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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为何罢黜与外放王�N

作者:未知

  王�N久任要职,招嫉惹祸   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检讨在大陆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队的政治工作没有落实。因此,从1950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在台湾军中设置政治工作(以下简称政工),从基层的排、连、营、团到师、军、军团、军种总部,以及“国防部”,都全面设置政工人员,排、连、营基层政工干部称为“辅导长”,团以上则设“政治部主任”,“国防部”设置“总政治部”(1963年以后,又改称“总政治作战部”),首任“总政治部主任”就由蒋经国担任。随着蒋经国日后在台湾所肩负的各项工作层级日渐提升,职位也日趋重要,实在无暇兼顾“总政战部”繁重的任务。因此,从1954年辞卸“总政治部主任”以后,蒋经国就将“总政战部”的实际工作,逐渐交由从1939年在江西赣南时期,就追随他的亲信王�N接手,掌控军中最重要的政战工作。
  王�N本名修阶,号化行(故在台湾人皆称“化公”而不名)。1915年生于江西省龙南县木笛村。1939年完成了中央军校第三分校的学业,王�N被分发到时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专员的蒋经国那里,从事“建设新赣南”的工作。这是王�N与蒋经国深厚渊源的起点。到了台湾以后,在蒋经国地位“水涨船高”的形势下,王�N也随着屡受拔擢,从“总政治部”成立时(1950年4月)就受命担任第五处副处长,接着在6月又接任第一处副处长,负责政工干部的训练,在台北近郊的淡水沙仑开办第一个政工干部训练班。以后又陆续在台北、新竹、台中、左营、凤山、台东、澎湖、金门等地成立政工训练班。而为了强化、深化政工干部的教育训练,王�N又向蒋经国建议,在台北北投复兴岗成立“政工干部学校”,在蒋经国的同意支持下,1951年10月第一期的学生报到开学,王�N担任训导处长,这是他积极参与、掌握台湾军中政工干部重要的一步,也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台湾“政战教父”。
  王�N从训导处长、教育长(1953年)而校长(1955年),短短4年之间,他以39岁之龄升任少将、40岁之龄担任校长,已继蒋经国之后,牢牢掌握了台湾军中的政工大权,这是蒋经国的安排,他对王�N的信任,可说无以复加。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王�N在蒋经国的提携下,除了高高在上的军职外,又于1979年12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享有崇高的党职地位。王�N志得意满之际,却已埋下了日后遭嫉,不得已被蒋经国罢黜、外放的悲惨命运与结局。
  平心而论,王�N之所以有如此不堪的下场,主要是担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长达8年之久。本来,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对高阶军事将领的任用,就明确地建立了任期制。一般而言,一任均为两年,必要时可以延任一年,最多延任两次,就必须换人,不能久任同一职务。换句话说,高阶军事将领,担任同一职务最长不得超过4年。然而这样明确的任期制度,在蒋经国晚年,尤其在他健康不佳,没有足够精神体力处理台湾要务的时候,他因而往往迁就现实,对自己信任的干部,就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放任他们久任斯职,不予更换。致使这些受信任重用的高阶将领,难免心生不轨,产生职业军人最忌讳、最不该有的“政治野心”,甚至以蒋经国“接班人”自居。这种明显的军人“参政”“干政”的现象,在蒋经国晚年先后出现了两位,一位是王�N,另一位则是同样担任“参谋总长”8年之久的郝柏村,他的结果几乎与王�N相同,被逼从不必退役的四星一级上将自请退役,然后被从高位的“行政院长”赶下台。总之,在担任党、军高职后的王�N,先于1980年初,奉命负责台湾对大陆“反统战”组织“王复国办公室”(后改名为“刘少康办公室”)的工作,其强势作为的作风,严重影响台湾各单位的职权,引起诸多党内大佬不满,群起向蒋经国告状,迫使蒋经国亲自下令解散“刘少康办公室”(详情请参阅本刊2018年第2期)。 本以为还可以保有“总政战部主任”位置的王�N,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竟然不顾与其长达44年之久的师生情谊,将他调为闲差的“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主任”。3个月后再将王�N远远地外放到南美洲巴拉圭担任“大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蒋经国将这位长期受到重用的干部,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呢?
  中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
  事��上,王�N的被罢黜,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就得从1983年初开始说起:1983年初,王�N收到“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的一再邀请,希望他到美国访问。这是台湾与美国自从1979年元旦“断交”以后,美国官方第一次邀请台湾一位现役的上将前往美国访问。据《王�N的一生》(陈祖耀著,2008年元月台北版)书中针对王�N的访美,有以下的叙述:在接受邀请时,王�N曾请示蒋经国,可否婉拒?蒋当时裁示:“不必婉拒,仍应接受邀请。”只是蒋经国当时却连说两次:“ 这是政治问题!” 王�N当时虽然感到蒋经国似乎话中有话,但因看蒋的健康情形不是很好,为了减少他的烦恼,就未进一步请求解释。蒋经国虽然同意王�N的访美,可是却意有所指地认为这次访美的内情不单纯,美方是有政治目的的邀请。可惜王�N警觉不够,以致在访美的行程中,引起外界的刻意关注,甚至借机造谣生事,达成“擒王”与“打王”的目的。当时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李洁明(James Lily)后来在他写的《李洁明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中,有以下十分入骨的描述(第247~248页):“ 我到了台湾后,就努力和国民党的老一派、青壮派人士协力推动人权。我跟日后遭贬‘总政战部主任’王�N(1975年4月担任此职)的接触,在到任初期颇有帮助。我私下向王�N陈情,请他高抬贵手和放人,倒也争取到几位党外人士重获自由。为了让王�N理解美国舆论对台湾人权状况的关切相当深切,我邀请他到美国访问,俾能亲自听到美国政坛人士对于台湾对待政治异议人士做法的看法。当时我觉得,蒋经国也明白让王�N到美国走走瞧瞧,会有什么好处;因此,可以说是我们两人联手,为了台湾的利益,安排王�N访美。蒋经国已经表明他希望推动台湾民主化,而说得不客气一点,王�N却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一颗大石头。蒋经国固然感念王�N多年来的忠诚,可是王�N已经成为蒋经国的负担。王�N一回国,等着他的却是远谪巴拉圭……同时,我心里明白,台湾在真正民主,尊重人权的路上又往前跨了一步。” 从上述这段清楚明白的文字中,李洁明认为是他与蒋经国联手一起故意安排王�N的访美之行,目的是为了台湾的利益,是为了推动台湾的民主。蒋经国已视王�N为负担,是台湾民主化过程的一颗大石头。 另外,作者也亲自访谈了当年王�N访美期间,全程一直陪同他的台湾“国家安全局驻美特派员”汪希苓将军,据汪希苓说,王�N访美所有的费用,包括旅馆住宿费、交通费、餐费等,不是负责邀请的“美国在台协会”负担的,而是直接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交付现金给汪希苓,再由汪希苓以现金,不是信用卡,付掉所有的支出,以不留任何痕迹。 这样经过《王�N的一生》书中的记载、《李洁明回忆录》书中的直言,以及汪希苓说出的内幕,我们因此可以拼凑出王�N当年的访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下的一个陷阱,要引王�N入彀。不知情的王�N因此踏上了这趟对他产生致命一击的“终结之旅”,结束了他如日中天的事业。   众所周知,李洁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担任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与那时也负责台湾情报工作的蒋经国因而结识,并成为亲密的好朋友。所以,当王�N在台湾成为军事强人,充分具有能够掌握台湾军队力量的实力人物,又逢蒋经国健康不佳之时,美国方面自然担心王�N是否会在“后蒋经国时期”趁势接班,将台湾带入更为保守与不民主的时代,这就不符合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所以,正确地说,应该是李洁明借着“美国在台协会”出面邀请的名义,联手老东家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想方设法,逼使蒋经国决定罢黜王�N,以达到维护美国在台湾利益的目的,才是对王�N访美之行应有的正确认识。
  至于对美国方面的意图,蒋经国是否清楚,是否如李洁明所说:“是我们两人(指蒋经国与李洁明)连手”,以达到罢黜王�N的目的,作者是抱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蒋经国在台湾是享有至高权力的唯一者,他要谁上、谁下,都是“一句话”而已,蒋经国不可能还要借美国人的手来罢黜王�N。李洁明如此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份与身价,反而是有损自己声誉的不智之举。
  没有回避“假设性”问题
  王�N就在这种幕后充满诡谲、蹊跷的不寻常氛围下,携同夫人熊慧英女士以及时任“国防部联络室主任”的马宗尧上校的陪同下,于1983年3月间前往美国访问。 这次访问一共10天左右,王�N见到了美国政学界一些重量级的官员与学者,包括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国防部代表,国会议员索拉兹、李奇、爱德华・肯尼迪等政界人士,还有史卡拉宾诺、班那达、纽约外交研究所主任罗德等学者专家。在接待方面,极为礼遇。王�N与每位见面时,都以其一贯诚恳的态度,将在台湾所准备的资料,针对要见的人,事前写成重点,作为谈话的依据。和前三次访美时一样,言行极为小心谨慎。唯有当学者鲍大可(Doak A. Barnett)触及有关蒋经国可能的继承人这个敏感问题时,王�N并没有借口对假设性问题不予回答的策略来应对,相反的,他采取正面回答的方式,表示权力的转移将会依据“宪法”而产生。王�N如此的回答,并无逾越不敬或不妥之处,但是在蒋经国还健在的时候,公开谈论“后蒋经国”的权力转移与安排,这已基本构成会让蒋经国不悦的情绪。王�N在美的一言一行均有专人记录,送回台北给蒋经国过目,笔者认为这是王�N访美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选择回避,不回答假设性问题所致。
  王�N虽然言行谨慎小心,不过相信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刻意的示意下,美国两大重量级媒体《时代》杂志( Times )与《新闻周刊》( Newsweek )竟然都在此时刊出王�N将会是蒋经国的接班人。这个新闻刊出后,台湾与香港的诸多报纸杂志,都争相转载。特别是许多香港刊物,一窝蜂地抨击王�N领导的政战系统与“刘少康办公室”,将王�N形容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拥有无限潜在势力的军事强人”“王�N即将升王了”“王�N的政治野心已无人可以驾驭与限制”,这样的言论传回台湾,就更加坐实了王�N与“刘少康办公室”诸多擅权与扩权的罪名。 果然,王�N结束访美行程后,回到台湾等着他的是一连串“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噩运!王�N访美回台后,特别晋见蒋经国,向他报告访美的情形。 据《王�N与国民党》书中第297~298页的记载:王�N简短地向蒋经国报告关于所发生过的事情,“他的反应当时却显得有点一反常态”,王�N回忆道:“ 我可以感觉得到,他有点冷淡,不过我的报告是口头上的,而且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接着,就是1983年4月22日蒋经国亲自下令解散“刘少康办公室”。在很短的时间就让惹得许多台北政界人士“嫉妒”与不满的“刘少康办公室”烟消云散,完全消失殆尽,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船过水无痕”应是当时情况最贴切的描绘。
  无预警的调职
  王�N重回“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本职,本以为可以保有这个已担任8年之久的重要职务,继续为台湾效力。 不过,情势的发展并不如此。1983年5月9日,蒋经国再度召见王�N,两位已有44年师生情谊的高层领导,当天的谈话从闲话家常开始,蒋经国先是表示对王�N能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立即解散了“刘少康办公室”,感到欣慰。也问了王�N在“总政治作战部”工作的情形,王�N也据实答复,谈话进行得似乎有如往常一样,并无异状。不过王�N也观察到蒋经国的记忆力已有衰退,健康也在退化中,身体精神与官能都不如从前(见《王�N与国民党》书中第301页)。 此时蒋经国话锋一转,告诉王�N要把他从“总政战部主任”调职到同为上将职缺的“国防部联合作战训练部(简称联训部)主任”的闲差。 王�N只能默然地接受,还要表现得若无其事,感谢蒋经国的照顾、爱护与提拔。
  王�N这位被称为台湾的“政战先生”“反共健将”“军事强人”,就这样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政战系统,开始尝到远离权力核心的滋味。当这项调职命令公布后,震动了台湾政坛。尤其,在台湾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风波。王�N的调职,对掌握部队灵魂士气的政工人员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大家所热爱、拥护与效忠的“王上将军”,怎么会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这样不平的待遇呢?
  情绪发言惹祸
  因此,从调职令发布后,各级部队掀起了欢送热潮。王�N在大家热烈与离情依依的真诚表现下,不便完全婉拒不参加这些欢送会,却不料因此生波、生事,造成王�N进一步被外放的命运,这应是王�N当初所未预料的情势发展。
  根据笔者的了解,在所有盛大的欢送会中,都会安排王�N对参与欢送会的官兵讲话。在那种带有浓厚悲伤离别气氛的场合中,王�N难免会说一些感性的话,表示自己终身忠于台湾、忠于领袖、忠于主义、忠于职守的坚定信念。但是,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一些不十分妥适的讲话,也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就成为部队中“反王�N”势力运用的材料,向上级反映,就对王�N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害。其中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位于台北近郊复兴岗的“政治作战学校”为欢送王�N调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由于该校是王�N在1950年代开始建设,花了许多心血,克服了千辛万难,才有了今日的规模。加上在离情依依中,学校师生合唱王�N作词的《复兴岗颂》,使得王�N感动不已,真情流露之际,不禁说出了以下的话语:“他们今天可以杀掉一个王�N,可是还有千千万万个王�N,他们是杀不掉的。” 其实这里所指的“他们”,是另有他人。可是,听在有心人的耳里,很容易理解为是指的台湾最高当局,是王�N对这次调职的不满与不服的真实心理表现。而在《王�N的一生》书中,也有提到这一段,而且直指是当时的“参谋总长”郝柏村将王�N这次讲演的录音带送给蒋经国听,引起蒋经国对王�N更加的不满。同时,蒋经国将王�N调离要职,本希望他能深自检讨,闭门思过。谁知王�N虽然调到“国防部联训部”这个冷衙门,却仍然门庭若市,访客不断;故旧门生,络绎于途。这些情况自然有蒋经国的耳目向他反映,说王�N在台湾影响力太大,若让他继续留在台湾,这个影响力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与消退。这样的意见,就促成蒋经国决心要将王�N外放,离开台湾,从根拔除王�N在台湾的影响力与所谓的势力、“无限的潜力”。
  外放南美 远离核心
  1983年8月16日,就在王�N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不过3个月的时间,“行政院长”孙运�v奉蒋经国命,约见王�N,告诉他政府已决定任命他为驻南美洲巴拉圭共和国的“特任全权大使”。3天后,蒋经国再召见王�N,告诉他决定将他外放担任“大使”,“是为了他的安全”。正如王�N收到访美邀请后请示蒋经国时,没有要求蒋经国进一步说明他的意思一样,王�N接受了蒋经国的安排,走上了外放的道路,从此远离台北的政治核心与是非,也远离了蒋经国。从此直到蒋经国过世,这两位相识、相知达半个世纪,一度为蒋经国所重用,视为左右手的干将,就与他的恩师,天人永别,连蒋经国过世,王�N请求“外交部”批准他回台为蒋经国奔丧,都遭到否决,王�N心中的遗憾与无奈,何止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至于王�N所以有此下场,根据《王�N的一生》书中说到,台北政坛曾盛传有“五老五小”是陷害王�N的关键人物。其中关于“五老”的部分,指出了黄少谷与郝柏村两位,“五小”的部分,指出了蒋经国的第三子蒋孝勇一位。另外,据汪希苓将军透露,他曾听到蒋经国第二子蒋孝武也公开表达对王�N的不满。 这些不满,基本上就是基于对王�N拥有蒋经国对他的信任与享有至高权力的“嫉妒”,以致�o形中树敌甚多,王�N还不自知。蒋经国决定将王�N外放时,说的是“为了他的安全”,应该就是指王�N位高权重,在台北政坛已有了太多的政敌,蒋经国只有将他外放,才能平息这一切的争议与风波,应该是这方面的安全考虑结果,才做了如此狠心的决定与安排。而对蒋经国绝对忠心的王�N,在面对这样的横逆,或许只有“无语问苍天”能够形容那种失落感与无奈,也为“政治太可怕”这句名言,做了最好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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