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近年来,由于“中等国家”在全球事务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以及我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开展日益丰富,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开始繁荣起来。研究对象从初期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扩展到土耳其、巴西、韩国等国家,研究内容也从单一国家的外交实践丰富到区域合作及全球治理。
  关键词:中等国家;再定义;理论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5-0039-03
  自二战后期加拿大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这一新概念后,对“中等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方的政界和学界传播开来。与西方相比,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薄弱。但是自21世纪起,“中等国家”理论研究呈井喷式发展,研究范围大大扩展,涉及到了全球治理及新兴中等国家。
  一、以加拿大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在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以加拿大为个案的考察研究。“中等国家”,从字面上来理解,意为在实力上处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中等规模国家。我国学者对“中等国家”一词有不同的表述,如“中等规模国家”“中等强国”“中等力量国家”等。其中,使用较多的是“中等国家”及“中等强国”的表述。“中等国家”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近代早期。1589年,意大利米兰的学者乔万尼·波特罗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帝国、中等国家和小国[1]。但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是由加拿大在二战后期提出。1943年7月,加拿大总理兼外长麦肯齐·金发表了关于“机能原则”的演讲。由于加拿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极大贡献,麦肯齐·金认为加拿大应该积极参加战后的国际组织,在经济事务等主题上发挥其代表性作用。尽管麦肯齐·金并没有明确提出“中等国家”一词,但这次演讲是对现代意义上“中等国家”的身份和角色第一次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此加拿大是最先提出新型“中等国家”理念并在战后初期应用于外交实践的国家。有鉴于此,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加拿大。
  早在1987年,《望周刊》就刊登了章亦石的《中等国家探索和平和解的新途径》,这一篇新闻稿报道了为了探索和平和解的新途径,来自亚、非、拉、欧四个大洲的16个国家的30多名高级外交官于8月10日至18日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聚会,研究建立“中等国家协调组织”的可能性[2]。直到2003年,王海霞以“中等力量国家”的表述发表了《浅析二战后中等力量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加拿大外交为个案的考察》一文,是我国学者较早专门阐发“中等国家”理论的文章。她在文中探讨了二战后加拿大外交的分期及特点,认为冷战结束后,加拿大在国际社会拥有的影响力主要也是依靠其富有独创性的外交理念和出色的外交实践[3]。她强调作为一个中等力量国家的加拿大非常重视在国际组织的舞台上发挥作用。最后,她提出了中等力量国家对外政策的特点在于平衡、缓冲、中立及参与国际组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钱皓教授的《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为例》是以“中等强国”的表述探讨了加拿大如何有效地介入国际事务,使其能够最大化地实现本国利益和全球目标。这篇文章重点阐述了加拿大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与内在困境,同时还探讨了美洲、大洋洲、东欧、亚洲等新崛起的“中等强国”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与认同的变化,钱皓认为定义和界定“中等强国”关乎于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以及参与方式。尽管中等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有其外部和自身难以突破的“瓶颈”和两难困境,但他们完全可以运用其“软实力”的优势,在霸权国的“硬实力”无效或失效的领域中发挥其“软制衡”作用[4]。钱皓在她的另一篇文章《约翰霍姆斯与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实践》中介绍了集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和国际事务研究院资深学者双重身份的约翰在国际事务中对中等国家外交路径的探索和实践[5]。是对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理念的再一次深入探讨。钱皓的学生朱中博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等国家国际行为研究——以加拿大为例》中也基本沿用了钱皓的路径研究分析路线,但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中等国家国际角色定位与国际行为路径选择。他从“中国视角”出发,取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理论三派之精华,对中等国家进行了再定义[6]。这篇文章最有特色之处在于他选用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64-1966年的越战斡旋这两个典型案例,通过对加拿大在这两个案例中行为的考察、反思,推演出了中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可能遭遇到的一系列困境,并给出了中等国家应对这些困境的可能性优化方案。
  贺建涛的《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相对前面的文章而言比较新颖,他用大量的数据及形象生动的图表论证了尽管加拿大表现出良好的国际责任感,且在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最初几年,加拿大对联合国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后冷战时期,由于大国和更多国家的介入、哈马舍尔德三原则被破坏、联合国维和的低效率,尤其是北约单边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的牵制,加拿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地位被逐步边缘化[7]。
  上述文章探討问题的角度和结论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中等国家的特性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描述阐释,对人们了解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中等国家”具有一定意义。
  二、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等国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治理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魏光启在《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一文中概要性地介绍了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的关系[8]。他认为合作是中等国家解决全球多边治理问题的主要出发点,但中等国家很容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唐纲非常关注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等国家”,他的三篇文章都是聚焦于此。唐纲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议程设置的视角》中提出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等强国却在某些全球治理的议题上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在大国不支持,甚至反对的情况下推进了相关议题的设定,传播了相关的国际规范,迫使大国做出让步或逐渐接受其治理的规范和制度,最终推动了相关全球性问题的治理[9]。丁工的几篇文章也持类似观点。在他的《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他认为中等强国借助二十国集团机制,实现了从治理参与者向治理推动者的进阶升迁[10]。同时,他提到发展强劲的新兴中等强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波兰等传统中等强国共同构成当今国际社会的中等强国阶层,成为推动国际秩序中产阶级化的“主力军”。丁工的《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主要以“中等强国合作体”[11]为中心,阐述了中等强国合作体的背景成因、发展历程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困境。除此之外,丁工的多篇文章都对中等国家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将中等强国作为周边外交片区经略的战略基点,通过加强同中等强国的合作达到从点到线、以点连片、由点到面的效果,进而辐射带动周边环境的整体改善为睦邻、富邻、安邻、友邻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定平台和宽厚舞台[12]。   尽管“中等强国”的崛起及发展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但是专题性讨论两者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仍是以国别或个例的形式举例讨论。在今天,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对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等国家”的讨论如同一个封闭的匣子并未完全打开,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必将继续深入下去。
  三、“中等国家”的再定义及空间扩展
  近年来,随着“中等国家”的大量崛起,以往“中等国家”的定义显然过于局限,不再适用。学者们都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提出了“中等国家”的再定义这一问题。
  上文提到的文章几乎每一篇开篇都对“中等国家”进行了定义,但真正专题性探讨定义这一问题的不可谓多。其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潘迎春的《“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她系统地阐释了“中等国家”理论的前世今生,说明了现代意义上的“中等国家”概念及其外交实践。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中等国家”的定义从过去的简单对该国规模、实力及其在国际政治力量分层中所处的位置的考察,转向更强调该国实现本国利益和国际责任的能力,在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最后她还提到关于学术界已经将视角从加拿大中等国家角色的争论转移到其他中等国家的研究,“中等国家”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国际化阶段。包云波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和外交战略研究——以巴西两次崛起为例》专门对中等国家的身份定位进行了探讨,他从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要流派入手,提出了中等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实行中等强国的外交战略[13]。唐纲在他的《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等强国概念再定义》一文中阐述了在全球治理日益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对中等强国再定义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14]。他认为中等国家往往是具有强大区域性影响力,对世界经济政治具有系统重要性,在外交政策实践中一般不谋求超级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合作与对话,对自己的“中等国家”实力身份和地位比较认同的国家。
  尽管对“中等国家”定义探讨的文章比较有限,但“中等国家”理论研究的内容扩展取得了不错的成就。除关注加拿大外,学者们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印度洋太平洋的其他地区,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澳大利亚与韩国。
  唐小松与宾科最先介绍澳大利亚的中等国家思想。他们合著的《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介绍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中等强国”的外交政策核心。该文认为陆克文的热情、理想显然超越了理性和现实,他的“首创精神”外交注定无法取得实质意义的“创新”[15]。崔越与牛仲君将视野追溯自二战后,他们的《“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主要讨论的是“中等国家”外交政策是如何得到工党和保守党的共同认同的。该文认为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16]。崔越的著作《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17]也基本沿用这一观点,但从澳大利亚的国家实力、地缘安全路径、联盟行为、功能主义路径、地区行为和多边主义方面做了更加详实地阐释和分析。
  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开展,我国学者对于韩国“中等国家”思想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多,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凌胜利在他的两篇文章《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18]和《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19]都认为由于美韩联盟、大国权力政治和政府更迭使得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深受约束,缺乏延续性,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效果并不理想。戴维来的《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则认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运筹大国竞争都有明显的影响[20]。他的《中等强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的新变局》一书则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冷战结束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南非等一批新兴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及中国外交的应对措施[21]。
  综上所述,虽然近年来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成果丰硕,但有较大影响力的成果甚少。以青年学者的专题性探讨文章居多,系统全面地论述这一理论的专著匮乏。虽然自2008年以后,我國关于“中等国家”理论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涉及了全球治理及新兴中等国家。但范围还是相对狭窄,对美洲、东欧、非洲等国家鲜有涉足,对理论本身的探讨也都是浅尝辄止。与英美加等西方国家及日本韩国的研究情况相比,我国对“中等国家”的研究起步较晚,显得较为薄弱,相对处于落后状态。但鉴于这几年井喷式的研究成果量,笔者相信,在此基础上,经过未来的不懈努力,我国的“中等国家”理论研究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取得更好的成就。
  参考文献:
  [1]潘迎春.“中等国家”理论的缘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5).
  [2]章亦石.中等国家探索和平和解的新途径[J].望周刊,1987(13).
  [3]王海霞.浅析二战后中等力量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加拿大外交为个案的考察[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4]钱皓.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研究——以加拿大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6).
  [5]钱皓.约翰霍姆斯与加拿大中等国家外交思想的实践[J].世界历史,2015(2).
  [6]朱中博.中等国家国际行为研究——以加拿大为例[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8.
  [7]贺建涛.中等强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边缘化的根源——以加拿大为例[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4).
  [8]魏光启.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J]太平洋学报,2010(12).
  [9]唐纲.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议程设置的视角.[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0]丁工.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16(3).
  [11]丁工.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J].太平洋学报,2016(3).
  [12]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7).
  [13]包云波.中等强国的身份定位和外交战略研究——以巴西两次崛起为例[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
  [14]唐纲.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等强国概念再定义[J].毕节学院学报,2013(6)
  [15]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J].现代国际关系,2008(10)
  [16]崔越,牛仲君.“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J]太平洋学报,2015(10).
  [17]崔越.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
  [18]凌胜利.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J].当代韩国,2015(1).
  [19]凌胜利.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J].太平洋学报,2016(2).
  [20]戴维来.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当代亚太,2016(2)
  [21]戴维来.中等强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的新变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4908493.htm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