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谜思：从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到布尔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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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结构”概念为中心，剖析了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经典解释和梅洛―庞蒂、布尔迪厄的批评，认为作为结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凸现出来的不同图景，列维―斯特劳斯的宏大叙事模式与后结构主义的微观分析策略反映了结构概念不同方面的含义。
　　关键词：结构；模型；理性；策略；小宇宙；场域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1―0006―05
　　
　　今年恰逢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和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百年诞辰。在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界，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人，恐怕为数不多。他们各自发展出的现象学和结构人类学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有目共瞩。这里，我仅以“结构”概念为中心，来清点他们的思想遗产，以志纪念。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经典“结构”概念
　　
　　列维―斯特劳斯于1908年11月28日出生在布鲁塞尔。少时喜读马克思的著作，思想上转向社会主义。1926年，因希腊文成绩不佳，放弃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后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31年，获哲学教师头衔。不过，注重抽象思辨的哲学研究一直让列维―斯特劳斯感到很压抑。一次，他偶然读到人类学家洛维(Robert H.Lowie)的著作《原始社会》，大受启发，觉得自己的个性更适合研究土著社会的生活经验。从1934年到1938年，他两次前往巴西，对当地印第安人的家庭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为日后的著述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材料。从1948年起，他先后发表了《南比克瓦拉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种族与历史》、《悲伤的热带》、《结构人类学》、《野性思维》、《神话学》、《面具之道》等，在欧美学术界奠定了“人类学大师”的地位。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与拉康、福柯、巴尔特一起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不过，有意思的是，列维―斯特劳斯却根本不认同这种分类。1970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法国，只有三位真正的结构主义者：邦维尼斯特、杜梅兹勒和我。”
　　平心而论，列维―斯特劳斯的夫子自道是有道理的。他所主张的“结构”是同时性的和普世的，而拉康、福柯和巴尔特则更重视同时性的结构在历史中的断裂、重组。根据马塞尔・埃纳夫的说法，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拉德克利夫・布朗1940年发表的“论社会结构”一文，即社会结构是全部社会关系组成的系统。二是1941年与雅各布森在纽约的交谈，让他认识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重要性，即结构就是各种语言成分之间不变关系构成的系统，也即同时性系统。三是布尔巴基学派的“数学结构”概念，即一旦各个数学要素之间的关系符合某些公理条件，那么这些公理条件就构成了模型，通过各种模型就能分析出其中的数学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就是要用这类模型在各种社会事实中探寻恒定不变的同时性系统。它不仅仅限于一时一地的社会，或者一般的社会领域，而是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所有事实。
　　用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话来说，界定结构就是“要搞清楚作为结构分析之对象的这些模型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属于民族学，而属于认识论，因为这些界定根本不借助于我们研究的材料。我们认为，要配得上结构这个名称，模型必须绝对满足以下四个条件：首先，结构显现了系统的特征。它就在各要素之中，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动，都会引发所有其他要素的变化。其次，所有模型属于一个包含各种转变的组合，其中每个转变对应于同一家族中的一个模型，以至于这些转变构成了一组模型。第三，以上提到的这些特性让人可以预见模型在某一要素发生变动时将会如何起作用。最后，要建立模型，它就必须具有能够覆盖所有观察到的事实。”
　　具体而言，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学家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最详尽地描述观察到事实；然后建立各种模型，而最好的模型就是不仅最简单，而且能够解释所有观察到的事实。而在这方面的典范，就是马塞尔・毛斯的《论礼物》一文。列维―斯特劳斯曾赞叹道：“在民族学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努力超越经验的观察，达到更深刻的现实。社会第一次不再属于纯粹是资料汇总的领域：奇闻、轶事被用来进行道德化的摸黑述或当作博学式的比较的材料，成为一套系统，人们可以从中发现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等价和一致”。相反，社会是社会活动的产物，即技术活动、经济活动、礼仪活动、审美活动或宗教活动的产物，而且这些活动的产物可以根据共同的和能够转换的特性进行比较和价值替换。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眼里，毛斯为这一共同的和能够转换的系统提供了最简清、最有解释力的模型。其意义堪比笛卡儿在近代哲学中发起的革命。
　　不过，在如何界定这一系统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发现毛斯思想中有抵触其结构分析方法的地方。比如，像“玛纳”和“豪”之类的概念，作为对系统的整体性的反思，更像是一个“流动的所指”或“意义的剩余”，既在系统之内，又逸出系统之外。对于这一悖论，列维―斯特劳斯的解决办法是，人类学家们可以不断地扩张人类的理性，建立意义更广阔的新的模型，把这一流动的所指和意义的剩余涵盖进来。
　　
　　二、来自梅洛―庞蒂的批评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这种扩张的理性主义很快就招致各种批评和非议。首先是来自著名哲学家梅洛―庞蒂。当然，作为好友，梅洛一庞蒂的批评很隐晦，但是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把野性思维(如玛纳、豪之类的野性概念)形而上学地解释为结构方面，梅洛一庞蒂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因为后者认为，“可以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把有关澳大利亚社会的所有闲置的文件串成卡片，用电脑来揭示它们整个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结构类似于一大组变化”。虽然《野性的思维》是在梅洛一庞蒂去世后发表的，但是这一论断是梅洛一庞蒂不能接受的。因为结构不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概念，所以必须避免给它一个纯粹普遍的地位。梅洛―庞蒂认为，还“存在通向普遍性的第二条道路：这不是从一种严格客观的方法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性，而是一种我们从民族学经验中获得的侧面的普遍性，不断地让自己接受别人和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考验。这就是建构一种普遍指称的系统，其中土著人的观点、文明人的观点和彼此对对方的错误看法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构成一种扩大的体验，让它成为原则上为其他地方和其他时期的人都能获得的体验”。其中，结构只是存在自身展示的方式。它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客观的整体。虽然结构通过各种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结构实现自己，但是，它总是与它们不同，并超越它们之上。作为未完成的作品，它无止境地召唤所有文化去实现它。
　　二是原始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反驳了一种在西方学术界 广为接受的观点，即列维布留尔所说的我们文明人的逻辑与原始人的“前逻辑的思维”的对立。其实，我们的现代社会并没有避开野性的思维，历史没有把我们与它彻底地区别开来。在《野性的思维》中，他认为野性的思维中有一种感性的逻辑：“就像在所有行话中一样，概念增殖对应的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对物权的关注，一种对于我们能够在此引进的各种区分很明确的利益。这种对客观知识的欲求构成了原始人思维中最被人忽略的方面之一。如果它罕有达到与现代科学层次相同的实在，那么它包含各种理智方法和可类比的观察法。在这两种情况下，宇宙是思想的对象，至少像满足它的需要的手段一样”。因此，“最好不要把巫术与科学对立起来，而要对他们进行对比，作为在理论的与实践的结束方面不相等的两种认知方式，……但不是通过它们两者假定的那种思想活动，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本性方面，而是根据它们所针对的两类现象”。为此，必须认识到巫术中有一套类似于科学系统的思维系统。“巫术思维不是一个开端，一个开始，一个草图，一个尚未完成的整体的部分；它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巫术与科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双方的功能当然不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不相等的阶段，而是两个战略层次，其中“自然受到科学知识的攻击”。与现代科学相比，巫术科学在知觉与想像层面上更得心应手，更接近感性直觉。但是，它们不是只有差异，而是生成着的野性思维的不同形式。野性思维就处于其富于分歧的交错之中，各种文化因此而区分开来，并部分地得到复原；如果它们可以相互接触，那么这是因为在它们的历史偶然性的背后，它们都在一块共同的和地下的层面上受到滋养，其中，它们都维系在自然与文化的共同主干上。
　　在这一方面，梅洛―庞蒂与列维―斯特劳斯也存在分歧。对于梅洛―庞蒂来说，现代文化与原始文化的关系要比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更加复杂。虽然它们都是生成着的野性思维的不同形式，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现代文化相对于原始文化具有历史的优越性，“理性与方法取代了神话学与仪式”。无论如何，历史总是在向前，其中不仅有现代文化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而且还有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历史过渡。原始文化是绝对禁止乱伦的，而且是对自然直接的或立即的简单否定，与此相比，现代文化则玩弄自然，有时还改变乱伦禁忌，它能够与自然直接接触，创造出科学和对人的技术统治。当然，这一历史过渡不仅意味着人类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还隐含着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和重大危险。正如梅罗―庞蒂所说的，“交换和象征功能失去了它们的僵硬，还失去了它们的神圣的美；理性与方法取代了神话学与仪式，还有伴随着用来补充的肤浅的小神话的有关生活的完全世俗的习俗”。
　　
　　三、来自布尔迪厄的批评
　　
　　后来，布尔迪厄更是从对人的行为风格和逻辑的研究出发，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方法做了专门的批评。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只是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关系结构，而不是实体，但是他仍然停留在理论研究的第二个层次上，主张研究者对源始经验材料进行客观分析就足够了，因而无法体会到当事者的“机智”、“风格”与“策略”。而这正是人实际的“行为逻辑”。
　　为此，布尔迪厄认为社会研究必须上升到反思的层次，即在客观主义模式之上进一步研究社会分层现象与人的“习性”(habitus)，把人类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冲突性通过统计学的规则展现出来。比如在研究大众审美趣味时，必须反对康德式的形式化的审美研究，因为大众审美趣味是与各自阶层的道德规范或娱乐规范息息相关的。因为“趣味是有阶层之分的：社会主体是通过他们在美与丑、杰出与平庸之间作出的区分而区别开来的，而且也表现了他们在客观的社会分层中的地位”。
　　在《学术人》中，布尔迪厄根据这种反思社会学方法具体研究了法国的大学系统。这一研究分为二个步骤：(1)重构各种社会场域中行为者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2)揭示他们的行为逻辑。
　　首先，他认为在社会空间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小宇宙”(microcosmes)，具有相对的同质性与自主性。它们也可以被称为“场域”，如大学场域、新闻场域、艺术场域、教会场域等。当然，它们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不过，只要是场域，它内部就有竞争及其规则。因此，研究者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某个专门的场域上，分析其中的权力运作及其规则。为此，在《学术人》中，布尔迪厄把研究对象缩小到巴黎高等研究学院里的权力关系系统上。众所周知，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是为数甚少的、倡导原创思想和研究的著名的法国学术机构。其特点是围绕着有学术声望的个人和机构实施高等教育。不过，学术声望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学术和思想上具有优势，不一定会带来荣誉。相反，它意味着学术荣誉都是给予那些知道(无论是否有意)如何与奖励系统打交道、并且恰到好处地使用一切已有的特权或文化资本的人。因此，在这类大学中，其实并没有纯粹公平的学术竞争，而是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系统。
　　经过研究，他发现在大学中不仅存在着康德所说的“系科之争”，即“世俗的”系科(如法律院与医学院)和“科学的”系科(如理学院与文学院)为了争夺在科学与社会上的影响和权力而进行的较量，而且还有另两类相关的系统。一是大学权力系统，它“控制了教授团、教师资格评审团、(任命教授)大学咨询委员会”，这也就是说，它掌握了一种在大学、特别是在巴黎高师获得的，而且主要是被索邦大学教授们垄断的资本。二是在大学内外存在着靠著作、科学界的声望和在国外科学圈里的表现而获取的权力和声望系统，其指标有：论著被不断引用和翻译，被选人法兰西科学院，名字被收入《拉鲁斯》(Larousse)，著作被收入各种经典丛书(如“Idee”、“Points”、“Tel”等)，担任学术杂志的主编或编委，等等。这两类系统中既相关又有区别，如一位教授可以在第二类系统中有十分牢固的地位，而在第一类系统中却甚少权力；不过，也存在着在这两类系统中都掌握很大权力的教授。显而易见，在这两类系统中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和斗争。
　　其次，布尔迪厄进一步研究了这两类权力系统的内部结构，分析其中的各种权力关系及其等级制，并且指出这些系统是如何影响个人行为的，以及个人的习性又是如何影响这些系统的再生产的。他发现，一方面，在大学权力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似乎比不上属于第二类系统中的声誉卓著的学者，前者只能炫耀一时，而后者则是不朽的。对于这一点，大家是心照不宣的。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后者往往不敌前者。因为前者有权任命教授和授予博士学位，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第二类系统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指导教授们掌握的大学权力资本的多少是与选他们做导师的学生的数量和资质有着密切关系的。比如在巴黎各高校的哲学系中，跟利科做博 士论文的有10人，跟伊波利特的有10人，跟Schuhl的有10人，跟Jankelevitch的有7人，跟Walh的有6人，跟Gandillac的有6人，跟Alquie的有5人，跟Gouhier的有4人，跟Canguilhem的有4人。其中，因为利科与伊波利特在这两类权力系统中最有地位，所以学生也较多。但是，学生选导师是有一套“策略”的，这与双方的习性密切相关。比如，伊波利特是巴黎高师出身，先是索邦大学教授，后被选人法兰西学院；而利科却非高师出身，又是南特大学(位于巴黎郊区)教授，后又到美国任教。从学术专长来看，前者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法译者，又是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后者则是胡塞尔《观念I》的法译者，还是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这些习性显然会影响到学生的选择。比如在跟伊波利特的10人中，9人已经有了教师头衔，6人是巴黎高师出身，6人是巴黎人；而跟利科的10人中，8人已经有了教师头衔，但是无一人是高师出身，只有2人是巴黎人。
　　
　　四、何为“结构”：宏大叙事，抑或微观分析?
　　
　　面对好友梅洛―庞蒂的批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梅洛―庞蒂是想“从结构中发现理解存在的一种新方式”，在哲学上有其重要性；而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领域里，列维―斯特劳斯也欣然接受后学布尔迪厄的批评，认为反思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对他的结构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补充。。显然，从善如流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梅洛一庞蒂对“结构”的哲学理解和布尔迪厄对“结构”的开放态度，都是其结构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从现实历史的演变来看，从列维―斯特劳斯、梅洛―庞蒂到布尔迪厄，结构主义运动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分析的转换，即从早期注重客观与普遍的大理性主义模式转向了一种动态的和开放的结构主义，而梅洛―庞蒂正是这一过度的桥梁和中介。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年讥笑“结构不上街”的后结构主义者们，他们倡导的强调“风格”或“策略”的微观分析，最终却沦落到“小打小闹”的境地，总是让人有“云深不知处”的感慨。晚年的布尔迪厄就发现了这种困境。就在癌症将要吞噬他的生命的十几天前，他还强撑着与埃里蓬先生通电话，表露了自己未了的两大心愿，其中之一就是写一本“小宇宙”或“社会场理论”的书，对各种场域进行综合研究。
　　但是，突然降临的死亡却让他无法实现这一心愿。像德勒兹、福柯与德里达等人一样，布尔迪厄也是在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等经典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因而，他不可避免地会过多强调社会空间的区分化与等级化，强调研究各种“小宇宙”(rmcrocosmes)，也即各种微观的场域，而对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却研究较少。这就难免被人指责有“简约主义"(Reductionisme)的倾向。
　　我们认为，各个小宇宙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质点空间或笛卡尔式的并列空间(partes exlrapartes)，而是作为事件的和不断生成变化的拓扑空间，而人类历史就是这些事件的“背景”；随着这些事件的互动与重组，各种新的事件就会从历史大背景中“凸现”出来。无论是经典结构主义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评，还是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结构的摒弃，其实都是历史大背景中凸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一事件”。换言之，这些思潮与方法的相互超越都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一次次再整合。历史不仅会证实新理论和方法的优越性与合法性，也会不断地从自身中凸现出更新的理论与方法来纠正已有理论与方法的错误。就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而言，经典结构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与后结构主义的微观策略，都各有擅场，问题是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兼容前者客观冷静的分析特点，以及后者灵动开放的叙事风格。这也许是来自历史深出的呼唤吧。
　　
　　(责任编辑：曾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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