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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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治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内容。从总体上看政治价值主导着政治制度的基本方向。虽然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各自的生存、发展环境导致了在政治价值上的差异甚至对立，但是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而超越了各自的历史时空之后，人类在基本政治价值上存在着共同的追求。人类的政治选择就在于通过自身的政治活动在对政治价值的认识、追求和扩展中不断完善政治制度，使政治生活成为并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文明的生活。
　　关键词： 政治价值；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选择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7)04―001605
　　
　　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对不同政治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社会不同的制度安排。反之不同的制度选择也昭示着人们在政治价值上的差异。人类的政治选择就在于通过自身的政治活动在对政治价值的认识、追求和扩展中不断完善政治制度，使政治生活成为并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文明的生活。
　　
　　一、政治活动的人类特性和意义
　　
　　政治作为特殊历史现象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基本因素。“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孤独地以单独的个体存在，人总是在一定的家庭、部落、国家和社会中生活的。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国家和社会，他就不能成其为人，他要么是野兽，或者是神灵。因此亚里士多德认定人在天性上渴望而且适合于政治生活，政治是人类不容回避的宿命。但是在以政治思想独特而杰出著称的阿伦特看来，政治完全是人为的，是人造之物，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如其说政治是人类的宿命，不如说是自由人的有意识的选择。然而阿伦特又以其“公共领域”为“复数的、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在共同享有世界时提供了对不同的观点、看法进行协商、探讨和表演的场所，于是她从必然性的另一端导出了人类对公共政治生活的需要。结果政治又不是人类可选可不选的游戏，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部分，它赋于人类生活和人的生命以意义。这样，阿伦特以其独特性又回到并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命题。其实对于人的政治性和政治对于人的意义而言，从古到今思想家们更多的是共识，孔子在答复一个不愿从政的人时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即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孔子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是最彻底的政治社会化。所以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也不论其是否愿意，他在人类社会的生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将其罗人了人类的政治之网中。这一切正如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不参与政治的人和没有人的政治一样都是逻辑的虚幻。
　　然而人类对政治的宿命不仅在于客观上无法回避它，更在于人类对它的需要而不能回避它，无法回避正是基于对它的这种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政治的需要就是要借助于它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这方面有人就把政治作为追求终极的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开宗明义：“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对善的追求代表着人类自古代以来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和希望。与此不同，在人类历经千百年的演进，终极的善却依然遥远之后，20世纪最具洞见力的英国政治哲人欧克肖特指出：“政治是在现有的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虽然欧克肖特宁愿选择“最小之恶”以避免对终极的善的直接追求而可能导致大恶的结果，但其本质仍是对人类利益的维护与追求，这与亚里士多德对政治致善的独钟可谓是殊途同归。由此人类对政治的选择与政治对人类的不可避免便具有相同的意义，即都是为了人类的永恒幸福与持续的、不断增进的利益。正如自然科学与技术对于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不可或缺一样，政治对于人类同样是或缺不了的。正是通过在政治活动中订立的各种实体的或虚拟的规则、契约及其由此所确立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安排，不仅避免了因私利纷争、邪恶贪欲等等给人类所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而且还不断促使人类社会走向和谐、幸福和进步。如果说政治是人的政治不需要任何说明，那么人是政治的人其原因就在于此，它构成了人类政治活动全部合理性的坚实基础。但是在这里人类的政治宿命并不是消极的接受，也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条件下的积极的创造和主动而理性的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政治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才更能显示其价值和意义。
　　
　　二、政治活动中基本政治价值的人类普遍适用性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碰撞及其调适，必然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生活本原意义的追问和思索，因而自由、平等、权利、民主以及专制、等级、特权如此等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观念，就成为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基本价值判和普遍追求的政治目标。通过对政治价值的灌输、强化和认同使人们的政治行为以至社会行为保持在特定的规范和限度之内，以维持社会存续和利益分配的实现。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看，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价值似乎都具有这种功能，那么政治价值是否会因为民族、地域的差别而产生必然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现实存在能否说明不同政治价值都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呢。
　　从一般意义上看，政治价值是基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现实状况之上的利益诉求在政治活动中的一种观念凝结。虽然利益是永恒的，但人类追求和实现利益的生存环境以及受此影响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却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导致了人类利益追求的方式、利益分配的途径和利益实现程度的差异。从人类文明之初考察，立于利益之上的政治价值首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环境的产物。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描述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时认为，大海给了古希腊人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使古希腊人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同时“这里山岭纵横，河流交错，结果没有一个伟大的整块。这里看不到东方所表达的物质权力。”古希腊的民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种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正是这种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生存环境使得古希腊人较少有思想和精神的束缚，在他们的眼里没有谁具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同时正是由这种生存环境决定的古希腊人以贸易、交换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又使他们认定也没有谁能够垄断至 维护，对自由的剥夺等等。实际上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只是相对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而存在的，如果将它们与专制、等级、特权的价值观相联系，那么这种现象恰恰是它在政治规则上的必然反映，是这种政治价值所必然要求的制度规则。在这种对应中，不过是映证了政治制度只能是政治价值的规则保证，“人工制品”的政治制度只能是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而造设。
　　同样，如果笼统地看待政治价值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为简单对应而模糊它们的具体联系。在实际上，理性政治价值在对实际政治制度的创制上提供的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原则，或者说是一种理想化的方向，一种理性偏好，而具体的制度规范直接与操作性政治价值相联，是操作性政治价值直接决定和形成具体的政治规则。无论是民主、平等还是自由，都不是一种规范性体系，也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程序，它们不仅缺乏实际运行的条件，甚至也没有同一的内容。所以在一定历史时期，民主、自由、平等是永恒的，而民主政治制度却在不断的演进着；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是相同的，而各国民主政治制度间却存在着广泛地差异。
　　当然仅仅看到政治价值对制度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外在凝固形态，物化形态，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过来要强化以及推动这种价值的进步、完善和发展。政治价值不论其合理性如否，也不管其对现实政治行为约束力的强弱，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观念，它的存在和延续离不开制度规范的力量。从总体上看，某种政治制度一旦确立，它必定将其价值信仰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理想，至少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这一方面是由于两者间的天然联系和内在的偏好，特定的政治制度必然崇尚特定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即通过强制性规范将各种政治主体的行为限定在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允许的限度之内，以保持政治制度的合法统治；同时又通过这种限定，最大限度的减少与之相冲突的、有害政治价值的产生、滋长或流行，以保证特定政治价值的主流地位和政治统治的巩固。在这种限制过程中，同时包含着对特定政治价值的扩大、增加生产及其不断完善。因此，从原初抽象意义上考察的政治价值对制度形成的作用，在各种政治制度实际建立之后便被制度规范对政治价值的或者强化和鼓励、或者制约和限制所取代。
　　如果人类自由而文明的生活只能靠民主而文明的政治规则与制度来实现，那么这种规则和制度只有建立在人们内心深处对民主政治的一致认同才是可能的；如果要使人们偶然的或者少量的对民主政治的认同成为一种信仰或主流价值，就需要不断的用包含某种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去强化它。“政治首先可被认作是一种实践活动，它关系到对某种形势――政治形势作出回应”因此，如何从复杂的、历史的过程对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作出合理的取舍，在两者的互动中使人类政治活动始终保持在理性和有序的范围内，以促进和实现人类自身的不断超越和最终自由，将是人类政治理论和实践面临的恒久与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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