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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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6-0029-07
自2004年“民工荒”爆发以来，中国农民工名义工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论。争论源自于刘易斯拐点如果到来，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的担忧，这样的担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第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否会使中国丧失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竞争优势？第三，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影响通货膨胀水平？本研究聚焦于如果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研究的路径从总结历史经验和考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出发。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已跨越了刘易斯拐点。日本的刘易斯拐点大约发生在1960年前后，韩国在1970年前后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由于日本、韩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与我国较为类似，而且均在开放过程中获得较快的持续经济增长，其经历和教训值得借鉴。本研究主要考察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阶段中，经济形态和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三个方面分析可能带给我们的启示，并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上述三种担忧进行分析，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一、跨越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表现与启示
1.刘易斯拐点之后还能享受人口红利吗？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人口红利时期通常该国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速都较高。从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日本、韩国仍旧可以享受人口红利，并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人口红利自动消失。日本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仍享受着人口红利，有趣的是，在1975―1980年间，日本就业人口还出现大幅增长，共增加就业人口29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0万人，1977年更是增加劳动力人口高达71万人。韩国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经过刘易斯拐点，但是至今仍在享受着人口红利。
为什么刘易斯拐点之后日本和韩国仍旧受益于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拐点和刘易斯拐点不是同一个拐点。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泛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带来的经济影响，这被称为第一个人口红利，往往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三个主要途径实现（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2）。第一个人口红利突出反映着有效消费人口与有效生产人口的相互影响，强调生命周期的收入与消费模式的变化（王丰，2007）。之后，学者更加关注年龄结构变化对财富创造过程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加速资本积累，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进而提高劳动者的人均产出，因此形成第二个人口红利（Mason，2001；Mason和Lee，2004）。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准确地说是一种人力资源得到发挥或者良好的资源配置后的经济成果。而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则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村―城市部门劳动力流动模型，并非人口变动。因此，人口红利拐点和刘易斯拐点不是同一个拐点。
人口红利并非自然产生，要享受人口红利，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开发和利用人口资源。第一个人口红利强调劳动力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第二个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财富的贡献，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资本积累、转移支付与贷款，其中，只有资本积累才可以影响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而其他形式的财富转移则不会（王丰，梅森，2006）。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均是利用其人口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低价格劳动力成本优势，采取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从而快速推进经济增长（林毅夫等，1999）。以韩国为例，韩国在1967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现为世贸组织），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和纺织工业的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业，为韩国资本和技术积累创造了条件。总的看来，一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若能继续享受人口红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劳动力成本上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2.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增长是否放缓？
从日本的发展实践来看，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没有发生。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高速经济增长至少持续到1973年，其中1966―1970年间增长率都维持在10%以上，除了1965年的-5.1%之外，1956―1973年间经济年增长率高达9.4%。1974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尽管出现下滑趋势，1975―1991年间仍保持了4.5%的年经济增长速度。1992年之后增速基本保持在0.67%，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经济增长速度为-2.2%。韩国在很长时期一直维持着高速经济增长，只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因此，日本、韩国的发展实践无法为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的下滑提供足够的证据。
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不见得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下滑，这一点经济增长理论就可以给出解释。毕竟在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劳动力、资本、科技、制度等）中劳动力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变量，而且劳动力还有数量和质量之分，尽管劳动力数量可能呈现减少趋势，但是其质量因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得到上升。另外，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过程中，不论强制性技术进步还是诱致性技术进步，都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这在后来卢卡斯、罗默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经济不景气，日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机构颇受社会批评，但是Hayashi和Prescott（2002）发现，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力（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日本1960―1973年间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资本积累的贡献也高于1973年之后的各个时期。韩国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贡献份额中仍旧贡献比较大，1975―1980年之后还呈现增加趋势，1980―1985年之间虽有下降，但是之后又恢复到0.27%的水平。由此可见，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放缓。 日本和韩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可以提供更加直观的证据。在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后，日本经济由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变为4%左右的低速稳定增长，1986―1990年间经济增长率高达5.3%，其间，日本的工业化发展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薛敬孝等，2002）。韩国产业政策也经历了实质性变革，1962―1986年间投资和出口是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1987年的“第六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正式调整出口战略，将以出口为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增长战略逐渐转向经济结构的调整，旨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实现技术立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核心战略已经彻底从“以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转变为“通过改革创造新的发展原动力”，这些制度安排都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分析过程更多是基于刘易斯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即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给现代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个模型的局限性在于把现代部门的需求动向处理为外生性因素，将现代部门作为理论分析主体。吉川洋（1994）在刘易斯模型框架下分析经济增长获得成功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时发现，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在于如何创造现代制造业部门的需求，他把需求方面因素作为内生性因素纳入到增长分析框架。在增长获得成功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中，工业部门的增长都是以出口为主导的，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均是通过低工资、高积累和高利润验证了刘易斯模型的增长过程，与之有区别的是，日本的高速增长基本上是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支撑高速增长的内需是由于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移动而产生出来，人口移动→户数增加→以耐用消费品（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在此阶段迅速上升）为中心的消费需求扩大→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因此，不能简单从刘易斯拐点到来推断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长期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同时还受总体需求影响。
3.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必然导致高通货膨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IMF）的数据，从日本的CPI变化来看，似乎支持刘易斯拐点之后通货膨胀趋于提高，CPI涨幅不断提高，1961―1972年间CPI的平均水平高达5.73%，之后1973年和1974年均是2位数，1976年和1977年的CPI也超过8%，1978―1985年间则为3.69%。在此期间，日本制造业工资涨幅也有类似的表现，1960年之后工资涨幅持续超过了10%。但是1985年之后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从韩国的CPI表现来看，刘易斯拐点之后通货膨胀的整体水平大幅度提升。之后，从1982年起通货膨胀水平相对较低，一直持续到1986年，从1997年之后进入更低水平的下降通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刘易斯拐点之后，通货膨胀水平会明显上升的结论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识别清楚物价上涨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其他？首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经历刘易斯拐点后不久都经历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飙涨容易推高物价水平。以日本为例，1973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冲击给资源缺乏、严重依赖国外原料市场日本经济带来冲击较大，相比1973年前年均10%的经济增长速度，197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0.4%，是战后第一次负增长。当然，从此次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石油价格上涨肯定不是其唯一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1973年前在国际收支不均衡扩大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回避日元升值，导致外汇供给量增大，以及依靠中央银行的信用膨胀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再加上之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连续扩大财政支出，造成经济过热，引起物价上涨。另外，日本1960―1968年间消费物价指数缓慢上升，批发物价指数却非常稳定，之后4年间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一起上升，但是同其他国家相比，上升幅度并不大。1972年后，日本的消费物价指数和批发物价指数均开始大幅度上升，但是同期其他国家上升的幅度更大（岛仓民生，1990）。因此，我们无法得到刘易斯拐点之后通货膨胀水平大幅度上升的结论。
为什么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整体水平的提升？可以从三个方面给出解释：
第一，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产品价格可能表现出上涨趋势。尽管农产品价格上涨可能推高物价水平，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食品支出所占生活支出趋于下降（即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会降低。农产品价格上涨影响的主要是低收入者，如果对低收入者实施补贴，适当提高低收入群体福利就可以减少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工资的上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传导到最终消费者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尽管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劳动率提高消除了成本压力，则工资成本上升不会向下游价格传递或者传递有限，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自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以日本为例，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就业人口的年增长率急剧下降，与此同时，工资总额的年增长率接近15%，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产品成本中的工资费用急剧上升。尽管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工资增加所产生的影响有抑制作用，但它的提高速度远不及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岛仓民生，1990），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在通货膨胀上得到体现。另外，还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安排与政策干预，如果工会力量不够强大，工人议价能力有限或者政府针对工资实施直接干预，则都不会发生价格传递现象。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在影响通货膨胀的众多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仅是其中的一项因素，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因此，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整体水平的上升。
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大家最为关注的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成本上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和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等问题。本文在这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非农劳动力供给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制造业竞争力和通货膨胀等情况进行讨论。 1.中国的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充足
第一，中国城镇仍有大量闲置劳动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大规模改革，大量国企工人下岗，1997―2005年间，从国企下岗的工人累计接近2900万人，这部分劳动力最终还是投向就业市场。从下岗工人的年龄结构来看，每年新增下岗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逐年上升。下岗男性工人的年龄从1997年的36.7岁上升至2004年的43.1岁，下岗女性工人平均下岗年龄从1997年的35.6岁上升至2004年的38.8岁。据此测算，有800万人在2011―2013年期间进入退休高峰，2000万下岗工人中的半数将在2020年前后进入退休高峰（王涵等，2010）。另外，男性和女性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是60岁和50岁（女干部55岁），这意味着有相当部分职工退休后仍有能力从事劳动，形成潜在的劳动供给。
第二，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统计，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9.68%，乡村人口仍高达6.74亿人，其中农业就业人数有2.79亿人，高于工业或服务业就业人口。农业部门占总就业的比重高达36.7%，远高于发达国家5%左右的比例。如果按照就业人口的10%来计算，中国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仅为7000万人，这意味着目前仍旧有2亿人左右的劳动力可供转移。即使按照最保守估计，农业生产需要1亿人的劳动力，则仍旧有1.7亿人劳动力可供转移。从地区劳动力分布来看更加直观，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汇编（农民卷）》数据计算，在农村常住的劳动力资源中，21―50岁的劳动力所占比重均超过50%，其中31―40岁所占比重最高（为23.88%），41―50岁所占比重为20.75%。从受教育水平来看，在现在的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最多（占49.53%），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32.66%，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仅占9.82%；从受教育水平的区域分布来看，西部地区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具有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40.96%、39.72%和7.55%。农村常住劳动力主要从事传统的农作物种植业，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从事农作物种植业的比例最小（为48.82%），而其他地区约有70%―80%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作物种植业。由此可见，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大量需要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
第三，非农技能劳动力更加具有弹性。从当前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至少存在以下5个方面的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因素：一是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虽然已经接近50%，但只是半截城市化（王小鲁，2012），外出务工人员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公共服务，这方面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对务工人员的吸引力也会不断增强。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工举家外出变得更加便利。二是粮食主产区作为重要劳动力流出地，其粮食生产经营是以户为单位，户均耕地面积少，经营规模小，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技术落后，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土地本身社会保障功能将更加趋于弱化，土地流转与退出变得越来越便利，粮食主产区将释放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三是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将不断解放那些因照料孩子和照顾年长的家庭成员而无法外出的女性，提高了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等，都将有利于农村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释放更多的农村内部劳动力。四是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内地的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将为内陆地区留住更多的本地区剩余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五是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接受了正规教育和相关技术培训，根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在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5%，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人力资本的迅速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劳动力规模下降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与以往相比，尽管外出农业部门内剩余劳动力规模趋于减少，但是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空间仍然巨大，未来十年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2.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制造业竞争力削弱有限
理论上而言，刘易斯拐点之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由制度性工资决定，而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力成本将呈现上升趋势。持续的“民工荒”“涨薪潮”等现象引起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能否持续”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我们以为，讨论工资上涨的影响至少要识别四个问题：第一，当前名义工资上涨，而实际工资上涨多少？第二，工资上涨是暂时性还是长期现象？第三，和其他经济体相比，工资上涨是否削弱外商的直接投资热情？第四，工资上涨引起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多少？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发现尽管名义工资有所上涨，但是实际工资却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最高水平（毛学峰和刘靖，2011）。针对第二个问题，需要把劳动力成本问题置于更长的经济周期来审视。宋国青（2011）研究发现，农业就业份额是影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组合的重要变量，而当前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包括长期趋势和周期性波动两个部分，周期性的波动可能在当前出现局部拐点，这样的拐点在1989年和1996年也出现过，农业就业份额下降的拐点不是一次性的。由此推断，目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可能源于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尽管缺乏更深入的资料提供证据支撑，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讨论类似问题必须考虑周期性波动。
笔者更加关注第三和第四个问题的讨论。按照美国劳工部公布的资料，2002年美国劳工部的调查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小时工资是57美分，不到美国工人平均小时工资的3%。之后中国人工成本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根据Judith Banister和George Cook（2011）的资料，2008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约为1.36美元，城市相关单位工资约为2.38美元，乡镇企业单位工资约为0.82美元。这样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仅为美国的4%，欧盟地区的3%，也低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水平，和菲律宾的工资水平差不多，但是仍旧低于墨西哥和巴西的人均工资水平。 根据Judith Banister and George Cook（2011）的资料，中国农村地区的制造业工资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地区。2006年之前，中国的乡镇企业工资较为稳定（低于50美分），相当于城市地区制造业工资的43%。之后，乡镇企业的工人工资呈现增长趋势，2008年乡镇企业的制造业工人小时工资达到0.82美分，但仅是城市地区制造业工人的34%，相对城市地区而言，农村地区制造业工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2006年之后，中国人工成本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新劳动法的实施、全国各地最低工资的多次调整、城市市场的劳动力短缺以及外出务工人员本身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等。
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变化。尽管中国工资水平有显著上升，但是中国劳动力生产率的上升基本抵消了人工成本的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生产率一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大幅上升，1998―2006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6.27%，而同期工业企业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为12.85%，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工资增长率4个百分点（张车伟，2009）。另外，中国制造业结构显著改善，尤其是出口产品的技术密集度大幅度提高。中国的出口商品已经从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到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樊纲等，2006；杨汝岱和姚洋，2006；等）。中国吸引外资的持续增长也给中国制造业优势的不断增长提供了佐证。2008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较2002年翻了一番，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是2000年的2.6倍。
因此，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在生产率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制造业工资上升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市场竞争力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仍然存在。
3.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通货膨胀压力有限
对中国而言，整体来看，劳动力成本对于通货膨胀压力有限，可以从四个方面解释：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尚不存在；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未形成二次效应；农产品价格缓慢上涨空间巨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例下降。
一般来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会对通货膨胀产生较大压力，取决于是否或者多大程度向下游消费品价格传递。和其他很多经济体一样，货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变化的主要因素，2000―2007年中国尚不存在“工资―通货膨胀”循环机制（范志勇，2008）。对于非技能劳动力市场而言，农民工工资波动并不能直接诱发物价的同向波动，它只能通过城镇劳动力工资对物价施加间接影响（丁守海，2010）。究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如前文分析，实际劳动力成本上升有限，而且劳动生产率提高已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成本上升；二是当前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准确地说是发生在出口相关制造业，相关产品与服务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目前企业很难把劳动力成本上升转嫁到最终消费品产品上，进而对整体物价影响有限；三是中国的制造业尚处于产能过剩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没有体现在最终消费品价格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次都伴随着粮食供需紧张、价格大幅上涨，往往是通货膨胀率高时粮食价格增长率更高，通货膨胀率低时粮食价格增长率更低（宋国青，2009）。尽管近些年能源价格和居住成本也面临上涨压力，但是核心通货膨胀一直平缓。张文朗和罗得恩（2010）研究发现食品价格上涨尚未对非食品价格上涨造成明显的“二轮效应”，尽管食品价格上涨已经推高了中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但是尚未成为工资上涨的决定性因素。
刘易斯拐点之后通货膨胀的最大压力体现在食品和服务价格方面，导致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简称巴萨效应，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开始发挥（孙国峰，2011）。农业部门工资的上升不是因为农业劳动力减少，而是由于贸易品部门劳动力生产率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品部门工资上升的拉动，如果我国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维持上升，将会带动农产品价格上升，自然也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发生的关键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生产能否相应提高。近些年，中国为了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实现农民增收，积极加大科技投入并提高科技投入效率，提高水利投资投入，推进农业专业化合作组织建设，提高农业各类补贴力度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自然也就削弱了价格上涨的压力。
和日本、韩国类似的是，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在短期内肯定推高物价，但是考虑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支出所占比将趋于下降，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是35.7%和41.1%，和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仍旧处于较高水平，所以，随着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对物价的影响会因为农产品收入支出比例的降低而趋于减弱。
三、结论性评述
尽管大家围绕“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或何时到来各执己见，但是大家都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刘易斯拐点迟早要到来。基于这样的共同认识，本文认为，借鉴日本、韩国经历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发展实践，中国经济的转型应注重以下四大方面。
1.注意充分开发经济体，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
从日本、韩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仍旧可以享受人口红利。但前提是，经济体需要充分开发，要注重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这样才能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工向技术型工人转变以及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消费主体是问题的关键。
2.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和劳动力市场转型
刘易斯拐点之后，日本、韩国经济增速没有出现明显的下滑，相反，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仍能实现高速增长。日韩两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给我们的启示是：可持续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依赖于选择适当的产业政策，依赖于产业升级的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成功转型。 3.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注重提升人力资本良性的经济运行需要在劳动力成本没有实质性上升之前转移出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前中国的非农劳动力供给市场巨大，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了确保人口结构变化不给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带来消极影响，要进一步放开劳动力市场政策，鼓励更多的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城市生活成本以及随迁子女的教育成本，进而缓解工资上涨压力。同时，要积极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让更多非技能工人转变为现代工业所需要的技能工人，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抵消掉劳动力短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4.重视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中国的工资上涨虽然部分被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消化，但确实已经产生了通货膨胀压力，未来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更高的长期通货膨胀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优势的发挥也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依赖于降低工业化成本，为转移更多的劳动力和进一步工业化进程提供充足“农业剩余”，因此，要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通过加大科技与水利设施投入等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削弱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在降低刘易斯拐点之后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也降低工业化成本，促进农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基础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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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晓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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