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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近距离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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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世纪。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过往是很多的。但在“文革”中,周恩来超乎寻常地忙碌,他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所以,在这个阶段,宋庆龄与周恩来的接触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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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牵挂的两人有两年未曾谋面
  1972年9月5日,何香凝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亲致悼词,周恩来出席。这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打电话问候宋庆龄,对宋庆龄的医疗和日常起居中的问题也经常做出具体安排,但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当时,社会上悄悄流传着周恩来生病的消息,宋庆龄当然对周恩来也更加牵挂。
  1974年8月2日清晨,宋庆龄突然出现面瘫。第二天,病中的周恩来仍然十分周到地亲自打来电话问候。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宋庆龄的面瘫己大致康复。她惦记着两年没有见面的周恩来,提出要在自家庭院的南湖中为周恩来打一条鱼。9月20日,宋庆龄站在窗前看工作人员捕鱼,第一次下网就捉到一条23.5斤重的大草鱼。她很高兴,指示秘书杜述周立刻把这条大鱼送到中南海。当天下午,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电话报告宋庆龄,鱼收到了,并代表周恩来表示感谢。
  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宋庆龄终于见到了抱病出席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年份都要举行国庆招待会。1950至1952年间,国庆招待会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举办的。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此后即改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举办。唯一的特例是1964年,这一年是建国15周年,9月30日,由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联名举办国庆招待会。1974年是建国25周年,按惯例要隆重庆祝。
  9月27日,宋庆龄接到电话,邀请她出席30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国管局局长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次招待会规模空前,要有4500人出席。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他还特别说明,招待会时间不会太长,约一个多小时。宋庆龄表示同意出席。
  30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和所有与会的人一样,宋庆龄也在担心,长期抱病的周恩来总理是否能够如过去一样主持国庆招待会。
  招待会开始时,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的入口处。人们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了看清周恩来,不少中外来宾不顾礼节,站到了椅子上。
  周恩来穿着深藏青色中山装,虽然身体消瘦、脸色苍白,但他仍如人们熟悉的那样仪表堂堂、气度非凡。主宾席是一个长桌,破天荒地安排了63个人。周恩来在正中就座,左侧第七位是江青,右侧第六位是宋庆龄。这个“排座次”恐怕是周恩来很费了些脑筋的。因为在见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江青排在第七,宋庆龄则被排在第二十。
  当周恩来走到话筒前准备致祝酒词时,全场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似乎渴望用这种方式使周恩来留下的时间更长久些。等待了片刻,周恩来双手做向下压的动作。在他的一再示意下,宴会厅里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周恩来的苏北口音和温和的微笑,让人们如痴如醉。短短的祝酒词,竟被不时爆发的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有些根本不到断句的地方,也被人们不适当地插入长时间的掌声。
  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已有两年多,而此时他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对他出席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周恩来坚决地说:“我要出席这次招待会。”他心里明白,这次相聚,很可能就是与大家的永别。
  医疗组的妥协方案是:一、周恩来出席,但不讲话;二、只讲前面几句话,后面的话由别人代念讲话稿;三、必须提前退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
  来到宴会厅,周恩来亲自完成了他的祝酒。他举杯提议:“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他的祝辞将招待会的气氛推到了高潮。为了照顾医疗组的感受,祝酒后周恩来没有再次入席就座。他歉意地和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
  最初,在给朋友的信里,宋庆龄曾几次表示:自己对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很不情愿的。她说:“当我被劝告去参加上月30日晚的庆典时,我被告知我只要到到场就行了。”“30日我被‘硬拉’去参加一次宴会,当时我的眼睑还肿着呢。”所以持这样的消极态度,是因为她预测周恩来难以出席。她不愿意被当作一个“文革”中“大团结”的标志。1974年10月5日,伦敦《经济学家》周刊的报道中说:“周参加了宴会,几乎所有能够抬得起头来的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6位八旬老人出现在主桌,包括88岁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他已经有一年未见活动了;以及孙逸仙遗孀宋庆龄,自1972年以后只见到过她一次。”老朋友陈翰笙事后向宋庆龄提供了这份剪报。
  能够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宋庆龄又是惊喜又是心酸。
  10月6日,宋庆龄在给瑞士女教师奥尔加・李夫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长期患病显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有些客人站在他们的座位上,为了看清楚这位肩挑重担而又拒绝一切�T惑的人。”
  10月7日,邓颖超打来电话说:“国庆宴会看到您在主宾席很高兴。外宾多,不便打招呼问好。回去累吧?听总理讲,看到您身体还好,很高兴。”宋庆龄答:“谢谢亲切慰问。想见面谈几句话,愿望没有达到。”
  10月11日,宋庆龄致信老朋友邓广殷:“我参加了二十五周年国庆宴会,有四千五百个宾客。总理说能看出我的眼睛因为面瘫的缘故还有点肿。”
  10月15日,她又致信陈翰笙:“我的眼皮仍然肿着,是我六个星期以来面瘫的后遗症。但是我还是待在那里坚持到了最后。我见到了总理。”
  10月22日,宋庆龄致信老朋友爱泼斯坦:“在宴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很憔悴而且面带倦容,但他以高亢的声音,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当然他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他身体健康。但是他现在仍然在住院治疗。”
  应该说,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也是周恩来生前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近距离相见。此后的1975年1月13日,宋庆龄曾坐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主席台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背影。宋庆龄再次见到周恩来,就是在北京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了。
  宋庆龄一生中出席过多少次会议,恐怕是很难统计的。会议上发给与会者的讲话稿,她刻意收在身边的并不多。特别是开幕词、闭幕词、祝酒词之类的礼节性讲稿,似乎更不具留存的价值。但是我们确实在宋庆龄的遗物中见到了一份祝酒词。
  这是《周总理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这份祝酒词十分简短,包括标点也只有短短的420字。这份16开大小的讲稿有一道折痕,显然是宋庆龄对折之后放到衣袋里带回来的。当我找到它的时候,它放在宋庆龄书房的黑色角柜里。与它放在一起的有宋庆龄亲笔书写了书皮的《广州蒙难记》,有毛泽东签名送给宋庆龄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等等极具纪念意义的物品。
  (作者为北京宋庆龄故居原主任)
  责任编辑 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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