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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使对价”理论假设

作者:未知

  摘要:“役使对价”理论假设通常用来解释历史上少数富人总是统治着多数穷人这一历史现象。富人之所以能够役使穷人,是因为富人支付给了穷人一定的“役使对价”;“役使对价”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伴随着人类贫富分化的进程而产生。国家役使的本质是个人役使的蜕变和升级。穷人难以抗拒役使是因为其风险成本很高。人役使人归根结底是人受物的役使,这是人的不自由状态,是劳动异化的一种表现。未来社会人对人的役使现象终将消失。对“役使对价”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利益思想基本观点与利益分析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役使对价”;国家役使;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中图分类号:D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77-06
  作者简介:赵绥生(1953-),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思政部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一 、“役使对价”理论假设分析框架
  自从人类发生了阶级分化进入政治社会以后,一直存在着一种看似颇为费解的社会现象: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富人却总是统治着人数众多的穷人。研究分析少数人总是统治多数人这一社会现象背后的约束机制,会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深入考察少数富人总是统治着多数穷人这一现象会发现秘密在于:富人是借助于穷人的力量实现其对穷人统治的。笔者尝试通过“役使对价”理论假设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役使对价”理论假设的分析框架是:其一,少数富人总是通过役使穷人而实现其对多数穷人统治的;其二,富人之所以能够役使穷人,是因为富人支付给了穷人一定的“役使对价”;其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人役使而为他人服务的条件,是他所获得的“役使对价”不小于直接为自己工作的收益;其四,如果被役使者所从事的服务或工作风险过大,那么“役使对价”必须足够大,以至于被役使者甘愿为此收益而冒较大的风险;其五,“役使对价”的“价格”水准与穷人的生活水平有直接关系,穷人生活水平越低,“役使对价”便越低;其六,国家拥有国家机器强制力量,可以在不支付“役使对价”的条件下强迫穷人接受役使,比如服兵役、徭役等;其七,“役使对价”理论假设的基本原则是风险与利益均衡。一个人选择接受他人役使或者抵制役使,是基于对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利益的利弊权衡。风险与利益均衡始终是古往今来人类行为选择遵守的一个基本法则。
  “役使对价”理论假设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理论,虽然它们都基于承认一个共同的事实:自身利益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出发点。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基础。理性经济人假设具体可以分为“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二者含义有所不同。“经济人”假设是指市场中的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不同的机会选择或者行为方式选择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那种机会和方式,即市场交换中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市场主体参与社会分工和以商品形式满足他人需要,不是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消费者层面而言是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就生产者层面而言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理性人”假设强调经济生活中的个体实现自利目标的能力,即在既定的外部约束下进行最优决策的能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显然经济人是自利的,但是自利并不等于自私。“经济人”假设主要用来解释市场条件下市场参与者的交换等经济行为动机问题;而“役使对价”理论假设则用以解释政治等社会交往行为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和行为选择机制。
  “役使对价”理论假设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也不相同。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获得了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共选择是指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怎样提供和分配公共物品以及设立相应匹配规则的行为与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公共政策选择问题,解释社会如何做出公共利益问题决策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把分析政府行为效率以及促使政府最有效工作的规则制约体系作为其最高目标,它创造性地将“经济人”假设由经济活动分析推广到政治活动分析,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研究作为投票者的消费者如何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的决定表达意愿。它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看,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的是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而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看,它分析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以及政治团体在公共利益决策中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志与主张。而“役使对价”理论假设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基本立�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解释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说明历史发展规律正深深地隐藏在人们的这种行为选择过程中。
  二、富人役使穷人历史现象的产生
  “役使对价”是一个历史范畴。“役使对价”交易现象伴随着人类贫富分化的进程而产生。在原始公社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公社成员公共占有,劳动成果平等分配,每个氏族、部落成员都是平等的社会成员,只有简单的劳动分工,而没有贫富差别。原始氏族成员直接为自己和群体的生存而劳动,没有必要进行商品交换,也不存在人役使人的社会关系。原始社会末期,伴随着金属工具的问世,生产效率的提高,畜牧业和农业的发明及商品交换的产生,氏族内部出现了稳定的剩余劳动产品,原始人逐渐摆脱了食品缺乏给生存带来的威胁。“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1]50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史观揭示了原始社会不存在私有制现象,不能用人类的观念,即不能从社会道义和伦理观念中而要从社会物质社会条件中得到解释,也就是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生产方式中得到说明。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必然导致剩余产品私人占有现象的发生。原始社会晚期一些氏族与部落领袖开始逐渐将公共剩余产品据为己有,于是人类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1]164   私人财富的积累与贫富分化,必然导致役使现象出现。最早拥有私人财富的氏族首领们破坏了公社制劳动产品占有和分配的公平格局,必然引起公社成员的嫉妒和愤怒,引发私人家庭财富被盗抢事件发生。当这些最早的富人凭一家之力看管不了自己积累的财产时,花钱雇佣穷人专职看家护院成为必然选择,役使现象由此产生。富人之所以愿意支付“役使对价”养活一支看家护院的专职队伍,是因为这样与家庭财产被盗窃哄抢的损失相比较更经济更划算。而穷人之所以愿意放下自己的生计,拿起棍棒等武器充当富人的保护者或者“打手”,是因为接受富人的“役使对价”比他直接为自己劳作收入更稳定划算,或者因为他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生计。富人也需要通过雇佣穷人从事生产劳动而役使穷人,但是由于这种“打手”的职业经常面临暴力冲突,比受雇与人从事生产劳动要冒更大的危险,甚至生命危险,为此富人必须支付相对其他雇工更高的“役使��价”,否则穷人只愿意受雇于富人从事无风险的一般性生产劳动,而不愿意接受“打手”的职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正是这种富人役使穷人的逻辑所在。当然,原始社会解体之际通过多种途径逐渐分化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阶层,富人也可以从自家奴隶中选出体力强壮者,或者购买奴隶来充实职业“打手”队伍。如果役使奴隶比役使一般“自由人”穷人支付的“役使对价”更低廉的话,富人会首先选择后者。当然前提条件是这些奴隶很靠得住且不会在“执行公务”中借机逃跑。
  三、从个人役使上升为国家役使
  当原始社会末期财富分化由初期的个别氏族现象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人类社会阶级分化的历史进程宣告完成。“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2]272人类迈入阶级社会就迈入了政治社会,开启了人类社会政治史。随着富人家庭财富的增长,他们不仅需要逐渐扩充看家护院的专职“打手”队伍,并且逐渐设定了对觊觎、盗抢财产者惩处的不成文“条律”以儆效尤,辟出坚固的专门关押侵犯财产者的暗室。这便是警察、法律、法庭和监狱的雏形。当某地的富人征服了更广大的地盘,拥有了号令一方足够的经济和军事等实力时,终于有一天自封为王,宣布“朕即天下”,于是一个小国便诞生了。国家出现的另外一种途径,是拥有了更大家庭财富的原始部落领袖,把原始社会部落管理机构逐渐演变为服务私家的统治工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夏王朝的建立就属于后者。当时公推的部落领袖大禹改变了部落联盟领袖让贤的禅让祖制,让子不让贤,其子夏启宣布夏王朝建立,家天下由此诞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揭示了国家这一政治机器产生的经济根源与本质:“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2]132当阶级分化普遍出现,日益激化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威胁到社会秩序和所有成员正常生活时,一种貌似凌驾于所有社会成员之上的公正社会机构――国家的产生成为必要,而且为社会贫富各方所接受。“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84国家不是社会公正力量的代表,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代表的是富人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称其为“虚幻的共同体”。
  伴随着国家的产生出现了国家役使现象。国家役使的本质是个人役使的蜕变和升级。国家取得了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者和社会公共秩序维护者这样堂而皇之的外部形象,并以税收制度获得合法财政收入。税收在实质上也是国家利用强制手段对所有社会成员征收的一种“服务对价”。因为国家赋予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护全体公民利益的内涵。富人阶级利用国家合法的强大财力,有能力建立强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国家暴力机构,从而役使穷人(当然也包括役使一部分富人)充实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暴力机构,从而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社会、对穷人的统治。而穷人愿意接受国家役使而效力政府,是因为政府给予了他们“役使对价”。“插起招兵旗,便有吃粮人”的古语清楚地揭示了国家役使并不困难。国家役使的突出特点是国家手中拥有军队、法律、警察、监狱等强制力量,即使不支付“役使对价”,也可以强制公民效力政府。用抓壮丁的方式强迫老百姓上战场的例子俯拾即是。国家役使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它可以通过加官进爵封侯世袭等激励制度,加大对参加战争等高风险效力行为“役使对价”的补偿力度,并且通过爱国英雄、忠君报国等意识形态强化对公民进行道义褒奖与鼓励。中国古语“习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揭示的正是老百姓博取功名以获得国家更高“役使对价”的利益交换博弈实质。
  四、穷人抵制役使的风险与利益均衡分析
  假如穷人一致选择抵制富人或统治阶级的役使,团结起来其力量比富人大得多,不是可以把富人的统治轻而易举地推翻吗?求解这个问题需要从穷人抵制役使的风险与利益均衡角度、从穷人抵制役使的风险成本方面进行分析。穷人若要抵制国家役使反抗富人的统治,前提条件是大多数穷人的抵制役使意愿必须达成高度一致,否则成功的概率会很小。但现实社会的困难就在于这种共识达成的难度很大。风险与利益均衡始终是人类行为选择的基本原则,即人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选择某一行动或者从事某一事业,取决于他为此风险而获取的潜在利益是否相匹配。如果面临的风险越大,那么促使他选择这一行动的未来预期利益必须足够大。抛开唐代柳宗元笔下“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背景不谈,仅就那位“捕蛇者”选择捕蛇这样一种颇具风险的谋生手段,其实理由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权衡捕蛇付出的风险代价与所获利益相比,比他从事其它生计的收益更可靠更划算。而穷人抵制富人或国家役使的造反行为风险成本太高――它意味着个人生命代价以至诛灭九族的风险。所以即使许多人虽然赞成改变现有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格局,改变现有社会制度,但并不会轻易选择站出来反抗,因为这种反抗行为的预期风险与预期利益极不均衡,远不足以诱使他贸然行动。或者一些个别风险偏好者愿意冒巨大风险不成功则成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其背后“九族”中很可能会有不少人站出来阻止这一贸然决策,因为他们担心其行为会连累族人,甚至给族人、亲戚带来灭顶之灾。须知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中,宗法势力对本族每一个成员家庭都具有至高的约束力和制裁力,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述的人的依赖社会里,就包括着每个人都离不开族人的互相帮衬,无法脱离宗族这个“二政府”组织。所以即使社会已经爆发了反抗统治阶级的穷人起义暴动,如果多数老百姓判断国家或富人的胜算更大的话,他们就不会轻易选择响应暴动。何况他们知道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国家的强制役使足以动员、强迫更多穷人去镇压起义举事者而为国家效命。   此外,还有影响穷人抵制富人役使或者抵制国家役使达成高度一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是“搭便车”现象。“搭便车”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效应, 这一理论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一书中提出。“搭便车”现象指的是在任何团体中,由于团体成员的个人贡献或者承担的风险与所得报酬、收益之间没有确定的对应关系,每个成员都有减少自己的风险或者成本支出而坐享他人劳动成果的机会主义倾向,这必然导致团体成员之间通力合作积极性的下降。“搭便车” 效应也包含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指在利益群体内,某些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作的努力,集团内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则由这些个人承担。这种效应导致利益集团内部总有人更趋向于袖手旁观,希望既获得利益而又避免自己分摊成本或者避免枪打出头鸟的风险代价。“搭便车”本质上人类出于自利的一种投机心理,投机者抱着“就算我不做,总会有别人做”的碰运气心里,以最小的风险代价获取收益的投机行为,其目的是风险收益比最大化。这种“搭便车”效应的存在使得穷人达成抵制富人役使或抵制国家役使意愿高度一致更加困难。
  因此在国家出现后,占人口少数的富人阶级实现对多数穷人的统治并不难理解。要让足够多的穷人愿意一致抵制国家役使,甚至反戈一击站在国家对立面的必要条件,是阶级矛盾高度激化,社会民不聊生,穷人普遍无法生存下去。当社会矛盾激化到穷人普遍认为不抗争是死路一条,抗争不成大不了一死的地步时,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才会发生显著倾斜,才有可能让足够多的穷人们摒弃“搭便车”心理,达成一致抗争共识,汇聚起穷人反抗斗争的洪流。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中外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穷人起义斗争,即使斗争胜利了,也只能起到改朝换代的作用,并不能改变国家是富人阶级统治工具这一实质。这是穷人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无法认识的,这不在本文要讨论问题的范围之内。
  五、“役使对价”现象消失的历史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才终结了少数富人对多数穷人统治的历史,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国家形式。它的历史使命是向无阶级无国家的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过渡。“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3]759-760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终于走完了其历史进程而退出历史,人类生产关系演进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发展,再次复归了财富的社会公共占有。当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完全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时,贫富分化现象终结了,阶级对立现象将不复存在,每个人将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而实现了自我解放。“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4]241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着国家,也存在着国家役使现象,但是它与历史上的国家役使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本质上它是国家代表人民行使社会管理权力,并最终完成国家消亡的过渡。在社会主义阶段,人们在社会交往、经济交往等社会活动中,依然存在商品交换与劳动交换关系,存在着货币结算关系,存在着雇佣劳动关系,“役使对价”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也就必然存在大量资本役使关系。但它一般已经不具有阶级役使的性质,这是人类在走向共产主义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役使对价”逐渐蜕变消失的过渡现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2]443一旦阶级与国家走向消亡,货币与商品退出历史,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再次在更高程度上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时,人对人的役使现象将最终消失。
  六、“役使对价”理论假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一种通俗诠释
  “役使对价”理论假设的目的是分析人类社会交往行为动机和社会成员的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对“役使对价”现象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利益思想基本观点与利益分析的基本方法,换句话说,“役使对价”理论假设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的一种通俗诠释。
  唯物主义历史观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人类历史如果没有触摸到历史主体的行为动机,就不可能真正解开历史之谜底。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让真理的光辉第一次照亮了人类社会生活这一领域。唯物史观第一次揭示了历史之谜底: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是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程,人类只能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下创造历史。“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 [1]248人参与历史创造都是有着自己的意志、愿望、激情、目的与动机。历史主体的行为动机从表面看五花八门,但是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动机背后,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一个最终动机,这就是经济利益[5]。经济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首先,人类历史就是从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要,获取自身物质利益的生产实践开始的。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因为人类要解决生存问题,首先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等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所以,生产劳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生成的现实基础和根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过是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经济利益关系的派生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更是直接指出:财产关系不过是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人类的政治关系、宗教与民族关系等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人类生产劳动推动下形成的。其次,人类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满足自身需要和利益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6]人类文化的、宗教的、科学教育的、政治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之上派生、发展起来的。再次,人类的思想文化关系、整个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有到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中才能得到说明[7]。“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4]6-7经济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财产关系,所以经济利益是整个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的本质。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3]209列宁深刻地领会到经济利益关系在唯物史观理论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指出:物质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从经济利益出发,我们才有可能理解所有的社��关系、社会结构的产生及其演变的最终原因。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是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钥匙,也是我们解开人类行为选择动机的唯一正确的谜底。[9]   七、余论
  人受人的役使,归根结底是人受物的役使,是人屈从于物的支配。这是人不自由状态的表现,是劳动异化的一种表现。劳动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而这种财富反过来却成为役使劳动者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是私有制造成了人类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裂现象。劳动的本质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导致了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也造成了人同人相异化。因为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对立的时候,必然形成同他人相对立。劳动异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必然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随着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社会条件的成熟而消亡。
  “役使对价”理论假设并不意味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只受唯一的经济利益的驱使,它并不否定人类精神信仰与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也揭示了:人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必然�a生对尊重等精神需求的追求,而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在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消解人类行为选择单一利益价值标准带来的对人性的一定扭曲,精神信仰与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价值一直在尽力矫正着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平衡。正是这种道义、精神与信念力量,使每个时代都有仁人志士站出来,甘冒利益甚至生命代价为正义而献身。当然也有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拒绝役使的“清高”者。但是这些现象同样也不能否定经济利益在人类行为选择中的决定性作用。利益法则与道义法则这对矛盾消除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利益对立与异化劳动的消失。而在人类社会存在着经济利益对立、阶级对立与异化劳动的历史条件之下,如何解释人类行为选择过程中利益法则与道义法则两种动机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解释那些少数非凡夫俗子的“纯真人”的行为,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难题。也就是说“役使对价”理论假设的局限性在于:它在解释少数“纯真人”的行为选择动机时会出现“失灵”。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理论工作者对这一矛盾现象的分析。笔者曾经尝试解析这一矛盾现象,但每每陷入迷思无果而返。笔者在此提出这个问题,正是期望这个难题得到哲学、人学、行为科学等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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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赵绥生.马克思主义利益思想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赵绥生.论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3).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赵绥生.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构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0(5).
  【责任编辑:张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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