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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与局限:詹姆斯・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理论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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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一种“生产性正义”理论。奥康纳认为,“分配性正义”仅仅是规则应用的正义,不关涉规则的制定正义与否,造成资本话语的力量在规则制定中压制了生态话语的力量;“分配性正义”是一种定量的正义,正义与否用金钱进行衡量,无法正确反映事物的生态价值;“分配性正义”只关注交换价值,助长了消费的扩张,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分配性正义”是一种面向个体的正义,重视个体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阻碍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他主张一种“生产性正义”,将规则应用的正义扩展到规则制定的正义,通过民众参与生态问题决策,实现规则制定的正义;由定量核算转向定性确认,突出生态因素的优先性,根据劳动过程与产品的生态影响实行管制;由关注交换价值转向关注使用价值,强调资源使用和产品目的的合理性,提倡消极外化物最小化和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生产;由关注个体权利转向关注社会整体利益,面向社会中多数人的共有需求,协调个人需求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关系,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奥康纳提出的“生产性正义”实现了对“分配性正义”的超越,但其理论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局限,其彻底否定了“分配性正义”,对资本批判不够彻底,实践路径具有乌托邦倾向。
  关键词:正义;分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面世以来,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破坏,导致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关于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进行了探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er)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引入自然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的正义规则属于“分配性正义”,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提出正是“分配性正义”规则的应用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生产性正义”的主张,希冀通过“生产性正义”规则的使用规避对自然的破坏。其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也存在理论偏差。
  一、“分配性正义”批判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正义属于“分配性正义”,而“分配性正义”无论是从制定原则还是施行导向来看都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正是由于“分配性正义”的局限及其实践导向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和使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进而,他对“分配性正义”的性质、内涵和实践取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力图揭示“分配性正义”的反自然特征。然而,在其论述中,奥康纳没有明确给出“分配性正义”的概念,其关于“分配性正义”的论述也是有限和分散的。但通过分析其有关论述,我们仍然可以概括出“分配性正义”的几个主要特征;正是“分配性正义”的这些特征不利于对自然的合理利用,甚至直接导致了对自然的破坏。
  首先,“分配性正义”是规则应用的正义。在奥康纳眼里,“分配性正义”是一种有限的正义。因为“分配性正义”仅仅涉及正义原则在实践中的平等应用,而并不关涉正义原则的制定。“在资产阶级思想中,‘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指事物的平等生产,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指人人都平等地制定法律。”1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如果原则的制定和生产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就很难得出真正意义上公正的原则,更不可能在应用中产生平等的效果。在关于环境污染承受、生态权益分享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不同人群的话语权不同,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大小不同,就会造成原则本身的不正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具有主体性,一切事物围绕资本的增值和扩张而进行,资本话语的力量远远大于生态话语的力量,因而其制定出来的规则有利于资本的扩张,而无法真正实现对自然的正义开发和使用。
  其次,“分配性正义”是定量的正义。在奥康纳看来,“分配性正义”实际上是一种数量的核算,各种生态因素以及污染破坏的后果都被折合成金钱,然后通过等价的形式进行交易。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可以分为三类:经济意义上的正义、生态或环境意义上的正义、社区或公共事物意义上的正义。奥康纳指出,虽然这三种类型正义的内涵各不相同,但三者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就是正义与否都可以用金钱进行衡量。“任何东西,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2这种用金钱进行的衡量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在市场中形成生态因素和环境污染补偿的价格。“‘分配性正义’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濒危物种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的估价所做出的有关罚金和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3在资本主义早期,这种核算的过程和机制较为简单,因而可以大致反映出生态因素的价值,形成大致合理的价格。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程度非常高,影响定价的因素增多,生态因素在市场中形成价格的过程和机制变得异常复杂,其合理价格的形成几乎无法达成。“总而言之,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1既然在此条件下测定的生态因素价格不能很好地反映其价值,依此进行的分配和交换就不可能是正义的,难以实现对资源的合理调配和使用。
  再次,“分配性正义”关注交换价值。奥康纳认为,“分配性正义”主要关注资源和产品在社会成员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包括生产过程中正面因素的平等分配和负面因素的平等负担。分配过程中涉及对不同因素的换算,于是分配正义的焦点就集中到交换价值上。交换价值的目标指向资本的增值,资本的增值又以消费品为载体。资本增值的动力使其通过各种手段扩大需求,乃至制造出各种非正义的甚至是虚假的需求。需求的扩大进而推动消费的扩张,消费的扩张又导致对金钱的依赖和崇拜。“鉴于价值和资本(利润既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手段也是其最终目的)的自我扩张本性,再结合需求满足的商品形式,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便要求市场对最终使用价值(消费品)的需求(需要)必须也是自我扩张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需要便是对越来越多的金钱的需要。”2资本主义需求和消费的无限扩大必然会超过自然承受的范围,其结果就会产生生态危机。   最后,“分配性正义”是一种面向个体的正义。奥康纳指出,“分配性正义”关注个体正义的实现与否,却忽视了对社会整体要求的考量,可能导致个体正义要求与社会整体要求的矛盾。“‘分配性正义’首先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3虽然个体要求满足的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某些情况下,个体要求的满足会损害其他人的权利,这就需要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分配性正义”仅仅关注个体利益的实现而忽视了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时会导致部分人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奥康纳认为“分配性正义”中无论是经济正义、生态正义还是公共正义,在其实施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结果形成了某些团体对其他一些团体、某些人对其他一些人、当代人对后代人的社会历史性债务,造成了事实上的不正义。“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都存在着某些团体对其他一些团体欠下社会性债务的情况,它应该被分期清偿掉。”4由于这种不正义现象的存在,社会难以在整体上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
  二、“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
  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只关注个体的正义而忽视了社会整体的正义,造成不同群体之间事实上的不正义,且在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复杂市场条件下已经无法实现。在生态领域,由于“分配性正义”只面向分配,其结果是造成需求的无限扩张,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直至无法承受。基于此,奥康纳提出一种“生产性正义”,意图通过施行“生产性正义”,克服“分配性正义”的局限,帮助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威胁。
  首先,“生产性正义”是规则制定的正义。相对于正义原则的应用来讲,正义原则的制定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奥康纳特别重视通过生态斗争实现规则制定的正义:“将民主的内涵置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这样,通过民众参与生态问题的决策,实现规则制定的正义,形成科学合理的规则,进而才能保证规则应用的良好结果。而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呢?奥康纳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清晰的,他认为仅仅变革资本主义民主的程序是不够的,这只是使其自身规范变得有效,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国家非民主的实质内容。“这种政治策略的核心不在于去改革自由民主制并使其‘更有效’。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改革,仅仅意味着使民主的程序在其自身规范的基础上变得更为有效,而这并不能有效打击自由主义国家中非民主的或自由放任的实质内容。关键在于要把这些斗争升华为一种追求民主国家的斗争。”2只有国家从本质上成为民主的载体,其规则制定的指向和程序才能保证规则制定的正义。
  其次,“生产性正义”是定性的正义。由于“分配性正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无法进行合理的核算和测定,加之定量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生态因素的保护,于是奥康纳摒弃了“分配性正义”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而肯定“生产性正义”之中的定性分析方法,认为对正义的关注应当由定量转向定性。“在今天,正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劳动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已极为广泛地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样,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其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3奥康纳特别强调,定性分析可以突出生态因素的优先性,直接根据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判定其可行与否,而不是只进行量上的调节。他对于“生产性正义”的描述明确显现出是一种定性的判断:“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4这种定性判断突出了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的生态影响实行有力的管制,在当前生产项目实施中的环境一票否决制就是“生产性正义”的具体体现。只要是从环境保护的观点看来是不容许的,就坚决否决,而不可能通过金钱等可以量化的东西加以置换。
  再次,“生产性正义”指向使用价值。在奥康纳看来,“分配性正义”面向资源和产品的配置等分配领域的问题,而“生产性正义”则指向生产关系领域,关注生产活动的正当性,强调资源使用和产品目的的合理性,提倡消极外化物最小化和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生产。奥康纳指出:“‘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小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1由于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直接和生态影响挂钩,因而,劳动过程的生态后果也就进入了“生产性正义”的视野之中。“正如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商品的社会经济功能来定义使用价值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其生态后果来定义具体劳动。提供特定种类营养的特定食物是通过某些特定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譬如通过化学农业),而这些生产方式又会对土壤、水源等产生特定的影响。”2当生态后果直接成为正义原则衡量指标的情况下,这种正义原则就成为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有力工具。
  最后,“生产性正义”是面向社会的正义。“分配性正义”仅仅关注物品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往往体现的是个人对于资本增值的要求,其结果是满足了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却造成部分人受到损害。而“生产性正义”关注物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面向社会中多数人共有的需求,因而其能很好地协调个人需求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关系,规避了“分配性正义”的不良生态后果。奥康纳强调:“这种理论重点研究那些非常社会性的需求,即每个人与其他人所共同具有的那些需求,而不是去研究个人主观定义的那些愿望。”3社会性需求指引的生产是面向社会之中所有人的,可以避免个人需求指引生产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不会造成部分人利益对他人造成的损害,体现了正义原则的社会性。
  三、“生产性正义”理论的局限
  奥康纳关于“生产性正义”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分配性正义”的超越,它揭示出正义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分配领域,也存在于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正义问题更具有根本性,这可以给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以很好的启发。然而,奥康纳关于“生产性正义”的观点也存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其在提倡“生产性正义”的同时对“分配性正义”做了完全否定,而在对“分配性正义”进行批判时却没能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彻底的批判,且认为“生态学社会主义”是实现“生产性正义”的唯一途径。他的这些主张存在一定的理论问题,其探讨也没能达到一定的深度,我们需要在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澄清相关认知。   首先,“分配性正义”不应当彻底否定。奥康纳认为:“生产性正义将需求最小化,或者说,彻底废止分配性正义。”4问题在于,“分配性正义”能不能彻底废止呢?事实上是不能的。从“分配性正义”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分配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概念,而社会管理是永恒存在的,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管理,因而,“分配性正义”也是需要的,只不过将来其原则、内容、标准要有所改变。两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生产性正义”的施行离不开“分配性正义”,原因有三:首先,“分配性正义”是一种有限度的正义,但其毕竟关涉正义原则的应用和执行,在“生产性正义”条件下制定出来的原则也需要“分配性正义”的执行;其次,定性离不开定量,没有量的规定性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作为定性正义的“生产性正义”需要作为定量正义的“分配性正义”的补充;最后,个体的正义与社会的正义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整体正义是由个体正义构成的,如果离开了个体的正义,面向整体的正义是无法实现的,体现整体正义的“生产性正义”与体现个体正义的“分配性正义”相互包含。
  其次,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不够彻底。通过对“分配性正义”的批判和提出“生产性正义”的主张,奥康纳由对资本主义分配过程的批判深入到对其生产过程的批判,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及其反生态性,这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价值。但是,奥康纳也就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批判的层面上,而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与生产的不正义只是问题的表象,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如果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层面进行分析,就不能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1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种种非正义现象。而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性正义”才可能不断转化为现实。但奥康纳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精彩的批判之后,却没能进一步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批判了现象却没有深挖其根源,不能找到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造成了其“生产性正义”理论的不彻底性。
  最后,“生产性正义”的实现路径具有乌托邦倾向。对于“生产性正义”的实现,奥康纳所持的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态度。他片面关注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忽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根本性,试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局部改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事实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展开的,人与自然关系如何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莱斯曾经说过:“为生存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它既表现为特殊社会内部的冲突也表现为全球规模上社会之间的冲突)是驱使控制自然(内部的和外部的)越来越紧,以及排除给这一目标的现代形态设置任何先验界限的动力。”2人与自然的矛盾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因而,要想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或者是实现“生产性正义”,就必须先行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或同时解决人与人和人与自然这两对矛盾关系问题。奥康纳试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生态改良运动去实现“生产性正义”,那只能是一种生态乌托邦,仅仅通过私有制条件下的改良是无法实现“生产性正义”的。福斯特指出:“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想把绿色理论移接给马克思,还是把马克思移接给绿色理论,都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1而只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走向“生产性正义”。
  综上所述,“分配性正义”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不能完全废止,而“生产性正义”的实现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而,我们的结论是:实现对生态的合理利用需要的是一种公有制基础上的全面正义,而这种正义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能完全实现。在共产主义阶段,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解决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缺乏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是通过交换价值进行,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以缓解,分配问题上的对立性冲突不复存在。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就能得到全面的实现。
  [作者简介:刘海龙,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月红)
  Transcendence and Limitation: On James OConnors Theory of
  “Productive Justice”
  Liu Hailong
  Abstract: James OConnor, a scholar of ecological Marxism, fiercely criticized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capitalism and proposed a theory of “productive justice”. From OConnors perspective,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nly exists in rule enforcement regardless of rule?making, which results in the suppression of capital voice over ecological voice in rule?making process.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of quantitative, and the ecological value cannot be reflected correctly in terms of money. Focusing on the exchange value only, distributive justice encourages consumption expansion and causes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an individual?oriented justice, distributive justic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dividual interests in preference to social interests, which hinders the proper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OConnor advocates “productive justice”, expanding justice from rule application to rule?making, and holds that the public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ecological problem decision to realize the justice in rule?making. Qualitative confirmation should be employed instead of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to highlight the priority of ecological elements and enforce th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labor process and ecological impacts of products. The attention to exchange value should be shifted to use value to emphasize the rationality of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production purpose and to advocate production with minimum negative exteriorization and maximum positive exteriorization. The focus on individual interests should be converted to the social interests as a whole to address the common needs of the majority of a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needs and social needs should be coordinated to guarantee the proper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ductive justice” advanced by OConnor has transcended “distributive justice”. Nevertheless, his theory has certain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in that it completely denies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criticizes capitalism insufficiently and it has Utopian tendency in realization approach.
  Key words: justice;distribution;production;capitalism;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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