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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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独立学术门类的文学学科的出现，跟晚清学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文学科和中国文学门的出现既是西方现代学科体制中国化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学科现代化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起源于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新文学课程。而从民间到庙堂，学统派向政统派的急剧转型则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真正产生。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直接伴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得以确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后果。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学科 发轫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092－07
一、文学科和中国文学门的出现
学科体制的建立首先是从知识的分门立科开始的，沙姆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就说：“知识分门分科是由来已久之事。例如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辨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13世纪以前，此文科七艺涵盖了知识的划分。”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化还是起始于19世纪，“到了18世纪末自然哲学断裂为各门独立的自然科学，现代诸学科正式诞生。社会科学稍后又从道德哲学中分裂出来。‘人文学科’这一名称便是20世纪对那些遭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同样，对纯文学概念的确立起决定性作用的也依然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所引发的现代学科分化浪潮，以及随之产生的学科规训制度。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主要集中在经史子集这“四部”之中，向来强调知识的广博与会通，缺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观念。自晚清以来，“四部”为框架的传统学术体系在西学东渐的大潮冲刷下分崩离析，逐步被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专门化的现代知识体系所取代。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大致成形，到‘五四’时期基本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完成。”
作为独立学术门类的“文学”学科的确立，跟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革新有着密切的关联。早在1896年孙家鼐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里就称“学问宜分科也”，拟分十科立学，“其五日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但其后不久他又在《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里将文学科裁撤了，认为“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新政皆废，故而孙家鼐的十科立学方案并未能在京师大学堂得以实施。其后清廷又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他在1902年8月主持拟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完整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真正转型。该学制仿日本例，将大学分为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等七科。其中“文学科之目七：一日经学，二曰史学，三日理学，四日诸子学，五日掌故学，六日词章学，七日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一学制所分的七科中，首次出现了“文学科”，为“文学”的独立提供了最早的制度基础。从“文学科”所包含的科目来看，依然是经史子集杂陈、文史哲不分，尚不具备现代学科意识的自觉。这里的“文学科”还是指称宽泛意义上的人文学科，而第六目词章学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狭义上的文学。《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尽管颁布了，但也没有实行，原因可能是章程仅在“文学科”下设一“经学目”，而没有专门设置“经学科”，有违当时“中体西用”的指导原则，故而受到保守派的反对。
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荣庆拟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将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而文学科大学分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九门。文学开始与理学、诸子学、词章学等传统学术分离，独立的中国文学门首次出现于“文学科”当中。门大致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院系，而狭义的“文学”就在“中国文学门”。它虽然与外国文学门分列，但还是与中外史学、地理学放置在一起，说明当时的“文学”概念内涵尚不明晰，还有点“杂文学观念”的影子。中国文学门的科目有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西国文学史等十六科，“文学研究法”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总纲课程，“历代文章流别”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史，“古人论文要言”相当于古代文论性质的课程，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则是历代文学作品选，由此可见《奏定大学堂章程》所构设的中国文学研究框架已经体现出学科意识的自觉和现代意识的萌芽，初具专业学科的规模了。自此，文学门基本独立，虽然这种文学学科的专门化过程还需要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过渡。
“文学科”首见于壬寅学制《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文学成为专门之学。“中国文学门”首见于癸卯学制《奏定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开始设置了文学类课程。“文学科”和“中国文学门”的出现，是自晚清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向西方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一个结果。1905年7月科举制废除，新的知识谱系的建构、教育与学术范式的转型就显得更为迫切。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在文科中设立学制为四年的中国文学门，文学自此正式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1913年初，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及《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大学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大学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四门。其中文学门分为八类，包括“国文学”、六类外国文学与“言语学”。这种文、史、哲的分科基本奠定了其后几十年人文学科的分类格局。1913年颁布的“七科之学”方案，基本上是在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八科分学”和王国维分科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王国维曾于1906年指出《奏定大学堂章程》“八科分学”体系的根本之误“在缺哲学一科”。他也是最早提出纯文学概念，第一个强调文学在社会功利价值之外具有自身独立地位的人，从而在审美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现代纯文学的知识谱系。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同年废去经科，1917年设立文科研究所，分设哲学、国文及英文三门。1919年废门立系，国文系开始单列成为北京大学十四个院系之一。
事实上，作为涵盖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诸种体裁的纯文学观念在欧洲形成的历史也不长，伊格尔顿就指出“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的概念并不像今天那样有时只限于‘创造的’或‘想像的’写作。它指的是全部受社会重视的写作：不仅诗，而且还有哲学、历史、论文和书信”，“事实上，我们关于文学的解释正是随着我们现在所说的‘浪漫主义时期’而开始发展的。关于‘文学’这个词的现代看法只有在19世纪才真正流行。”乔森纳・卡勒也认为“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 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文学”一词虽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在所指的一种富于想象性和创造力的语言文字艺术的概念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指的是‘文章学’，其包含‘文字(音韵)’与‘词章’两大部分，鲁迅所称的汉末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主要指的还是‘文章’的‘文体意识’的初步确立，即‘以文(章)为学’，或者说开始自觉地把‘文章(文体)’本身看作是基本的研究对象，而并不是指‘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意识。”一直到清代，“文学”一词通常都还作为一切学术文化总称的意义上使用的。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展开，西方意义上的文学之审美内涵才日渐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心。故“文学”一词在中国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术语，传统文学观念向现代文学观念的真正转换，是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才开始发生。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革由于受到了欧美文论、俄罗斯文学、日本文艺思潮以及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广泛影响，取得了思想上和文体上的全面革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学科的确立既与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分系分科制的的形成、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的需求密切相关，也与五四新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演变、现代纯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相辅相成。
中国古代没有纯文学观念，传统学术文化中虽有“文史”之说，却并无“文学史”这个名目，史书中的“艺文志”或者“文苑传”便是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故而“文学史”这个概念也是从西方舶来的。以文学史的名义对历代文学的渊源及演变进行总体描述，在中国也始于20世纪初。1904年张之洞等主持拟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里规定“中国文学门”开设的“补助课”中就已出现了诸如“西国文学史”的提法，在讲到“主课”“历代文章流别”时，还特意指出“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篡讲授。”可见文学史的编纂和讲授业已被初步纳入到教育体制当中。1904年5月林传甲出任京师大学堂国文教员，主讲中国文学史，最早正式使用“文学史”的名义来讲授中国文学的历史源流与变迁。林传甲依据大学堂章程的要求，借鉴西方近代编写文学史的体例自撰讲义。他的文学史全部十六章的目录，与《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研究文学之要义”所列四十一款之前十六款完全一样。这说明中国文学史写作自一开初就受学科权力话语的规训和约束，它本身就是为了满足大学课堂的教学需要，作为教科书而被生产出来的。新式学堂的科目“文学史”注重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且便于课堂讲授，自此文学史课程在大学教育中就一直占据着难以动摇的地位。从大学里文学课程的设置，再到文学史教材的编著，最后文学学科范型的形成。
二、民国时期新文学进课堂：中国
现代文学学科之发轫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场所，通过课程设置、学术研究等相关活动，参与了对新文学的想象、塑造及其历史叙述。它不仅生产出各种各样关于新文学的知识，而且改变了人们既定的文学观念，参与了新文学观念的生成。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新文学课程可以算得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最初源头。1912年由蔡元培起草，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的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评议会的审议事项主要有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和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等。1917年教育部公布的《修正大学令》也规定大学评议会审议事项有各学科之设立与废止、学科课程等。1924年教育部公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规定大学课程的规划设置都由教授委员会来决定。教授治校及学术自由的原则基本得到体现，这就为新文学课程率先进人一部分大学提供了某种契机。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训令：“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1922年周作人经胡适引荐，到燕京大学就任文学系主任，开设了“国语文”、“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课程。新文学最初进入大学教育的视野时，还只能被当作现代国文来对待，尚无法获得独立的课程形态。
1929年，朱自清率先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真正独立的实体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方才出现。王瑶曾经说：“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他1929至1933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最先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之所以是清华大学，可能跟它曾经是留美预备学校，学风一直以追求求新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1928年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改国立后的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杨振声任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最早在思想意识上明确要把新文学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课程。1929--1930年度的《清华大学一览》里《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中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在《中国文学系概况》中也介绍说：“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因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杨振声在任内主张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作为办系宗旨，朱自清才得以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朱自清的课程把新文学列入了“正史”的范畴，对新文学历史从文学运动到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使之在大学课堂上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典文学并驾齐驱。但1930年杨振声改任青岛大学校长，清华中文系的改革便偃旗息鼓了。1932年9月刚到清华的闻一多即对中文系治学方法极为不满，而陈寅恪、刘文典等人则根本不认为大学国文系应侧重于新文学。在种种压力下，清华中文系的课程结构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据《清华人文学术年谱》记载：“1932年底，中国文学系教授会通过了《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于下年起施行。这个方案除继续保留新文学方面的课程和外文课程，还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新开设“国学要籍”一类课程，并将全部课程大致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以培养古典文学研究人才和语言文字学研究人才。”从那以后，清华中文系基本上走向考据训诂和历史梳理，在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整体时代学术风气下，各大学中文系把古典文学课程作为主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民国时期，新文学连能不能称之为学术，能否成为一门学问都是存有异议的。王瑶后来回忆称：“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 所谓许(慎)、郑(玄)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1934－1935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里的课程目录虽然还能看到“新文学研究”，但实际上1933年以后，朱自清就已意兴阑珊，不再开设这门课了。1936－1937年度的《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已经看不到“新文学研究”这门课程了。从“新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如何逐渐在大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方面来考察，它在1930年代就远算不上是一段辉煌的历史。
同样得风气之先的还有武汉大学。1930年下半年曾任教于武大文学院的沈从文，在1931年印出了他的讲义《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1931年秋到武大任教的苏雪林接替沈从文继续开设新文学课程，留下的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正是在陈源主掌武大文学院期间，沈从文、苏雪林才得以在武汉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后来随着现代评论派在武汉大学的失势，新文学研究这门课也开不成了。另外，1932年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也开设过此类课程，其讲稿《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被黄修己誉为“第一部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西南联大是1940年代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重镇。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记载，当时杨振声先后教过“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现代中国文学”等选修课程；沈从文任教过“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李广田讲授过白话“各体文习作”和“现代文选”。1940年夏天西南联大中文系迎新茶话会上，杨振声和朱自清还因捍卫新文学的地位与罗常培起过争执。一位新生在调查表的“课外爱读书籍”一栏中填写了“爱读新文艺作品，讨厌旧文学”，结果引起了罗常培的不满，在茶话会上当众发飙：“中国文学系就是研读古文的系，爱新文艺的就不要读中国文学系!”朱自清和杨振声马上起身反驳，朱自清说：“我们不能认为学生爱好新文艺是要不得的事。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我们应该指导学生向学习白话文的路上走。这应是中文系的主要道路。研读古文只不过便利学生发掘古代文化遗产，不能当做个中文系唯一的目标!”杨振声更是直截了当的提出中文系课程中应该增加新文学的比重。但总体而言，当时的新文学课程仍处于非主流的地位，学术地位不高，在每年开设的七八十门课程中只有寥寥可数的一两门。1938年朱自清和罗常培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拟定大学国文系科目草案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指导。《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规定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有中国文学史、历代文选、历代诗选、专书选读(群经、诸子、四史或汉书)、文字学、声韵学、各体文习作、西洋文学史等。“原案的第二层用意在注重或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将文学史分为四段，分量特别重。这是文学组的必修科目。另设中国文学史概要一科，定为语言文字组必修。”虽然其中比较注重文学史方面的课程，但中国文学史也只是讲到元明清为止，并没有涉及新文学部分。1946－1947年间和丁易、王力、李广田等人在《国文月刊》上讨论“大学里传授新文学”问题时，朱自清又明确希望新文学由选修课成为必修课，从旧文学课程集团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从“文学史”到“文选(及写作)”配套的新文学课程集团。但最终也未能如愿。
民国时期大学的课程设置较为自主，二三十年代各大学并无统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四十年代由于战乱等原因很多大学也并不完全依照教育部颁布的课程表开设相关课程。从文学史著作方面来看，主要还是自发的写作，无论是保守主义者钱基博、新人文主义者梁实秋还是新文学运动领袖胡适及新文学大系诸君，抑或是唯物史观论者。体制介入还不深，学术自由度相对较大，根本不可能出现统编教材，这是跟1949年后的根本不同之处。
三、从民间到庙堂：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确立
朱自清先生去世后，清华中文系系主任一职暂由浦江清代理，他的《清华园日记》里对1949年前后清华中文系的状况有着较详细的记载。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镇，清华成为华北地区最早获得解放的大学。浦江清12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中文系同学认为中国文学系课程中国学太多，文学太少。就是说近于国学系，而非文学系，他们不喜欢训诂、考据，而他们所谓文学的观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观念，对于古文学也很隔膜。为爱好文艺而进中国文学系，及至弄到触处是训诂、考据，不免有“误入”的感觉，简直可以说是受骗。”1949年1月5日又记载道：“现在的中文系课程偏重古文学，并有着若干国学传统的课程在内，一般爱好新文艺及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确乎是感到头痛的。”学生不喜欢训诂考据之类的学问，而普遍对新文学感到兴趣。清华解放之后，学生的革命热情更是高涨，薄古厚今成为一时风尚。这种时代心理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文学从古代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在1949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浦江清1949年1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开中文系师生商讨课程座谈会，我首先报告教授同人所拟古代经典、语言文字、古文学、近代文学分四组的方案。再说教员助教们的意见。同学提出的意见，拟分研究组、教育组、文艺组三组。教育组是造就中学国文教师的，文艺组为培养文艺创作人才，这两组的分别是参考解放区的华北大学的。另设研究组，研究古籍或文学史。”@实际上之后的课程改革方案是朝着学生意见的方向发展的，即解放区华北大学的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1948年8月到1949年底的华北大学设在河北正定，是由华北联合大学改变继承而来的，华北联大的前身是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华北大学以培养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干部为办学宗旨，李何林、蔡仪、丁易等都曾在华北大学讲授过新文学史。
解放前后对大学课程的改革是改造旧大学的首要环节。1949年6月5日，清华、北大等七校中文系教授座谈课程改革，周扬出席，发言中一致指出“今后各大学中文系，可以根据各校不同条件，各有重点。如清华偏重文学，北大偏重语文，不必强求一致。对于中国文化遗产，必须以新观点、新方法，加以整理和批判地去接受，开辟新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大田地”。但随着国内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的教育方针从对“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转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法”。1949年8月10日华北高教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改革大学课程，订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为各大学必修课。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949年10月12日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是改革大学课程一个重要的开端。规定以废除反动课程(如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为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其中中国文学系基本课程“中国文学史”一览注明“包括历代及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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