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语境中立体性文化记忆与多重性国家认同

作者:未知

  [摘 要]互联网语境使得文化记忆具有了立体性,即成了多维度的立体形象世界记忆,多种感觉融会贯通的联觉记忆,超越现实真实性的仿真、拟像的记忆。在这种语境下,立体性文化记忆也形成了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多种感觉融合的国家认同。在这种强烈的立体性文化记忆所形成的多重性国家认同主导下,国家认同的理性观念在文化记忆的立体感性形象世界中显现出来,使得国家认同转化为了理性与感性高度统一、情感与意志高度融合的信念和信仰,更加有利于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关键词]互联网;文化记忆;立体性;多重性;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9)02-0087-06
  Abstract:The Internet context makes cultural memory stereoscopic, that is, the three-dimensional image world memory of multi-dimension, the synesthetic memory of integrating various senses, the simulation and pseudo-image memory beyond the reality. In this context, a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formed, which integrates knowledge, affection and wi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strong three-dimensional national identity, the rational concept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image world of cultural memory, which makes national identity transform into belief with high integr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nd high integration of motion and will,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unity.
  Key words:Internet context; cultural memory; three-dimension; multiple; national identity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互联网,具有多样化的性质,它可以整合多维空间的信息,全面诉诸人类的多种感觉器官,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所谓“仿象”或者“拟像”的“超真实”信息传播,从而带来了立体、联觉、逼真的文化记忆。所谓文化记忆的立体性指的是,这种文化记忆,已经超越了单维度性质,它们的形象或者形象世界的构成不再是单一的文字、单一的图像、单一的声音、单一的视频等,而是这些符号信息的混合,因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立体世界;它既不是线性世界,也不是平面世界,而是一个立体世界,甚至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相统一的四维空间。所谓文化记忆的联觉性指的是,这种文化记忆,并不仅仅对人类的某一个感官发生影响,也不仅仅对人类的某一个感官发生影响,而是对人的五官感觉的整体发生影响,从而能够产生出一种视、听、触、味、嗅五种感觉或者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共同作用的感觉联觉,是一种多种感觉的联合体。所谓的文化记忆的逼真性指的是,这种文化记忆的立体形象世界,能够给人以超越现实真实的印象,给人极其逼真的感受,甚至会产生比现实世界还要真实的形象世界,也就是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所说的“超真实”的“拟像”或“仿象”的虚拟世界。因此,互联网语境使得文化记忆具有了立体性,即成了多維度的立体形象世界记忆,多种感觉的融会贯通的联觉记忆,超越现实真实性的仿真、拟像的记忆。在这种语境下,立体性文化记忆也形成了知(认识)情(情感)意(意志)多种融合的国家认同。在这种强烈的立体性文化记忆所形成的多重性国家认同主导下,国家认同的理性观念在文化记忆的立体感性形象世界中显现出来,使得国家认同转化为了理性与感性融通一致、情感与意志融会贯通的信念和信仰,从而产生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作用。
  新世纪(21世纪)以来,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许多中国公民热切地回想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盛况,形成了一种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立体化文化记忆。这种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立体化文化记忆恰恰就是超越了20世纪60年代的条件限制,在一种多媒体互联网语境下产生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艺术电影纪录片尽管呈现出了一种文化记忆的舞台空间的多重感觉的联觉,但是,它毕竟还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之内的记录,因此,这个艺术电影纪录片所提供的文化记忆仍然是局域性的,因此它本身还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的相关文化记忆。比如,在新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中国记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鲜为人知的诞生过程”》,不仅把图画与文字、声音与情感交织在一起,给人呈现一种立体的、联觉的、逼真的感性印象,而且深入到那些以前所不可能知道的“内幕”之中去了解和阐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张放、陈义凤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的真实背景及反对目标》同样是通过整合图画、文字、音频、视频等符号,使得人们的文化记忆转化成了立体、联觉、逼真的形象和形象世界,从而大大加强了人们的国家认同,让人们产生了多重的、动情的、理性的国家认同感,不会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后三十年”去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前三十年”,从而比较准确地认同自己的伟大祖国,尽管这个伟大的祖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磨难,不少人也曾经饱受过“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之类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痛苦。   张放、陈义凤这篇图文并茂、多维呈现的微博以及互联网上传播的不少回忆录、訪谈录,谈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产生背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境下毛泽东主席所做的批评当时文艺界的两个严厉有加的批示。一个批示出自196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简报。这一期的《文艺情况汇报》,反映了文艺界的一些所谓“不良动向”,同时也报道了上海市由柯庆施亲自抓的“革命故事会”受到群众欢迎的情况。毛泽东主席看了简报,对于柯庆施之举的大受欢迎未置一词,却批写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字:“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另一个批示是毛泽东主席写在1963年6月27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批示,更是令人心惊胆战。这个批示写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 (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 (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毛泽东主席第二个批示的精神的指导下,原已告一段落的文艺界整风又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重新开始了,仿佛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预备演习。与前一阶段的文艺界整风大不相同,这一阶段的整风有点“批判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味道,着重批判了当时文艺界的一批领导人,并且责令他们进行检查。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一个汇报时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1]这些似乎表明当时毛泽东主席认为文艺界的一些部门和不少单位已经被资产阶级专政了,夺权了。
  就是在毛泽东主席的这两个批示传达到全国各地党组织以后,当时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就走向了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在这后一阶段的文艺界整风中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及主管文艺工作的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人,都被点名批判,并且停职检查。最终,中共中央罢免了齐燕铭、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完全改组了文化部领导班子。这似乎就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一种“前奏”“序曲”。就在这差不多相同期间内,1964年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应邀到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会见越南、老挝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当时东南亚的紧张形势进行商讨,并且研究对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针。7月12日,周总理回国途中转道上海。在上海短暂停留期间,周总理应陈毅元帅的邀请观观摩了上海文艺界新近创作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看了这个大型歌舞,周总理感到“很动心”,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在北京也搞一台大型歌舞表演,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一方面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国庆节的献礼节目,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这样的大型歌舞演出实践来为当时低迷的文艺界鼓舞士气。自从柯庆施在上海为提高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在文学艺术界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以后,全国文艺界的士气就逐渐低迷消沉,好像大家过去都在宣传帝王将相、封资修的“黑货”,因此,大家都感到灰溜溜的。尽管当时周总理竭尽全力,但根本无力回天。虽然一台大型歌舞不可能根本解决文艺界的士气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振奋文艺界的精神,鼓舞大家的士气。与此同时,周总理也想通过这台反映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歌舞,来对于“大写十三年”的争论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引导。周总理回到北京后,顾不得休息,迫不及待地请当时主管文艺界工作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国音协等部门共同协商研究组织大型歌舞演出的事宜。7月18日,周总理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在会上他说:“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周扬立即贯彻周总理的上述意见,组织文艺界和宣传部门的相关领导和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大家热烈拥护,都愿接受这一任务”。7月24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起草了致中宣部长陆定一并转周恩来和彭真的报告,具体安排和落实了关于大型歌舞的总体设想、规模、艺术表演和组织领导等方面的策划和设想。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认真审阅和修改了这份报告,并于7月30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周扬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了小型会议,决定立即开始大型歌舞的组织和准备工作。经过讨论,大家同意周总理的意见并把大型歌舞的名称定为《东方红》。周总理在会上说:“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8月1日,周总理正式批准周扬的报告,并亲自拟定了领导小组的名单,领导小组一共由13人组成,任命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任副组长,李一氓、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等为组员。周总理还在领导小组名单上特意加上了齐燕铭的名字,因为周总理觉得齐燕铭虽然已被批判并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但是,文艺界整风,应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要给有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重新工作的机会。周总理在周扬关于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如届时还搞不好,或彩排时有大缺点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2]
  我们通过与当年史诗《东方红》创作者的大量访谈以及解读亲历者们陆续放到互联网空间里的各种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回忆性资料,发现周恩来总理史无前例地全程参与了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部流程,他认真考虑、设计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体结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剧情细节、演出实际,反复推敲、仔细斟酌每一首歌曲、每一句台词、每一段解说、每一个舞姿。这些“内幕”不仅使网民们出乎意料,而且更加觉得欢欣鼓舞。在当时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雷电一触即发的严酷政治环境下,大大小小的领导人,甚至包括周扬在内以及每一个主创人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担心每一个唱段和每一个歌词会被查出问题。周总理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似乎给大型歌舞演出和大家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安全保证。当时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人员众多,情况复杂,创作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为了保证完成任务,周总理在处理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常常与大家同甘共苦,干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当年的歌舞文学组组长乔羽回忆说:“那时,几乎每晚周总理都来,常常搞到深夜。我们每拟好一段稿子都要送给他看。他都非常认真仔细地修改,并很快退回来,从不耽搁。周总理经常拿着修改好的稿子问我:这个问题查到没有?毛主席著作中是怎么谈的?有时,我说没查到。他就说:我已经查到了,你看这样改行不行?望着他那疲倦、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动极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诗歌朗诵、歌舞表演、音乐演奏的形式再现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民主革命时期28年中艰苦卓绝、前仆后继,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奋斗历程,涉及大量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的具体历史事件、革命理论知识和文艺作品的创作状况资料。周总理注意到了这一点,常常严肃认真、语重心长地对主创人员说:“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他曾经多次不厌其烦地给编剧、导演、演员等创作人员讲党的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具体感受,谆谆告诫大家应该正确认识和理解充满曲折坎坷和艰难困苦的党的历史和革命斗争史。他曾经深有体悟、若有所指地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就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只要这个基本的立场不变,即使犯错误也还要团结,即使领导一时有错误,还要等待,逐步地改变。不能够因为有错误,造成党的分裂,使革命受损失,使对敌斗争瘫痪下来,那就对革命不利了”。正是有了周总理的这样深入广泛的亲自参与,使得后来在互联网上披露和传播开的这些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化记忆,显得更加立体,让人感受得更加多面,也就产生了更加逼真的感觉。
  周恩来总理不仅严格把关《东方红》的政治方向和史实准确,而且要求《东方红》的歌舞及其表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曾多次指出,《东方红》大型歌舞及其表演不仅应该努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应该具有完美的艺术质量,真正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他还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要求《东方红》大型歌舞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具体提出了《东方红》大型歌舞应该采用史诗的写法,既应该有革命历史发展的粗线条勾勒,又应该在形象和形象表现方面很深刻,每一首歌每一支舞都能打动人。周总理指出,主创人员应该在创作上敢于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努力精益求精,大胆标新立异;应该注意百花齐放,运用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程,歌颂党和毛主席以及伟大的中国人民。周恩来总理在创作和审查过程中,一贯反对使用平板、单调、说教式的概念化、公式化、僵化的形式,指出这些东西不仅不能达到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目的,更不能使工农大众享受到真正的文学艺术。这些当时情况的真实揭示,还原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得以成功的真实原因,也表明了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像林彪“四人帮”所污蔑的那样,“完全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而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基本原则得到了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大型歌舞《东方红》主创人员为代表的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拥护和执行。这样的立体化文化记忆给今天的我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生动依据,也使得人们可以在更加丰富的历史背景上实现对新中国成立17年的国家认同。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确定演出人员和选用歌舞作品时曾发生很多宁要所谓的政治正确而不要艺术水平、宁“左”毋右的所谓“政治挂帅”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在毛泽东主席先后写下有关文艺的两个严厉批示的情况下,并不奇怪。毛主席当时过分估计了新中国成立15年来的文艺界和文艺工作的不足之处,历年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错误批判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文艺界的领导和许多优秀的为人民创作的作家和演员。在这样的严峻气氛下,像贺绿汀、田汉等人的作品在初选中被删掉,似乎也在所难免。然而,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明确表示反对,指出这样做是不对的。周总理指示,在《东方红》中要选用大量民主革命时期的好作品,包括已经受到批判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著名戏剧家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周总理指出:“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包括对三十年代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有些是人民群众批准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不能以人废言,以过改功。艺术家有失误,难道我们就没有失误?”当时著名朝鲜族舞蹈家崔美善因正在受到批判,也被清理出演出人员队伍。周恩来发现后批评了有关人员,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舞蹈家崔美善终于获准登台演出。最后,不仅《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得以保留,而且保留了一段崔美善表演的最优美的朝鲜族舞蹈。这些都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华彩乐章和精彩记忆,周总理的英明决策也传为佳话。当年参与《东方红》创作的作曲家周巍峙后来回忆说:“当时,文艺界的形势十分复杂。我是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局长,也受到批判,正在做检查。总理还让我参与《东方红》的领导工作,说这些人是可以革命的,给我以及文艺界许多朋友一个亮相的机会。这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国庆节前完成了最后一次彩排。如果没有周总理的这些努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和成功是难以设想的。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参加这次演出的全国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歌唱家、播音员、主持人多达3500多名,盛况空前,是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此后,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掌声如潮。10月6日毛主席也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并且在兴高采烈、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多次向演员们鼓掌致意。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创和全体演职人员。在接见开始前,周总理还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可能并不知道,周恩來总理亲自领导了中国这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创排练就是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完成的,演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无论上海的还是北京的,也不论地方的或者部队的,专业演员或者业余的歌手,大家同台献艺,协同努力,高质量、高水平地创造了这一文学艺术的伟大壮举。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直接关心和精心组织,这个新中国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的伟大壮举才能够这样完满完成。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在向外国朋友介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总是说,这台革命的歌舞“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当我们通过互联网的平台,立体地了解到这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而且是通过声情并茂,形象生动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等综合性符号信息显现出来的,顿时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对于周总理的热爱之情更加浓烈,周总理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机智英明的伟大形象更加鲜明凸显出来,使得人们产生了更加深厚的国家认同感。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外许多朋友都要求一睹为快。为此,周总理不顾江青的极力阻挠,顶着极大风险,坚持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艺术纪录影片《东方红》,并迅速在全国各地上映,全国城乡和国外多地掀起了一股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热。艺术电影纪录片《东方红》上映以后,国内外好评如潮,实际上宣布了江青支持的柯庆施所谓“大写十三年”口号彻底破产,随风消逝。因为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的历史题材,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辉煌成就,也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内正确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些不仅可以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国家认同,而且通过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的国家认同,还可以在全面爱国主义情怀的意义上产生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认同。
  上述类似的许多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詩《东方红》的文化记忆叙事在互联网媒介中又不断涌现、流通、传播,另外还有《史诗<东方红>创作者口述史》等等类似的口述史研究作为文化记忆的档案材料,使得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化记忆立体化、丰富化。在此基础上,人们重新欣赏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艺术电影、各种翻版的史诗《东方红》演出视频、国庆期间作为庆典节目的《东方红》纪录片或者名家访谈见面会特别节目、《东方红》中的许多经典歌曲的传唱……身处其中,无不受到形式各异媒介的浸染,可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形成了关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文化记忆的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由此人们可以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动、具体、鲜明、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伟大历程,更加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知情意相统一地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恰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鲜为人知的诞生过程》的网络资料所说:“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部创世神话,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国家高层领导的直接干预和指挥下,以举国体制的动员与协调方式创作完成的,《东方红》首先是一项政治任务,其次才是艺术作品。作为高度政治化的产物,《东方红》承载着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历史使命,因而其历史影响力远远超乎艺术与文化之外。”“《东方红》是一个时代的史诗与旋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意气,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从《东方红》首演至今,整整四十五个年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思想文化也经历了痛苦的断裂与扬弃。沉舟侧畔,千帆已过;病树前头,万木争春。当理想回归现实,当激情回归理性,对《东方红》创作历史细节的探究,引发人们从更深的历史层面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史上艺术所诠释的政治史,和政治所干预下的艺术史。”
  《东方红》自诞生缘起、诞生之日至今,其政治影响深于它的艺术价值,但是它的政治影响力和传播力得益于其精湛高超的艺术价值。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有机融合所形成的文化政治及其文化记忆,伴随着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导下的众多人民文艺作品,形成文化领导权,不断增加和传播着中国人民大众对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心诚意、心悦诚服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渗入骨髓、融入血液的国家认同。
  总而言之,在互联网语境下,文化记忆的立体性、联觉性、逼真性,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水到渠成地形成丰富多彩、理性与感性相统一、情感与意志相融合的国家认同。面对全球化冲击主权边界和文化身份的“危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一系列关于国家认同与文化记忆的问题:如何积极规避互联网的消极性?如何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文化记忆和构建认同的优势?如何捕捉和分析时代变迁下的文化记忆流变以及其间蕴含的国家认同变化?如何在新中国文化记忆的土壤中,高度统一全国人民的个人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以增强现代国家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些命题不仅亟待解决,而且意义深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5BXW061)
  [收稿日期]2019-01-09
  [作者简介]黄卫星(1974-),女,湖北蕲春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教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   究员,文学博士,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    张玉能(1943-),男,江苏南京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张放,陈义凤.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问世的真实背景及反对目标[EB/OL].(2015-12-01)[2018-06-11].http://zhangfangcn.blogchina.com12848102.html.
  中国记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鲜为人知的诞生过程[EB/OL].[2018-06-11].www.xici.net/d182760032.0.htm-快照-西祠胡同.
  [责任编辑 王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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