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神话故事中的置换逻辑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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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学研究，可以得知神话故事情节体现了编造神话的人们所要表达的某种关系，通过分析情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掘出神话的基本结构。表面上离奇古怪、纷繁复杂的神话表象下肯定有一个集体的无意识的逻辑。而蒙古族神话的逻辑结构就是建立在善恶对立上的人、动物和自然的三角关系。
　　关键词：神话思维构成原则;置换概念;二元对立;莽古斯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结构学
　　“神话”一词源于古希腊的mythos，本意为“词语”、“言说”、“虚构故事”等;而神话学的“学”字，则从古希腊与mythos相对的logos而来，指隐藏在万物混沌的外表下的秩序、规则和本质，及相对于“词语”“言语”“虚构故事”，能完整表达本质、本源、真理、绝对的思想和语文体系。神话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王铭铭 2010）
　　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人类学流派的创始人，他对神话有着独到的解释和理解。他的神话学的论述多以流传于美洲大陆的神话为素材。创生说的因素、自然环境的因素以及生机方式的不同等情况造成了美洲的神话体系较为混乱复杂，造成了两个邻近部落的神话并不完全列维—斯特劳斯想利用结构的方法找寻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神话思维构成原则”。
　　他认为，故事情节体现了编造神话的人们所要表达的某种关系，通过分析情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掘出神话的基本结构。表面上离奇古怪、纷繁复杂的神话表象下肯定有一个集体的无意识的逻辑。这种逻辑实际上就是人类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遇到的根本矛盾。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个重要的结构置换（转换）概念来支撑他的神话分析。这种置换逻辑，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的大量神话分析中，他正是把不同讲法中的不同因素看作是同一个结构成分的种种置换因素，把对立的因素看作是由地理，习惯或功能不同而引起的倒置，从而把表面上不同的种种讲法都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这样，被分析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这样，被分析的任何东西最终都能变成他所希望的样子。
　　二、《嫉妒的制陶女》与置换概念
　　《嫉妒的制陶女》讲述的是女性在制陶的时候遵循严格的禁忌，例如不能说话，丈夫不能近女色，如果打破了禁忌，妻子就会变成夜鹰、月亮蟾蜍等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一禁忌揭示的是夜鹰，嫉妒和陶器的三角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在《嫉妒的制陶女》中大量运用了这种置换概念。
　　在夜鹰和树懒的对立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运用置换概念的手法。在美洲神话体系中，夜鹰代表着嫉妒和贪欲。作者引用了精神分析学领域中的口欲范畴，将神话中的夜鹰与口欲相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围绕着口欲的整体转换表格（口欲、口阻留、口泄漏、肛门欲、肛门阻留、肛门泄漏）去寻找对应物，口欲与肛门阻留相对应，南美洲神话中具有肛门阻留特征的动物便是树懒。树懒的大便间隔时间很长，并且总愿意在同一地点大便。这种肛门阻留的特性在印第安巴雷人的波罗诺米那利神话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通过肛门阻留与口欲的对立，神话将树懒与夜鹰置于一种既相互关系又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不仅如此，两者都与技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希瓦罗人的神话中，夜鹰与制陶技术有关。在塔卡纳人的神话中，树懒与织造有关。而瓦劳人的神话将印第安人的两个妻子对立起来：一个是心灵手巧的纺织娘，但是不生育;另一个生育能力强，但是什么活都不会干。前者不孕，善织，这是属于文化的一面：后者善孕，而不会劳作，这是属于自然的一面。我们可以将纺织娘的不孕看作是一个生育功能的阻留，这和代表肛门阻留的树懒联系起来，而南美印第安人对排泄功能的控制给予了一种社会和伦理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屈从自然需要而不加节制，就表示自己是社会的不良分子。从作为美德的排泄阻留这个角度看来，吃的少、排泄间隔很长而又总在同一地点排便的树懒，让人觉得是自然界中一种很有教养的动物。除此之外，树懒在进行交配时会以一种腹部对腹部的方式，而且往往会持续几个小时之久。这个特征较之其他哺乳动物来说更为接近人的行为习性。为此，印第安人将织造这项文明技艺中最为复杂而精细的本领赋予了树懒。
　　根据生物属性，树懒的平均体温是在32℃，当气温降到10℃到15℃时，其体温降至20℃，此时它处于昏迷状态。当气温升至30℃到40℃时，其体温升至40℃，此时它处于高烧状态。这种特殊性将它的生长环境限制在美洲大陆气温变化不大的赤道地区和热带地区。那么在北美洲的神话体系里树懒会不会因为不存在而受到忽视呢？作者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在没有树懒生活的地区，神话思维要求人们找到一个角色来代替树懒所代表的“肛门阻留”“有教养的”符号意义，以便跟夜鹰形成对立的关系。于是，食蚁兽、松鼠、貘、负鼠等动物因为某方面的“树懒相似性”跟夜鹰成为了对立的关系。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列维—斯特劳斯巧妙地利用了夜鹰和树懒的对立以及置换关系，像我们解释了他所推崇的神话学结构分析方法。
　　三、蒙古族神话中的置换对立概念
　　神话是蒙古族民间文学中最古老的形式之一。蒙古族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蒙古族叙述文学的源头。由于当时尚无文字，主要是靠一些口述史流传至今。蒙古族神话古朴、简单，然而充满着美妙的幻想。从内容上看，它主要反映古代蒙古人对大自然与自身的认识和解释。（满都呼 1997）
　　在蒙古族神话中动物是一个十分耀眼的角色。自古以来，蒙古族在狩猎游牧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频繁地与各种动物相接触，他们叹服草原动物在适应自然环境中的神奇的生存能力，从而对动物心怀敬重;他们感谢动物在与人类的接触中所付出的贡献;也会憎恨动物对牧民的生产活动带来的麻烦。成吉思汗颁布的《大閘撒令》更是明确的指出“任何人不准伤害哺乳期的动物和幼崽，违反之人，将处以极刑。”
　　下面我将以《燕子的尾巴为什么是剪子形的》这篇流传于蒙古高原并具有代表性的神话故事来解析蒙古族神话中的置换（对立、转换）概念。这篇神话往往跟《额日黑莫日根射日》神话一同被人讲述。相传，在古时候天上有七个太阳，晒得大地寸草不生，万物怨声载道。这时有一个名叫额日黑莫日根的神射手准备为民除害，并发誓射不掉七个太阳，他就会剁掉拇指变成旱獭，永不见人。他用六枝箭射下来六个太阳，当他射出第七枝箭时飞在天空的燕子用自己的尾巴挡住了最后一箭，为人们保留了光明。太阳趁此逃脱，而额日黑莫日根则变成了旱獭。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解析出蒙古族神话的逻辑结构。那就是人、动物和自然的三角关系。额日黑莫日根神射手代表着人类一角;燕子代表着动物一角;七个太阳则代表着自然一角。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空间体。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认为蒙古族神话在纷繁复杂、离奇古怪的表象下隐藏着相对的稳定性逻辑思维体系。
　　这种体系的建立是在传统的善与恶的对立面上。以上文的神话为例。人类可以改造自然，但前提是大自然的某种规律不利于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存。就像是七个太阳的炙烤造成了世间万物的不满，这就是自然的恶，造就了世间万物（额日黑莫日根、燕子）的善。但是，当额日黑莫日根神射手准备要射掉第七个太阳的时候，这就转换为人类的恶和自然与动植物的善。假设当最后一个太阳也被额日黑莫日根射下来的话，世间万物会遭受灭顶之灾。所以，燕子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尾巴保住了最后的光明。这里的太阳是代表着温暖和生机的善一面。而人类则扮演了为一己之私（兑现诺言）而不顾大义的恶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故事里还蕴含着旱獭与燕子的对立转换概念。燕子在蒙古族心理有着极高的地位，他们特别爱护燕子，让它们在屋檐下筑巢生息。蒙古人的这种情节并不仅仅是燕子在神话体系的形象。我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有一下几点。首先，根据燕子的生活习性。燕子在冬天来临之前，它们为了生存，总要进行每年一度的长途旅行，在来年的春天返回。这种迁徙方式跟蒙古族的游牧方式是极为契合的。并且，燕子的到来预示着温暖和生长的季节将要来临，寒冷和死亡的季节即将远去。因此，蒙古族在心理认同和情感认同上都会觉得跟燕子亲近。其次，根据燕子的捕食习惯。燕子是人类的益鸟，主要以昆虫为食，幾个月就能吃掉25万只害虫。草原上的害虫，蝗虫、毛虫、草地螟等昆虫都列于燕子的“菜单”上。对于草原的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两种理由所以蒙古族会在神话故事里将燕子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就像是美洲神话体系里的树懒。燕子扮演着“善良”和“奉献”的角色。而旱獭是处在另一个面上。草原上的旱獭，不仅与家畜争夺优良牧草，而且终年打洞造穴、挖掘草根、推出土丘、破坏草皮，数量众多时还会造成地表塌陷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不但如此，它们的居住环境里充斥着粪便和骚味，这样它们也就成了鼠疫的传播源。所以蒙古人对旱獭的印象是极坏的。因此，旱獭在蒙古族的神话体系中扮演着类似于美洲神话体系里的夜鹰。充斥着“自私”和“阴暗”。
　　所下面我将用另一个故事来论证我在上文中提出的建立在善与恶的对立面上的人、自然和动植物的三角形逻辑思维体系。相传，在草原的深处，住着一个美丽善良的天鹅仙女。而在沙漠深处，住着一个会使用黄风魔力的“莽古斯”。有一天，莽古斯利用黄风笼罩整个草原，意图将草原变成沙漠。这时，有一个牧民“巴特尔”挺身而出，试着对抗强大的莽古斯。在进行大战后巴特尔被莽古斯打败，逃进了最后一片草原。在那里，善良的天鹅仙女不但治好了巴特尔的伤，而且还跟他结合，传授自己的魔力。故事的最后，巴特尔凭借着天鹅仙女的魔法将邪恶的莽古斯打败，粉碎了它的阴谋。
　　在这个故事里，黄风“莽古斯”代表着自然一角;牧民巴特尔代表着人的一角;动植物一角则由天鹅担任。传统的蒙古族神话一直强调“巴特尔”和“莽古斯”的对立关系。“莽古斯”代表了草原一些凶恶的毒蛇猛兽、恶劣的气候或其它恶劣的生存条件（吴彤 1995）。莽古斯变化无常，有时是多头的蛇怪;有时是人形;有时是自然物。“莽古斯”在蒙古族神话三角形逻辑思维体系里是恶的一面。“巴特尔”一词在蒙古语里是英雄的意思。顾名思义，巴特尔是拯救草原百姓的英雄，多以男性为主，时常伴有骏马。“白马长枪 鲜衣怒马”的巴特尔在蒙古族神话三角形逻辑思维体系里是善的一面。天鹅在这个故事里代替了燕子，扮演着“善良”和“奉献”的角色维系着结构的平衡。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讲的那样，“如果在某一种特定环境中所没有的物种出现在神话中，这一物种也会投射到神话中另一个世界里。在这另一个世界里，神话一句存在于其他地方的真实动物而赋予的符号含义的功能都是反向的。”
　　四、结语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故事里不同讲法中的不同因素看作是同一个结构成分的种种置换因素，把对立的因素看作是由地理，习惯或功能不同而引起的倒置，从而把表面上不同的种种讲法都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这样，被分析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纳入一个共同的结构体系之中。在嫉妒的制陶女中，列维—斯特劳斯用树懒和夜鹰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他高超的结构手法和超前的逻辑思维能力。
　　作者在蒙古族民间神话故事中挑选了《燕子的尾巴为什么是剪子形的》和《黄风莽古斯》两个故事。运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置换概念试着建立了一个蒙古族在善与恶的对立面上的人、自然和动植物的三角形逻辑思维体系。这个神话三角形逻辑思维体系里的某一个角在恶的一面，那么另外两个角肯定在善的一面。就像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两个故事。一旦出现，两个角的恶面，这个神话结构就会失去平衡。即使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两个恶角，但是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这两个恶角的一个角势必会有转变，成为善的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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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满都拉（1993- ），男，蒙古族，内蒙古阿拉善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6级民族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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