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乡贤文化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 文章介绍了乡贤文化的研究背景,叙述了陕西省乡贤文化的历史沿革、复苏、新发展以及乡贤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意义,提出发展陕西乡贤文化的建议:建立新乡贤制度规范,使之合法化;乡贤文化的推广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掘既有经验,创新乡贤文化;完善乡贤激励机制;打破地域限制,促进区域间乡贤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乡贤文化;历史沿革;发展现状;陕西
  一、绪论
  1、研究背景
  为解决农村现阶段问题,进一步加强乡村(县)治理,201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1]使“乡贤文化”一词再次进入了人们视野。由此,各地的乡贤文化也逐渐开始复兴。
  本文立足于我国古代既有的乡贤文化,通过文献法来探究乡贤文化的历史沿革,同时,以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的方法,来研究陕西省在复兴乡贤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古代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翻阅各类文献和进行信息检索,共找到五百七十一篇与“乡贤”有关的古代文献资料,通过其时间分布可以发现,关于乡贤的最早记录出现于唐代。而通过线下在图书馆等资料存放地点的文献查询,笔者找到了民国修订的《陕西乡贤事略》,这是目前陕西省为数不多的关于乡贤文化的资料,其中记载了周公妲己至民国胡景翼等34则内容,因而,关于陕西乡贤的最早记录我们暂且归于周朝。
  3、理论依据
  (1)社会分工理论。“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的原因既不是斯宾塞所说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和滕尼斯所说的国家,而是常态的社会分工。分工是高度发达社会的特征,也是有机团结的基础,分工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2]
  而乡贤文化中的乡贤,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算是一种社会分工,政府和人民将“乡贤”的身份赋予了区域内的名人,并由此鼓励其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这种分工更多的是公益性的,而非事业性的。
  (2)结构角色理论。“结构角色理论家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的位置或地位组成的网络,其中个体在这个系统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对于每一种、每一群、每一类地位,都能区分出各种不同的有关如何承担义务的期望。因此,社会组织最终是由不同地位和期望的网络组成的。”[3]
  乡贤们在以往或者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即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区域网络上的线,和周围的人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承担着自己应有的义务和责任。
  (3)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类,它们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进行排列。
  在乡贤文化中,其主要满足了“乡贤”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需求,这既体现了其自身价值、能力和贡献得到了大众的普遍承认,又为其更好服务人民的愿望提供了发展空间和有效途径。
  二、陕西省乡贤文化历史沿革
  1、乡贤文化的产生
  限于陕西省成文的、有记载的史书资料实为有限,笔者主要参考了民国出版的《陕西乡贤史略》。在陕西省,乡贤文化产生于周朝,其中以周公姬旦为代表,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聪慧灵修。周公旦“制礼作乐”,设计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君为臣纲”的宗法与“礼乐教化”的典章制度,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大宗与小宗关系的制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周公的努力下,被后代中国沿用千年的传统封建制度基本确立,上至王下至民,对中国广大乡村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与治理制度影响深远。笔者将周公归为“乡贤始祖”主要是其设计的一套政治、宗法制度对中国农村稳定局面的贡献,从他开始的乡之贤人投身乡村治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遗产与思想精神深刻地塑造着中国农村的面貌。
  2、乡贤文化的发展
  陕西乡贤文化的发展脉络与陕西省的历史政治地位有着直接关联,在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天下的学者贤人大多会通过科举等人才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再加上“人才聚集高地效应”,一个时代贤人多聚集于作为政治中心的陕西,从而产生人才聚集效应,由此陕西的乡贤文化趋于兴盛。在陕西省历史中,启于周朝,历经秦、汉的积聚,至隋、唐的走向巅峰。
  3、乡贤文化的衰落
  晚唐后,中国政治重心由陕西向东移,陕西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减弱。紧接着,大量社会精英随政治中心迁移,陕西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人才聚集高地”,再加上饱经朝代更迭造成的社会混乱与人口减少,陕西省乡贤文化发展进入衰败期,在这个阶段发展中,也涌现了些许典型乡贤人物,如:宋代张载、明代王征等等,但是其衰败的大势不可逆转。
  三、乡贤文化的复苏与新发展
  1、乡贤文化复苏的原因
  (1)乡村振兴的需要。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过十年文革的大萧条,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的工农城乡利益交换不平等的格局,广大的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乡村振兴。1978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核心、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内容、强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农村经济改革, 对乡村建设进行了新的定位。
  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乡贤”也随之变化发展为“新乡贤”。 中共中央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在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2)加强乡村治理的需要。近年來,我国社会历经了从法治到法制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是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因而人治便开始逐渐被重视起来,当然,这里的人治和以往的概念又有所区分,在这里我们指的是发挥部分人的教化和引领作用。   如何发挥教化和引领作用,又是发挥哪些人的教化和引领作用,在这一点上,乡贤文化进行了完美的阐释。
  (3)差序格局中长老统治转型的需要。在进行本段的叙述时,笔者首先要解释两个名词——“差序格局”和“长老统治”。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差序格局”一词,用以形容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而影响这种格局的因素主要是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等,其中地缘的影响体现在,随着其距离的接近,这种圈子的形成便越容易。
  而“长老统治”一词,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它主要是指乡土社会中的教化性权力,存在于社会继替之中,简单说来,就是长辈对晚辈的教化,以某些强制的手段使晚辈习得和遵守先于他们产生和存在的文化,并逐渐习惯和适应。
  这里笔者之所以说乡贤文化的复兴是差序格局中长老统治转型的需要,主要有三方面的解释。一是在乡县之中,血缘的关系被逐渐淡化,人与人之间更广泛存在的是地缘上的联系,在上文中笔者提到,地缘是构成差序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乡贤们更多承担的是区域上的责任;二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乡贤的教化权力是一种补充完善的机制,而非具有强制性,它是剔除了以往教化权力的弊端的;三是长老统治虽然有其意义,但其具有一定的过时性,它固守于差序格局之中,没有完全挣脱既有的束缚,而乡贤文化则打破了这种束缚,“乡贤”身份的获得者不仅仅限于德高望重的老人,同时还可以是在地方上有卓越建树和表现、得到群众认同的人,不仅如此,乡贤文化在年龄上也有不一样的诠释,乡贤不必像长老那样可以追求辈分,虽然仍有不成文的年龄规范,但是范围上要更加宽广了。
  2、陕西省新乡贤文化的发展现狀
  (1)寻找新方法,以试点为引领。陕西省内新乡贤文化的发展采取了试点的方法,即在部分县城中发展乡贤文化来看其实施的效果,进而决定其是否在该区域的周边区域乃至全市发展乡贤文化。这种做法体现了矛盾的一般的原理,具有科学性。据笔者了解,陕西省内目前试点的一些地区,乡贤文化的发展态势良好,但是是否需要进一步普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观察和思考。
  (2)扩大新范围,以名人为对象。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局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5]而这里的名人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名人,而是不同学科领域有突出贡献、成就、影响、名誉的人,涵盖科学、教育、文化、艺术、体育、教育等各个方面,同时,这里我们所说的“突出”,其比较范围不是在全国,只要满足一定的区域要求即可(当然,如果满足了全国性的要求,那么地方性的要求自不必说)。
  (3)定义新区域,以村镇为主体。以往乡贤文化更多是局限于乡村之内,即某个村落或某几个相邻的村落中,而在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的发展空间也从原来的村落发展扩大到村镇、乡县中,主体范围的变化使得乡贤们的影响力有了更大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得乡贤们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他们的言行,降低了犯错和“专制”的可能。
  范围的扩大使得原先紧密的结构有了“喘息”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乡贤们也突破了极小区域的局限,实现了从极小区域到小区域的过渡,这较以往是一种进步。
  3、“乡贤”身份被赋予者对该文化的理解与探究
  在研究乡贤文化的过程中,笔者曾和陕西省汉中市某县城具有“乡贤”身份的老年人王老师进行过座谈,听他讲述该地区乡贤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其对该文化的理解。
  据王老师讲述,该地区的乡贤文化自政府倡导以来就一直在蓬勃发展,目前全县已经成立了多个乡贤文化促进会,乡贤人士累计已达2120人,诸如书法、艺术表演等各类文化活动都在不断进步。他表示,乡贤文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促进了区域内各类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了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因而从整体上来说,王老师对本县的乡贤文化做出了较大肯定。
  但是我们需要认清的一点是,“乡贤”身份的被赋予者是乡贤文化发展的受益人,它满足了乡贤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他们带来了一定的资源,那么,“乡贤”身份被赋予者对该文化的理解就可能存在一定的偏颇,需要辩证的看待。
  四、乡贤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意义
  1、促进乡村治理,构建和谐社会
  在2016年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所提到“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习总书记提到“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6]乡贤文化根植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时代的检验与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魅力与价值。在中国社会治理中,乡贤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在思想上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在情感上具有鼓舞人心、团结社会力量的作用,在行为上有模范榜样作用。乡贤文化中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道家与佛家为重要支撑的一种文化,在其基础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贯彻于乡贤文化之中,这对于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2、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陕西省北邻黄土高原、中部关中平原、南接秦岭巴山。在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多民族之间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陕西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陕西不仅作为周秦汉唐的国都所在地,也是古代中国西部重镇,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相较于其他省份地区尤为突出。从古至今,文化兴盛,人才辈出。无论是古之将相,还是近代民族英雄,亦或是当代国家精英人才,陕西省都享有绝对的盛誉。古今的乡贤文化资源丰富至极,在此基础上,借乡贤文化这一有效载体进行传统文化的改造、创新与传播,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鼓舞国人改革创新的斗志、增强文化认同感、传承民族精神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3、增强文化软实力,开拓文化产业
  乡贤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与亲和力。陕西省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是传统文化发展的摇篮。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众多独具陕西特色的乡贤文化。在当今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趋落后,如何开创文化促经的实现路径、拓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渠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于乡贤文化要挖深、做实,并将文化“外化”为文化产品。优秀乡贤文化向文化产业转变不仅可以弘扬传统文化,也可以拓展经济转型的途径。
  4、培育时代新乡贤,涵育农村新风尚
  2018年4月,汉中市城固县举行乡贤文化促进会成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城固县乡贤文化促进会第一届理事会。乡贤文化主要以乡贤的艰苦奋斗、泽被乡人的事迹与精神为支撑,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的道德引领、凝众之智、身先垂范的作用越来越凸显,这种精神力量源源不断的滋润与感化着一批批新时代新乡贤,致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甘于奉献、积极投身于中国乡村振兴建设的大潮中。乡贤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量不断净化着社会风气,其倡导的精神内核深刻影响着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前进的方向。
  五、当前群众对于乡贤文化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前群众对于乡贤文化的认识,笔者在陕西省内进行了定量的研究,最终得到188份有效的问卷,并进行了相关分析。接受调研的人群中,按性别分,男性占33.5%,女性占66.5%,按年龄分,18周岁以上的占93.1%(其中48周岁以上的占0.5%),18周岁以下的占6.9%,因而从分布层次来说,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对于乡贤文化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在基础了解层面上,“不太了解”和“不了解”的人数占到了83%,也就是说,乡贤文化还没有被群众们所熟知,这意味着其发展范围和实际影响力并沒有预计的那么乐观,因而,加强乡贤文化的宣传力度在后期很有必要;在乡贤文化的普适性上,虽然有超过60%的人认为其具有普适性,但是也有近40%的人持反对意见,所以地方在决定是否普及和发展乡贤文化时需要慎重考虑,而不应该是盲目跟风;在可以称之为“乡贤”的人群选择上,笔者设计的问卷提供了四种选择(可多选),根据上表可知,选择“德高望众的老人”和“在地方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的人数,明显多于选择“乡县上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实干家”的人数,同时,认为“乡县上的领导干部”可以作为乡贤的比例是最低的,这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群众对于“乡贤”的定义更偏向于传统的定义,二是从心理接纳上来讲,乡县上的领导干部明显没有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同,这本身就是一种问题。
  由于调研的数据较多,这里笔者只选取了较为基础的和重要的几组数据,从现有的数据分析上来看,当前的乡贤文化发展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六、关于发展乡贤文化的思考和建议
  1、建立新乡贤制度规范,使之合法化
  长期以来,陕西省的乡贤文化一直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乡贤身份的模糊性与职权的非合法性。因此,当前乡贤文化的发展需要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部门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其权限进行明确的规范。
  此外,对于新乡贤组织与村委会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应当厘清两者的关系,要做到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相互鼓励,逐步将新乡贤与新乡贤组织规范化、合法化,提高整体的乡村治理的效率。在我国积极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乡贤治村的法制化是美丽乡村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7]
  2、乡贤文化的推广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虽然乡贤文化的发展对于乡县治理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贤文化是要全面普及的,也不意味着每个乡县都要有自己的乡贤。对于乡贤文化,更应该注重的是它的实际效用,而不是简单的形象塑造。
  从地域上来说,不同省市的乡县有不同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乡贤文化可以在其中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但是否可以成为主流,还有待商榷。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不同乡县的人口数目、性别比例、年龄比例、居民工作情况的不同,必然存在某一个或几个乡县中没有符合乡贤标准的人(当然,这里更多是以年龄、资历、道德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或者其本身的治理已经非常有效果,并且有人或群体发挥着和乡贤类似的功能,那么乡贤便没有太大的存在意义了。
  从时间上来说,乡贤文化在某一地域的发展可能未必是连贯的,这种连贯性也体现在其自身主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上。如果某乡县有乡贤的存在,但是乡贤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这个位置便可以被取消,亦或是某乡县之前不存在乡贤文化,但是由于对人治以及道德风俗上的规范和引领的需要,便可以考虑发展乡贤文化。
  3、发掘既有经验,创新乡贤文化
  新乡贤文化产生于新乡贤的实践活动,同时它又根植于中国几千年来厚重的历史文化,其中以“德”“义”“公”“善”为主要代表的道德规范,是古代乡贤行事的必要准则,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成为乡贤的基本标准。
  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伸,是乡村地域文化的标识,是连接城乡、维系乡情、传承乡风的精神纽带。乡贤文化根植于乡村,覆盖面广,认同度高,影响力大,通过倡导文明乡风、传承地域文化等方式,达到了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凝聚人心、涵养文明的作用,因此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但在发掘既有经验的同时,也要创新乡贤文化。推进新乡贤文化和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逐步建立健全乡村居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提升乡村居民参与治理乡村事务的能力,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趋势。
  4、完善乡贤激励机制
  乡贤在乡县中,不仅仅是作为个体或者小部分群体,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这种文化符号需要起到它所应该起到的影响。对此,为了能够使乡贤们能够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发挥相应的作用,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来调动他们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因为乡贤大多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并且物质生活能够自给,所以这种激励更多的是给予他们一种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认同,以这种认同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和自我存在感。同时,我们可以鼓励乡贤发挥自身特长,带领当地居民创新创业,如果在这一方面有突出贡献,可以进行更高层级的表彰和嘉奖。
  5、打破地域限制,促进区域间乡贤文化的交流
  长期以来,各地的乡贤文化都是局限于本区域内,而很少与外界进行互动交流,因而,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乡贤文化的交流融合,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种打破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为根植的文化土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也逐渐凸显出来,所以这种“打破”最终打破的只是小区域,而不是大区域,它的边界依旧应该有明确的界定,而笔者认为这里的边界应该是“省”。也就是说,是省内不同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
  乡贤文化的交流,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进行。一是宏观层面的,以文化氛围和治理效果为主题,以党政部门为主体,进行模式上的探讨和交流;二是微观层面的,以治理方式和德行并立为主题,以乡贤个人为主体,进行现实意义上的探讨和交流。两者一大一小,一长一短,互相补充,可以使乡贤文化取长补短,从而不断发展。
  七、总结
  乡贤文化的在陕发展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在研究历史发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借鉴合理的历史经验,并将之应用到现实中去。如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乡贤文化正在蓬勃有力地成长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乡贤文化一定要根植现实土壤而不能悬停在半空中,成为起不到实际效用而只是用来观赏的盆栽,这样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目前,新乡贤们正在不断地接受冲击和考验,如何在时代的考验中站稳脚跟,切实发挥自身的榜样作用,并继续为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贡献,是一个绝对不能停止的探索和思考。因为作为区域的“名人”代表,其本身存在的意义还是在于服务和引导,如果将其功利化和目的化,则是违背了初衷。
  总之,新乡贤在乡村治理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乡贤在村治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不仅关系到新乡贤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也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8]想要更好的发展乡贤文化,需要政府、乡贤主体、人民群众这三方之间进行共同努力,如果缺失了某一方,就会使这一体系变得不够连贯,从而出现更多的漏洞和空洞。
  【參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
  [2]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第二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48.
  [3]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428.
  [4] 费孝通.乡土中国[M].第一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165-172.
  [6] 慎海雄.以历史为镜鉴,汲取治国理政智慧[J].瞭望,2014.
  [7] 张军.乡村价值定位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村经济,2018.
  [8] 张馨誉.苏北梁寨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研究[D].安徽:安徽财经大学,2016.
  【作者简介】
  吴嘉琦(1997—)男,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本科在读,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团委副书记,研究方向:社会学、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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