效法德、日，大小学校先由政府酌量拨款，并考订新学课本，通令各城、各乡一律遵办。无论男女，到入学年龄必须入学读书。
　　郑观应提倡的新式教育是真正的全民教育，要求人人都得接受教育，即使是身体有残疾的人也要接受教育。他十分推崇德国在教育上的管理办法，不仅不论男女贫富从小就得一律入学，而且盲人、聋哑人、孤儿及罪童都要和正常人一样，一起接受教育，做到国中人无一弃材，实现“国无不学之人，则贤才不胜用”的良好局面。
　　全民教育既是教育问题，更是发展问题。郑观应的全民教育思想，既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把它提高到了民族富强和发展的高度。它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要自强就要提高民众素质的迫切要求，这种思想是很有见地的，具有非凡的超前意识。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知者和先行者。作为孙中山的同乡和前辈，郑观应可谓中国近代教育的先知者。他的教育思想，顺应历史趋势，引领时代潮流。对促进中国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挽救民族危亡，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
　　当今，科教兴国早已成为我们的国策和国人的共识，党和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教育。但现状是，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极不相符。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中国的教育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满足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的需要，更不能满足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教育改革，已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可缓待。虽然时代在进步，教育在发展，但郑观应的教育改革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谢俊美.郑观应著《盛世危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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