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倾向与人文性失却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魏俊杰
摘 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标志。作为史料学派宣言的《旨趣》，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探求事实的真相以“求真”。史观学派致力探索历史规律或法则以“求用”，对《旨趣》加以批评。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多注重“求真”和“求用”，而忽视“求善”和“求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得以强化，却致使人文性失却。因此，历史研究在注重科学性的基础上应加强人文性的研究。
关键词：历史研究;科学化;人文性;《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9-0101-04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撰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作为该所工作的纲领，同时也成为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史学主要向科学化之路迈进，《旨趣》所提倡的科学治史方法则学者热议的对象，称道者有之，批评者也不少。本文以傅斯年《旨趣》为中心，就近代以来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及其争议加以探讨，并进而阐述史学加强人文研究必要性。
一、近代史学的科学化
一般认为，近代史学的科学化是从西方开始的。兰克学派开启了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之路，兰克因而被称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兰克学派重视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利用和严密的考证，主张不偏不倚地“如实直书”，不做主观的价值判断，使历史学研究成为以“求真”为目的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在《论历史科学的特征》中言，“历史学是有关搜集、查寻、洞悉的一门科学”，当然他还认为历史学同时又是一门艺术[1]4。由于受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主义的影响，中国一些学者更易于接受“历史是一门科学”的一面，傅斯年的《旨趣》即是如此。
受孔德等实证哲学的影响，实证主义史学在求得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还要探求事实之间的规律性，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克尔、泰纳和兰普雷希特等。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和泰纳“试图把一种探讨规律的方法引进对英国文明和文学的研究”[2]35，兰普雷希特强调“生活在一个科学时代里的历史家必须考查因果关系”[3]880。实证主义史学探讨历史规律的方法，影响到近代中国的史观学派。在实证史学兴盛之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已经产生，这对后来近代以来中国的唯物史观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西方史学的科学化，起初追求与自然科学的趋同，后来又走上社会科学化之路，历史学中应有的人文性比较淡薄。在欧风美雨影响下，近代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也经历了由靠向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化的过程。
虽然承认中国史学的科学化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这里还要略述传统史学的潜在影响。“科学”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当指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而广义上的科学应是跨越时代和学科领域的。中国古代的学术不能说没有科学因素，传统的史学与近代科学化的史学多少也有相通之处。中国传统史学所倡导的秉笔直书与兰克学派所提倡的“如实直书”原则相契合，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在探求历史发展可寻的规律，而清代的乾嘉考据学与西方科学化史学的方法在某些方面具有不謀而合之处。西方科学化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切合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近代中国史学向科学化之路迈进。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史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国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人文性则逐渐遭到摒弃。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开始，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4]自序2在引起西方科学化史学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接受了西方不同史学派别的治史理念，他们加以改造后，从而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史学流派。1941年，周予同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就言：“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应该先分为‘史料’和‘史观’两派。”[5]520汪荣祖在《史学九章》也指出，中国史学在现代转折中出现了“史料”与“史观”两大学派[6]导言9。余英时则指出了两大学派都是科学化的史学，其言：“就思想的渊源言，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地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我们已经指出史观学派的‘规律’和‘模式’是从科学方面移植过来的。另一方面，史料学派之注重原料与事实也同样是奉科学为模范的。”[7]14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西学的影响下，都在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化。
傅斯年的《旨趣》成为史料学派的宣言书，其治史主张与史观学派和社会科学新史学派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受到后者的批评。由《旨趣》一文可见史料学派的基本观点，由史观学派和社会科学新史学派对《旨趣》的批评而可见其治史旨趣。再把这些受西学影响的科学化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比较，可以显示出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争议所在。
二、史料学派的科学主张
傅斯年的《旨趣》明确提出了“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此文不仅成为史语所工作的纲领，也成为史料学派的宣言。除傅斯年外，胡适、顾颉刚等人也都是史料派的代表[8]18-19。本文于此以《旨趣》为中心，兼及胡适、顾颉刚的见解，以见史料学派的科学主张。
《旨趣》是史料派治史方法的集中体现，而傅斯年的《史料论略》亦可见其观点。傅斯年在《史料论略》中言：“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几个结论：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其伦理价值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9]308这三个结论与《旨趣》主张是完全一致，亦可以视为对《旨趣》内容的概括，科学治史主要包涵研究理念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处理史料的科学性等几个方面。 傅斯年撰述《旨趣》时，学术界在开展“整理国故”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流是章太炎门生，《旨趣》的撰述在当时有针对章氏门生之意[10]。《旨趣》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认为“国故本来是国粹”，“所谓的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 ①这是与章门学术传统的决裂。傅氏反对章门所奉行的家法，主张以科学的理念治学，这种理念即“求真”。《旨趣》文末高呼：“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前一句摒弃了传统史学中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后一句明确了用科学的理念治史。《旨趣》中提出，“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便不能扩充材料、扩张工具和处置材料。傅斯年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就是通过考证、辨伪求得事实的真相，这是一种客观的精神，其理念出于“求真”。在史料派中，胡适更重方法，但他提出：“科学方法的要点：第一是重事实。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11]561顾颉刚也认为，“从前的学者不注重事实，但注重书本”，“因为他们的态度不求真而但注重应用”，“我们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12]。这都也表明他们治学重在“求真”。
在研究方法上，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材料。胡适认为“西洋近百年史学大进步，大半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13]14，他把科学的方法归纳为“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并认为“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14]105。顾颉刚也很注重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材料，这从他对研究国学的看法可见：“所谓科学，并不是他的本质而在他的方法”，“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12]在研究方法上，傅斯年特重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材料。虽然傅氏在方法上吸收了清代考据的方法，但受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影响更大。有学者言：“《旨趣》虽在字面上只提到‘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以示与清代朴学的继承关系，但就其表述内容而言，处处显示域外学术（特别是德国学术）的影响。”[15]这里所言“德国学术”即主要指兰克学派。《旨趣》开头就明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文末又高呼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显然傅氏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治史。故有論者指出：“傅斯年虽然同意史学成了一切科学的总汇，他认可的主要还是自然科学和语言文献学，至于社会科学，则认为主观太甚，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科学，与历史的客观性要求不相吻合。”[16] 此亦在说明傅斯年所重视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史料学派特别注重史料，其对史料的处理同样具有科学性。在史料的处理方面，《旨趣》直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任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这种崇尚史料，尤其笃信第一手材料的见解，与兰克学派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不无一致。《旨趣》又言：“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这里傅氏特别重视新材料的发掘，认为西洋人作学问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因此疾呼“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所要找的新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出土文献、民俗歌谣等，都是第一手资料。扩大研究的材料方面是傅斯年、顾颉刚、胡适等共同的主张。顾颉刚认为，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可成为研究的材料[12]。胡适言其《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与傅氏的《旨趣》一样，“特别提倡扩大研究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11]149-150。在利用史料时，《旨趣》提出：“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种利用材料的客观态度，具有明显的科学精神。
同属于史料学派的不同学者，他们的见解各有差异，而《旨趣》因其鲜明的特色则成为史料学派的宣言。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成立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旨趣》的倡导密不可分，此文也被给予极高的赞誉。《旨趣》的价值在于它“将中国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学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从一个角度将中国史学真正引上了一条新的科学化道路”[15]。最早由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概念，其立论主要在于政治而非学术，而傅斯年的《旨趣》才成为近代中国学术转折的标志[10]。《旨趣》基于“求真”的科学理念，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重视扩充研究的材料并寻找新材料，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旨趣》一味地“求真”，过分地强调客观性和重视新材料，也就引起史料派之外学者的批评。
三、史观诸派的科学论争
《旨趣》中提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这与史观学派注重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左，故史料学派的见解引起史观诸派的批评。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出现了进化史观、生物史观、唯物史观、民族史观等有代表性的史观流派。本文结合史观诸派对《旨趣》的批评，来看各派对历史研究科学化的主张。
在近代史观诸派，受西方史学影响较早的流派当是进化史观派。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把进化史观引入历史研究。其后，进化史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和科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西方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少是受进化论影响的。受西学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著作也包含着历史进化论。朱谦之是近代中国建构历史哲学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其历史哲学是以进化史观为基础建构的。朱氏在《历史哲学》中明确提出“历史是叙述进化现象的”[17]5，历史哲学的职务是“要在历史事实里面寻出一种根本发展和进化的原理”[17]30。朱谦之的历史哲学深受孔德的影响，故许冠三称“朱谦之所信持的历史观始终是以孔德的思维方式进化论为骨干”，加以其他学说的搭配以扩充三阶段进化法则[4]292。朱氏从进化史观出发，对当时声势甚大的史料学派给予批判。朱谦之认为，过分重视新史料，“很容易走到极端，变成文献考古的方法，以为历史就是文字的搜集，古籍古器物的研究，这样一来，历史的补助科学竟可冒充为历史的本身”[18]，这抓住了史料学派缺陷之所在。朱氏又引用《旨趣》中“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之文，指出史料派“偏于史料方面，而将理论完全忽略了”，并认为“他们不谈思想，不顾将来”，不关心眼前社会的剧变，“不认为有历史进化法则之存在”[19]。当然，朱氏也批评了唯物史观“理论多事实少”等缺点。基于此，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提出将事实与理论相结合，将史学建为现代社会科学。 与进化史观紧密相关的还有生物史观，这种史观是由改造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而来，代表人物为常乃。朱谦之的历史哲学思想主要源自社会学的鼻祖孔德，而常乃的历史哲学主要受“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影响更大，两人都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和史学的影响。常氏认为人类历史进化受生物学法则支配，他要构建的史观是生物史观，其言：“所谓史观，当然不仅是要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就此众多事实上建立起正确的因果和法则来。”[20]18常氏由此批驳史料派：“考证的历史所努力的不过是发见史料，然而史料只是史料，绝非是事实的本身，也非是历史的全部……史料是死的，原始事实是活动的，所以无论所得史料如何丰富，决不能从史料的排比上就能看出原始事实的真相。”[20]12可见，常乃认为史料学派唯史料是从，不去探求历史的法则，就连史事的真相也求不得。
唯物史观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而进入中国史学领域，李大钊是早期唯物史观的代表。在近代以来的各种史观流派中，唯物史观后来居上，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学者中，以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方面的研究建树最大，因此他也成为唯物史观派的权威之一。翦氏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提出，“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21]5。可见，唯物史观亦注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其特色在于阶级斗争学说。翦氏对史料学派的批判也是出于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在《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指出：“过分夸大史料的作用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认为有了史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认为‘史料即史学’。”他提出历史研究“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烦琐的考证中解放出来”[22]353-355。可见当时持唯物史观的学者对史料学派的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特色。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仍持唯物史观学说的学者对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的看法有了转变。如蒋大椿对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之论，他分析了其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但也肯定了其积极的作用[23]，这比以往的唯物史观论者的见解有所提高。
在近代中国诸史观流派中，以钱穆为代表的民族史观则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钱穆以考据成名，其方法不可谓不科学，但他的考据之学是在歷史通识下的考据。钱氏治史特重历史发展之大势，他由大势以见历史个性，此个性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表现”[24]7。钱穆基于深厚的民族情感，通过历史研究以探求中国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寻求民族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许倬云将钱穆称为史观学派中的“民族史观”是不无道理的[8]序3。钱穆正是出于民族史观而对史料学派加以抨击的。在《国史大纲·引论》，钱氏将史料学派称为考订派或科学派，其言：“‘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彼惟尚实证，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25]引论4钱穆严厉批评史料学派局部窄狭，无视民族文化，当对《旨趣》而发。钱穆又言：“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26]此则直指《旨趣》之文。
受西学影响的史观学派，特别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或法则的探求，以求得对当时社会的指导作用，其目的出于“求用”。进化史观的代表人物朱谦之批评史料派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提出 “现代史学应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27]。朱氏“考今”的主张明显出于通今致用的目的。生物史观的常乃认为“伟大的历史家其任务决不仅以搜求史料为满足”，历史家之任务要“反映社会之要求，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20]36这与朱谦之“考今”说一样都是在“求用”。唯物史观论者翦伯赞主张研究历史“一切都是为了现代，为了今天”，古代史研究“是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的”[22]350-352，显然把“求用”作为历史研究的目的。钱穆批评史料派治史“与当身现实无预”[25]引论3，是出于“致用”;又言，“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24]157这里也在表达治史以求用。同样本着科学的精神研究历史，但史料学派偏于“求真”，而史观诸派重于“求用”。史观诸派试图通过探索历史的规律以寻求功用，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则受到后来学者的质疑。
四、历史研究的人文性失却
史观学派对《旨趣》的批评，仍从历史研究科学化的角度着眼。其实，《旨趣》一文最大的问题在于历史研究中人文性的丧失。《旨趣》一文的主旨在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治史，其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旨趣》极端的主张以及后来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使得史学研究应具有的人文性逐渐缺失，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问题。《旨趣》倡言要把史学建设得与自然科学同样，但是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毕竟与自然科学有明显的不同。
《旨趣》在倡导科学治史的同时还提出排斥历史研究中价值判断，故其开篇言：“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在最后高呼：“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又在《史料论略》归纳的结论说：“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其伦理价值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中国史学传统有伦理的价值判断，其伦理取向的标准或有问题，但《旨趣》对伦理价值的摒弃，也就把中国传统史学“求善”的价值追求给排斥在外了。“惩恶扬善”是历史学特别重要的功能，这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史料论略》中的结论又言：“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这就使得史学由人文的研究取向转变为科学的研究取向。近代以来的史著，远离了对人物的是非、褒贬及其善恶的评价，这是新史学研究中人文性缺失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史学有很高的地位。近代以来史学虽然科学化了，然而地位却丧失了，其原因固然很多，这与其一味“求真”而变成“无用”的学科有关，也与其丧失了人文性不无关系。 在承认历史研究需要用科学方法处理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研究中需要艺术的方法，这是历史研究中向人文性回归所需要的。要“求善”，不仅要求史家具备“史德”，还要求把历史传统的“善”为众人接受，这就需要史著表述有文学性的技巧。“善”与“美”是紧密结合的。优秀的历史作品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要把死的历史写活，对这种表达技巧的追求即是“求美”。只有其研究成果为更多的人接受，才能真正发挥其“致用”和“求善”。刘知几提出史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学者认为治学要“义理”“考据”“辞章”并重，这里的“史才”和“辞章”都就“求美”而言的。《旨趣》反对历史研究有“作文章家的本事”，《史料论略》言史学的对象不是文词，史学的工作不是艺术的建设，这就把“求美”给舍弃了。
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之一当是重视人文性，这不仅需要史料学派提出的“求真”和史观学派的“求用”，还需要完善把中国传统史学的“求善”，亦需要“求美”。“求真”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求美”是史学表述的手段，“求用”和“求善”是史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四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史家就要“才”“学”“识”“德”兼备，在研究中“义理”“考据”“辞章”并重，在注重科学性的基础上加强人文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北城，陈新.史学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 赵世玲，赵世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M]. 耿淡如，譯.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5]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汪祖荣.史学九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余英时.史学与传统[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
[8]王晴佳.台湾史学五十年[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9]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0]桑兵.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解析[J].历史研究，2001（3）.
[11]胡适.胡适文集：第12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1926（13）.
[1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4]胡适.胡适文集：第4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欧阳哲生.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J].文史哲，2005（3）.
[16]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17]朱谦之.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1989.
[18]朱谦之.谈现代史学[J].读书知音（第1卷），1940（4、5）.
[19]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J].现代史学（第2卷），1934（1、2）.
[20]常乃.历史哲学论丛[M].上海：上海书店，1992.
[2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2]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增补本）[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23]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J].史学理论研究，1996，（4）.
[2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5]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6]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J].新亚学报（第1卷），1955，（1）.
[27]朱谦之.考今[J].现代史学（第5卷），1942，（1）.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02210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