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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启示录:毛泽东危机领导力分析

作者:未知

  摘 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始于1934年10月、终于1936年10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运筹帷幄,化解了危机,展现出了超强的危机领导力:一是极强的危机信息运筹力;二是极强的危机决策力;三是极强的危机激励力;四是极强的危机统驭力。所有这一切都给后来的战争以无尽的启示。
  关键词:长征;毛泽东;危机领导力;分析;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始于1934年10月、终于1936年10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化解了危机,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展现出了超强的危机领导力。
  所谓危机领导力,就是指组织的领导者在确立组织目标与发展方向下,在组织危机时期在洞察组织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领导资源(人际关系、权力、权威及自身的领导素质等)与具体形势的有机结合而形成能激发、教化、引导被领导者追随自己,去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的合力。这实质就是组织领导者在危机时期合理配置组织内外资源提升整体配置效益的一种领导力量。从危机中对人力运筹的视角来看,危机领导力表现为一种群力,或可称为一个“力系”,主要由危机信息领导运筹力、危机领导决策力、危机领导激励力和危机领导统驭力组成。
  一、毛泽东善于开发人力领导资源,展现出极强的领导危机信息运筹力
  领导信息运筹力,是指领导主体通过对信息进行有效的选择、分析、加工和利用,从而对领导对象和周围环境进行认识和控制,服务于领导活动。它是领导场中领导力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长征期间,毛泽东危机信息领导运筹力主要体现在大力运营协调组织内部领导资源、差异人力资源、人力精神激励资源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在中央高层中开展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力运营组织内部领导资源
  毛泽东是中央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但在宁都会议时被剥夺了兵权。亲眼看到自己一手缔造的军队一天天地被削弱,毛泽东心急如焚。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他的多次正确建议都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拒绝,因此他深知,單靠给最高“三人团”提建议是不行的,要使自己的正确主张被中央接受,改变错误路线,必须尽快做通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样,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便是毛泽东重点争取的对象。长征出发时,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样一起行军。一路上,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自己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观点和“左”倾领导者军事指挥的严重失误解释给他们听,启发他们的思想,争取他们的支持。在交谈中,王稼样坦率地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党内军内形势的担心.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这样写道,“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开始对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部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根据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王稼样出面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的支持。于是,便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伟大的组织胜利。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由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工作,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负责军事,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毛泽东善于团结,顾全大局,大力协调运营组织内部差异人力资源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实践会议。会议虽然斗争的比较激烈,但针对不同意见者或错误路线者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切实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铸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
  在长征后期,毛泽东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既不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还向党中央提出了政治上的非分要求。毛泽东始终采取了“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和“过渡性”办法,特别是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主张。他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试想如果那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很困难,就不会有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就更不可能有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了),密切协同,取得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陕甘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解决了长征以来的军事危机,并且鼓舞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对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毛泽东善于培育、总结伟大的长征精神,大力激励组织内部人力资源
  毛泽东是信念坚定,敢打必胜的伟大长征精神的培育者。毛泽东始终坚信“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坚信长征必胜,中国革命必胜。他告诉指战员:“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靠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必胜信心,红军将士穿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走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
  毛泽东是不畏战斗,无坚不摧的伟大的长征精神的培育者。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不断与蒋介石争时间,抢速度。红军通过彝民区后,蒋介石命令所部在大渡河以北加紧布防,企图让毛泽东、朱德做“石达开第二”。为抢占沪定桥,毛泽东命令部队两天内急行军170 公里,使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在这种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激励下,长征英雄们以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冲破了一道道封锁,越过了一道道艰难险阻。   毛泽东以诗词言志、以诗词咏乐,使其成为伟大长征精神的一部分。毛泽东所吟诵的气势磅礴的揭示长征精神深刻内涵的诗词共有8首,分别是《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毛泽东在诗词中并没有刻意描写长征经历的苦难和牺牲,而是处处洋溢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但对长征精神的形成、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成为当时克敌制胜的有力法宝。
  二、毛泽东善于开发机遇资源,展现出了极强的领导危机决策力
  领导决策力,通俗地讲,是指领导场主体对未来行动的谋划力和决断力。决策力不能仅仅理解为作出决定的“一瞬间”,而应理解为一个拿主意下决心的过程,即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对将要采取的行动进行思考和作出决断的过程。长征期间,毛泽东危机决策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审时度势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正确方向;在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陷于惊涛骇浪时拨正航向;娴熟地运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军事基础。其深邃独道的战略眼光,令人不得不佩服。
  (一)毛泽东审时度势,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正确方向
  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选择什么样的退却方向,对于长征的成功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多次指明红军长征前进的正确方向,重要的有三次。
  一次是在湖南通道地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叫西征,其战略目标是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战略意图很快被蒋介石窥破,在湘黔边境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封锁线。在这严峻的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博古、李德坚持原定方针,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李德、博古的意见。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样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红军改变了战略方向,避免了一场生死危机。
  一次是在四川西北部地区。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又面临战略方向的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国焘提出西进或南下方针,毛泽东再次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北上的正确方针。当张国焘执意要南下并分裂红军时,毛泽东毅然决定让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才有后来的三军大会师,才有后来的长征伟大胜利。
  一次是在甘肃通渭地区。1935年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讨论行动方针,毛泽东根据从国民党报纸上所了解到的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情况,提出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率领陕甘支队前去陕北,同陕北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以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进军陕北的决策,为红军长征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落脚点,这对长征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毛泽东着力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惊涛骇浪中拨正航向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走向胜利的保证。更为重要的是,此后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和斗志,部队斗志昂扬,一扫长征初期低沉消极的气氛,使广大红军战士在困境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领悟出毛泽东身上所蕴藏的巨大领导力量。
  (三)毛泽东运筹帷握,娴熟运用战略战术在关键时刻为长征胜利奠定军事基础
  红军长征面对的是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优势兵力,进行的是无战略后方的远征,要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除了要求红军将士奋力拼搏外,还特别要求红军领导人要有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和超群脱俗的指挥才能。红军长征的胜利,就得益于毛泽东不同凡响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其中四渡赤水战役和巧渡金沙江战役最为典型,在关键时刻取得这些最为关键的军事胜利,为长征胜利奠定了最为充分的军事基础。
  三、毛泽东善于统筹开发人脉资源,展现出了极强的领导危机激励力
  领导危机激励力,是指危机时期领导场产生的影响人的行为的力量,通过帮助人需要的满足来影响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人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组织工作效率得到提高,组织创造欲望得到激发。长征期间,毛泽东极强的危机激励力主要体现为大力构建军民统一战线、大力构建民族统一战线和大力构建地方实力派、进步学者名流、爱国人士等社会各阶层爱国统一战线。
  (一)毛泽东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大力构建军民统一战线
  毛泽东深信,戰争伟力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民众之中。在长征这种特殊的战争条件下,要战胜敌人,更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长征途中,他经常教育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翻身解放。过彝民区时,他叮嘱部属一定遵守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和政策感召力与彝民达成友好。在贵阳有一位汉彝双重血统的老妇干人(干人为当地方言,意为乞丐)向毛泽东同志行讨,毛泽东同志握住老人家的双手并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圆送给了她。为了感谢、报答党和红军,老干人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交给了党和红军。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广泛爱民为民政策,所经之地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有的送军鞋,有的送粮草,有的送情报,有的抬伤员,有的送子当红军,从而使红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支援。
  (二)毛泽东依靠少数民族,服务少数民族,大力构建民族统一战线
  红军过桂北大苗山时,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并送给一些白洋救济受灾苗民。红军进入凉山彝族地区后,朱德总司令签发了旨在加强民族团结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彝族风俗习惯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结为兄弟,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地区。在阿坝羌族聚居区,红军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帮助当地群众修房、扫地、背水,等等。在川西北藏族地区,红军提出民族自决、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反动土司土地分给穷人。当地藏民视红军为恩人,纷纷拿出藏起来的粮食,不少青年也要求参加红军。在这其中,川西北藏区的“闹红”声势非常巨大,频繁活动着抬伤员、运军粮、作向导、宰牛羊、煮奶茶、送开水、支援红军的各族同胞的身影。甘孜丹巴一带藏族头人马骏在党的影响下,组建了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担负掩护主力红军北上的警戒任务,屡建奇功,后来这支队伍中不少人成长为我党少数民族地区领导干部。   (三)毛泽东相信爱国地方实力派、相信爱国学者名流,大力构建爱国统一战线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自1936年4月至9月间,毛泽东先后致书王以哲、张学良、阎锡山、章乃器等20余位各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及学者名流,表达中共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著名人士李济深发表了拥护通电;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样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就是因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而同中共达成停战谅解的,并发动了西安事变,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四、毛泽东善于开发战争动员政治资源,展现出极强的领导危机统驭力
  危机统驭力,是指危机时期领导场主体向领导对象施加一种主动影响,使其保持稳定状态或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过程。通过领导控制,使计划的实施向着领导场的预设目标运行,及时纠正偏差或者改变行动,使组织目标得以顺利实现。长征期间,毛泽东极强的领导危机统驭力主要体现在为党和红军制定了北上抗日方针,这不但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政治旗帜,而且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的政治基础。
  (一)毛泽东为党和红军制定了北上抗日方针,从而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政治旗帜
  早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毛泽东就把红军的战略方针同北上抗日联系起来。1934年7月,毛泽东和朱德等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5年1月12日,他和朱德在遵义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宣传苏维埃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川黔滇地区活动时,他一面领导红军打击敌人,一面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同年6月15日,他与朱德、周恩来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竭力坚持北上立场,主要是因为北上有利于推动和领导全国的抗日斗争。
  毛泽东等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更是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1936年11月28日他以自己和朱德的名義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1月30日,毛泽东在军队干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时,向部队发出了“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的号召。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二)红军北上抗日,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长征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而且步步进逼华北,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高举抗日旗帜并成为抗日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能获得迅速发展。毛泽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党和红军制定了北上抗日方针,不但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了解,振奋了红军将士的精神,促进了红军内部的团结,而且造成了国民党军营垒的进一步分裂,并且剥夺了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口实,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极强的政治基础。
  回眸整个长征岁月,毛泽东在面临战略抉择、前途安危的关键时刻,正确处理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党内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使革命化险为夷,建立了中国革命的中心。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高超的危机领导力思想,就形不成战无不胜的伟大的长征力量,就不会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其中的一系列精典战役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给后来的战争以无尽的启示。二十一世纪的科技革命,有可能导致三种新型武器体系,催生三种新战争形态,即信息化战争、神经控制战和太空控制战。“制信权”、“制脑权”、“制天权”将是未来战争制胜制高点。这“三大”制胜制高点表面上看是高科技之战,而其背后深层次却是领导力之战,现代战争日益成为领导力战争,因此,我军应借改革强军之机,高度重视军官领导力培育问题,系统研究相关传统经验,结合新形势新体制,制定领导力培育条令或手册,建立健全领导力生成制度机制,着力提升各级军官领导力水平,尤其是在联合体制中的领导能力,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打赢未来战争培养优秀军事领导人才,最大限度地把毛泽东危机领导力思想挖掘、发挥、传承和创造到极致。
  参考文献
  [1]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216-217页.
  [2] 余伯流.遵议会议研究的新进展//江西省现代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中国革命史专题讲稿:第2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第316页.
  [3] 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216-219页.
  作者简介:王英梅(1970.03- ),女,吉林榆树人,博士,政治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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