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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系青年”价值观初探

作者:未知

  摘要:2017年12月以来,许多中国青年喜欢用“佛系”作为自己的标签,“佛系”成为这些青年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过渡形态。为了在现代社会释放焦虑、逃避困惑,他们在“佛系”外衣的保护下放纵自我,种种自相矛盾的言行暴露了犬儒主义的本质。克服“佛系青年”消极的一面,既要从制度上着手,也要让“每个中国人的梦”成为有效的激励手段。
  关键词:“佛系青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犬儒主义;“青年震荡”
  中图分类号:D432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63-05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专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植根于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研究”(2018JKSJD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叶穗冰(1971-),女,广州人,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年12月,“佛系青年”一词开始在互联网上爆红。佛系青年的主体是“90后”“00后”青年,“佛系”代表了一种看淡一切、缺乏学习与工作的动力、每天只与手机为伴的人生态度――他们心中的“佛”并非佛教意义上的偶像,而是须臾不离的手机。《中国青年报》与腾讯公司2018年5月在抽样调查12705名“00后”青年的基础上发布了《00后画像报告》:“佛系、宅、丧、自我、开放、进取、自信、独立、热血”是受访者对自己的评价。面对“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一问题,310%的受访者表示“发奋努力,为实现强国目标尽力”,246%的受访者表示“与自己息息相关”,另有250%的受访者冷淡地表示“知道此事”,而194%的受访者甚至“不知道此事”[1]。
  一、“佛系”――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过渡形态
  “佛系”是�S多中国青年物质主义价值观变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过渡形态。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由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提出:“我们将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物质主义’,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价值观称为‘后物质主义’。”[2]
  “90后”“00后”青年成长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以生产为核心。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社会由以生产为核心向以消费为核心转化。这是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消费型社会是一个重视人的消费需求的社会,物质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基础。同时,消费型社会又是一个对商品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社会:一旦商品而不是人成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商品就成为人的主宰,而人被异化成了客体和手段。最初,人们在商品的消费中获得了满足感;最终,人们陷入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组成的包围圈,失去了选择的自由,也失去了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90后”“00后”青年从出生之日起就置身于商品和广告泛滥的环境中。他们没有前几代人生活用品匮乏的体验,更能清醒地反思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不足。“佛系”一词表明,当代青年的经济追求正在淡化,物质主义价值观正在逐渐消退。
  但当代中国青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英格尔哈特认为,在造成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目标转变的条件中,关键因素不是人均收入本身,而是一个人的生存安全感[3]。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人们生存的风险性上升,安全感下降。刚刚迈入成人行列的“90后”“00后”青年更是面对着种种不确定性――在国内还是国外读书,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工作,甚至未来生活在哪一个城市都不确定。即便到了传统上“三十而立”的年龄,他们也可能为了追寻某一种确定性而苦苦求学,家庭与事业仍然是未知数。由于生存安全感不高,“90后”“00后”青年一方面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更能深刻反思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问题,另一方面却不能完全摆脱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羁绊。英格尔哈特预测:在20-25年之后,中国会有个代际的转变,这个代际的转变会类似美国、西欧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的情形,它们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代沟,这和它们的经济奇迹以及受经济奇迹所影响的那一代人有关。这些转变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比较年轻的一代人身上[2]。
  英格尔哈特描述的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已经在发达国家发生了。克罗齐、亨廷顿、绵贯让治对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表明,在所有三边地区里,价值观念正在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即从物质主义的、着重工作的和热心公益的价值观念,转向重视个人满足、闲暇以及“物质的、知识的和审美的自我完善”的需要[4]。这一转变也在中国悄悄发生了。与上几代人相比,“佛系青年”更加重视独立自主和个人满足――他们只愿意待在自己舒适的小房间里,每天与手机为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以自己感觉开心为目标,不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也不勉强自己去努力奋斗。所谓“佛系”更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外壳,让他们在壳子的庇护下随心所欲地生活,追逐着他们的“小确幸”――微小而确切的幸福与满足。
  为什么中国许多“90后”“00后”青年会自愿选择躲在一隅追逐微小满足感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中国“80后”青年因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初、血液中有着革故鼎新的基因而成为叛逆一代的话,那么,“90后”“00后”青年则因成长于物质充裕的时代、血液中有着安逸平和的基因而成为乖巧的一代。他们多数是独生子女,集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宠爱于一身,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生活条件优越,能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长辈的过度呵护使得他们丧失了独自解决问题的机会,学校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忽略了应对挫折的人格教育,以至于“90后”“00后”青年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体验。在看似与世无争的“佛系”外壳下,是他们躲避困难、回避竞争的怯懦的心。《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8年3月对2003名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和父母就业观念出现差异时,405%的受访青年因此在找工作时感到焦虑和迷茫,309%的受访青年因此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信心,259%的受访青年会重新理性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194%的受访青年完全按照父母的意见择业[5]。同时,由于从小没有兄弟姐妹,“90后”“00后”青年不擅长与同龄人交往。和前几代人相比,“90后”“00后”青年是最孤独的,市场甚至为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孤独经济:商场外有供单人玩KTV的玻璃屋,快餐店内越来越多地设置面壁而坐的长条桌,健身房也开始提供单人间,以满足青年独来独往、自娱自乐的要求。互联网加重了“90后”“00后”青年的孤独体验。作为虚拟社会的原住民,他们习惯于在网络上学习和生活,无需同龄人陪伴。他们能在网络上与好友频频互动,见面时却又无话可说,于是坐在一起各自玩手机。“佛系青年”是他们保持独立、抗拒人际交往的一个挡箭牌。   文化背景不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表现也不同。当中国出现“佛系青年”的时候,已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时代的英国却出现了“青年震荡”(Youthquake)。它的定义是:年轻人的行动及影响力带来重要的文化、政治、社会变革。“青年震荡”一词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但在2017年的使用率同比增长了401%,被《牛津词典》公布为2017年度词汇[6]。
  同样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时代的日本1983年出现了“御宅族”。冈田斗司夫对这一群体的定义是:在被称为“影像资讯全数爆发”的21世纪中,为了适应这个影像资讯的世界而产生的新型人种。换言之,就是对影像的感受性极端进化的人种[7]。御宅族都是青年人,因整天待在家中�^看成人化的动漫作品而得名。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青年出现了向“下流社会”流动的趋势,被三浦展描述为“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地加入下流社会,其最大的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意愿、消费意愿等的全面下降,也可以说是‘全盘人生热情低下’”[8]。2014年,日本时尚杂志《non-no》出现了“佛系男”的概念,并总结出“佛系男”的七个特征:对自己感兴趣的事非常执着;对主动接近自己的异性不知所措;对上进的异性有好感;重视时间的利用效率;秉持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对埋头工作的自己感到自豪;喜欢关注自己缺点的异性[9]。这些特征与中国的“佛系青年”并不完全一致,但“佛系”这一词汇却被套用过来。
  中日文化同源,两国青年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过程十分相似。实际上,在“佛系青年”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全盘人生热情低下”的青年亚文化:从“丝”“葛优躺”到“丧”的流行都证明了这一点。2016年,《光明日报》首次使用“丧文化”的概念――流行于青年人中间的“一种以自嘲、颓废、麻木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形式[10]。由此,2017年“佛系青年”一词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似“佛”非“佛”――“佛系青年”的本质:犬儒主义
  进一步剖析中国“佛系青年”的言行,可以发现其似“佛”非“佛”的特点――一方面他们看淡一切、无欲无求,另一方面他们又讲究感官的享受和生活的舒适;一方面他们背叛崇高、全盘人生热情低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厌弃病态、鄙视庸俗。这实质是一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
  古典犬儒主义的价值观是类“佛”的。黑格尔指出:“犬儒派把不受制于自然的最高度的独立性定为善的内容,也就是说,把最低限度的欲求定为善的内容。”[11]古典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生活在木桶里,像狗一样活着,犬儒主义因此得名。
  现代犬儒主义的价值观则是非“佛”的。齐泽克把它描述为:这种犬儒主义并非对非道德的直接定位,它更像是服务于非道德的道德本身――犬儒主义的模型是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12]。“佛系青年”的言行是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犬儒主义,他们用“佛系”的外表压制内心深处的欲望,一边诅咒现代社会的罪恶一边体验着现代商品带来的快感;他们在无情地批判、解构上几代人推崇的价值观的同时发现自己的心灵无处安放,于是用“怎么都行”来回避问题。
  “佛系青年”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源于现代社会的焦虑。吉登斯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13]。在物质丰盈的社会里,人们的焦虑是通过社会比较产生的。人们总是习惯于和身边的人作社会比较,这种社会比较分为向上比较――与比自己强的人比较和向下比较――与比自己弱的人比较两种形式。人们向上比较时产生焦虑感,向下比较时产生满足感。前几代人当然也会作社会比较,但“90后”“00后”青年借助互联网进行社会比较,比较的范围比前几代人更广,而且更多地是向上比较――人们在网络上展示的主要是自己美好的一面。“90后”“00后”青年典型的社会比较行为方式是“晒”朋友圈:发美食显示自己生活质量好,“秀”美图显示自己美丽和时尚,发旅游照片更是兼顾了“钱”与“闲”的展示。青年们在圈内表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同时,不自觉地与同龄人表现的美好生活进行社会比较,如果别人“晒”出来的生活内容更精彩或者自己长时间无图可“晒”,就会产生焦虑感。这是一种比上不足的焦虑。
  在虚拟社会因社会比较而产生的焦虑在现实社会同样存在。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90后”“00后”青年比上几代人打破身份、阶层固化的难度更大。上几代人往往通过高考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一纸高校录取通知书能够让深山里的农村青年立刻拥有城市干部身份。而“90后”“00后”青年生长在高校扩招的年代,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模式转为大众教育模式,一纸大学毕业证在手并不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和地位的提升。传统的上升通道被堵塞,青年的就业状况决定着未来的发展,而父母的社会阶层、社会资本对子女就业有重要影响,这不是青年可以凭一己之力改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关于工作与就业机会是否公平,有55%的“90后”青年认为不公平,而在前几代人中,这一比例的平均值为44%;关于总体社会状况是否公平,有425%的“90后”青年认为不公平,而在前几代人中,这一比例的平均值仅为327%[14]。可见,与前几代人相比,“90后”青年的社会不公平感最强烈,因而也更焦虑。这是一种求之而不得的焦虑。
  为了维持心理平衡,焦虑要有释放的空间。既然比上不足,索性减少交往,也就减少了攀比;既然求之不得,索性无欲无求,也就减轻了焦虑。实际上,“佛系青年”是“90后”“00后”青年的自我保护和自我解嘲,现实世界的无奈使他们投身于虚拟世界,在动漫、游戏中找寻理想的自我。这种心态在异地务工青年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异地务工青年社会交往大都以虚拟社交为主,呈现出生活拮据窘迫(495%)、社交圈子窄(481%)、作息混乱(396%)、娱乐生活贫乏(332%)的“宅”现象;感情模式一般是单身或异地恋,“陪伴自己最多的就是电脑和手机”“我最好的朋友是Siri”“我的安全感来源于充电宝”,表面上的若无其事难掩内心的孤独、焦虑、失落感和挫折感等负面情感体验[15]。   “佛系青年”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也源于现代化带来的价值观困惑。英格尔斯说,现代化并非只意味着经济或者制度意义上的改变,它更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念和思想的改变过程[16]。“佛系青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经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度:人们吃着大锅饭,穿着同样质地的蓝色或黑色服装,在国家单位工作,认同唯一的共产主义理想,遵循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阶层分化明显,贫富差距扩大,传统文化遇冷,多元价值观兴起,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和引发的问题使人们产生价值观困惑。
  福山指出:“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就有可能意味着某种社会资本在减少。”[17]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血缘关系构成的信任纽带断裂了,而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又没有发育起来,加上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无序竞争,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削弱了社会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90后”青年的社会信任水平比前几代人低,只有不到40%的“90后”青年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而这一比例在前几代人中的评价值是60%;“90后”青年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信任也比前几代人略低,41%的“90后”青年表示不信任党政领导干部,而这一比例在前几代人中的平均值是34%[14]。社会信任的减少让人们产生对现代化的困惑,犬儒主义是躲避困惑、避免抉择的一种方式――就像贝维斯形容的“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理由而放弃政见”[18]。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撼动的不仅仅是社会信任,还有社会理想。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缺乏社会理想的国度――共产主义理想曾经把一代代人凝聚起来,朝着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一路前行。但社会理想是抽象的、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在中国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抽象的社会理想有必要转化为具体的、公民层面的个人理想,以形成推动每个人前进的强大力量。“90后”“00后”青年从小到大接受的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但他们生长于一个多变的时代,书本上的共同理想理论缺乏对鲜活社会现实的解释,难以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制度还不完善,青年在剧烈变动的社会中处处碰壁,理想中的“集体主义”并不能解脱现实中原子化个人所遭遇的困难。这让部分青年怀疑书本上的思想政治理论,并从怀疑共同理想的消极怀疑主义,发展到怀疑真理本身的绝对怀疑主义。比起上几代人来说,敢于怀疑确实是一种进步,但仅仅怀疑而不建设、仅仅解构而不建构,并不能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佛系青年”的问题正在于此,他们批判社会、怀疑真理的目的是――既然真理不存在,放任自我、得过且过就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
  三、引�А胺鹣登嗄辍弊�变为“青年震荡”的思考
  “佛系青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90后”“00后”青年在高考前比上几代人勤奋得多,往往周末也要被父母逼迫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也许是厌倦了在重重压力下的苦苦奋斗,很多人在高考后变成了“佛系青年”,这一改变让他们感觉轻松自在。而在他们面临下一个人生抉择――比如考研、晋升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短暂告别“佛系青年”的标签,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身到学习、工作中。这才是真实的“佛系青年”。
  从文化本质来说,“佛系青年”是“90后”“00后”青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这一探索反映了在剧烈变动的社会里青年人寻找突破口而不得的无奈,是青年与现代社会的妥协与和解。“90后”“00后”青年也许比上几代青年更成熟,适当的妥协与和解是在现代社会保持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但“佛系青年”毕竟有着“佛系”消极的一面。在他们看破红尘、清心寡欲的“佛”衣下,掩盖的是安于现状、不愿奋斗的懒惰和害怕失败、逃避责任的怯懦。
  改变“佛系青年”的消极观念需要从制度上着手。现代化建设呼唤完善的制度,使人们能够在获得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时候,不至于失去既得利益。用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就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青年人最重要的“获得感”是上升的通道。无论是比上不足还是求之不得,只要青年人能够清晰地看到面前有一条上升的通道,他们就有改善境遇的可能。就业是青年最深切的焦虑。废除城乡户籍之间的界限,打破职业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让青年的每一分努力都成为他们上升的驱动力,这才是调动“佛系青年”积极性的关键。
  改变“佛系青年”的消极观念需要价值观激励。在思想政治教育层面,宏大叙事的共同理想应当转化为青年的个人梦想――“中国梦”也许是连结宏大叙事与个人梦想的桥梁,但目前对“中国梦”的解读仍然局限于国家层面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相比之下,著名的“美国梦”包含两层意义:一层是美国的平等、自由、民主,另一层是每个美国人通过努力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中国梦”同样也应当有“每个中国人的梦”的意义。给“每个中国人的梦”以理论的说服力,给“每个中国人的梦”以现实的注脚,让每个中国青年燃起通过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希望,“佛系青年”就会成为变革社会的“青年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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