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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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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社会时间不同于自然时间,它是质性的,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产物。社会实在差异决定了社会时间模式差异。基于群体类型化,社会时间分为八类;基于谱系学,社会时间分为四类。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既包容所有类别,又不受分类约束。在由时尚形式确立的现在时间轴心作用下,后工业时代社会时间按悖论方式展开。后工业时代的基本社会时间悖论是资本主义经济时间悖论。这一悖论的生存矛盾螺线体现的是不断加大的时间压力,时间压力使其它社会矛盾隐藏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矛盾之中,而现代消费将使时间矛盾尖锐。
  关键词: 社会时间;类型;谱系;社会时间悖论;时间压力
  中图分类号: B15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3.0008
  社会时间是人类生存方式特有的产物。是“人类在深层次上集体形塑和刻画的符号产品,服务于人类的协调与意义的需要。”[1]3作为协调的需要,社会时间不仅要呈现为现在,还要有过去与未来。由于每个人都有个体独特的过去和未来,或者说每个人都有个体独特的时间。在这个基础上,由多个个体组成的每一个群体或每一种社会实在,它们也就有不同的时间。换而言之,社会时间是自然时间投射到具体的社会群体生活中的差异化呈现。这种差异化决定了社会时间与计算性时间的抽象数据不同。社会时间不是计量的时间形式,它是质性的。所谓质性即社会群体差异在时间模式上的体现。当不同的人群将其时间理解运用于处理生活时间时,特定的社会时间模式就超越物我关系而呈现。比如在农业社会,人对时间的理解从四季循环中获得,社会时间便表达为随季节变换而安排田园生活的自然模式。而自从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时间便被理解为一种价值,社会时间模式表达为人出卖劳动时间与否的经济交换模式。
  一、 基于群体类型化的社会时间分类
  社会由人群组成,个人和集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被社会学称为社会实在。“社会实在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整体社会现象’(total social phenomena)中得到确认。”[2]32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实在①。但在不同层次上,可通过对人群的类型化而分出不同的社会实在。每一种社会时间对应于一种社会实在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群体的类型化是社会时间类型化的依据。正是社会实在的多样性导致了社会时间的多样化。
  古尔维奇将社会时间定义为:“既产生时间又在时间中消逝的整体社会现象运动的集中与发散。”[2]28根据不同的整体社会现象运动,他从类型学角度列出了八种社会时间:以农民慢节奏生活为代表的、代际延续的时间;整个人类社会整体的、隐藏着与过去断裂的危机的时间;被压抑群体的不规则时间;宗教的轮回时间;封闭控制下的迟滞时间;延迟和前进的节奏交替的时间;主要属于无产阶级的超前时间;爆发性的革命时间。
  回溯时间概念史,有三种时间被普遍承认②,即宇宙时间或自然时间、历史时间、生活时间。古尔维奇的社会时间分类与这三种总体化时间不同,八种时间分类法则的基础是:质性差异无法统一在一个体系之下③。这一分类力图把握质性的社会差异,并根据持续性和非持续性、偶然性和稳定性来划分社会时间。类型学的社会时间分类让我们看到了自然时间穿越人类生活被社会差异扭曲所造成的不共时结构。这种不共时结构体现了社会生活的文明性的密度和相对意义。研究这种不共时结构有助于人们认清所谓先进文明是否對人类幸福生活具有确凿的意义。
  如果没有由时尚形式所确定的“现在”和“当下”,没有现代市场消费对过去和未来的强力消耗,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将依照类型化而展开,但时尚及其消费终于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导向了类型学的不确定性。关于这一点后面将作详论。
  二、 社会时间的谱系
  类型化使社会时间获得横向分类基础,谱系学则给予社会时间研究纵向的视野。我们不仅要看社会生活平面上各类社会实在拥有的不同社会时间模式,同时也需要将整个时间视域放进社会学视野之中。在此意义上,一切时间观念构建的时间模式原则上都是社会时间。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随人类文明而改变性质的各种时间观念构建的社会时间分为四类:
  首先是神话时间,对应于原始社会。原始人结绳记事,或如桃花源的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分、秒的时间计算对于原始社会无甚意义,简单的生活与遥远的过去相连,在神话时间中,真正主宰的是传统,一些有关祖先和神灵的传说支配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巫术的功能在于同过去的存在者建立交流通道,因此神话时间主要是指向过去的。
  其次是宗教和威权主义的社会时间。原始神话中的神充满人性④。随着宗教的成熟,留存的神成为全能、圆满、至善、至真的理性神,并且神在时间上即是永恒本身。宗教时间将人类时间性存在置于永恒的全能神面前,它舍弃现在,向过去追问神的宿命安排,向未来寻求拯救和超越⑤。与宗教时间紧密相关的是威权主义社会时间,它是融合了宗教时间元素的、现实的君权与政权时间。如《春秋》中的“王正月”⑥,从王那里规定民的时间,有什么样的王在位就有什么样的时代。威权主义社会时间认同宗教时间的源头,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永恒者,道是世界帝王统治时间中的永恒模式。与宗教时间不同的是,威权主义社会时间的重心是现在,其特点是以权力来延展现在以抗拒巨变。总体来说,宗教时间和威权主义社会时间大致都属于封建社会。
  第三类是近代社会时间。这一社会时间仅仅是从古代到现代的一个铺垫,其中包含着文艺复兴对感官现实性的肯定与对诸神时代的怀旧,也包含着启蒙理性对封闭时间模式的挑战。当西方科学技术初次激起人们对未来的无限热情时,一种欺骗性的社会时间就埋下了伏笔。近代之近代性就在于它对外在的、统一时间模式的反叛。所谓人性的解放首先是解放个人,因此在近代生活中,处于中心的是个体此在的源始时间。浮士德式的青春再续是个人主义的、弃神的、藐视威权的;唐璜式的追欢逐爱是对新鲜人生的不断尝试,体现着近代性社会时间对未来的急切期待、对过去和现在的不断失望;而皮特·金式的时间则是忍着与旧爱分离的流浪与冒险,其象征的是一边与旧时代揖别的情意绵绵,一边又为新时代无穷前景所诱惑前行。从社会时间的整体性社会现象之意义上看,近代性的这些个体此在式的时间似乎不能算是社会时间,但它们在指向新鲜未来的意义上归属于近代性的社会时间。   第四类是现代社会时间。这里的“现代”指向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所有的社会时间模式,它从时间上将日常话语的“现代”、“后现代”、“超级现代”等诸元素一并包括在内。现代社会起始于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人们对财富积累和机器生产充满激情,一切着眼于当下。不但如此,现代性还觊觎未来的无限性,并妄图将无限性占为己有以充满现在,并来赢得一个不竭的现在。因此,一般认为资本主义在最近百年时间里爆发出来的创造力超过了以前一切时代的总和。但现代社会把自己视为过去一切时代之梦想的狂妄最终遭到了来自自身的质疑,现代也随着进入到后现代之中。如我们已经认识的,后现代只是一个新型的现代性,而不是完全超越了现代的东西。后现代有两个特征:一是极端性,这使得后现代好像没有了对立面,“具有了一种无限的动力、一种夸张螺线”[3]42。二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可能由来已久,但在后现代达致顶峰。一切都要在个人主义原则面前退让。“国家退让了,宗教和家庭被私有化了,市场社会主宰了一切:只剩下对经济和民主竞争的崇拜、技术抱负、个体权力。”[3]55由这两个特征塑造的后现代时间总是任性地制造着暂时性,以技术的力量和个人主义作风来不停地促使当前的东西“过时”。随着以生产和创造为中心的时代向以消费和享乐为中心的时代过渡,现代所肯定的当下现在忽然变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现在,这种飘忽性似乎一下就解构了人们所期待并竭力营构的永恒现代性。于是时尚出现了。时尚就是迫使现存一切甚至自身也不断“过时”的东西。在时尚的泛滥中,一个创意取代另一个创意,一种观念嘲弄另一种观念。当时尚引领消费的时候,生产就不再有确定和肯定自身的能力,而是拱手让出了自己的时代。于是人们又进入一个新型的现代性——超级现代性。超级现代性不再是任性地冲破束缚、解构过去的一切观念。超级现代性意味着将“现代性本身现代化、将理性化再理性化。”[3]57吉尔·利波维茨基说:“到处都在强调运动的必要性,这是超级变化,它被卸下了任何乌托邦目标的重负,却记录下效率要求与生存的必要性。”[3]52他所说的超级变化就是,人们甚至要同决裂了的过去和解,请回传统。这样就构成了超级现代性时间的积分效果:“它不再是过去的毁灭,而是过去在市场、消费和个体性等现代理念框架中的重整、重构。”[3]52在此,过去和未来又以其自身意义浮出水面,而时间的矛盾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元组合中出现。利波维茨基认为,超级现代时间体制重整的核心是生产资本主义向消费和大众交流型经济的过渡,“这个世界的模式就是时尚体制……被普及的时尚形式建立了作为具有社会价值时间性的现在轴心。”[3]69
  三、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悖论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通过时尚进行表述。在时尚形式确立的现在时间轴心作用下,社会时间按悖论的方式展开,既是不持续的东西的持续,又是持续的不持续。这是因为时尚是一种超级现代性存在形式,它完全理性地认同多元性,而不是让多元的各个存在各自封闭于自身时间之内。时尚让多元的各个存在在竞争中统一,这种统一甚至包括“过时”能作为传统重返,由此,一切过去也可能重新是未来。以时尚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时代,过去、未来与现在三者任意互相投射,现代性社会时间与所有其它时间模式都一齐在时尚的暂时性结构中涌现和消逝。
  (一) 后工业时代的基本社会时间悖论及其加深
  再理性化了的超級现代社会,将一切被排斥过的东西重新作为资源纳入旗下,传统和激进因素在这个多元体制中存在,但当它们以个体的生活的状态集中时,悖论就无法避免了。
  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会时间悖论是资本主义经济时间悖论,一方面劳动时间被视为社会财富的源泉,一方面又以减少劳动时间为理想和福利。这样一来,人们为休闲时间挤压着工作时间,由此而导致了缩短的工作时间内高强度的劳动、体力透支和身心疲惫;或者是走向反面,为劳动时间挤压着休闲时间,加班和兼职成为了平常现象,由此而导致劳动时间延长、工作厌倦和另一种身心疲惫。这种工作上的时间悖论也体现在家庭生活之中,一方面,人们把时间作为财富不断进行利用,另一方面,却又迷恋以时间作为私人空间的情景,人们不断困惑于究竟是把时间用来过家庭生活,还是把家庭生活的时间挪出来进行工作与社交。这种现象被利波茨维基称为社会时间“在生产社会的客观矛盾上又出现了生存矛盾的螺线。”[3]69
  经济时间悖论的生存矛盾螺线体现的是不断加大的时间压力。甚至一切其它社会压力和矛盾都转化到时间压力上,作为一种主观的两难选择向每个人呈现。在此,似乎阶级对立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如何选择处理你的时间。一些学者视这种时间压力为时间自反性的结果。在超级现代社会中,人越来越少地被封闭于单一的现在中,而是不断寻求回归自我,个人主义理想使作为社会财富源泉的时间向自我回流,重新作为自由的源泉。时间自反性由此成为了元现代性的依据,在这样一个超级现代性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是必需的,对时间的使用被随意调整。时间自反性在一定意义上使得时尚成为可能。当时间回流到私人生涯中,人们关注生活品质、追求瞬间的感觉质量,要求一个瞬变的时尚来不断地更新和满足感官刺激。但是,当人们把趣味交给时尚时,大众品味就成为趋势。在不断加速度的趣味更新中,时尚和大众趣味总是在不断和解与分手中携手前进。这样一来也加深了社会时间悖论的层次。
  (二) 社会时间悖论表现为三重时间矛盾
  当时间压力普遍化之后,其他社会矛盾都隐藏到时间关系的对立之中,人们首先在时间上选择,比如当失业问题严重时,很多人选择延长受教育时间,以避开就业困难时期。而这些选择面对的是现在与现在、过去和现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矛盾。
  第一重矛盾是现在与现在之间的矛盾。当时间在生产领域体现为社会财富源泉的时候,人们希望扩张现在,寻求瞬间的高效率。时间自反性主要与对现在所做出的选择相关,属于现在与现在的矛盾。一个现在只能包含一个选择,现在与现在的对立使得每一个选择都不可重复⑦。因此,扩张现在的手段产生了,兼职和加班、雇佣他人与寻求代理人等等,使得一个人的现在时间通过社会结构扩张到更大范围以获得效率,但这样又致使他人现在时间的选择空间被压缩。因此,现在的扩张实际上又造成了现在与现在之间更深的矛盾。   第二重矛盾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传统被摒弃,另一面它又基于怀旧心理而被人们在消费中挽回⑧。人们以各种借口来纪念过去,每一个受到纪念的日子似乎都有其作为纪念日的充足历史依据,每一个地点也都似乎能因溯源于历史而被纳入怀旧体系。过去从各个角度重新被开发出来,诸多博物馆、名胜古迹、纪念日诞生。这种对过去的开发,实际上是扩张现在的另一种手段,它使得过去成为现在的一个部分。这意味着超级现代性社会时间的现在不是一个微分,而是一个积分,我们容纳过去的结果是使过去成为现在,或者干脆使它成为未来。
  第三重矛盾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矛盾。譬如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涉及到的代际矛盾,就是一种现在与未来的矛盾。现在优先,还是未来优先?在现在与未来的竞争之间,一般情况下应采用现在优先原则。以未来的名义压榨现在的发展空间,结果是既可能错过现在,也要错过未来。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而言,压抑现在人们的享乐权利,以助未来的人们享受,似乎也绝非正义。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来看,又不得不考虑当前社会行为对后世的影响,当现在的行为对未来形成直接威胁时,未来优先原则就变成了必须。正是现在和未来的矛盾,直接造成了类型学不确定时间的产生。
  (三) 现代市场消费使时间矛盾尖锐
  就本体论意义而言,过去和未来是非存在。但对于现代市场来说,却没有什么是非存在,一切可以呼名者,都可以指实。消费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宰者。一切权威、一切社会结构、一切动力都是由消费来保证。从资本主义晚期兴起的市场营销学,不是销售术的研究,而是把世界作为市场来运行的消费理想的普及。市场功能在此成为一切社会功能的基础和驱力,一切其他社会机制的功能渐渐要退化成市场营销的附属,甚至无论战争与民主都只是市场竞争的极端表现。因此,可以说消费不但营销市场,也营销政治。
  消费不仅在实体空间中运行,更是全力转向虚拟世界。对虚拟世界的消费,首先为人们所知的是游戏世界,尤其是网络游戏。游戏概念哲学化后,人们甚至认为人类生活的游戏性是人的本质。游戏已不仅仅是在节日、戏剧以及体育竞技中的主角,它通过现代不断扩张,并借助完备的网络可以在同一时刻将数百万人纳入到虚拟空间,任人们在其中迷失、惊讶、沮丧、狂喜、得意。游戏中获得的成功感在心理疾患意义上取代了现实中的胜利。虚拟现实以纯粹的心理质感作为产品而拓宽了消费的涵义。从社会时间角度来看,虚拟世界消费的是现实世界的创意或想象力。电子游戏的全面消费,使得游戏从声、光、色、影的各个极限耗尽了设计者的想象力,而玩家却依然在期待新的游戏。虚拟世界的未来依赖于现在世界的想象力开发,显然有一片未来因为现在对想象世界的贪婪而被掏空,这就意味着,被视为取之不竭的虚拟世界很可能要随着想象力的暂时枯竭而丧失其存在意义。这种对想象中的未来进行虚耗所留下的空白,可能又通过在同样的虚拟世界中重演过去而得到补偿。因此,过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史实,也不在于它是文化作品的灵感之源,而在于它成为了现代消费指向虚拟世界时的剧本。当超级现代社会在时尚中任性吸纳一切元素以加速变化时,过去的元素也被源源不断地抽取出来。过去元素与未来元素一样成为了现代游戏机制的挚爱。历史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把历史中发生过的命运重新放在虚拟空间和新的价值体系中。譬如在很多人熟悉的三国志游戏中,曾经为古人所不齿的曹操就被奉为英雄,并经过游戏的设定而在虚拟世界中获得统一天下的机遇。
  虚拟世界对时间的抽取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时间压力⑨。人们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几乎把大部分剩余时间投入到虚拟世界。现代人不再热衷于文学等传统创作形式带来的感情渲染,人们的体验能力只足以应付游戏。游戏虚拟的世界虽然使许多人放下了现实世界的艰难与劳累,但同时也放下了一些成就人们诗性存在的东西,比如说对幸福的相信和期待。而这种诗性栖居正是传统的源头。一旦我们的存在方式失去了这种源始的诗性,我们也就从根源上截断了过去。现代市场消费就这样耗尽未来和过去。但对于人来说,没有过去和未来,也就没有现在,因此无论是时尚或游戏,都必然要走到尽头。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警惕,现代市场消费将使得时间矛盾尖锐,将人类引向一个深渊时代。
  四、 结语:后工业时代社会时间压力与矛盾消解的可能
  时间压力和冲突本质上并非是不可消解的。这是因为,社会时间作为一个集合,它总是可以经由其子集而向下还原为个体的生命与生活存在。一旦个体的生命力得到充分释放,必然打破时间霸权而形成时间均勢,从而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时间压力与矛盾消解于无形。
  这里不妨借用一个“杠杆”说来进一步描述此种消除方式是怎样可能的。
  社会时间是类型化时间的集合,是纳入时间形式中的群体的生活和生命。社会时间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方式是每个个体的人、每个机构、每个组织都试图用社会时间的“杠杆”作用来撬动社会体系。所谓社会时间的“杠杆”作用,即通过社会体制、组织结构等力量而进行集体时间操作,比如一个教师利用课堂,将学生的个人时间集合成班级集体时间而加以利用;又比如利用节日聚会、会议来进行群体活动等等,都体现了社会时间的“杠杆”作用。社会时间的“杠杆”作用使得一个人的时间有可能在众人的时间中赢得主导地位,并由此而开创出一个时代,比如我们常说的马云开创了电商时代。社会时间的“杠杆”作用发挥得好,自然会带来极大益处。问题是这种“杠杆”作用却常常被滥用,这就会建构起一种时间霸权,并且这种时间霸权作为一个虚拟的蛋糕,必然会引起社会权力的瓜分。正是这种权力对时间霸权的不断角逐,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通过各种方式的不断延伸,引起了现代巨大的时间压力和时间矛盾。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体制、组织结构所形成的“杠杆”两端都是活的,主导社会时间的可能是任何一端的个体。这就像一个教师上课,一般认为教师主导了全班的整体时间,但一个顽皮的学生的一次小动作,或者一个才华卓越的学生的一次精彩发言,都可能使得整个班级的关注焦点从教师转向他/她,从而占据了整个班级的课堂整体时间。所以,消解社会时间压力的方法就在于破除时间霸权,将社会时间更小子集化(化为更多的子集),或者说打破社会体制对个体自由选择的钳制,至少使得每一个个体具有充足自由来选择自身想要成为哪一种社会时间中的个体,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时间中的被选择者。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时间均势”,将社会时间的压力与矛盾消解于无形。   注释:
  ① 乔治·古尔维奇认为,社会实在是一个不能被分解的整体。整个人类社会显现出不同的社会实在,但不能说这些社会实在作为部分构成了社会。
  ② 如利科和别尔加耶夫都将时间分为三种:宇宙时间、历史时间与生活时间。尽管在具体论说上有所差异,但都是从总体化角度对时间进行的分类。
  ③ 譬如现代社会虽说进入地球村时代,但非洲或南美丛林中的部落的生活时间与欧美繁华都市的居民显然是不共时的。
  ④ 原始的神,如荷马史诗中的奥林匹斯山神族,像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也会犯错。
  ⑤ 按照尼采对宗教的批评,宗教时间——尤其是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其时间中心不是现在,反而是对现在的舍弃,或者现在只有作为对未来的准备才有意义。
  ⑥ 清代趙翼在《陔馀丛考·春不书王》中说明:“《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
  ⑦ 这里可借用一个诗性隐喻来叙说社会时间选择中现在与现在的矛盾。在弗罗斯特的名诗《未选择的路》中,作者用隐喻和象征表达的就属于现在与现在的矛盾,譬如他在最后写到他选择一条人迹稀少、芳草萋萋的小路后,想要将另一条路留待他日探访,但内心却已知可能再也没有时间回到这一分岔路口。
  ⑧ 但是需要得到主义的是:挽回的不再是真正的过去。以消费为目的来开发过去,并非真正的怀旧。即便是艺术手段的介入,使历史再现于屏幕和游戏之中,过去也不是那个过去,而是幻想品。利波茨维基断言,总有一天遗产和纪念物开发会达到极限,不再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⑨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自上个世纪末,全球性的文学创作退潮,本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罕有能与上个世纪的得主比肩者。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是因为时间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赫尔嘉·诺沃特尼.时间:现代与后现代经验[M].金梦兰,张网成,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2] 乔治·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的频谱著[M].朱红文,高宁,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吉尔·利波维茨基,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M].谢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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