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基本特征、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者:未知

  摘 要: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主要是针对党的建设中出现的带有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提供良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管控风险和推进“四大工程”,具有遵从党的历史经验、聚焦当代问题和追求实现民族复兴的典型特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逻辑,以系统性思维为方法论逻辑,以问题导向为出场逻辑,提出了坚守党内政治传统、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内政治威信、强化党内政治作风和激发党内政治活力的现实路径,开创了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局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15-06
  勇于革新,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质。这就要求我们,要对新时代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做出理论回应和话语革新,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落实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正是落实这一举措的着眼点。习近平提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两个“首先”的强调表明,党内政治生活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核心命题。因此,解决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需要创新党内政治生活治理能力,提高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基本特征
  1.承续传统:实施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优势。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有这个基础来说明。”[2]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造成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困境。那时中国经济形态多样,阶级构成复杂,敌人势力较为强大,党内凝聚力量不足。所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成长的外部环境较为险恶,实施从严治党,是保存党的有限力量、宣传革命火种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对大资产阶级的蛊惑,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侵蚀,以及附着在这些阶级成分上的官僚性、懦弱性、涣散性可能在无产阶级身上复活,实施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客观要求。
  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略。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从思想建党与政治规矩上实施从严治党。党的一大就确立了党员的政治规矩;二大专设纪律一章,条例细化;五大首提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抗日战争期间,开展整风运动,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工程”;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 “两个务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加强从思想建党和制度建设并重推进从严治党。1957年,开展整风整党运动,1985年《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十四大把从严治党写入党章。这一时期,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检察委员会的决议》,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了具体性规范要求;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重申了坚持党内政治生活的12条准则,此后在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议事和决策、强化监督、推进反腐等方面作出重大部署。最后,在新时代,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筹起来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重申“两个务必”,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跳出历史周期律。习近平反复强调,作为党员要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四个意识”,打铁还要自身硬,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原則》,对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向、目标、原则、任务和实践路径做了明确说明,标志着严肃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2.管控风险:应对党内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现实需要。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不断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为复杂,执政课题日益更新,执政难题不断涌现。
  其一,理想信念危机必须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之“钙”,是一个政党能够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命脉,是一个民族自立、自信、自强的灵魂。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蜕变和变异。历史上,苏联的例子就是很好的镜子。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的衰老,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1]这种警惕,意义深远。当下,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逐渐弱化趋于多样。例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论”又见端倪、“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论不绝于耳。这些情况,毛泽东在分析青年运动的问题时讲到,“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也讲 ‘信仰社会主义’吗?”[3]可见,坚守理念信念,不是讲什么,而是信什么、如何做的问题。守住共产主义信仰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不忘初心。
  其二,“四大考验”形势依然严峻。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九大以来,虽然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4],体现了我国整体上从“未发展时期”向“发展起来时期”转变,人也从“生存需要”问题转向“发展需要”和“发展能力”[5]问题。具体表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破解“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迷局,需要进行生产创新;规避地区、城乡、行业收入差距,需要由“共享”走向“共富”;规范和应对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矛盾和利益诉求,需要从“国家主导”走向“国家治理”;解决世界经济低迷、地域冲突、民粹主义影响、全球化陡增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提供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邓小平曾指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现在问题是矛盾多了,而且也更尖锐了。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7]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和忧患意识,也是对国内外自我审视和面临的风险评估。   其三,党内政治生活非正常化倾向明显。党内政治生活运行的好坏是检验一个政党能否保持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的平台。习近平讲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8]43,这些问题就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非正常化反映,主要表现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核心是无原则、无党性,表现为政治学习表面化、同志关系虚假化、实践中庸化;随意化的核心是无规矩、无法治,体现为家长制作风,一言堂,热衷于“私人领域”和“圈子文化”;平淡化的核心是无信念、无情操,表现为理想信念动摇,道德情操缺失,以个人利益评得失,服务宗旨淡化,组织纪律涣散,意志力薄弱,缺乏号召力和进取精神。
  3.凝心聚力: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四个伟大”为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廓清了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与此对应,党内政治生活治理成为实现“四个伟大”的核心力量和胜利保障。
  首先,“进行伟大斗争”展现了战斗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无处不在,只要有矛盾,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不同的时代斗争又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样态。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新矛盾,新矛盾推动新征程,新征程破解新矛盾。党就要时刻保持一贯的战斗品质,克服党内政治生活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的问题,在焦点问题和短板问题上进行不懈斗争,拒斥形式主义、懒散作风、权力腐败;就要用好伟大斗争这个“总抓手”,增强党内“四自”能力,在艰难险阻面前,以斗争的精神状态书写时代篇章。
  其次,“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不断涌现。党要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需要用新理念、新范畴和新举措优化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在建设伟大工程的使命下,我们注重了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优先性、基础性和全面性,以问题为导向,严格党内政治规范,增强角色意识和忧患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为实现伟大工程凝心聚力。
  再次,“推进伟大事业”彰显了时代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党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也是我们党的根本价值指向和存在依据。它与中国共产党融合发展,相生相长;与人们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因此,要积极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就要培养推进伟大事业的“旗手”。第一,培养党员干部的时代感,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第二,党内政治生活治理成效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评价标准,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最后,“实现伟大梦想”昭示了美好蓝图。伟大梦想是走向民族复兴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总牵引”,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总依托。这就昭示了进行党内政治生活治理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做出回应。立足当前,贯彻未来,我们清醒认识到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向纵深发展,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最强大的政治保证。
  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是新时代从严治党工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有着严密的逻辑进路和时代特色。
  1.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建黨学说的开创者、实践者,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在批判错误思潮的斗争中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内核,表现为鲜明的阶级性、科学的理论性和民主性。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初,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辩证法为认识方法,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原则,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实现党员平等、公正选举。
  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在俄国实践化和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就严格党员质量、遵守党内纪律、强化党内监督、铲除官僚主义等一系列范畴赋予了新内涵与新表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成长起来。在长达90多年的实践历程中,在时代问题的解答中,不断优化和创新党的建设理论。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新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矛盾多样、问题叠加、隐患集聚。新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要以新理论破解新矛盾,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实质而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新时代党内实际相结合的必然逻辑。
  2.系统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方法论逻辑。系统性思维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核。恩格斯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9]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在分析事物时,既要从联系、发展和辩证的立场来看待,也要培育系统性思维能力,注重集合体的整体性、开放性、关联性、动态性。在党内政治生活治理问题上,就要注重全局、分清层次;创新改革、协同推进;把握节奏、张弛有度。
  系统性思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构建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顶层设计的方法论基础。习近平运用系统性思维方法,从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状况的比较视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经验视域,从党的建设顶层设计的战略视域进行科学规划、整体布局、系统安排,探求党内政治生活内部各组成要素的关联性、耦合性和有序性,充分展示了作为执政党在自身建设上的大局观。诸如,习近平讲到,“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8]33可见,做好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就要统筹各个方面的工作。   系统性思维是现代政党治理的必然要求。治理不同于统治和管理,统治和管理偏重单线性的指令和指示,而治理注重多元、互动、开放和参与。聚焦党内政治生活治理,我们党注重党内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党外人士的多元参与,发挥各自主体参与能力;完善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和民主生活会,保证治理的互动性;优化用人体制,培养优秀干部,增强党内的开放性。
  3.问题导向是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出场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是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出场的。从出场语境上看,其一,资本主义时代扑朔迷离变化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其二,陷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危机的资本主义究竟走向何方?关于这两个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运用各自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但又无法给予彻底解决。马克思正在继承和批判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下解决时代问题。另外,马克思也是在面对具体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诸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追溯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程时提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0]这个苦恼的疑问做出理论解释,并由此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需要总是要满足一定的短缺和解决特定问题而生成,并推动实践的发展和矛盾的解决,进而又在更高层次上形成和解答新矛盾。隨着我国进入时代发展的换挡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各种新旧矛盾叠加,问题繁多。恰如习近平讲到的,在新时代,“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12]强烈的问题导向贯穿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正是对重大问题的科学把握,才能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治国必先治党,党内政治生活治理就是针对核心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新时代我们着眼于党自身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反思出发,深刻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出场语境上看,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秉承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清醒认识到党在新时代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党内政治生态出现的不协调状况。诸如,党内思想多元化、组织纪律涣散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和生活形式化严重地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和凝聚力;从出场样态上,注重问题的全面性和具体性,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无禁区,解决问题无死角;从出场层级上,既关注了全局问题和核心问题,也渗透着微观问题和细节问题。
  三、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活治理的实现路径
  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仅仅要掌握规律,“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3]。实现路径正是逻辑通达实践的科学方式。
  1.坚守党的政治传统: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是软约束,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依靠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内问题的创造性发展。制度治党是硬规则,制度治党主要源于党从执政以来,基于对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探求,推动自身建设的又一项新举措。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4]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建立,初步形成了以党章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重大论断,这是从党的历史和现实的新高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党内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在效果上二者讲求内外结合,相互贯通。思想建党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制度治党在于规则实施,思想引领制度设计,制度提供思想践行。在方式上讲求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思想讲求沟通、说教、引导、协调,以理服人;制度讲求规则、纪律、约束、强制,以制化人。在功能上讲求高低呼应,协调发展。通过思想教育,进一步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坚决抵制“软骨病”、清除“两面人”;制度治党主抓纪律和规矩,标注底线和红线,落实效果。
  2.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依靠基层党员和抓好关键少数相协调。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制度、文化、生活等各要素的综合展现,影响着党员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活动方式。总体来看,党内政治生态整体良好,但是也呈现出一些不良问题;在治理效果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正从“起势”到“定势”,从“优势”到“胜势”转换,一些深层问题和矛盾尚未根本解决。实践表明,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中起“榜样”效应。一方面“关键少数”中的部分人是贪污腐败、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源头。诸如“一把手”的权力膨胀、“一言堂”的用人指令、“一支笔”的政策决策等。另一方面,“关键少数”作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领导者、推动者和建设者,通过其表率和示范效应,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环境。与此同时,每一个基层党员都是一个治理行为体,在政治定力、意识归属、责任担当、规则纪律、监督制约等方面恪尽职守、同频共振,为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化打好坚实基础。依靠基层党员和抓好“关键少数”要做到协商交流、相互监督,以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清新纯正。
  3.提高党的政治威信:维护党章党规和维护中央权威相一致。在列宁看来,威信可以分为“道义威信”和“权力威信”。道义威信主要从指导思想、为民宗旨和奋斗理想获得人们群众的支持。权力威信是执政党从非执政党转换而进行的“思想威信转变为权力威信”的话语转变,从思想领导转向权力领导。但是在对权力威信的重视中,也包含了对道义威信的巩固。新时代,我们党要构建权力威信,增强党的领导力。维护党章党规和维护中央权威就是提升权力威信的核心议题。党章和党规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思想宗旨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资本主义政党和国内其它民主政党的显著标志;维护中央权威是拥护集中统一领导的体现,是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必然遵循。维护党章党规就要知信仰、讲规矩,使党员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维护中央权威就要讲政治、顾原则、识大体,培养看齐意识,保持战略定力,践行一致原则。   4.强化党的政治作风:严明党内纪律和加强党内监督相呼应。“作风问题从根本上是党性问题”,而“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8]154-155。要厘清公、私的界限,履行公、私事务,就要依法设定权力界限。严明党内纪律以明晰权力边界、加强党内监督以警示权力使用规范成为强化党内政治作风的核心抓手。严明党内纪律,就是确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完善党内法规。政治纪律是基础,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纪律是准则,是党内政治生活基本组织原则。党内法规是基本前提,是党内政治生活运行的依据。加强党内监督主要是通过检查、揭露、督促等方式以保证在纪律范围内行事。通过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明晰监督主体责任,增强制度的实用性,优化党内监督制度的协调性;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思维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体制机制漏洞,组建国家、省、市、县监督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各级纪委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履行监督,是紧扣纪律要求,做到心中有纪,行為有范,强化党内作风建设。
  5.激发党内政治活力:发扬党内民主和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相促进。激发党内政治活力是党内生活治理的有效路径,为制止“迎风草”、破除“不作为”、铲除“逆淘汰”提供良方。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好坏的“裁判尺”,也是保持党内政治活力健康发展的渠道。激发党内政治活力,关键在人,选人用人机制是保障党内政治活力长青的屏障。优化党内民主,要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要健全党内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尊重党代会的地位和权力,严格程序规定,落实任期制,践行提案制;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既要充分发扬民主,激发活力,又要充分发扬集中,彰显效率,实现每个党员不做 “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和建设者。完善选人用人机制,秉承理想信念坚定是第一政治要求,坚持原则、清正廉洁是基本素质;勤政务实、精益求精是核心内容。坚持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相结合,做到因地制宜。在培养上,一重自身努力,二看组织培养,三视管理方式。个人努力是决定因素,勤学好思,自觉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组织培养是关键,要遵从干部成才规律,以历史、辩证的态度进行审视和考核,注重发展又看基础,注重显绩又看潜绩;管理方式是保障,要以严标准、严措施、严纪律加以约束,使得干部恪守党的政治纪律,言行规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6.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5] 韩庆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的时代背景[N].人民日报,2016-06-01.
  [6] 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7] 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1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327html,2013-11-15.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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