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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的离奇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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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春,我参加江苏省委的工作队,在苏州附近的望亭镇搞“四清”。搞得正酣,“文革”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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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多久,工作队队长、省交际处处长汪良,被省里原单位的造反派揪回去批斗,留下副队长、省交通厅财务处处长潘毅“继续检查”。而镇上的造反派,此时把目标转向县委和地委,对工作队的批判压力,显得轻多了。为了表示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我们这些队员,还同造反派一起步行30多里,前往苏州地委“声讨走资派”。来了骗子“红卫兵”,“最高指示”都念错
  “文革”中发生了一桩啼笑皆非的闹剧。正当全国学生、造反派横扫“牛鬼蛇神”时,各地盛刮造反之风。一天镇上来了一个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小伙子,自称是上海某某造反兵团的红卫兵,是奉命前来发动群众,帮助当地造反派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工作队已经靠边站。镇上的人毕竟比较闭塞,只从报上、广播里知道红卫兵所向披靡,但从未见过。一见有红卫兵到来,想起报纸上宣传的“对待红卫兵的态度,是区别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自然对来人不敢怠慢。
  次日下午,这个“红卫兵”以闹革命为由,召集镇上各单位代表,到公社礼堂开批斗大会。原公社党委书记站在台前当中挨斗,工作队副队长站在一旁陪斗。因为匆忙召集,发言人都没准备,批斗会开得很冷清。好多时间都是那个“红卫兵”在夸夸其谈。我坐在后排,见此人东搭一句,西扯一句,有时连“最高指示”都念错,心中暗笑现在连这种人,竟也走红起来,但真没有对其真实身份感到怀疑。
  才过一天,正不知这个“红卫兵”下一步打算干什么,突然看见原公社秘书跑来告诉我们:那个“红卫兵”昨晚被抓走了。原来此人是个骗子。红卫兵走红,谁都不敢惹他,他就冒充红卫兵四处骗吃骗喝。他刚在木渎镇冒充红卫兵行骗,被发现后溜走了,转来这里。经人认出被立即举报,警察赶来将他带走了。他带走前还在公社食堂,喝酒吃宵夜。
  大家一听,既惊讶,又叹息。一个骗术不高明的骗子,居然骗住了这么多人。各人心里都明白,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把红卫兵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派。仅凭这桩闹剧,折射出“文革”时期人们的观念,已经被扭曲变形到何等的程度。错上红卫兵“串联”专列,吃白食,睡地铺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到处都掀起闹革命的高潮。我是工作队小人物,公社和工作队的旧账,都算不到我头上。我在望亭这个小镇上,反而显得有些安详平静。因为想去看病,趁空闲回了一趟南京。因办完事要回望亭,便上火车站去买票。只见火车站到处都是串联的学生,转了好半天,不是车次不合适,就是己没有票。正焦急,只听有人在喊:“北京来的同学,快整队跟我上车。”我一听心想,从北京来,肯定朝南走沪宁线,跟我要去的方向一致,于是没多想,就挤进学生队伍,没查票跟着上车了。
  车开动后,与对座一位带队老师模样的人聊天,才知道这是载大串联学生的专列,终点是杭州。望亭是小站不会停。这该怎么办?我考虑半天,心想这一年搞“社教”,身心都显疲倦,既有专列可乘,莫如干脆也跟着学生们去杭州“串联”一趟。主意打定,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那天很晚才到杭州。原以为很快就到达望亭,身上只带了很少钱。留足吃饭及返程的车票钱,所剩更少了,顺口问那位老师:“你们住哪里?”他答:“已联系好住在浙江农学院。”我灵机一动,“今晚我跟你们去住,行吗?”“可以呀。”就这样,我没花钱在农学院住了一晚。大串联的学生,都自带被子,吃饭自理。在农学院睡地铺,好在是夏天,挤一晚就过去了。我在杭州轻松玩了一天,因为乘船比乘车便宜,晚上就乘船从杭州直奔苏州而去。我这个50年代就毕业的大学生,竟然在“文革”中,体验了一回不花车费的学生串联生活。这个经历,虽是辛苦,却十分难得。
  有人整我“黑材料”,“屁派”“好派”好戏连台
  “一月风暴”过后,许多地方都被造反派夺权了。这年春节前夕,单位通知我离开望亭,回南京省手工业局闹革命。一回家,发现什么都变了。以前威严十足的几位局长,都坐在机关走廊尽头的小桌上,低头在写检查。局里以前几个不起眼的“刺头”,如今都成了造反派,大权在握。最令人反感的是,未与我商量、更未经我同意,竟擅自安排一个人住进我一直独居的宿舍。眼见局里正常工作己被打乱,老干部都被靠边,机关内外一片乱哄哄。我十分不理解,�刃拿悦<�了。
  那时南京造反派分成两派。1967年1月26日向江苏省委夺了权的一派,掌了权,声称“1・26夺权好得很”,被称“好派”。而以南京大学为首的那一派,没有参加夺权,不承认另一派掌权,批评“1・26夺权好个屁”,被称“屁派”。“好派”比“屁派”人数多。“好派”夺了局里的权以后,经夺了省委权的“好派总部”批准,将“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改称“江苏省第二轻工业厅”。“屁派”认为,“好派总部”只是群众组织,无权更改政府机构的名称。不仅开群众大会时,一派扛“厅旗”,另一派扛“局旗”,连工作上对外行文,也是一边以厅名义,另一边仍以局名义。两派相斗,谁也不服气,差不多处于无政府状态。
  “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工作队,回到局里后当权派已经靠边,从批判会上了解到涉及我的情况:一、运动前,局领导计划对我先提拔,后入党。二、运动开始后,根据上级要求,内定把我打成手工业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三、运动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又成了推行这条路线的受害者。
  原来确定我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全是搜集我会上的某些发言,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例如,我说过“几次精简机构,实际结果机构更庞大”,就说我“攻击党的精简机构政策”。在一次团员会上我曾举例说,美国外交官哈里曼都八十岁了,还不遗余力为本阶级的利益不断奔波。当今有觉悟的青年人,更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勇于担当。这本是勉励青年的话,也被当作“吹捧资产阶级的证据”。就连我对新分配来的艺术学院毕业生开玩笑说“外国画家有很多都留长发,你们怎么没留长发”,竟也被说成“宣扬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方式”。看了诸如此类“黑材料”,真印证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   搞“早请示,晚汇报”,几乎让人精神崩溃
  “文革”中,最反感、无奈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早请示,晚汇报”。如今年轻人,肯定不明白什么叫“早请示,晚汇报”。那是“文革”中,不知是谁发明的一种个人崇拜仪式。其程序是:由一人举着红语录,领喊:“首先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接着众人齐举红语录,共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I喊:“敬祝林副主席”,共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举红语录之手放下后,再领读:“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选读一段语录)”,领读一句,众人跟读一句。跟读完毕,这算是“早请示”。晚上重复这个仪式,称为“晚汇报”。仪式全程,约为5至10分钟。
  那年代,因为处处、时时都要如此表达对领袖个人崇拜的迷信,所以往往一天要做好多次。连去医院看病,在候诊厅里也要“早请示”。有次我上同事家里吃晚饭,饭前也要围着饭桌起立“晚汇报”,弄得我别扭极了。有一天,我共做了6次这样的仪式,几乎精神崩溃。
  每逢有“最高指示”发布,不问白天黑夜,都要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向领导机关去报喜。我在“五七干校”时,有一晚,深夜广播了领袖的一段“最高指示”。领队干部通知立即起床去公社报喜。我们所住的生产队离公社有12里,半夜摸黑,走十几里田埂小路去“报喜”,可不是轻松的事。又赶上那天我有点感冒,全身乏力,所以那一晚我没去。第二天,领队严肃地批评了我,还上纲上线到对领袖的态度问题。我嘴上只好做检讨,但心想,这岂不是刻意造神吗?有这种疑问的人,相信绝对不是只有我一人。
  为跳“忠字舞”,丢了自行车
  因跳“忠字舞”,害得我撞上一桩啼笑皆非的窝囊事。
  一天接到通知说,下班后都别走,大家都去院里学跳新的“忠字舞”。我尽管对此反感,但不去又不行,只好跟着去举手抬脚瞎跳了半个多小时。完了正想骑车回家,一看,我的自行车没了,四处找都没有,真是急煞人。心里恨死这场“忠字舞”,因为不跳它,也不至于我丢车子。
  第二天,根本无心上什么班,反正上班也没事干,就暗下决心,上街找车去,你偷我的,我也去“牵”一辆回来。下午五台山体育场有批判会,我就上那儿找车去。只见场外停放了密密麻麻的自行车。我丢的是上海凤凰牌车,于是就带着车钥匙,专找凤凰牌的车,一看到有跟我的车相似的,就用钥匙去试开,心想只要能打开,管它呢,我也骑走没商量。很遗憾,仅凭我这种低级的“偷车”伎俩,试了十几辆没一辆能打开。说实话,如要用工具,硬撬别人的车,我还没有这个技术,更没这个胆。忙碌大半天,无功而返,看来只能自认倒霉了。
  次日傍晚下班,我还习惯性地走到原先的停车处,原只是信步走来,并无目的,哪知突然眼前一亮,哎呀!我的自行车又回来了。怕看错,连忙再盯视一番,没错,就是我的车。车锁已被撬坏,上面还留了一张小条,写道:因有急事,借用一下你的车,对不起了。见此情景,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息,真应上啼笑皆非这句话了。好在车子丢而复得,总算是幸事。我立刻去换了把新的车锁,为了亡羊补牢,又买了一把横插锁,再锁上前轮来个双保险。
  丢过自行车的人恐怕数以万计,但能有几辆车丢了又被送回来?这种事我也摊上了。虽不能算什么喜事,但从得到的概率来说,简直可以跟中彩票相媲美。事后我遐想,倘若那天我真的“牵”了一辆别人的车回来,而我又找到了自己的车,那我该怎么办?也学人家那样把车送回去?送回大街去?也写张小条?这样太冒失了。弄不好,车主没拿着,反而便宜了另一个偷车人!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无需我去瞎操心。几十年后,怎么跳“忠字舞”,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自行车失而复得这件事,却依然记得十分清楚。
  闻风南京武斗,跑去上海避灾
  我从望亭工作队回到局里后,起初造反派视我为“当权派的红人”,是“老保”,我也看不惯他们的一些“造反”做法,当了一阵逍遥派。但后来还是加入了属于“屁派”的“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两派表面上是斗“走资派”,背地里都是要“斗”对方,互争掌权的合法性。各地兴起武斗后,南京发生武斗的小道消息也不断传来。有传言说,“好派”要集中力量教训一下“屁派”。虽然觉得机关干部不至于互相开打,但若有外面的人参与进来,那就难说了。弄得人心惶惶,都担心会发生什么意料不到的事。
  有一天中午,我们组织的头头突然通知我们,说得到消息,“好派”要对“屁派”实行集中看管。上头要我们立即分散出走,今晚到下关的肉类联合加工厂(屁派根据地之一)会合。我连忙回家拿点钱,并带了几件换洗衣服马上走。怕乘公交车会被拦住,特意绕路走着去。傍晚到了肉联厂,那里已聚集了不少人,互不认识,乱哄哄跟逃难一样。天黑时听说食堂有饭吃,我们几个人就向食堂走去。只见好多人在排队领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大桶菜花汤随便舀,都不收钱。我领了两个馒头没吃,包好放在口袋里。然后大家围坐一起,听消息,听候指示。
  大约夜里12点以后,忽见有个戴着柳条安全帽的人,过来对我们说:“厂门口现在需要人去值班看守,哪几位愿意去?”我一看,当时我们这一拨人中,多数是女的,男的不过五六人。有几个男的己起身走向戴安全帽的人,在那种气氛下,我作为一个男的,还能好意思坐着不动?于是也跟着起身随那人来到了大门口。他叫我们换下守护大门的人,接过他们的安全帽和长矛,说两小时后会有人来换岗。
  这是我第一次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站岗。四周很静,灯光昏暗,因紧靠长江,偶尔能听到微弱的江水拍打声。面对这样的环境,我的脑海里,顿时迸发出诸多离奇的遐想。我想象着一群人朝门前冲来,我勇敢地挥舞着长矛抵抗,把来犯者一一挡回去了。我又想象着自己被长矛刺伤了,没有救护车,是好几个人抬着我送医院。正胡思乱想着,看见有两位军人领着几个人走过来,他们好像在商议或争论什么。随后听人说,这是“支左”的解放军,在劝说留厂的人都解散回去,但好像没谈妥。
  此时我在想,有解放军的人在这里,估计一时不会有人硬冲进来。既然解放军劝大家散去,我何必还扛着长矛留在这里!在造反派队伍里,任凭怎么算我都不过是个没人知道的小人物,我干吗要替头头站岗,承担有可能成为“造反派烈士”的风险。想到这里,我没向人打招呼,放下长矛自己走人。   深夜,风传南京发生武斗,眼看肉联厂也不安全。此时有些人主张上长江大桥,走到江北浦口去躲避。我决定跟着去。那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好,还有一孔没有合龙。当我走到此处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未合龙的两端,相距至少20多米,中间只架有不足一米宽的铁板,供建桥工人来回通过。脚底下就是翻滚的长江,铁板两侧又没有护拦,别说走,就是只往铁板上站,两腿都难免发抖。我心中涌上一阵莫名的害怕,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我已经走过大桥的四分之三,若退回去,没地方可去;要是硬从小铁板上走过去,凭当时紧张的心态,腿一软,就掉下长江去了。我停住脚步,慌张地迟疑不定。一位在桥上值守的工人师傅,见状猜出我的恐惧心理,就过来对我说:“你闭着眼,搭着我的手,跟随我走过去。”真是抓到救命稻草,我立刻遵命,跟着工人师傅走过去了。现在想想,走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千千万万,有谁(非建桥人)能在尚有一孔未合龙之前走过去?大概不多。唯我赶上,这是躲武斗逼的,但何尝不是干载难逢的一种荣幸呢!
  到浦口后,我们来到也属“屁派”的建桥指挥部。天快亮时,指挥部里“逃难”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已是群龙无首,不知道下一步该往何处去。我与来自局里的几位同事商量后,觉得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南京亦不安全,不如干脆去上海。正好上班后,建桥指挥部有一艘工作渡轮,要从浦口过江开往南京,我们几人决定乘此船再回南京市区。一到下关,连忙买好火车票,傍晚总算有惊无险地到了上海。
  我们一行有5男2女共7个人。先到外滩江苏驻沪办事处睡了一宿地铺,然后就去上海接待站请求收容。当时各地频发武斗,躲到上海来的人真不少。接待人员询问我们为什么来到上海,怕他们不肯收容,要动员我们回去,我们有意夸大南京武斗的形势,渲染受到武斗的威胁。这一招还真起到作用,他们把我们7人安排去闸北一所中学暂住。
  到了中学,当然是睡教室地铺,除了草席外,什么都没有。吃饭是先记账,吃的都是大锅菜,能这样安定下来,我们已经很满足了。那时没有手机,打电话很不方便,只能从“屁派”上海联络点,偶尔听到一点南京零星的消息。
  天渐凉了,我从上海朋友家借来了一条毛毯,晚上几个人凑合盖一盖。有次上街见报载,受武斗影响一度中断的浙赣铁路,即日恢复通车。眼看在上海无所事事,我临时决定买张车票,回福州老家��“逍遥派”去了。
  “文革”咄咄怪事,林林总总。回首往事,我们应该深刻反思,以史为鉴吧。
  (作者为译林出版社原社长)
  责任编辑 张鑫 杨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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