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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及变化原因探析

作者:未知

  摘要:结合考古成果和传世文献,使用地理信息技术,可以绘制出较为清晰的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图,通过分布图对比明代中晚期宗教场所的变化,可以发现明代开封出现了佛教场所减少、道教场所和民间信仰场所增加等现象。明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开封周藩群体的意志与朝廷宗教政策的指导实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开封城;宗教场所;明代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6-0132-09
  限定区域内的宗教生态变化,是一个宗教与同域社会因素共同生长变化的过程,其变化结果,最直观的表现于空间结构的变动。故笔者试图综合明代史料、考古成果与电脑制图工具,将明代中期与晚期的城市宗教场所分布以地图的形式复原,直观展现明代中期到晚期开封城的宗教空间格局变化,进而探讨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因素。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于明代的开封城。在空间上,基本以开封城墙内为中心,外延至关厢地区;时间上贯穿明代,囿于史料限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一、明代开封城宗教分布图制作来源和依据
  1.宗教场所分类原则
  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繁多,笔者依据其所属宗教类型进行分类。佛教一般名为“某某寺”“某某庵”,特点明确,独立性高,较好识别;明代开封城民间信仰与道教“紧密靠拢”,许多民间信仰场所往往介于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区分难度较大,故本文写作、制图都将道教与民间信仰归为一类,综合多种宗教因素的宗教场所笔者亦将之归为此类,即“道教与民间信仰”类;明代前期,开封城中有也里可温教教堂,但其所在已不可考,晚期天主教传入,有教堂一所,犹太教立足较早,有教堂一所,伊斯兰教有清真寺若干,此三者为同源天启宗教,同尊先知亚伯拉罕,笔者称之为“亚伯拉罕系宗教”;中国以儒为本,地方政府兴建的祭祀场所数量相当可观,关于“儒家”“儒教”之争,学者们研究成果已丰,笔者无意于此问题过多探讨,姑将之视为“类宗教”(Quasi-Religions),稱之为儒教。
  2.底图来源
  开封市文物局局长刘顺安所作的《古都开封》①中,有“周王府在明代开封城位置”一图,笔者经过采访刘局长,了解到该图为考古工作者综合开封当地明代考古成果绘制而成,该图在主要道路、主要建筑节点上都具有极高的准确度。又因开封城“城摞城”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征,明代的主要道路与今天许多道路基本重合,且明清城墙完整遗留至今,故笔者在扫描此图后,又对照谷歌卫星图对之进行修正,使之与当下遗留的道路、城墙等节点完全重合,而后笔者又结合《如梦录》中的记载,在该图上添加支线小路,所得即为底图。
  3.史料依据
  关于描述明代开封城城市情况的典籍,现在遗存的主要有《汴京遗迹志》《如梦录》、万历《开封府志》、顺治《祥符县志》、康熙《开封府志》。其中前两者为笔记性质,后三者为官修方志。
  《汴京遗迹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万历《开封府志》成书于万历中期。《汴京遗迹志》为明代李濂所作。李濂感慨于“独吾汴自五代以迄于宋,久为帝都,而纪载之书无闻焉”②,所以作此书主要考据宋代东京的城市布局与建筑遗存,是一本“叙古”的志书,但是李濂在记叙地方文物建筑时,亦将本朝曾有、现存的建筑列入书中,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资料;万历《开封府志》虽是残本,但释道、寺观等部分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结合以上两份资料,可以绘制“明代中期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图”。
  《如梦录》成书于清代初期,作者不详,学界普遍认为是明代开封周王府宗亲或李光垫。该书为典型的城市笔记,所述明代开封城的风景、文物、典故甚为详尽。顺治《祥符县志》成书于清代初期,寺观庙祠章节所做的记述多为明代之旧有,清代新作反为次要。康熙《开封府志》保存完好,内容详略得当,可以用来与前两者对照参考。结合这三种文献,可以绘制“明代晚期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图”。
  4.史料采用原则与方法
  以史画图,最大的问题是史料典籍的作者所记述的未必全面、正确。个人笔记性质的史料,作者往往主观性强,在作品中对事物记述由个人兴趣、好恶取舍的倾向明显;官修方志则反映了当地士大夫的倾向,对功德祠、生祠之类的记载可能较文人笔记为多,而对寺观之类的记述很可能失之简略。故笔者在制图采用史料时,采取有则全取、有错互校、相互补充的原则来绘制地图。
  古人文献中对位置的叙述常存在模糊描述的情况,如《如梦录》中记载“往西,染房、永宁王府。再西有皮局”,“有礼拜寺”。③其记载的清真寺位置只能明确在永宁王府以西。对此,笔者采取走访宗教场所遗存地、现场考察考古成果为参考的方式来补充信息。笔者探访了开封考古队最新的成果“开封永宁王府”后,向西找到了一座清真寺,即“西皮渠清真寺”,通过与寺中老人交流得知,该清真寺为“旧寺”,但却是在清末的时候由附近搬迁而来,根据老人所指清真寺旧址位置,与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的永宁王府位置对照,最终确定明代时该清真寺所处的位置,即图中县城隍庙以南的清真寺。对于一些难以考察的宗教场所的位置,笔者只能采用约略估计的方式进行标注,所幸《如梦录》中叙述的方式,往往以小区域分节描述,城中地域分块,往往方圆不过百米,所以笔者绘图纵有估计的地方,也能在多数情况下将误差控制在三十米以内。
  即便笔者采取这些措施来补充文献的不足,仍然可能会有不少的缺漏,历史文献只可证其有,难以证其无,不排除有一些小的宗教场所被笔者所看到的所有文献所忽视。如多年生活在开封的朱有炖在其诗中写道“期香约色问祆神,脉脉深情且任真”④。“凶吉占年北俗淳,旋烧羊胛问祆神”⑤。所以可以肯定在明初之时开封地区有祆教文化传统的遗存,然而在笔者所翻阅的地方史志材料中并未提及祆教的祠庙,故对此类问题笔者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本文写作只论其有,不谈其无。
  二、明代开封城宗教场所分布特点与变化   1.明代开封城早期及中期宗教场所分布特点
  万历《开封府志》与《汴京遗迹志》成书皆在万历十三年以前,描述的是开封城在嘉靖、万历年间的情形,笔者将这一时期视为明代中期。《汴京遗迹志》中对于明初所建、中期已毁的宗教场所亦有记述,这为探索明初到明中期开封城宗教场所的变迁提供了线索。两者的编写人员都是典型的士大夫,故其对记叙内容的选择上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李濂所记务求完整,疏漏应不至过多。明代早期到中期,开封城宗教场所的分布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创建时间上看,明代初期曾兴建有许多佛道寺观,明初,开封城有一个宗教场所复建的高潮。据《汴京遗迹志》,洪武五年尼僧洪心重修庆寿寺,洪武三年尼僧盛得重修永宁寺,洪武二十年尼僧义果重修打瓦寺,永乐十三年,尼僧悟善重修文殊寺,洪武二十年,尼僧义庆重修弥陀寺,洪武三十年,尼僧人栢等创建观音庵,洪武二十一年尼僧胜海等创建圆通庵。⑥永乐元年,尼僧义和重修兴国院,“洪武五年,尼僧广元复修”广慧院。⑦永乐十年女冠李云山修遇仙观,洪武十八年女冠李妙方重修逍遥观,永乐三年重建三清观。以上寺观除弥陀寺、文殊寺外,到明代中期多已毁坏,不再重建。
  除了这些规模较小的寺庙以外,开封一些名刹古观亦在明初得到了修缮,如相国寺,“洪武初年重修,改赐额崇法禅寺”,“后累经黄河入城,廊庑僧舍多被渰塌”。⑧上方寺,即开封铁塔所属之寺,于“国朝洪武十六年,僧祖全募缘重建”⑨,位于大梁门外的宝相寺,“洪武二十年,都纲善春因故址重建”⑩。传为杨家将家庙的孝严寺于“国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僧本福重建”。坐拥开封另一著名文物繁塔的天清寺“国朝洪武十九年,僧胜安重建。永乐十三年,僧禧道等复建殿宇,塑佛像”。又因朱元璋的“禅讲教”三分的政策,原天清寺大院内,又于洪武十七年、洪武十九年分出国相寺、白云寺两寺,皆为僧胜安主持重修。道教全真祖庭延庆观“洪武六年,设道纪司于内,十年,都纪邵惟真、副都纪郑德柔等改建正殿,奉安三清,又建左右高真之殿及东西两庑。永乐十年,都纪赵德信又建三门,焕然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成化年间也是一个宗教场所复修的高潮,三官庙“成化壬辰,布政司照磨,熊刚管修别工,有余材松木百余根,助葺是庙”,“成化丁亥,道士董道静募缘兴建玉皇庙于此地”,三清观“于成化十四年重修”,纪念于谦的庇民祠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修成。
  综上,可以说在明初开封城的宗教场所复建高潮中,佛教寺庙多于道教宫观,尼僧、女冠庵院多于僧徒、乾道庙观。而自明初到嘉靖中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宫观修建活动在时间上较为集中。
  第二,从空间上看,明代早期到中期的开封城宗教场所总量不多,但仍远远超出明洪武六年“府、州、县只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的限制。在其空间分布上有空间集聚明显、宗教分类集中兼有穿插、历史遗存效应显著等特点。截至明代中期,开封城中主要宗教场所集中区有三:延庆观、钟楼周边区域,该区域内以道教场所和官方祭祀体系中的祠庙为主;相国寺、鼓楼周边区域,该区域内主要为佛教宗教场所;大梁门即开封城西门外地区,该区域内佛道兼有,官方祭祀场所亦有少许。相对次要的宗教场所集中区亦有三:安远门即北门内,该区域佛道兼有,仁和门内亦佛道兼有,繁塔附近区域内以佛教和儒教为主,兼有少许道教因素。
  明代开封城中期的这六个宗教集中区中,延庆观、相国寺、佑国寺(铁塔)、繁塔等皆为前代遗留,曾是具有区域乃至全国级影响力的宗教场所。
  2.明代开封城晚期宗教场所分布特点
  从图中可以看出,到明代晚期,各类宗教场所已经几乎遍布于整个开封城中。虽然笔者所参考的《如梦录》更具城市生活笔记的性质,著者出于对过去美好的市民生活的追念,对自己生活的家乡风景必然尽量事无巨细录入书中,相较于中期李濂所述可能更为详细,然而仅看此图中的宗教场所,不论是从数量、密度还是种类上,都可以断言,明末开封城的宗教发展进入了一个繁盛期,其时空分布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明代中期(即嘉靖到万历前期)到晚期,开封城中的宗教场所增长迅速,但多为“建新”,即并非是对前朝遗存的寺院的修建。在新建的宗教场所中,多为民间信仰性质的祠庙,如五瘟神庙、二仙奶奶廟、泰山娘娘行宫等。在新建的庙宇中,道教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佛教寺院在中期之前几次洪水中毁坏后,则多不再复建。官方宗教方面,嘉靖万历以后,有大量的“生祠”出现,而彰显官方意识形态的牌坊、孝女祠、名宦祠也出现在了城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晚期天主教传入,开封城中亦出现了天主教教堂。
  第二,空间分布上看,明代晚期的宗教场所几乎遍布全城,但是仍能看到一些明显的宗教场所集聚区:大梁门外关厢区,该区域内宗教场所以官方新修祠庙为主,民间信仰、道教较多,佛教则较少;延庆观—大道宫—城隍庙区,该区以道教与民间信仰场所为主,官方祠庙建筑亦有一些,佛教仅有小观音堂一处,另外此处有清真寺一座;相国寺—鼓楼—文殊寺周边区域,仅从数量上看,该聚集区内以道教、民间信仰为主,佛教仅有大相国寺、铁佛寺、文殊寺等三个佛教场所,该区域亦有清真寺一座;东岳庙—仁和门(东门)区域,该区域内以民间信仰场所为主,佛教方面仅有一观音寺和打瓦寺两座,该区域内有犹太礼拜教堂及清真寺,该区域宗教种类最为多样;东华门(周王府东门)—佑国寺区域,该区域内佛教宗教场所数量较多,民间信仰与道教场所与之相当,晏公庙、信陵君祠则属于官方祭祀系统;西华门(周王府西门)地区,该区域内信仰种类多样,儒释道伊斯兰并有;繁台区域仍具有小型次要集聚区的特征;城池各城门附近几乎都有庙宇分布,这也是明代晚期宗教场所空间分布的一个特点。
  三、明代宗教场所时空变化及原因初探
  1.佛道宗教场所的变化
  第一,将开封城中明初、中期的佛教场所分布情况与明代晚期的佛教场所分布相比较,可以发现明代开封城中的佛教宗教场所具有总量下降、延续性差、小型场所略有兴起、新增场所城中位置偏北的变化特征。   如前文所叙,明初重修的庆寿寺、永宁寺、打瓦寺、观音庵、圆通庵、广慧院、兴国院等七尼寺在明中期皆已毁坏未重建,清钟寺、宝相寺则在明初重修后于明中期尚存,而在明末的记述中,这几座寺庙除打瓦寺可能于中期重修外,其他的寺、庵都未获得重建。而与整个开封城中宗教场所“野蛮生长”的情况相反,从李濂所处的嘉靖年间到崇祯年间,城中新增的佛教场所并不多,分别为西华门外的观音堂,东华门外的观音、香山寺,观音牌(此处观音牌暂不清楚是何种形式的存在,可以视作一种具有佛教因素的区域)净土庵、总圣庵与海潮庵(此两者难以确定其宗教性质,不过以其名字看,是尼庵的可能性较高)、小观音堂等小型宗教场所。
  综合明末开封城的佛教分布场所分布情况,不难发现,自明中期以后,佛教在开封城中越来越萎缩,虽然有新的生长,但显然生机不足,乃至出现相较于明代早期,城中佛教宗教场所总量减少的现象。而在空间位置上,除了传统名寺的延续,在周王府以南仅有小观音堂、海潮庵、总圣庵三者出现。由此笔者推测,在明代的开封城中,单纯佛教的影响在缩减,其影响人群产生了分化。
  作为在开封有悠久传统、在市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佛教,为何在明代发生了这种萎缩?于此问题笔者并不能以细节把握,很难对此结果提供确定的对应原因,笔者仅可根据现有史料,对此现象进行推测。
  明初的“佛教三分政策”可能促使佛教逐渐脱离市民社会。明初朱元璋分佛教为“禅讲教”三类,其中禅、讲二僧在“业务”上完全脱离市民社会,这类僧侣即便身在城市也可能是“隐于市”的状态,既然不与市民接触,则其宗教理论也就难以与时偕行,难以适应市民社会的变化。唯有教僧承揽了几乎一切法事任务,但其专于咒念,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必不能使其在教义、教理上有所发展。这是造成明代开封城佛教衰微的重要原因。
  明代周王府对佛教的扶持,是一把送给当地佛教的双刃剑,可能进一步造成了佛教衰落。周王府及其宗室作为开封城内最大的地主,其在城中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最具实力的城市宗教赞助人。笔者认为,与图中反映出的市民对寺院佛教热情消退的情况相反,不论出于什么心理,周王府始终对佛教保有较高的兴趣。
  从图中可以发现,周王府的萧墙与宫墙之间的区域,有白衣庵一座,这个尼庵可以肯定是周王府宗室或其仆从专用的佛堂;《如梦录》记载:“又后有水帘洞,纯砖垒砌,内供白衣菩萨。”即在周王府的后花园中,王府特意供奉一尊观音像;据李濂记述“观音寺。在上方寺前,周府创建”,又据《如梦录》曹门“再北,有观音寺一座,系周府香火院”,“尼僧百众,内设女学,周府内小婢女在此读书,老军把守,闲人不得擅入”。由《如梦录》看,周王府不但是观音寺的“原始投资人”,还是他们的“经理人、股东”,“闲人不得擅入”,这说明周府,更是事实上排他的香客和使用者,而寺中“尼僧百众”无疑是只为周王府服务。周王府在开封城中不仅赞助了这一座香火院,《如梦录》亦载“总圣庵,周府建立,曹伴读看管”,所谓看管,实为总圣庵的实际控制人。
  周王府除了直接控制一些佛教寺庵外,他们也是相国寺(明代称崇法寺)与上方寺这样的全国名刹的大檀越。嘉靖三十三年,周王府捐资重修相国寺;拥有铁塔的佑国寺则“遇王薨逝,则撞钟三日三夜”,这无疑是“特供”给大施主的宗教产品。明代开封城中的佛教僧众,可能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局:因为依明律,大量僧侣们与市民生活脱节,不再受市民欢迎。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因此尽量向王府上层靠拢,又进一步加大了其与市民的距离。所以,如果失修的庙宇没有王府的赞助,则难以维持,为了尽量靠近“消费市场”,新兴的庙宇又尽量靠近王府,最终在地图上反映出萎缩的结果。左国玑为开封城北天王寺所作的碑志,就描述了这座城市寺庙对周王府的依赖性:“兹阁也(藏经阁……)僧古峰礼于周定王,王为新之,嘉靖癸巳复坏”,“请于今王,王又为发财兴事”。
  当然必须要说的是,这种情况可能只是常规传统佛教的情况,而主动融入民间、或者借民间土壤而生的佛教变种,则需另论,如王士性所说“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这种行僧的兴起则与本文的探讨无关。
  第二,道教与民间信仰的扩张。与佛教在城中呈现的萎缩态势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场所则在万历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种爆炸式增长是全方位的,既有官方认可、宣扬的庙宇,如关帝庙、玄帝庙(祖师庙),还有官方态度略显暧昧的奶奶庙、泰山娘娘庙、祖母庙,更有可能远离佛道两教、具有典型民间特征的日光庙等。
  关帝与玄帝即真武大帝信仰的成长,可以从明代朝廷宗教倾向中找到原因。自永乐以后,对玄武的崇封屡见不鲜,民间对关帝的崇拜影响到了宫廷,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为关羽上帝号,明末市民社会成长,商业文明快速发展,市民在交易中对“信”和“义”的渴望更高,而通过文学造就的关羽形象,正好满足了这种信仰需求。
  女神信仰的興起可能亦是嘉靖以后开封城市宗教发展的特征。这种特征可能在嘉靖时已有不可抑制的苗头。正德以前,“在吹台上,禹庙之后,旧有三龛,塑碧霞元君像。正德丁丑,巡按御史毛伯温改塑三贤像”。毛伯温拆毁碧霞元君像的理由是“栖非其鬼”,也就是将之归为淫祀行列。可以想见,毛伯温既然摆出对碧霞元君敌视的态度,城中的碧霞元君信仰必然也应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显然这个抑制并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明末城中的奶奶庙、祖母庙、泰山娘娘行宫等庙宇,多数可能与碧霞元君信仰相关,或为碧霞元君与无极老母等民间信仰神灵结合之结果,不过在庙宇名字上隐为泰山行宫、奶奶庙,而到了清代至少有两所奶奶庙直接更名为泰山庙,城中既有在朝廷官祭系统中认可的东岳庙以供奉东岳大帝,则无必要再另建泰山庙重复供奉,且以其信仰相承历史来看,所谓泰山庙更有可能供奉民间信仰的泰山主神:碧霞元君。
  这种民间信仰的增长,亦离不开周王府宗室的支持,或者至少可以认为周王府并没有士大夫群体对怪力乱神的排斥,王室可以选择成为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信仰者。《如梦录》记载,东华门外“有宋真宗赦建泰山娘娘行宫”,这个“泰山娘娘行宫”在万历本《开封府志》和《汴京遗迹志》中都没有记载,而记载宋代典故的《东京梦华录》中亦未提及,故是否真是“宋真宗赦建”当存疑。然而宋真宗确实曾建过泰山“玉女祠”,而这正是“碧霞元君”信仰进入官方的滥觞。所以此处应是碧霞元君庙无疑,而在此庙中“后殿,张王妃替僧焚修”,这无疑是王府赞助庙宇、参与宗教信仰活动的表现,而替“僧”则提示了该庙宇有佛教因素,然而“前殿,火居道人焚修”,“广东僧人有室家者,谓之火宅僧”,所谓火居道人就是拥有职业宗教人士的宗教知识与宗教地位,但却拥有家室、在家修行的宗教人士。多为源于佛道二教的民间信仰传播者。朱棣曾下令“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显然这个禁令意在防范僧道俗相混,这个禁令在明末并没有得到重视,“道人”则提示了这座庙宇的道教因素。这座由周王府赞助的碧霞元君庙宇毫无障碍的混合了各种信仰。   第三,商业与市民的宗教。周王府支持民间信仰的举措,还有重金捐修关帝庙、让庙中供奉周世子塑像,三修三皇庙等。然而笔者认为,同样受到周王府的赞助,民间信仰、道教之所以与佛教相比更加兴盛,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市民社会的选择。观察明代晚期宗教场所分布图,不难发现,庙宇大量新生的区域主要是几个商业区。如大梁门外关厢地区,《如夢录》载“挨门俱是生意。五更时鲜菜成堆,拥挤不动”,“灯下交易”。可以认为西关地区是整个城市的日用批发交易中心。城隍庙本身就是市民日常交易的中心,“照壁前,卖牛马尾,网巾、唐巾等货;牌坊下,卖描金彩漆、卷胎、拔丝等盒、帽匠、盔洗旧帽、安鞭爪,兼补破坏;东角门外,卖桌椅床凳衣盆等架”,“一切木器;西角门外,卖各色大镜”,“各色芽茶、玉容宫皂。鹿角外,卖锡器”,“尽是嫁妆之物”,“珍宝古玩,杂货摊子。大门下”“油糕、煎饼”“等食物;甬道上,卖绒线、翠花、珍珠”“各样银器杯盘”,“东角门内”,“生活等物。二门东角门内,摆设名琴、古画”“虎豹鹿麋狐貉等皮。甬道上,卖灌香刷牙笢子”。“盛香等物。二门西角门下”,“各处汗巾。西丹墀”“各色鞋铺”,“东丹墀,油缎故衣手帕等铺。甬道北头”,“南京草履;周围廊下”“算卦、僧道化缘。大门外,南抵按察司墙,尽是卖果木”,“十景花盆”。城隍庙中可以说吃穿用度一应俱全,几乎是一个“体验式购物中心”,而这个购物中心又向四周街道延伸,构成了一个大块商业区,这个商业区的范围,恰也是一个宗教场所集中区。相国寺自宋代以来就是“万姓贸易”的场所,其与鼓楼、文殊寺构成的区域至今仍为开封的商业中心。
  相较之下,繁塔、铁塔等传统宗教区周边并没有行程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这些地区的宗教场所相较于明代中期并没有宗教。故笔者认为,明代中后期商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壮大了市民社会,促使了道教与民间信仰在城市中的发展与扩张。
  第四,行业与行业神。早在宋代,开封的商业与手工业就已高度发达,在城市中已出现有不少行业神,位于开封城中东南的皮厂公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县故有皮场镇萃河北皮鞟,蒸溃产蝎,蛰人辄死。神为场库吏,素谨事神农,祷神杀蝎,镇民德之,遂立祠。宋时建庙汴京显仁坊。”显然在东京开封城,皮匠的聚居带来了皮场神。皮场公因成为都城一区的土地神而备受尊荣,不但随着宋室南渡而向南传播,在开封本地亦长久留传,至明代仍存。然而明代开封皮革从业者的空间和人群都发生了变化,“(城中)有皮局,硝熟各样皮张,俱回回居住,有礼拜寺”“亦有皮局,回子居住,有礼拜寺”。显然明末的时候,开封城中皮革从业者以穆斯林为主,他们不会去崇拜一个“偶像”。所以,由于行业神与从业者剥离,皮场公也就失去了行业神的功能,明代开封人已难以辨别此皮场庙神灵之功用。
  行业神,既是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塑造的保护神,也是这个群体自我认可的象征物,更是一个相对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而这些行业神的庙宇,往往还会成为行业交往、处理行业事务的公共空间。市民社会发展,不同行业必然会推出自己的保护神,进而营造自己的庙宇与公共空间,皮场公庙在开封的异变当属特例,行业神的继承与发展应是明代开封城市常态,表现为行业神宗教学场所的增加。
  妓女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其聚居地几乎必有行业神。“匾曰‘富乐院’内有白眉神等庙三四所,各家盖造居住,钦拨二十七户,随架伺候奏乐”,“大店有三五十座,内住妓女无数”,“巷内有白眉神庙”。白眉神即妓女的保护神,“坊曲娼女。初荐枕于人。必与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后定情”,行院人家如何有定情,无非是妓女们亦将之视作“父母”一般的神灵与见证,求得几分心理安慰罢了。这些有行会的妓女尚有自己的保护神,还有更底层的妓女,可能只能将自己人生的苦难寄托于救苦救难的神灵,“小观音堂,西冈,上房俱是私科赁住”。在私妓的居住区旁有一个小型的观音堂,这应该不是巧合,而这个观音堂是明代中期到晚期,周王府以南少有的一个新建佛教宗教场所。
  另外,周王府萧墙以北,俱是熬盐为业的市民,此处有供奉葛洪的盐神庙一座,可以说也是典型的行业神。
  2.官员祠庙的突增
  对比明初与明末的开封城宗教场所图,可以发现官员生祠的暴增,是明中后期开封城宗教场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明代中期,官员单独立祠的,仅有于谦、许逵两人。于谦于国有功,故有祠;许逵于宸濠之乱中死节,嘉靖年“建旌忠祠并祀其位”,因许逵籍贯固始,隶河南布政使司,故作为省府的开封城中亦有其祠。
  此两人作为官员,都可以称为封建道德的标杆,为其立祠既有百姓感其功德之故,亦有彰示朝廷意志、指导社会伦理思潮之意。这两人的祠堂是否激励了封建官员积极向这两人学习热情,对此笔者不得而知。但是从明末的地图中来看,这很可能激发了官员们为自己立祠的热情,在明末的城中大梁门区域、南门外区域都出现了大量的官员功德祠,乃至生祠。大梁门外与南门外向来是开封城五门中相对繁华的两个,这些官员的祠堂无疑是抢占了城市中的绝佳位置。
  这些被立祠的官员是否都符合立祠的标准?或者说明代开封城为官员立祠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需另文探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图中的这些官员祠庙,大多数都未被《如梦录》提及,仅见于地方志,而《如梦录》中却专有一笔“封丘王绝后,改为魏忠贤祠,忠贤势败,火急拆毁”,这种选择性的记述,或许表达了作者作为“局外人”,对这些祠庙泛滥的态度。
  3.亚伯拉罕系宗教状况
  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是明代开封城中可以见到的三种亚伯拉罕系宗教,在明代中后期,三者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势。
  关于开封城中的犹太教,学者研究已丰。一般认为犹太人在宋代即在开封定居,于明代已经是当地的“土著”了。明代开封犹太社群中颇有人才在科场与官场中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可能反而使这个群体宗教凝聚力下降,整体有被儒学、被明代市民社会融合的趋势。故开封城中的犹太会堂,虽始终占据着城中的黄金位置,却并未出现任何扩张和新建会堂的迹象。   相較于开封犹太群体在科场、官场上取得的成绩,明代开封回回族群似未有十分显著的成就。但是从《如梦录》中可以看出,穆斯林群体在开封经商颇为成功,几乎垄断了城中的皮革行业,从明代中期到明代晚期,随着穆斯林族群的生意扩张,清真寺在城中主要商业区都有了一席之地。
  天主教进入明朝时间较晚,但是传教士群体表现出与中国文化积极适应的态度,使其在重要城市中都有所发展。从图中可以看出,明末天主教堂虽然只有一座,却选址于开封府、延庆观附近,这里既是一个黄金商业区,也是地方行政中心,更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场所集聚区。可以说这样的选址,表现了天主教得经济实力与接近市民社会的想法,也表达了其在宗教上不惧本土宗教的挑战、在政治上积极向官方靠拢的态度。
  四、余论
  从这两张图中,可以看出开封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在继承前代多年宗教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明代宗教整体繁荣发展、相较之下此消彼长的整体态势。
  宗教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多因素的,朝廷的宗教政策固然构成了宗教生态的“大气候”,然而在古代中国的管理模式之下,城市宗教的生长,可能更多的依赖市民社会自然生成的“小气候”,道教、民间信仰和佛教在明代开封城中境遇的对比,恰是这种“小气候”力量的显现。市民社会需要市民的宗教,这种需求可能难以被行政意志轻易控制,故而再多的官员祠堂也可能只是无人注意的城市点缀,而歌姬娼女、贩夫走卒的保护者却可以融入市民的生活。
  亚伯拉罕系的三种宗教,在明代开封城中有不同的际遇,其中新进的天主教扩张意图明显,颇有朝气蓬勃之象。然而其在清代以后为大气候所限,终于夭折,这个结果虽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内,但可知,一种突变的大气候对城市宗教空间格局决定影响的表现。城市文脉的传承与变化、道教支派的消长因素、地理环境与宗教文化生态的变迁等话题,在笔者所制的图中亦可见到端倪,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展开讨论。
  注释
  ①刘顺安:《古都开封》,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40页。②⑥⑦⑧⑨⑩李濂:《汴京遗迹志》,周宝珠、程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第1、183、184、151、155、157、158、158、158、164、180-183、175页。③佚名著:《如梦录》,孔宪易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7、11、43、43、44、44、46、45、75、54、54、57、49、75、54、35页。④⑤朱有炖:《朱有炖集》,齐鲁书社,2014年,第728、796页。《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537页。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8页。李濂撰:《汴京遗迹志》,周宝珠、程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第163、170页。管竭忠:《开封府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70、379页。王士性著:《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第44页。张燮著,《东西洋考》,谢方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185页。叶涛:《论碧霞元君信仰的起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龚炜,《巢林笔谈》,钱炳寰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58页。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第130页。俞樾:《茶香室丛钞》,卓凡、顾馨、徐敏霞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第340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920页。《明实录》,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三百四十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6260页。杨海军:《中国犹太人研究80年》,《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赵广军:《明末清初开封犹太人儒学群体的形成及其儒化》,《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9期。
  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s and Changes of Religious Venues
  in the Ming Kaifeng City
  Chen Lichang
  Abstract:With the combin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sults and handed-down documents, meanwhile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map of temples in the Ming Kaifeng city can be drawn relatively clearly. By comparing the changes of different kinds of templ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quantity of Buddhist temples had decreased, however, Taoist and folk belief shrines had increased in the Ming Kaifeng city.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Ming Dynasty, the will of vassal state of Zhou in Kaifeng, the guidan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eligious policy were the main causes for this phenomenon.
  Key words:Kaifeng city; temples; th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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