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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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给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带来空前历史巨变。这种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经晚清维新主义者大力发明，后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推向高潮。总结该观念的历史巨变，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它表明近代中國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二，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作为近代中国人性启蒙思潮，是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别具一格、不无另类的一道风景;其三，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显然，这些启示无论是对认识“夫妇之伦”观念的变革，还是对认识整个近代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近代中国思潮;夫妇之伦;观念变革
　　中图分类号：B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099-07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给中国传统的五伦观带来空前的历史巨变。“五伦”即父子之伦、君臣之伦、夫妇之伦、兄弟之伦、朋友之伦。鲁迅曾说“皇帝愈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子守节”，正如旧的“君臣之伦”与旧的“夫妇之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一样，在新的“君臣之伦”与新的“夫妇之伦”之间这种正相关也得到体现。故随着政治上“君臣之伦”的巨变，家庭中“夫妇之伦”也随之发生巨变，并成为近代中国价值观念变革中一道引人注目、极为耀眼的风景线。
　　一、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巨变的序曲
　　通观近代中国“夫妇之伦”的历史巨变，可以概括出近代中国“夫妇之伦”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夫妇之伦”的地位得以急剧且根本的提升;二是“夫妇之伦”从传统“三纲说”的男尊女卑走向了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追溯这一历史巨变的思想前史，人们发现，明清“后理学”思潮无疑可视为其真正的发端。其中，有着“中国尼采”和“异端之尤”的明人李贽的思想，则代表了在万马齐喑中一种全新的“夫妇之伦”理论的最初呐喊和激进宣言。
　　这种全新的“夫妇之伦”理论的内容首先表现为：通过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一大易思想的回归，李贽发现了“夫妇之伦”在宇宙和社会中的造始端倪的地位。故李贽不仅提出“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①，“夫性命之正，正于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②，“吾究物始，而见夫妇之为造端也”③，视夫妇为天地万物的本源;而且他还由天及人地宣称“言夫妇则五常可知”④，“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⑤，而以夫妇为人伦之为人伦的真正发端，通过一种始于夫妇的全新五伦观的确立，完全颠覆了已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始于父子、君臣的旧的五伦观。
　　同时，“乾坤并建”“阴阳二气”的大易思想，使李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定于一尊的“夫为妻纲”。在这方面，李贽不仅推出了“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这一战斗檄文，力辟所谓“则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陋儒之见，还以眼前和历史上的光彩照人的女性人物为例，向冥顽不化、千年不易的“男尊女卑”之说发起激进的批判。在她们当中，有虽是女身却“男子未易及之”的“出世丈夫”梅澹然，有勇于追求自身爱情的“正获身，非失身”的卓文君，有“是真男子”和“男子不如也”的赵娥，还有“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的武则天，以至于在他笔下，以一种为女性浓妆重彩地树碑立传的方式，一洗女性被沦为“第二性”这一千古奇冤。
　　在明末清初思想家唐甄那里，长期陆沉的“夫妇之伦”同样得以彰显。一方面，唐甄言：“盖今学之不讲，人伦不明，莫甚于夫妻矣。人若无妻，子孙何以生？家何以成？”⑥“五伦百姓，非恕不行，行自妻始。不恕于妻而能恕人，吾不信也。”⑦夫妇之伦作为人伦之始的地位，继李贽之后被唐甄再次明确地奠定了。另一方面，唐甄指出：“男子溺于世而离于天，妇人不入世而近于天”⑧;“盖地之下于天，妻之下于夫者，位也;天之下于地，夫之下于妻者，德也”⑨;“均是子也，乃我之恤女也，则甚于男”⑩。和李贽思想一样，唐甄同样捍卫了女性当仁不让于男性的人性尊严。
　　论及对于“夫妇之伦”的发展，清代“后理学”思潮中坚的戴震的思想不能不提。原因在于，从“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阴阳者，气化之男女也;言阴阳于一人之身，血气之男女也”这一“唯男女论”思想出发，对于戴震来说，“人之伦类肇自男女夫妇”必然是其人伦学说的应有之义。同时，在戴震那里，这种发生学的历史优先亦决定了德性论的性质圆满。故他在对勘“五伦”时提出“父子之伦，恩之尽也;昆弟之伦，洽之尽也;君臣之伦，恩比于父子，然而敬之尽也;朋友之伦，洽比于昆弟，然而谊之尽也;夫妇一伦，恩若父子，恰若昆弟，敬若君臣，谊若朋友，然而辨之尽也”。也即戴震认为，夫妇之伦作为一切人伦的集大成，其乃人类德性的最集中的体现和反映。无疑，这一观点的推出，不仅与唐甄的“敬且和，夫妇之伦乃尽”的主张互为呼应，而且也实际上开视了两性文明乃人类一切人性文明的终极判准这一思想的先声之鸣。
　　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几乎一切高扬夫妇之伦的理论主张都不约而同地和《周易》联系在一起，都旨在从《周易》阴阳互须、阴阳互根的思想中，为“不同而一”的夫妇之伦寻求其最终的理论依据。李贽、唐甄、戴震是这样，清代治《易》大师焦循也是如此。故当焦循基于《易传》“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思想，把大易生命运动归结为阴阳交孚的“情”的旁通时，这不仅意味着他的思想已经与孟子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的“人性论”联为一体，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思想必然与两情相悦的“夫妇之伦”完全一气贯通了。因此，在焦循那里，通过对《周易》的解读，在提出“夫妇者，一阴一阳之交孚也”、“情性之大，莫如男女”等观点的同时，也使其得出了“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必始于夫妇”这一夫妇被尊为人伦之始的结论。
　　这是从“经学”出发对“夫妇之伦”所做出的最具学术权威性的正名。然而，让这位一生沉醉于书斋、默默笔耕的书生意想不到的是，围绕着这种正名，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中国学界却掀起了一场如暴风骤雨般的革命。 　　二、晚清维新思潮中的“夫妇之伦”
　　“夫妇之伦”的历史巨变始于明清“后理学”思潮，至晚清受维新主义者支持而得到大力发展。
　　在这场“夫妇之伦”革命中，作为晚清维新派思想领袖的康有为，无疑是其真正的先驱。在《大同书》中，康有为从“天赋人权”思想出发，指出“人者天之生也，有是身體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男与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至于人，则有男女。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少也。既得为人，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身首手足同，其耳目口鼻同，其能游观作止同，其能执事穷理同。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在康有为的笔下，虽然明清“后理学”思潮中的家庭中的“夫妇”被其还原为社会中的“男女”，但这并不妨碍他像明清“后理学”思潮一样，既强调两性之平等，又强调两性平等关系之优先。故康有为进而写道：“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职是之故，康有为向传统的“夫为妻纲”发起了严厉的声讨：“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婢，恣其凌暴。”其结果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对女性“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束之，使不得自主，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官，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予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至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削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
　　这种迥异与“夫为妻纲”的两性观念同样也体现在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里。如果说康有为的两性观念更多地是以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为援的话，那么，谭嗣同的两性观念则以其对“阳下阴吉”“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强调，“多取其义于易”。正是基于大易，才使谭嗣同把“男女通”视为其“五通”之一，并以“通之象为平等”故，使这种“男女通”实与康有为的“男女平等”如出一理。故针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说，谭嗣同写道“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礼之法也。男则姬妾罗侍，放纵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驯至积重，流为溺女之习，乃忍为蜂蚁豺虎之所不为”。针对道学家的“女子淫乱”说，谭嗣同写道“苟明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初非为淫始生于世”。这一切，使谭嗣同像康有为一样，对“夫为妻纲”发起了激愤的抗议，他说：“《记》曰：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渺不相闻之人，系之终身，以为夫妇，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苦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夫既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于古有下堂求去者，尚不失自主之权也。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直于室家施申、韩，闺闼为岸狱，是何不幸而为妇人，乃为人申韩之，岸狱之。”对于谭嗣同来说，一般人是如此，为君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可愤者，已则渎乱夫妇之伦，妃御多至不可计，而偏喜绝人之夫妇，如所谓割势之阉寺，与幽闭之宫人，其残暴无人理，虽禽兽不逮焉”。
　　在批判“夫为妻纲”方面，被蔡元培视为与康有为、谭嗣同齐名的宋恕的思想，尤其值得一提。宋恕的思想之所以值得关注，首先在于他为批判“夫为妻纲”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此，不能不提到他的严格儒法之辨，也即“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在宋恕看来，长期在中国横行无忌的“夫为妻纲”，正是从“儒教之实早亡”的那种法家式的“抑弱扶强”的“秦汉礼法”出发的。其结果不仅“致贤明之女每遭残虐之夫”，而且“为妇女者人人有不聊生之势”。更有甚者，还造就了诸如童养媳、娼妓、婢、妾这些“赤县极苦之民”。正是针对中国妇女遭受的这些惨祸烈毒，宋恕列出了妇女解放的种种方案。其中，有“男女许自相择偶”的婚姻自由，永停旌表贞妇、节妇、烈女之制，严禁买卖婢妾，禁缠足、禁娼业，大力兴办女学，如此等等。此外，为了伸张女权，他还把矛头指向虽至尊却又不无自相矛盾的“孝道”。他指出：“男则以‘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善’为大恶，女则以‘内夫家，外父母家’为大善。”而这种“男宜孝，女不宜孝”的思想，实则有悖于人之基本伦常。无疑，这种对“孝道”的双重标准、自相矛盾的揭露，远远超出了常人的井见和习想，无怪乎宋恕的思想为时人留下了“伸女至矣”“扶阴抑阳，毋已过乎”的印象。
　　此外，谈到这种“夫妇一伦”新观念，晚清著名思想家王韬的观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不仅因为王韬的海外阅历使他发现“论者虽讥泰西诸国于夫妇一伦为独厚，而其家室雍容，闺房和谐，实有可取者”，还因为他认为这种“夫妇一伦为独厚”实中国古已有之。故他如明清“后理学”学者一样，使自己的思想回归至一阴一阳、男女并伸的大易。他写道：“尝读羲经之言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上下，而知礼义之所措。《大学》一篇，首言治国平天下，而必本之于修身齐家，此盖以身作则，实有见夫平治之端，必自齐家始。欲家之齐，则妇惟一夫，夫惟一妇，所谓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故《诗》始《关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妇之间再三致意焉。”也正是从这种大易的“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出发，他对史传的尧帝“厘降二女”故事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读：“昔者尧帝厘降二女于沩汭，盖以二女事舜而观其内也。舜父顽，母嚣，弟傲，而舜胥化之，是父子兄弟之伦已可见矣。若使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则夫妇一伦尚有所歉，而于齐家之道犹为未备，此乃尧特以是试舜耳。”也即王韬认为，“厘降二女”与其说是下嫁二女以使之顺妇道，不如说恰恰是对舜的“夫妇之伦”操守的一次大考。也正是从大易的“天之道一阴而一阳，人之道一男而一女”出发，才使王韬力主一夫一妻制乃人间的唯一正道。他说：“教化之原必自一夫一妇始，所谓理之正，情之至也。试观乡里小民，男耕女织，夫唱于前，妇随于后，岁时伏腊，互相慰藉，虽历辛勤而不怨。推之于一夫一妇者，亦无不然。室中既有二妇，则夫之爱憎必有所偏，而妇之心亦遂有今昔之异，怨咨交作，讪谪旋兴，大家世族多有因此而不和者，门庭乖戾必自此始……《易》于二女同居之卦，取象于睽，睽者，离也。一男而有二女，其不至于离心离德者几希矣。故欲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先自一夫一妇始。”于是，也正是从这种深植于大易并“理之正、情之至”的一夫一妇制思想出发，王韬义无反顾地对中国妻妾成群之历史现象给予了猛烈抨击。他说道：“自后世媵御之制兴，而自天子以至于士，正嫡而外，无不有陪贰。爵位愈崇，妾媵愈众。天子则有三宫、九嫔、二十七御妻、八十一元士。郑康成又益以当夕之说，谓此百有余人，一月之间必使循环一周……降至后世，后宫佳丽至于数千，阿房之建，羊车之游，极欲穷奢不可致诘。而庶人之拥多赀、享厚奉者，粉白黛绿，列屋而闲居，妒宠负恃，争妍取怜。呜呼！以此观之，几等妇女为玩好之物，其于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之说不大相刺谬哉？”在他看来，后世愈演愈烈的妻妾制，在使妇女从“原人”沦为“玩物”的同时，亦与大易所高标的“原道”完全背道而驰。 　　三、辛亥革命思潮中的“夫妇之伦”
　　晚清掀起的“夫妇之伦”的历史巨变，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被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
　　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不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辛亥革命的思想和政治领袖孙中山在建立同盟会时宣告，“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表达了同盟会男女一律平等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男女平权”明确写入同盟会的政纲，并将其作为“三民主义”的民权思想的重要内容而蹈厉发扬。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也是为数不多的主张女子参与革命、参与政治的革命家之一，他曾告诫女性“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在当时的女英雄秋瑾身上，就把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这种女性“自求解放”的精神表露无遗。
　　秋瑾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嫁给了名门望族，却只身远渡重洋，赴日本追求真理，并主动与“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的丈夫离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出近代中国女性追求人格独立和婚姻自由的非凡的人生之旅。秋瑾虽为女流，却以“竞雄”自期自许。在《敬告姊妹们》里，她告诉中国女同胞“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她还向“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一女性的悲惨命运发出了强烈抗议。而她积极办女报、倡女学、创女会等举动，则使自己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率先从家庭革命走向社会革命。同盟会里有她的身影，辛亥革命中她是头号巾帼英雄，最后慷慨就义，成就了如歌如泣的一生。在这位“鉴湖女侠”身上，“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地实践了她“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献身精神。
　　如果说秋瑾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代表第一人的话，那么，与秋瑾一起被誉为“辛亥革命姊妹花”的唐群英，以其“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亦可荣列为该运动中女性代表的榜首。如秋瑾一样，唐群英同样是妇女解放的先知先觉，并同样以先觉觉后觉者首办女报、首倡女学;而且如秋瑾一样，她同样走在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的前列。在《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中，唐群英指出：“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也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才使她本人率先加入了同盟会，并领导和组织了妇女参政运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唐群英为首的妇女代表上书参议院，强烈要求给予妇女参政权，使女性和男性一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为此发起的“大闹国会”事件，正是这种妇女参政运动的集中体现。尽管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为以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埋下了宝贵的火种，并预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波又一波的新妇女解放运动的诞生。
　　总之，秋瑾和唐群英的事迹表明，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已不再由怜香惜玉的男性越俎代庖，而是变为妇女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唯其如此，才使近代男女关系从观念式的“主客关系”走向涉身式的“主体间关系”，才标志着该关系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历史转型。
　　四、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巨变带来的几点启示
　　回顾和总结近代中国“夫妇之伦”观念的历史巨变，给我们带来三点启示。
　　启示之一
　　一部中国近代夫妇之伦观念的嬗变史表明，中国近代批判君主专制与批判夫权独尊二者几乎是须臾不可离、并驾齐驱的。其情况，恰如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所说的“民权与女权，为蝉联附萼而生，不可遏制”。因此，近代很多思想家既是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旗手，又是批判夫权独尊的先知先觉的领袖。这种独特现象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较之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超前性”：二者并不是西方那种先有社会解放运动，然后才有妇女解放运动，而是休戚相关、难分孰先孰优的。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在传统中国社会妇女阶层深受君权、父权及夫权三重压迫，沦为宝塔形权力社会的最低层;更重要的还在于，一如大易中“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原生态的社会发生学所说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天赋男女权”理念而不是西式的“天赋人权”理念决定了妇女身处的这种现状，这与中华原典中夫妇优先的人伦秩序大相径庭。费孝通先生曾把个体的“己”视为中国人伦社会“同心圆”的圆心。实际上，人伦者，人之关系也，这种圆心与其说是个体的“己”，不如说是关系中的男女夫妇之伦。正是这种男女夫妇之伦，不仅使社会之为社会得以成立、生成，也使其自身一俟社会重构和再建就重焕生机，成为引发社会变革风暴的中心。
　　启示之二
　　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作为中国近代人性启蒙思潮，是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大潮中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尽管事实上这种“启蒙”同样也离不开“救亡”的助因。其实，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思潮岂止是一般性的人性启蒙，作为一种影响深远且巨大的人性启蒙，它涉及人类启蒙运动的根本。无论是傅立叶还是马克思，都为此做出了雄辩的论证。如傅立叶提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立，因为在女子和男子、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也宣称：“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與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说来成为类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且把自己理解为人。”由此，马克思断言：“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看待，这表现出了人在对待自己本身方面所经历的那种无限的堕落。” 　　唯其如此，才使近代中国女性及女性知音在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呼声的同时，也不忘反求诸己地回到女性启蒙、女性解放自身。因此，近代中国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不妨碍一身戎装的反清斗士秋瑾同样也是刀斩夫纲的巾帼英雄，并不妨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唐群英也是女性教育、女性启蒙的急先锋，并不妨碍王国维一头钻入《红楼梦》里为男女之“原欲”正名，并不妨碍朱谦之借助《周易》力主追求男女之“至情”，并不妨碍巴金在《家》一书里发出自由恋爱的激进呼声，并不妨碍鲁迅先生留下“娜拉走后怎样”这一女性人生艰难命运的深沉大哉问。因此，在这里，我们与其说是看到了如何“救亡压倒启蒙”，不如说是看到了“启蒙”与“救亡”如何携手并行，如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那样不可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以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从另一社会角度批驳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的合理性，并使我们不能不对之存疑、待审。
　　启示之三
　　就其思想观念的资源而言，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潮是“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众所周知，今人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及男女关系演变的研究多持“外源说”而忽视“内源说”，如将其归结为西方天赋人权说、西方社会进化论、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必然产物。实际上，这种观点既有悖于历史事实，又必然在男女观上流于西方的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男女观，不仅以其男女关系先验上的一成不变性无视后天社会建构的作用，而且还用普遍抽象的人性之“同”偷换特殊具体的人性之“和”，实际上是用男性化同一性偷换男女差异性，以至于视女人为形体虽异本质却一的“准男人”，并最终一如后现代主义所说，在所谓“平等”的名义下，成功地实现了对女性特殊性的男性化“阉割”，而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是以一种男性大一统的话语方式与“夫为妻纲”之说如出一辙。
　　我们无意由于其本身的理性局限而否认这种“外源说”，因为我们应客观地承认，西方思想的确在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和男女关系演变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们只是强调在不无视“外源说”的同时，也要重视从李贽到王韬的观点中都体现出的“内源说”。相反，一旦我们回到“内源说”，也即一旦回到从李贽到王韬都强调的中国古老的大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和合”，那么，这不仅意味着以其阴阳的亦人亦天无论男女都是“天生人成”的，而且意味着男女关系由“绝对的同一”走向了“差异的同一”，以至于由此消解了“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的本质主义，并最终与今天后现代主义重视差异性的两性理论不期而遇了。这也说明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和男女关系演变之所以具有“早熟性”“超前性”的真正缘起。
　　认识到这种“外源性”与“内源性”的兼综和统一，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变革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中国任何思想变革之成立都是内生而外成的，既取决于思想的外源性，又取决于思想的内源性，并且这种外源性唯有与内源性对接，并吸收内源性合理内核和转换为内源性的语言，才能使自身产生立竿见影的效应。
　　历史上佛学中国化运动曾对此做出了说明，近代太平天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流产也为此提供了雄证。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揭开了全新的一页，并且这种妇女解放运动是以外来西方基督教为其思想版本的。师承基督教，洪秀全提出，男女均是上帝子女，从而都是“同胞手足”，即《原道醒世训》里所谓的“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正是基于这种不分尊卑、贵贱的思想，在太平天国内部，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参加革命，共同担任官职、平等分配财产，甚至可以自愿结合为夫妻，以及推行禁缠足、禁娼妓、禁纳妾、禁买卖奴婢，等等。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已革除的旧的东西又开始沉渣泛起。在太平天国领袖权力日隆的背景下，洪秀全等人不仅重拾挑选民间秀女入宫的帝王之梦，而且还诗称“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原先被弃如敝履的“三从四德”，又一次被奉为神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解放之所以昙花一现，究其原因，与其说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如说是由于“食西不化”所酿成的。而这种“食西不化”之所以可能，又在于其外来的西学思想缺乏内在的中学思想资源的有机和有力的支撑。
　　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如此，康有为的妇女解放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显例。虽然从表面上看康有为的妇女解放思想出自中西杂糅的“大同说”，但实际上却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产品。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不仅是以坚持绝对同一的“本质主义”为其社会哲学蓝本，而且必然也与坚持“非一非异”的阴阳男女的大易思想、“和而不同”的家本思想大相径庭，又遑论如何进一步地实现西学中国化的理论转型。职是之故，才使康有为激进的男女平等追求，由于他的废除“私有”的思想，而不可避免地通向取消男女婚姻以及终结家庭这一极端社会乌托邦主张。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一旦从理论家的康有为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康有为，人们就会发现，无论多么“高大上”的社会理想，都难以满足康有为一己人性的贪得无厌。而他本人备受诟病的一人六房妻妾和曾多次出入花街柳巷的嫖妓人生经历，也给了他无比光亮的理论主张当头一棒。
　　这是康有为个人身上的巨大吊诡，也是一切无视“外源说”与“内源说”有机结合的思想家们身上的巨大吊诡。明白了这一吊诡，不正可以为那些疲于奔命于如何解决本土思潮与外来思潮激烈冲突的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开启了到底应该何去何从的真正指归了吗？
　　注释
　　①③李贽：《焚书·夫妇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90、90—91页。②④⑤李贽：《初潭集》，《李贽文集》第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页。⑥⑦⑧⑨⑩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55年，第77、79、26、77、78、78页。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61年，第174—175、174、76页。焦循：《易通释》卷五，《易学三书》，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焦循：《易图略》卷六，《易学三书》，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95、94页。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5、122、245—246、43、121页。《仁学》，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14、13、13、18、18、92、92页。胡珠生编：《六字课斋卑议（印本）·洛闽章第七》，《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128页。胡珠生编：《六字课斋津谈（印本）·风俗类第八》，《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70页。王韬：《弢园文錄外编·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3—4、4、4—5、4页。陈文联：《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中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0页。显然，笔者这种中西比较学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超前性”的观点，与今天国内一些研究者所谓的“超前性”的观点是不同的。同时，我们在承认这种“超前性”时，亦不无视西方近代社会解放运动同样也存在着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并行性，如在伏尔泰、卢梭的启蒙思想中都为我们提到了妇女平等的问题。但他们在妇女解放理解的深度和彻底性上的确略输中国近代思想家一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0页。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The Enlighten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ouple′s Lun" in Modern China
　　Zhang Zailin
　　Abstract：Modern China′s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3000 Years" has brought about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Couple′s Lun" in modern China. This kind of great change began in the "post-science" trend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reformer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vigorously invented it and this change was pushed into the climax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By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is concept， we can draw three inspirations： First， it shows that the criticism of the monarchy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monarchy in modern China are almost inseparable and that they have almost raced together bridle to bridle. Second，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s emancipation thoughts， as a modern Chinese human enlightenment trend， is a unique scenery in the modern China′s "salvation overwhelming enlightenment" tide; Third， in terms of the resources of its ideological concepts，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s emancipation trend is the combin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being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bviously， these revela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hange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Couple′s Lun" or to the change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s.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thoughts; Couple′s Lun; change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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