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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理论述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作者:未知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历史进程、基本问题、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重要时间节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体现出更加注重学科建设、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构、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新特点。从发展趋势看,应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全方位研究,从而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展;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8-009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研究”(16ZZD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阎树群(1957-),男,陕西礼泉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吕亚楠(1993-),女,河南灵宝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所提出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二级学科。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越来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成为推动马工程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2009年以来,随着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陆续成立,特别是近年来全国和各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彰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学界更是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现状分析
  从定量角度看,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文章每年多达2500篇以上,并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从定性角度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涉及各个方面,其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重要时间节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经济学中国化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进程研究
  恩格斯曾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不断在中国具体化的�^程,其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历史时期。这既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又是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科学概念于1938年明确提出,而作为历史过程来讲,在十月革命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作为实际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学界以重要事件为划分标准,形成十月革命说、中国共产党成立说、中共二大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观点;也有以重要人物为标志提出李大钊引入说等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张远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新探》中指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必须包含以下基本要件:“谁来化”“化什么”“为什么化”“怎样化”“化的社会历史条件”[2],这为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供了全方位的判断标准。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中,何毅亭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入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也有学者认同三阶段论,但对于三个阶段的具体划分,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党的领导人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成果作为划分标准,一种是以历史阶段为依据将之划分为萌芽期、首创期、新时期三个阶段”[3];也有学者以社会根本矛盾的依次转化为依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三阶段。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随着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11,那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否意味着三阶段论的不合理性,是否意味着根本矛盾也随之转化,这有待学界深入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后的学理性因素,从而为这一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除此之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是顾海良的观点。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是社会和时代背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交融是形态特征,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是显著特色”[5]。这些相互补充、相互论证的观点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研究的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问题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经验、规律和启示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张治银、梅荣政分别从“结合”和“互动”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得到学界广泛赞同。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层面的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有学者把它概括为“结合律”。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项特殊的、艰辛的事业,一个方兴未艾的学科和广泛的研究领域,仅仅简化为一个规律,难免会有片面性和抽象笼统性。与此相反,有学者把基本规律概括为十条甚至更多,这又有相互交叉、重复繁琐之感,其中有些概括和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的“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有重叠之处,而规律是出于经验又高于经验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方面,王浩斌把基本规律概括为结合论、实践论、特色论三大规律[6];岳鹏概括为六大规律,“一是共性与个性统一律;二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律;三是历史与逻辑统一律;四是开放与创新统一律;五是矛盾与对立统一律;六是隐性与显性统一律。”[7]这些从不同视域作出的新概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提供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在与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进行的,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错误思潮斗争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两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成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这对于在学术上总结借鉴前人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果,在实践上少走或不走弯路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
  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实践要求理论研究有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续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学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全方位研究。除了对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基本内容进行梳理研究外,学界还注重研究这些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成果颇丰。阎树群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两大理论成果,不能否认各自理论地位的独立性,也不能在理论形态的意义上把二者看作是相互包含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进一步延伸;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作为最新理论成果,具有全方位的指导意义。”[8]
  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凝练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指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20。围绕这一理论的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他理论成果的相互关系,学界形成研究热潮。邸乘光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定位非常科学精准,它深刻指明了其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这个“脉”既指二者都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指二者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组成部分;这个“进”,就体现在虽然同�僮槌刹糠郑�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条件、主要矛盾、所回答的问题都发生了重大变化[9]。
  从研究机构和平台看,为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2017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10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10家研究中心(院)拥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在中央各大媒体密集发声,在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率先开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栏,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表彰;今年以来,有更多的学术理论刊物开设此类栏目,刊登了大量相关论文。
  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相对较少。影响较大的有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韩庆祥《思想的力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何毅亭主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继2014年出版后又在2016年再版,发行总量超过一亿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面世后供不应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纲要》即将出版。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对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起到和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发展,重视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自信”,形成“四个自信”,并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0]36。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陈先达的观点具有重要影响。他在《马克思主义十五讲》中以“旧邦新命”来形容今天的中国,指出“应该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变革中国社会,只有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取得胜利”[11]161-164。他认为,重视传统文化,关键不在于是否尊孔读经,而在于为什么读、如何读,为什么尊、如何尊,重要的是立足今天,古为今用,实现文化复兴,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171。这对于我们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五)重要时间节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研究
  以重要时间节点为坐标,环环相扣,可以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轨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重视重要时间节点的历史成就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的地位和意义。刘国普认为,“中共二大初步揭示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的《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终完成,中共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起步。”[12]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期。学者们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历史经验等方面。仝华认为,“中共七大蕴含了深厚的党史教育资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教育资源、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教育资源、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教育资源等,对这些党史教育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思考、宣传和运用,对新形势下从多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党领导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特点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可以概括为更加注重学科建设、更加注重问题意识、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构、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一)更加注重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一门二级学科,应该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基本特征和研究意义。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理论界遵循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科学内涵、理论成果、基本规律、基本经验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搭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框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中,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即党的指导思想的研究无疑是重中之重。从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以及领袖著作三个维度全方位、多领域地研究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深入研究和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跨学科、跨专业的相关研究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和学科体系的更加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不少相关学科的学者也从各自学科领域、专业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研究,推出许多重要成果。这对于横向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和领域、纵向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更加注重问题意识
  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4]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指导中国实践,为了发现、研究、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以问题为导向,才能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
  学术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现实指向,更加注重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更加注重回答现实的真问题而非伪问题,把问题意识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生长点,基于问题的发现、筛选、分析和解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这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特色,也同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期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一脉相承:“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15]
  (三)更加注重话语体系建构
  话语体系作为思想理论的表达形式,内含着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学者们越来越多地重视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主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需要由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来表现和传达,这符合内容决定形式的辩证法。我们所努力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可以分为两方面,即对内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外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争取国际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这一命题。学术界积极响应这一号召,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2]329的境况,致力于从源头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实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多次提出要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争取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合的国际话语权,而我国“走出去”面临的一个重要不足就在于缺少比较成熟的学术话语体系,往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12]346。基于此,学者们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对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涵、路径、方法、战略思维等方面展开研究,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供给,致力于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打造“思想中国”“理论中国”。
  (四)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
  自从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明确提出推进“马克思主�x时代化”要求以来,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关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价值指向及其与中国化、大众化的关系,习近平的新时代观等方面,学界形成研究热潮。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执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时代的变化为转移,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好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人民群众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民,使之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16],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对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理论界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着眼于面向群众,用人民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力量,取得了“顶天立地”的学习研究宣传效果,“顶天”即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地”即接地气,接世界、时代之气,中国本土之气,人民大众之气。这对于探寻化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境和提出有效对策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和可行性。
  三、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一门年轻的和与时俱进的学科,还有待进一步在深入研究中逐步走向完善。
  (一)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然后才是中国化即相结合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如果对这种源头性问题的把握出现偏差,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也必然会出现偏差。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欧洲,经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后以日本、法国、俄国作为中间渠道传入中国。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个人的留学背景、理论水平、语言能力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传播产生重要影响。这就决定了对作为本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关重要。   当今社会仍然存在某些歪曲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等时有出现;国内外敌对势力想方设法,企图用西方普世价值论主宰中国,这实质上是企图否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政治的坚定性需要学理的科学性支撑,这就要求学术理论界进一步结合新时代新实践,从道理上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为什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深入的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的理想信念教育才会获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出了什么”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作为本原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只有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渗透,才能正本清源,在思想舆论领域守住红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缩小黑色地带,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从已有研究的成果来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和文本研究的相对较多。要完整准确地掌握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一味沉溺于纯文本研究,就文本研究文本是行不通的。如果缺乏对关系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经院化、概念化,不符合以改造世界为本质特征和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处理好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方法上来”[17]。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但仍然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具体来说,一是在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用来指导新时代新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二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中如何做到既全面推进又突出重点;三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正确把握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统一,等等。只有把这些涉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阐述清楚,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好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坚持全方位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兼具学术性、政治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坚持研究视角的全方位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坚持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史学分析法等,这是全面系统、深入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研究方面,既要研究新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又要研究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还要研究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形成史论结合、依托原著的全方位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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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动力观的
  话语叙事及当代审视   技术的源头可寻至钻木取火和以石为器的远古时代,人类在长期劳动中总结的实践经验会在头脑中逐步升华为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又会在新的实践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时新的物质力量又会在实践中转化为更为先进的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力量打破了自然界既定的时间限制和空间限制,将整个世界的时空范围联通起来,人们的劳作起始不再依赖于昼夜划分,活动空间也不再圈定于山川湖泊。海洋成为轮船通向未知国度的路径选择,铁路为不同地域、不同区域的人们提供了便利。科技力量越是庞大,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技术是波及范围广而深的动态力量,科技力量的开放性和交往性在世界历史向度中可以充分显现。物质力量强大的国家会凭借自己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坚船利炮,对弱势国家发起攻势,而精神力量强势的国家也会挤压文化边界,向保守落后的国家渗透自己的文化理念。在交流中学习,在学习中提升,科学技术力量也会在提升中得以延展。地域文化在交流中逐渐融入新元素成为“多样文化” ,“区域的人”逐渐成为“世界的人”,区域开始向整体扩展,科技力量的外显体现在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
  二、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动力观的话语维度与思想主旨
  (一)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恿�观话语叙事的自然维度
  科学技术是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纽带力量。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与人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人类通过劳动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同时人类为了生存从自然中获取所需的物质资源,由此,自然变成了人“真正”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3]183。人依托于实践来探索和打造自然,科技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加深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从人类历史演进过程来看,石器工具的应用开启了人类发挥技术力量驾驭自然的路程;铜器、铁器工具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范围,加深了对自然的利用程度;而到了工业社会,机器生产得到普及,科技力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自然界原有的时空阻隔被科技力量打破,人们在海洋面前不再惶恐,在漫漫黑夜不再畏惧。在科技力量的作用下,自然沿着人化的趋势走向人化自然;而人依托科技力量拓宽了对自然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为人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和愿望提供了更多便利与路径选择。
  科学技术力量的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科技力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从自然获取所需的物质资源和生产资料,生存方式和生活状况都随之改善。利益的获取和成功的喜悦让人们企图成为大自然的操控者,理性被抛弃在利益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们非理性的利益狂欢中异化。自然资源经过劳动实践哺育人类生存,人将废弃物和无用品返还给自然,但无论是索取还是伤害都不能超越自然所能容纳的底线。资产阶级借着 “为自然立法”的幌子,调控科技力量进行砍伐、捕猎、探测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以此来获取高额利润。然而理性和自觉早已被巨额财富所掩埋,资本家在生产中丝毫不会对自然本身有所顾忌,人们曾有的对自然尊崇仰慕的敬畏之情被眼前无止境的经济利益撕得粉碎。“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2]579-580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只会关心焚烧古巴山坡上的森林可以为他们的咖啡树换取多少木灰当肥料,而不在乎没有大树的保护,土地如何在热带大雨的冲刷下不变成孤零零的岩石。眼前的利益争夺让资本家成为金钱至上的盲目者,不顾后果、不加节制地开发资源逐渐逼近自然供给的底线,而大规模高强度的生产所排放的生产垃圾与生活垃圾又不加处理成堆地丢弃给自然,对原有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伤害。在贪婪欲望的影响下,科学技术异化为征服天地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过了战争和杀戮,而自然力量会适时进行反击,最终人类只能自食苦果。人类尚未真正把握科学技术的规律,又怎么能奢望通过科技力量完全掌控自然?本该发挥沟通力量的科学技术在利益面前发生了异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在科学技术力量的异化下变得尖锐。
  (二)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动力观话语叙事的社会维度
  科学技术力量与社会物质生活的互动机制。马克思、恩格斯将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这个杠杆不仅仅能推动物质生产,也能推动精神生产,还可以推动社会革命。实践需求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科技力量的壮大又会刺激新的需求产生。数学源于人们对丈量土地和计算数量的需求,地震仪源于人们对预防自然灾害的需求,电灯源于人们对挣脱黑暗束缚的需求……科技力量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回应着社会需求,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科学技术在社会现实中转变为物质力量的要求就愈加强烈。“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 [4]34018世纪资产阶级对资本增殖的渴望和追求,是推动工业社会科学技术获得极大发展的重要原因。资产阶级看到了科技力量在资本增殖中的重要价值,最大程度地提高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含量和水平,以期发挥科技力量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大生产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科学技术力量渗透在劳动工具、交通工具、衣着服饰等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社会生活的改观不是一蹴而就的,新的社会形态依托于科学技术力量的作用程度,建立在旧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更为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又会被人们更为美好的生活愿景所唤醒。
  科学技术力量与社会精神生活的互动机制。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力量为人们的生活打造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作为一种独具理性与超前特质的文化形式展现出独特的精神魅力。“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4]338通航技术将世界连为一个整体,扩宽了思想碰撞与文明交流的传播空间;通信技术将不同地域之间的间隔缩减,提升了思想传递与理念沟通的速度;新兴学科与先进理念让人们的传统意识和固有认知得到巨大改观。科技力量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和认知界限,落后文明受到先进文明的涤荡和洗礼,多元价值冲击着封建僵化思维的枷锁,思想的火花在科技力量的作用下绽放光彩。资产阶级为了争夺更多剩余价值,不仅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技术研发中,也对工人进行岗前培训,提升工人对机器的熟悉程度。但无论出于哪种目的,科学技术的前行总是融入了人们的独特想法和先进理念,在不断的探索中开启着未来世界。不同国家对科技的接受状况又会影响科学技术力量作用范围和作用程度。当落后国家采取一种抗拒封闭的态度时,科技力量对于社会精神生活的推动进程就会变得缓慢,但一经达到量的积累,旧文明、旧制度就会在科技力量井喷式发展中得到革新。   科学技术力量与社会革命的互动机制。科学技术鼎新革故的力量动摇了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社会根基,落后的生产关系、片面的思想�w系、单一的交往基础被一一打破。马克思、恩格斯将科技力量视为社会曲折前进和动态发展的革命力量。科技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资产阶级愈加泯灭人性,而工人阶级也在被压迫中选择了爆发。“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原因,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 [5]696从自发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工人阶级的反抗方法和斗争策略在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得到改进和提升,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团结意志蕴含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当革命一旦胜利,科技力量必将成为新政权稳定发展的基础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增无已。
  (三)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动力观话语叙事的人的维度
  科技力量为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关于“人”本质的思考,马克思借鉴了康德、黑格尔等前人的思想,并高度认可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论断。能够自觉自为地进行活动,是人这个种类的最大特性。人与动物在实践中得到区分,人的社会属性在技术的发展中日益突出,人类演变的历史与科技力量壮大的历史是相伴而生的。当第一块石头被打磨用作生产时,人就从动物的种类中逐渐脱离出来,毕竟“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6]。从石器的打磨、火种的点燃、家畜的圈养、铜铁的冶炼……蕴含着科技力量的生产工具每前进一步都会使人身体的功能得到提升,意识得到强化,思维得到进化,推动着人类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人类文明在演进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依托于科学技术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史中的技术基石与中流砥柱。
  科学技术力量与人主体地位的异化。科学技术在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引领下发展进步,科学技术力量在本质上是作为促进人类自身文明的力量出现的,当科技力量被社会借助于实现其他目的时,异化现象就会发生。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与日俱增的财富没有满足资产阶级的贪婪欲望,反而使资本家的野心更加膨胀。工人成为资产阶级财富争夺之战的牺牲品,辛勤付出与艰苦努力换来的却是永无止境的“被折磨、被剥削与被压迫”。由于技术生产成为既定程序后,资本家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收获大笔财富,因此机器成为资本家重点关注和投资的对象,而占据主体地位的活的人却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本该推动人解放发展的手段成为禁锢社会主体的力量。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并没有为工人带来预期的薪酬奖励,工人只能在机器划定的单一流水线上从事毫无乐趣的机械工作,所有的诉求和创新都被埋没,社会主体地位的人成为机器生产运作中的零部件。
  科学技术力量与人际交往的异化。科学技术力量打乱了原有的经济秩序,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价值理念和价值选择。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带来庞大资本的科学技术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谁拥有最强大的科技力量,谁就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主宰者,而人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情感在利益面前消失殆尽。“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7]能否获取利益成为人际关系和行为选择的价值尺度,服务于技术发展成为理性存在的唯一形式,实现资本增殖成为科技力量的唯一目的。在异化的交往行为中,一切推动财富增殖的恶劣行径和失德行为在社会大行其道,而一切阻碍财富积累的道德与人性都被冠以“恶”之名。技术资本的影响下,获取金钱成为许多人的毕生追求。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不仅体现在本国家的人际交往中,同样体现在与其他文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借助科技力量打造先进的武器装备,用暴力与战争进行大肆屠杀,试图把整个区域都变成自己的附属地,所有人口都变为臣服于自己的奴隶,所有资源都变为资本增殖的可利用资源,人性的善良在激增的金钱和流淌的鲜血面前被迫让步。
  三、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动力观的当代审视
  现实的发展蕴含着历史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力量的话语叙事为当前我国实现拥有强大而积极的科学技术力量提供了发展范式。其中,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是走出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基本路径,科学与人文的有机融合是走出工具理性困境的必然选择。
  (一)推动科学技术创新,走出发展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在物质财富增长的态势中阐明了科技在生产中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关键因素。科技力量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论断不是理论的梳理,而是现实的演绎。经济形态的转化不是由生产什么决定的,而是由怎么生产决定。科学技术作用在社会实践中,渗透进社会生产的各个要素,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而科学技术力量作为影响这个动态过程运行速度的重要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原因剖析中,得出科学技术力量的发展壮大依托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保障和支持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4]359科学技术力量在人类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应运而生,同时与经济基础、政治环境、教育体系、社会环境紧密联系。
  科技力量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谁占领了技术水平的制高点,便可以赢得先机。科技力量曾为我国铸就了强大的物质基石,逆转了积贫积弱的被动局面。然而通往光明前景的路途中也有坎坷,“三大陷阱”困扰着我国前进的脚步,在发展中跳过困境,是现实所需,更是情势所迫。习近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提出:“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 [8]267走出发展困境需要科学技术力作为动力引擎的强大力量,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动力观的应有之义。增强科学技术力量,要把握科技制度改革和教育推动两个关键,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营造有利于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革新科技体制,从各个环节入手创建有利于新技术诞生的温床,提升技术“孵化率”;同时 “培育符合创新发展的人才团队”,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前进的轨道 “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9]。要让知识人才遍地生花,在质疑与创新精神的启发下推动科技创新。   (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走出生态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产阶级过度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中就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的深入发生了异化。在资本家利欲熏心的本质面前,无论多么丰富的自然界都无法承受恣意的索取和任性妄为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制度出发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虽然科学技术异化力量间隔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政治制度才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要借助科学技术的缝合力量,实现“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5]63。恩格斯指出,人认识自然的过程也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过程,科学技术力量打开了人认识自然的眼界,人类也可以借助科技力量趋利避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面对科学技术异化力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时,没有武断地选择摒弃与拒绝科技力量,而是别具慧眼地指出了科学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解中的作用,这是我国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走出生态困境的理论指导。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科技发展中分裂,但科技又可以在帮助人类把握自然规律中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解。习近平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8]394这与恩格斯提到的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科学技术解密未知的力量可以开阔人类的认知眼界,突破常规局限性,发现资源的多重属性,通过替换和再生两个途径来缓解资源紧张趋势。绿色生态技术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根本之策。马克思多次提到循环利用的节约理念和从源头上进行控制的思想,是绿色技术的理据。资源的单向性流动不免会在终结环节造成浪费和污染,绿色技术可以形成严格把控和有效降解排污物的保护屏障,而生态技术的发展可以完成资源循环,进而实现价值再生。
  (三)推动科学和人文的融合,走出工具理性困境
  在�Y本主义私有制下,机器生产带来物质享受的直接感官冲击虚增了科技的社会地位,科学技术成为人们视野中追求幸福的唯一途径。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使人们逐渐成为屈身于技术的奴仆,现实的生活世界笼罩着猖狂的技术,人成为技术支配下没有生命力的木偶。本该为工人带来劳动解放的机器却成为奴役工人的主人,单调乏味的工作任务让工人成为机器运行中的一个齿轮,身为人所应有的思维和情感统统在冰冷的机器的碾压下灰飞烟灭。工人付出了艰辛和忍让,得到的却是微薄的薪水,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危机。“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 [2]487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应该是包括人的科学,脱离人的自然科学只会让理性丢失价值的约束,变成功利主义维度上的工具理性。从精神到肉体,人们被自身的短视所奴役。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畸形的价值观、物化的社会关系使科学技术发生异化,成为束缚工人乃至资本家发展的枷锁。
  如今我们生活在大发展、大变革的科技时代,社会生活状态的每一点改观都反映了科学技术力量的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具理性导致科技力量异化,阻滞人类发展的深刻阐释,是我们走出工具理性困境的历史借鉴。强调科技与人文接轨,展现人文关怀是价值理性指导下的必然结果。“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 [8]272科学和人文是不同层面的两个尺度。科学是对“何为”的追根溯源,是客观层面的探索活动;而人文是对为之何意的考量,是价值层面的探索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工具理性困境的产生与影响时指出了科学与人文不同而合的必要性。走出工具理性困境,要厘清科技与人的本末关系,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合理运用科技力量,扬科学技术的积极力量,避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把人的能动性充分渗透进科学技术力量发挥的过程之中,让科技力量展现民本情怀,绽放人文光辉。我国的人本科技观是立足于世界向度上的价值理性,“科技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是走出全球化进程中科技竞争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困境的基础路径,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全人类解放发展的现实回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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