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历史叙事与战乱书写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聊斋志异》中有多篇反映清初历史的小说，特别是清初的战乱，《公孙九娘》即是其中典型一例。小说以于七之乱为背景，描绘了人鬼相恋的故事。故事遵循历史叙事的准则，真实反映了清兵屠杀人民的概况，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史之阙”。而以“志怪”写时事，以小说写历史，具有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色彩。蒲松龄以“悲剧”形式来阐释历史，而他的这种阐释是“诗性”的，充满想象和虚构。在人鬼相恋的故事中融入了对清初战乱的文学书写，反讽的运用和修辞的暗喻使《公孙九娘》篇充满阅读的张力。
　　关键词：历史叙事;公孙九娘;于七之乱;悲剧;反讽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一部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从描写内容看，多写狐鬼精魅故事;从表现手法上看，多用梦幻手法，虚幻之笔，为读者构筑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幽冥世界。而作為“孤愤之书”，蒲松龄又在书中寄托了现实情怀，表层的内容写鬼写妖，深层的话语则是对丑恶人性的鞭挞，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学界对蒲松龄生平、作品艺术性的探讨已经比较深入，相关的研究论文也很多，《聊斋志异》中的历史叙事却很少人提及。蒲松龄经历明清鼎革，山东地区多次遭受战乱，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在《聊斋志异》中有着或隐或明的描述。如《鬼隶》篇写“济南大劫”，《韩方》篇隐指清兵攻破济南，《张氏妇》写清兵南下，《鬼哭》篇写“谢迁之变”，《公孙九娘》写“于七之乱”等。蒲松龄以小说文体叙说当代历史，特别是清初的战乱，将时事写入小说，以小说纪史，表现出独特的历史叙事话语。蒲松龄如何将时事写入小说，又将如何展开历史叙事？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公孙九娘》为例，探讨一下《聊斋志异》中的历史叙事与战乱书写。
　　一
　　 《公孙九娘》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写书生莱阳生为甥女主婚，夜入鬼村，遇见公孙九娘，一见钟情，两人成婚，终因人鬼路殊，两人分离。故事从情节来看，与六朝志怪小说“幽婚”故事并无二致。对《公孙九娘》篇的赏析与解读，许多学者有精辟深刻的分析，例如袁世硕先生的《续幽冥之录，诉弥天之冤——公孙九娘发微》中认为“就这一点来讲（幽婚故事蕴含有褒贬、美刺之意），《公孙九娘》要算是意蕴最深的一篇” [1]89。同时他认为“《公孙九娘》借古老的幽婚故事，传达出死于于七一案的小民的弥天冤苦，要算最典型的也是最成功的‘幽冥之录’形态的‘孤愤之书’” [1]95。袁先生对《公孙九娘》篇评价可谓甚高。《公孙九娘》篇意蕴很深，凄婉悲怆，有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公孙九娘》篇是以于七之乱为历史背景的一篇时事小说，于七农民起义是清初山东胶东地区的一场重大事件。起义初起于顺治五年（1648），中间屡有反复，一直到康熙元年才镇压下去，共进行了十四年，其中镇压最残酷的是顺治十八年。清代杨士骧修《山东通志》卷117“兵防志”国朝兵事条载：“五年，栖霞民于七集亡命于锯齿山，肆行劫掠。……康熙元年春，七溃围走，……余众悉降。” [2]114于七农民起义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震动了整个山东半岛，成为清初山东的重要历史事件。清军大举围剿于七之时，蒲松龄年龄21岁，当时已经考中秀才，对此事件是非常关注的。除了《公孙九娘》，《野狗》篇、《秦桧》篇也提到了于七之乱，这足以证明蒲松龄对此事件是铭记于心的。
　　 蒲松龄对于七之乱，首先是以客观真实的态度来描绘这一场历史事件，毫不隐晦。相较而言，在官方所修的正史中，于七之乱被轻描淡写，人民的反抗，连坐屠杀等被略去不表，历史的原貌被遮蔽。清兵的疯狂屠杀，官方正史，讳莫如深，从来不敢正面提及。《清史稿》中提及于七之乱的篇章如下：
　　 《济席哈传》：济席哈，亦富察氏，满州正黄旗人。……（顺治）十八年，授靖东将军，讨栖霞土寇于七。（卷242） [3]9573-9574
　　 《杨捷传》：杨捷，字元凯，义州人。……（顺治）十八年，命署庐凤提督，寻调山东。土寇于七窜入海，捷捕治其党五十馀人，诛之。（卷261） [3]9871-9872
　　在《清史稿》中于七变成了土寇符号，仅仅是表彰大臣军功的点缀，而顺治年间于七起义的情形与清廷屠杀的概况，都被无情地删掉了。其次，蒲松龄对于底层百姓的同情，也奠定了《公孙九娘》篇的感情基调。起义斗争的惨烈，清兵屠杀的残酷，无数无辜人民的惨死，激发了作者的创作动机。蒲松龄在《野狗》篇中再次写于七之乱，写“群尸林立”的场景，反映出这次历史事件留在他心中的深深烙印。
　　 《公孙九娘》对于七之乱的正面记载非常简要，小说一开始写了于七之乱平定后，清朝统治者对无辜人民的屠杀：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4]561
　　蒲松龄的此段描述，并非夸饰之笔，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原貌，堪称“实录”。谢国桢先生在辑录清初农民起义资料时，也将此段文字收入，作为反映于七之乱的历史材料来看待。民国时期所编的《莱阳县志》中对于七之乱有如下描述：
　　 当大军之初至也，有谓莱阳同恶者众，欲悉诛之。赖知县邹知新力请于三大帅，保全甚多，然犹戮数百人。更索与七相交，凡通一剌者，皆下枭狱，亦数百家，三年始雪。今锯齿山前，有村曰：“血濯亭”，省城南关有荒冢地曰：“栖莱里”，杀戮之惨可知矣。[5]112
　　（民国《莱阳县志》梁秉锟修，王丕煦编，卷末附记兵革·清代兵事）
　　从上面记载来看，清初统治者不但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地镇压，而且也以“连坐”等方式捕杀了成千上百的无辜百姓，暴行令人发指。
　　 在于七之乱中，清军对平民百姓的屠杀，在多数历史典籍中语焉不详，清军屠杀的人数也无确切数字，但我们可以从方志的记载中搜寻蛛丝马迹，来尽量还原这一历史事件中清兵的暴行。在康熙年间所增修的《栖霞县志》中“丁徭”载： 　　 丁徭 原额一例人丁六千五百八十五丁，每丁征银六钱五分，共该征银四千二百八十两二钱五分，内除逃亡人丁五百六十丁。顺治十二年，增补人丁五百六十丁。康熈元年，为登属被贼残破等事一案蒙督抚两院题明奉旨除豁逃亡人丁三千四百五十九丁。[6]卷三
　　顺治十二年栖霞人口为7145丁，于七之乱后，战争中死亡与逃亡的人数为3459丁，占到了当时栖霞人口总数的48%。栖霞几近一半的人口在于七之乱中或被杀，或惧受牵连而逃亡。而当时莱阳、威海等地，也饱受战乱之苦，被杀与逃亡的人数也成百上千。于七之乱对当时的社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对当地百姓来说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浩劫。
　　 于七之乱后，清廷不仅大肆屠杀无辜百姓，而且广兴连坐，罗织罪名，制造冤案无数，使更多无辜百姓身陷囹圄。于七之乱，成为清朝统治者趁机镇压人民的借口，通过严刑酷法来消除人民的反抗意志。
　　 （清康熙）六年三月庚午，邢部议覆，御史田六善疏言：“近见奸民捏成莫大之词，逞其诈害之术，在南方者不曰通海，则曰逆书;在北方者不曰于七贼党，则曰逃人，谓非此则不足以上耸天听，下怖小民。” [7]301
　　《山东通志》载：
　　 郎永清，字定庵，奉天广宁人。荫生，初，任东昌道迁按察使。值于七变乱之后，逆案牵连至七百余起，殚心讯鞫，释豁者多。[8]2400
　　于七之乱对胶州各县人民的影响是巨大的，无数人平静的生活被于七之乱打破，许多人无端被牵连、被逮捕，其中包括很多书生、年青女子和老人，而真正参与起义或者与起义军有牵连的，则大都已经逃亡到全国各地。清廷抓捕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数是替罪羊和牺牲品。莱阳诗人宋琬当时在浙江按察使任上，与于七素不相识，更无交往，却因他的族侄诬告与于七通谋，就立逮下狱。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仕宦大家，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就不用说了。
　　 于七之乱，实际上是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场大屠杀，以“讨寇”为名对汉族人民的无情镇压，蒲松龄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处理，不是仅仅以文字纪录事件，更重要的是以才子之笔为含冤而死的无数百姓表达内心的呼声。《公孙九娘》篇的创作，蒲松龄不仅参照了当时的历史事件，而且也吸取了民间传闻与地方轶事，在写作原则上，以“实录”的史笔进行创作。而小说主要人物公孙九娘也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原型，《栖霞县志·卷七》（烈女·孙氏）条载：
　　 莱阳巨族女，幼字郭落。衣鼐，鼐故宦家子。于七之乱，缙绅遭诬者众，鼐举家被逮。独以身脱，匿孙所。谓其可以生己也。孙以女尚在室，衣氏祸且不测，谋将执而献之。氏潜以实告，助之资斧而逃之，遂自经也。鼐夜窜，梦氏指示前途，颈若垂组者，惊曰：“得无死而卫我乎。”事平访之，果然。感其义，立主于家，使子孙世奉之，登莱靑道熊旌曰：义烈双完。[9]170
　　在这则方志记载中，衣鼐就是被牵连的巨族公子之一，他的幸存就是因为孙氏女的帮助，而整个故事已经颇具小说色彩。于七之乱后，人民幸免于难的事例有很多，有关的轶事传闻也成为《聊斋志异》小说的题材来源，《野狗》篇即是一例。《公孙九娘》故事情节显然在此方志史实的基础上大加敷演，而整体的故事架构则融合了于七之乱引发的底层人民的种种不幸与苦难。
　　 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蒲松龄以小说体裁将其艺术化地呈现出来，反映了他“秉笔直书”的史官意识与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以“幽婚”写“战乱”，将现实政治与文学虚构熔铸在一起，使《公孙九娘》这部小说意蕴深沉、风格悲凉。小说中的叙事一向被视作“稗官野史”，可信度不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其他小说不同，作者在小说中深有寄托，在《聊斋自志》中他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蒲松龄的孤愤，来源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孤傲正直的人格和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敏锐洞察。蒲松龄的这种“孤愤”融化于小说叙事中成为一种“史官”意识，站在人民的立场对贪婪暴虐的统治者与上层阶级进行鞭挞与讽刺。蒲松龄在《公孙九娘》篇以实录的笔法忠实记载了顺治年间于七之乱的历史事件，他所用的体裁是小说，小说叙事发挥了“实录”和“信史”的功能。于七之乱在《公孙九娘》篇中是作为小说背景出现的，而作为小说家的蒲松龄当然不会仅仅直书其事，他的创作才华体现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与虚构中，小说从史实迈向虚构，从单纯记述事件演化为爱情传奇。
　　二
　　 《公孙九娘》中描绘的爱情故事有着不同寻常的结尾，与《聊斋志异》中其他爱情故事迥然不同。许多学者都发现了这一点，《公孙九娘》并不是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以男女主角的悲情分手结尾。蒲松龄这样的结尾，显然是有意为之，有一番深刻用意的。蒲松龄为什么构思这样一出悲剧呢？历来评点《聊斋志异》的学者对《公孙九娘》结尾意见纷纭，集评版《聊斋志异》点评如下：
　　 [但评]忘问志表，生固多疏;而夜往路迷，不可谓非鬼之无灵也。况稷门再至，冀有所遇，此情实可以告卿。即独行于丘墓间，何难再示以埋香之所：乃色作怒而举袖自障，女学士毋乃不恕乎？
　　 [何评]此亦幽婚也。不以葬处相示，彼此都疏，乃独归究于莱阳，此异史氏所以有“冤哉”之叹也。
　　 [梓园评]志表乃第一紧要事，当先问之。此九娘所以恨也，乌得言冤？
　　 [方评]荒冢累累，全凭志表而别，莱阳生不能问，九娘亦不能告，二者均失。言惫言冤，俱未当也。[10]687
　　评点者爭论的焦点在于莱阳生未问志表一事，并未点出蒲松龄这样安排的用意。蒲松龄小说末尾的“冤哉”之叹，实际上点明了小说的创作动机，他要为冤死者抒愤，小说的情节设置显然是为这一目的而服务的。
　　 《公孙九娘》开篇的史实性的描绘，虽然客观真实，像一则时事新闻报道，但这样的文字不足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打动读者的心灵。蒲松龄在史实的基础上，展开艺术化的虚构，精心布置了一幕爱情悲剧，将男女主角的爱情置于清初社会背景之下，由个人悲剧反思社会现实，拓展了故事内涵，也提升了故事的悲剧美学价值。《公孙九娘》篇章中富含隐喻色彩与象征色彩，于七之乱从历史实录转向了虚幻传奇，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叙事转向了文学叙事，叙事话语增添了诗的色彩。 　　 蒲松龄对“于七之乱”的虚构，这种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和叙事话语，修辞方式的运用等方面，打破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讲，已经具有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色彩。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我将历史作品视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它们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 [11]1作为叙事，历史使用了“想象”话语中常见的结构和过程，只不过它讲述的是“真实事件”。
　　 每一部历史著作中就至少有两个阐释层面：一个是历史学家从编年史的事件中构成故事层面，另一个是历史学家借助比较基本的叙事技巧，循序渐进地识别他所讲的故事，根据情况可以是喜剧、悲剧、罗曼司、史诗或讽刺。[12]76
　　“于七之乱”作为清初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蒲松龄以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呈现了一个“故事”，采取了“悲剧”形式来对历史的阐释。而他的这种阐释是“诗性”的，充满想象和虚构。“于七之乱”的历史叙事可以有多种形式，与形式相对应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文本。面对清兵的野蛮和官员的暴戾，蒲松龄显然不可能以喜剧的形式来构思全篇，这也就预设了莱阳生与公孙九娘的悲剧结局。于七农民起义，清廷进兵围剿的同时，对当地的百姓实行株连政策，对大批的无辜百姓进行疯狂地屠杀。这种血淋淋的屠杀使蒲松龄的心灵震动，激发了他的孤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公孙九娘》是蒲松龄以小说书写当代史的一个成功范例。在这一历史事件的整个阐释过程中，蒲松龄将主观意识和道德情感倾注其中，使《公孙九娘》小说有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蒲松龄对清朝统治者暴虐的鞭挞，以及对无辜百姓惨死的同情，在小说叙事中以“反讽”的方式来实现。海登·怀特对“反讽”是这样论述的：
　　 在具有赋义作用预构（比喻性）策略基础之上，我假设了四种主要的历史意识模式，即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这些意识模式中的每一种都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学规则提供了基础，以此为预构历史领域，并且，在此基础之上，能够用特定的历史解释策略来“说明”它。[11]3
　　 反讽的基本比喻策略是词语误用，用明显荒唐的隐喻激发对所描写事物的性质或对描写本身的不充足性进行进一步的思考。[12]411
　　限于清初满清统治的黑暗，文字狱风行的凶险，蒲松龄在《公孙九娘》篇中大量采用反讽和暗喻的手法来揭示这一场屠杀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小说开头“上官慈悲，捐给棺木”句，辛辣的讽刺不言自明。“慈悲”一词，与“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屠杀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作者对此事件的观点不言自明。作为刽子手出现的昏庸官员，制造了无数冤案，竟然大发慈悲，捐给棺木，以得乐善好施美名。小说中的朱生在与莱阳生的对话中，有“我岂暴客耶”一句，“暴客”一词也具反讽意味。朱生是安分守己的书生，而以“暴客”通贼的罪名被杀。除此之外，莱阳生的外甥女，公孙九娘都是娴静的小姐，也是以“暴客”被杀，来反衬了“暴客”罪名的荒诞。小说中被杀的几个主要人物，无一不是遵纪守法之人。主要人物的命名，也有深刻的用意。小说开头“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而故事的主人公为莱阳生，女主人公为栖霞公孙氏，以“莱阳”“栖霞”两地名作人名，暗喻屠杀之惨。而后文中鬼村名为“莱霞里”，地名的一再出现，隐指屠杀对当时人民心灵的伤害，小说末尾“千坟累累”“坟兆万接”“鬼火狐鸣”等语词也暗指杀人之多，渲染了恐怖凄凉的气氛。
　　 反讽也体现在情节的安排上，表现在主要人物的塑造上。朱生是个读书人，莱阳生的甥女也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没有家长之命，不敢自主允婚。公孙九娘出身仕宦之家，书香门第，诗词俱佳。这几个人物竟以“谋逆叛乱”罪名被捕，莱阳生的甥女和公孙九娘因亲人离世而香消玉殒，此种冤屈让人扼腕叹息。情节的反讽还表现在以喜事写悲境。《公孙九娘》中莱阳生与公孙九娘，其甥女与朱生，双双喜结连理，而如此美好幸福的场景则发生在鬼域。蒲松龄详细描绘了朱生与莱阳生的婚事，无论是“女甥华妆迎笑”，老夫人“指画青衣，进酒高会”，还是“九娘华烛凝待”，都展现了与人间无异的幸福美满的场景。而此种欢乐，毕竟不同于人世，公孙九娘仍然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含冤而死，“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所作的两首绝句又将小说拉进了现实。现实中残暴的大屠杀与虚构中的洞房花烛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加强了小说的反讽效果。莱阳生“忘问志表”一事也具反讽意味。莱阳生对公孙九娘一往情深，对公孙九娘所托之事“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铭记在心，当公孙九娘罗袜赠别后，莱阳生竟忘问志表，再去探寻，无处可觅。半载之后的相见，九娘若不相识，举袖自障。两个人的误会竟难以消除，这段姻缘也以悲剧告终。莱阳生有口难辩的结局，隐喻了于七案中人们的境遇，无端被捕，无处申诉。蒲松龄假托异史氏的评语中一句“冤乎哉”表达了对广受牵连无辜罹难的人民的心声。含冤而死，不能昭雪;无辜受诘，不能申辩，小说展现了清初黑暗社会现实下人生的困境。
　　 小说的悲剧结局，反映了蒲松龄对清兵大屠杀的批判态度与民族立场。婚事虽然为公孙九娘带来了一丝喜悦，但埋在心底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悲伤，小说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一句写出了九娘的冤屈，“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两句诗则揭示了九娘心中永远无法消除的痛苦回忆。正是清兵的滥杀无辜，一个美丽鲜活的生命消逝了，正值青春的少女香消玉殒了。公孙九娘正是万千冤死少女的一个代表，也控诉了无情黑暗的社会现实。蒲松龄并未向其他幽婚故事一样，采用大团圆的结局，让莱阳生与公孙九娘永结百年之好，过上幸福的生活。因为于七之乱给人民带来的心理创伤和痛苦记忆，是久久存在于人们心中的，这种灾难太深重了。幸存的人们失去了亲人，死去的人蒙受着不白之冤，而这一切又与国破家亡、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是不可洗刷的民族耻辱。个人的悲剧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聯系在了一起，社会的悲剧导致了个人悲剧，加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蒲松龄以情节的反讽和修辞的暗喻给阅读者一种明显的张力：事件本身是无情残酷的，但表达方式却是自然平淡，充满诗意的。这种张力源于一个叙述方面的特征：蒲松龄作为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超然客观地描述所述事件;另一方面，在文体层次上，作者的主观情感不外露，显露爱憎的语句很少见。以真实历史为素材，叙事话语上则多有诗意的呈现，反讽的成功运用，使《公孙九娘》篇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理震撼，达到了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公孙九娘》类反映清代历史的篇章，蒲松龄大多遵循“实录”的原则来反映时事，而具体的情节设置则充满虚构和想象。同样反映“于七之乱”的《野狗》篇中，作者一句“于七之乱，杀人如麻”将清兵的血腥屠杀的场景置于读者眼前。乡民李化龙从山中归，遇大兵宵进。此处的“大兵”指的就是清兵，清兵对胶东各县的乡民，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屠戮。“阙头断臂之尸，起立如林”的情节，也以反讽和暗喻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愤慨。
　　 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口中作语曰：“野狗子来，奈何？”群尸参差而应曰：“奈何！”俄顷，蹶然尽倒，遂寂无声。[4]73
　　“野狗子”当是乡民对清兵的蔑称，而群尸“奈何”的对话表现了乡民在面对这场屠杀的无奈，手无寸铁的百姓在残暴的清兵面前，只能是惨死的结局。“兽首人身”的怪物实际上是清兵的物化，“伏啮人首，遍吸其脑”的描写暗喻了清兵的狰狞可怕，乡民李化龙的反击也颇具反讽意味。兽首人身的怪物在对群尸遍吸人脑，未遇任何反抗，李化龙握石如碗，击中其嘴，使怪物落荒而逃。表面上狰狞可怕的怪物竟然不堪一击，作者在此处意指只要人民起义反抗，殘暴的清兵其实很容易被打败。于七起义开始，起义军重创清兵，后来因为战略的失误，最终失败。蒲松龄一方面表现了对清兵的痛恨，另一方面赞扬了乡民的反抗斗志。《野狗》篇也是采用虚构手法的历史叙事，反映了战乱下人民的悲惨境遇。袁枚在《子不语》卷23中“人面豆”也写到了于七之乱：
　　 山东于七之乱，人死者多。平定后，田中黄豆生形如人面，老少男妇，好丑不一，而耳、目、口、鼻俱全，自颈以下皆有血影。土人呼为“人面豆”。[13]464
　　人面豆的产生也是人民对清兵屠杀痛苦记忆的物化，是留在当地人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痕。《人面豆》虽同属于表现于七之乱的志怪小说，情节与艺术感染力与《公孙九娘》篇相比，差距甚远。
　　 《聊斋志异》虽多鬼怪之事，但历史时事多寓其中。蒲松龄有自觉的“史官”意识，以小说书写当代历史，表现出独特的叙事话语。蒲松龄以虚构的情节展开历史叙事，对清初发生的战乱，多以志怪的题材呈现，反讽和暗喻的大量采用，增强了小说的意蕴和悲剧力量。历史叙事文本中诗意的想象与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提高了小说的美学价值，给小说《公孙九娘》增添了凄美的格调。灾荒与战乱是清代初期人民经历的苦痛回忆，蒲松龄将社会时事融入小说，使小说具“史学”价值，而文学性的虚构则是另一种书写，探讨这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聊斋志异》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袁世硕.续幽冥之录，诉弥天之冤——公孙九娘发微[J].蒲松龄研究，2005，（3）.
　　[2]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朱其铠，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5]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6]郑占春，续修;牟国珑，续纂.（康熙）栖霞县志[M].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7]清实录（第四册）[M]∕∕清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杨士骧，等，修.孙葆田，等，纂.（光绪）山东通志（卷七十四）[M].影印民国四年至七年山东通志刊印局排印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9]卫苌，纂修.于如川，续纂.（光绪）栖霞县续志（卷七）[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0]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11][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2][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3]袁枚.子不语[M]∕∕袁枚全集（肆）.王志英，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49919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