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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作者:未知

  摘 要:现代社会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各国文化在全球视野内交流融汇,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失范、文化冲突的现象也旋即出现,考验着不同民族和国家文明和意识形态存在的根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当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生活遭遇现代性,无可避免地出现:与个人主义相伴相随的享乐主义盛行、物欲追求代替精神需求、文化变得工业化且媚俗化,要解决中国面临的上述文化失范现象与这种现代困境,亟须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韵和中国话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促进国民、社会乃至全民族的发展进步。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中国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3-0011-03
  文化与人的存在境遇是密不可分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力图论证的基本思想实质上是: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1]。而随着理性精神和资本经济的发展,脱域的空前释放将个体置于联结成网的全球文化的洪流中,原本相对稳定的个体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被解构。在当代世界文化交往密切的大环境下,考察中国话语体系下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问题,对于文化哲学本身以及提升我国民族凝聚力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在文化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文化认同是主体对文化的接纳、认同和自觉自发实现的过程,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命根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在文化活动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只有认同本民族文化的思想内容、内在价值、实践过程,并且充分认可肯定满怀信心,才能在文化交往、文化活动乃至其他活动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首先,文化认同是动态的双向的过程。文化认同是人对一种或多种文化思想内容、内在价值、实践过程的接纳、认可和自觉主动的实践,同时主体也就是人通过这种文化构建个体意识体系、形成文化群体观念。简单来说,文化认同,就是把文化范式转化成个体内在的思想意识、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审美体系,变成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过程,继而反过来对文化产生改造作用。文化认同不是单方面的主体对客体的接纳认可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文化是人历史的凝结的稳定的生存方式,那么人们所认同的文化也就是主体的内在发展方向。文化认同反映了主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包括了个体对客观世界、意识形态的全面认识,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国的文化认同样态是在五千年历史中不断变化发展的,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社会,个体之间联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关系简单而稳定。一般以宗族关系、地缘关系为主,这个阶段我国的文化认同处于单一、稳定、整体而混沌的状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加多元、科学、理性,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价值和追求,并关心现实的生活。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多元价值冲击主流价值观,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出现怀疑。启蒙意识形态倒退,文化本来应该是人们祛魅更加明晰并指导生活,但如今中国的文化出现工业化、同质化、媚俗化趋势,使得大众精神沙化,社会风气物欲横流,反而形成一种新的愚昧。
  其次,文化自信是深层次肯定的状态。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乃至每一个公民对自己所认可、信仰、自觉践行的文化的深层次充分肯定、尊重、珍惜和自豪,对文化价值体系核心观念拥有虔诚的饱含热情的一种状态。如前所述,文化认同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双向的过程,而文化自信相对而言是稳定的也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一种存在。文化自信的主体无论是人、国家还是民族,一定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高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精神作为一种主体的信仰和灵魂作用于主体。与文化认同一样,我国的文化自信样态也有着变化发展的过程。从《诗经》中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时期人们的生活风貌和智慧风采的凝结外显,到南宋文人墨客的爱国爱民之意,到近代外忧内患时代先锋振聋发聩的宣誓。与之相比,现代社会我国文化自信样态就显得相形见绌,尽管文化形态与文化活动百卉千葩,但是并没能达到对我国文化充分肯定的虔诚并饱含热忱的状态。
  最后,我党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是具有高度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把一个政党的本质同先进的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深刻认识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独特价值所在。此后,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相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在革命、建设和发展中不断强化自身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事业发展。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到我党对于中华文明的保护与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消灭剥削制度,使处于危亡地位的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得以跟上时代、全面迈向现代化,使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蓬勃生机[2]。
  二、遭遇现代性的中国传统文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全球市场的形成,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不仅引发了政治、经济、生态方面的危机,世界也遭遇了文化危机。吉登斯定义现代性指大约17世纪发源于欧洲的社会生活或组织行为模式,并且此后于此地的事件由不同空间的事件因素引起,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文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現代性。首先是传承上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从儒学的研究范式和历史演进可以看到现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影响中华民族上千年的主流文化,以其重视礼法的道德规范与温和儒雅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和其养育的民族精神气质,儒家思想创立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演化的进程具有内在的不可割裂的联系,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在延续发展中塑造了民族性格并成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主流。儒家学说的中庸、仁精神与价值理性原则同推进现代化工业发展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思想层面上相反,对于工具理性对经济政治的发展儒学也鲜有贡献,这是儒学在现代化的中国陷落的根源。近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宣扬“新文化”,批判抛弃“旧文化”,这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精神解放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有着强烈的冲击作用。   (一)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化认同困境的根源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理性启蒙解放思想运动对当时民众的思想、救国图存的紧迫性以及整个历史的演进都无可厚非是正确的,五四运动认为应当抛弃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把传统文化看作是封建落后、遭受蚕食的根源。陈来对“五四”儒家批判的历史评价是“于学术层面,认定儒家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价值意义全然无益,将东西文化两分对立起来,完全割裂传统与现代,以科学、民主排斥宗教、文化、道德,并不能正确了解‘传统’‘权威’的积极意义,这些显然失于偏激。”[4]不能了解近代文化中价值理性的意义且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忽视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使我们对传统与现代、对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不能有全面的了解,甚至今天这种错误观点仍然在中国存在着。中国享受了几千年泱泱大国的文化优越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飞速崛起的西方各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冲击下溃败消弭。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适用于人类社会和文明形态,使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救国图存的紧迫感愈加强烈,造成当时整个学界的震动,也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而事实上,虽然救国意识如此高涨,但当时激进的“打倒孔家店”等口号并没能救中国,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自信危机也是在那时埋下伏笔。
  (二)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对抗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很多问题,我国学术界对文化危机开始逐步认识,并深切关注文化认同与自信危机。遭遇现代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失去文化认同感的真正根源和本质。由于中国近代没有经历两次工业革命的特殊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不同,在源头就有本质上的差别,剧烈地出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特殊的是前者从未在此前的中国文化精神中取得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新儒学逐渐复兴,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在文学和哲学领域。这两种文化思潮看似互相矛盾且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但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有共通之处,就是对现代性及现代文化精神的解构或超越。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极速发展,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达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目的,而是出现了生态危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异己力量反过来束缚人。中国近代历史进入工业化生产和加入全球市场的时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由于不是主动进入工业化文明和现代社会,是被列强殖民者强行拖入并且封建制度长期以来占据主流,中国传统的重实用的社会精神与人本主义的思想与技术理性发生对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文化危机。
  (三)现代社会文化工业化加剧文化困境
  在现代社会,人们把追求商品作为生活最重要的目的和追求,人们的理想追求与人们的现实物质需要同质化、单一化、平面化,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成为人们的理想。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中,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这样表述:“当艺术依附资本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时,艺术就进入使用价值的总和中失去原本价值。而矛盾的是,这个过程既可以把艺术退化成宣传性质的大众文艺、大众性质的商业文化,又可以把它变成为一种破坏性的集体性文化”[5]。文化被工业式地制造生产,被经济和市场决定文化的内容,被技术决定文化的形式,因而现代大众文化异化为工具理性和物欲的表现形式,是对文化的一种侵占与渗透。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揭示大众文化的“对痛苦意识的征服”导致了理想的堕落,现代大众文化往往是娱乐性和商业性积聚的产品,没有引人入胜的内容,只剩下空洞的形式,像商业电影只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特效和工业化的面孔、程式化的表情,这些成了风格并且吞没了内容,而这种内容的消弭与意义的消解说明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欲解构的危机。高级文化成了物质文化的一部分[6]。文化形态主要表现为大众化、市场化、商业化甚至是庸俗化、媚俗化,其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的流行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消退形势十分严峻。
  遭遇现代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的历史样态呈现断裂和矛盾,导致了我国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失范问题,我们要看到当前亟待解决的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三、重建精神家园——构建中国话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现代化发展一定拒斥以价值理性为根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影响了中华文化几千年,深深植根在人的灵魂中,重视客观世界,拒斥形而上学,儒家文化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与实证主义异曲同工。在现代化发展初期的激进主义为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抛弃人文情怀、道德自律,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过度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大众化媚俗化的文化与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疏离、精神世界崩塌,必然会引起对传统文化的强烈需求,带来的必将是对深植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所谓文化上的中国话语权,即指在与现代化世界的全球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对话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通过不断提升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与话语权。
  首先,坚持继承发展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有机结合吸纳西方先进文化,二者相辅相成是培养我国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点。拥有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有着发展超越自身的内在精神,它的发展也必然丰富发展着世界文化的万花筒。能否以客观的姿态,对自身优秀文化充分肯定与继承发展,对外来文化进行甄别并以包容开放的胸怀吸纳优秀外来文化,这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与否以及精神的开放或闭塞。面对以上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性的危机现象,我们不能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去抗拒现代性,应当辩证地看待,基于对目的理性活动和交往理性活动,以及体系和生活世界相互关系的论述,哈贝马斯明确肯定了现代性的意义和价值,他反对后现代主义彻底拒斥现代性的做法,表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继续引导”,他尤其主张在21世纪技术理性飞速发展的条件下重建现代性,充分发挥其潜能。他指出“虽然西方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经历种种变革,但文化潜力却始终不改变,凝结在自我意识、自我实现和自我决定的价值取向甚至更加清晰。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一样,西方先进文化也作为民族精神的体现为世界文明增添色彩,焕发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自信心。   其次,培养高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要坚定更扎实的信仰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近代史上,自我党建立以来马克思主義就是中共党员武装自己思想的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才能在其他经济、政治各个领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之处,为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奠定更扎实的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使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重构和发展的信仰基础和理论保证。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体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在生产方式、经济规律、国家形态方面做了前瞻性的预测,对文化领域的发展也起到引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现代精神支柱,现代中国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魂,以马克思主义为骨架、为坐标的新样态。
  最后,将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融入生活实践。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基础,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实现对中国文化的认可要对中华文化思想内容及其内在价值予以接纳,并自觉主动地实践,人民通过中华文化构建起个体意识体系、形成文化自豪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物质力量是人的社会实践。社会是人所存在的时空场域,人是现实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并且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础的要素,表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今中国,在发展技术理性的科学范式的同时也要重视人本精神、促进文化发展,并将文化体现于生活实践。由于人是实践的客观存在,人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内在理念,要重构中国话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必须在实践中确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纵观中国文化史发现,当今中国文化呈现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多种文化并行样态,通过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培养高度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构建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当前倡导和培养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根源和目的之所在。
  参考文献: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
  [4]陈来.陈来儒学注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6.
  [5]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17.
  [6]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50.
  [7]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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