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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三种表述形式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史中,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理论表述形式,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21世纪之后的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不同表述形式各有其核心诉求,多重诉求叠加融合,形成了当前形态的新表述形式,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本土产生,吸收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全部精华,符合中国文学现实和中国人精神内核与审美习惯的文学理论。
  關键词: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6-0045-006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是当前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从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人的文艺思想,到毛泽东的“讲话”体系,再到童庆炳、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均可归类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这些理论在提出时,并没有高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概念。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对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时代的人对其也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述形式,即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21世纪之后的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三种表述形式各有诉求与侧重,多重诉求融合叠加,最终催生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前形态,即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本土产生,吸收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全部精华,符合中国文学现实和中国人精神内核与审美习惯的文学理论。
  一、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建立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是周扬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命题。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苏联政局动荡,中苏关系微妙;一方面片面强调文学意识形态性并不符合文学现实。于是周扬否定了硬搬外国经验的做法,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周扬看来,“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建设,这样才能有民族特点。”[1]建立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概念由此产生。
  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念回应的是民族主义这一问题。一百多年来,民族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重要内容。清末民初,基于反清立场,孙中山提出了种族的民族主义;基于建立民族国家的立场,梁启超提出了国家的民族主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出于政权统治的需要,蒋介石引入了德意的法西斯民族主义,以民族斗争否定阶级斗争。1930年国民党文人进一步推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以批评无产阶级文艺。以鲁迅、茅盾、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左联”文艺理论家与之展开了激烈论战。在鲁迅看来,民族主义、国粹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等,都是“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2]。“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艺界的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立场,他们对‘民族主义’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忌讳的。”[3]但是,民族主义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开始,共产党人开始正面回应民族主义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引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随后又产生了文学“民族形式”讨论以及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提出建立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承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学民族形式讨论的传统。然基于20世纪50—60年代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主流文艺理论界并没有积极推动文艺民族性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关于文学民族特色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民族文学遗产继承、少数民族文艺等较为边缘的领域。文革期间,这些方面的讨论也消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问题才被重新探讨。
  20世纪80年代初,民族特色文艺理论概念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首先是直接延续20世纪50年代末的讨论,如杨振铎的《漫谈文艺理论的民族特色》(1980)、孙耀煜的《简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1982)、周扬的《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1983)。其次是间接出现在一系列讨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论文中,如孙荪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与文艺的民族化》(1983)、毕桂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浅议》(1984)、张来斌的《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1984)、翟耀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民族化的思想》(1984),这些论文中的“中国特色”基本等同于民族特色。
  如何解读民族特色呢?第一种解读方式承接了20世纪30年代左联、40年代解放区的相关讨论,将民族特色解读为一种源于民间与大众的艺术风格,包括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周扬就持这种观点。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回归古典,强调“我国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很丰富,很独到,很精辟,是中国式的文艺理论。”[5]20世纪80年代,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学者尝试将两种解读方式融合为一,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容更加丰富,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国古典文论融入主流文论体系。可惜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20世纪80年代对民族概念的解读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一是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艺本身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其二是基于阶级论,将一些重要的中国文学遗产排除了。其三是忽视了民族性的现代化,“民族性是不断演变、生成的东西,在其保持自身基本特性的情况下,其内涵是不断被改造与丰富的。”[6]271其四是没有妥善处理少数民族的文艺成果与思想。其五是缺乏抽象性与理论深度,后来李泽厚提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邓晓芒、易中天、陈望衡、张法等人对中西美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所针对的就是这种缺憾。90年代之后,很多学者否定了将中国特色等同于民族特色的做法,认为“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不等于文艺理论的‘民族化’概念。‘中国特色’应该包括比‘民族化’更深入的内涵。把‘中国特色’仅仅归结为‘民族化’,这种理解是偏狭的”[7]。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也遭到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流地位没有发生改变,很多学者却一再强调文艺理论建构应该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1985年3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桂林举行。会议包含了三个议题,一是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二是如何开创文艺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三是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改革问题。三个议题中,“关于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多样化问题,受到普遍关注,成为中心议题”[8]。对于建设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会者基本的態度是赞同,普遍的倾向却是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文艺理论可以而且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探索,它们互相补充,各有长短,百家争鸣,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体系的总和构筑起一个时代的科学文艺理论……强求一统化,只要一个体系,同陈旧的思维方式有关,而多样化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思维特征。”[8]面对蜂拥而至的西方新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成为了一种学术口号。
  保持中国文艺理论的独特性,这是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念的核心诉求与本质内涵。在文学实践上,它先是推崇文学的民族形式,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加上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学与文论的内容。就缘起而言,这一概念具有政治导向性与历史偶然性。就发展而言,它是一个没有充分展开即被弃用了概念,具有过渡性。就价值而言,其内含的对中国文论独特性的呼吁,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等一系列概念中延续了下来,得到了后来文艺理论家的普遍肯定。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在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念逐渐消失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概念产生、发展、传播开来。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定语被放到了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文艺理论等学科之前。20世纪80年代,先是毛泽东的“讲话”体系被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的出版,邓小平文艺理论思想也被贴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标签。进入21世纪,江泽民、胡锦涛的官方文艺理论思想及文艺理论界产生的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也被囊括其中。
  至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可概括为:20世纪80年代产生,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讲话”精神,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由几代国家领导人提出基本原则与方向,众多学者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围绕此体系,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陆贵山、董学文、姚文放、高楠等众多学者构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等一系列新的文学理论体系,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文著,相关的座谈会与学术会议更是不胜枚举。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诉求是坚持文艺理论建构应基于中国文艺的现实与中国的现实,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历史经验。文艺理论建构的现实性包含内外两个层面,内在为尊重文艺的自律性,外在为文艺对社会现实的尊重。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强调在新的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9]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强调:“无论是提高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艺术的优劣高下和学术上的是非,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艺术实践,靠平等的竞争。”[10]从政治层面给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松绑,之后结合20世纪80年代引入的西方新理论,文艺自身的审美规律成为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新中心。相继建立起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文学叙事学、文学文体学、接受美学等一系列文学理论研究分支。
  钱中文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即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进而完全遏制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的自由想象力。摆脱了这种不幸境遇,文学艺术要成为文学艺术,自然首先要恢复其原有本性,即审美特征。”[6]282结合20世纪80—90年代的其他学术事件,如“手稿热”、“人性与人道主义讨论”、“文学主体性论争”、“实践美学热”等等,可以看出文艺自律性被高举得益于一种压抑之后的反弹力量。现实的文艺实践终于取代教条化的先在政治原则,成为了建构文艺理论思想的起点。
  与尊重中国文艺现实紧密相连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在蒋孔阳看来:“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现实生活对我们提出的挑战。”[11]杜书瀛也认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是充分表现着当代时代特点的、与文艺实践息息相关的、活的文艺学”[12]。基于本土语境,针对本土问题,符合本土审美习惯,与尊重文艺自律性一样成为了文艺理论建构的新共识。
  在尊重现实性的基础上,过往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些老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论形态。如马克思主义回到了理论方法的本位。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因为“当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境遇还没有落在我们后面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完全在场的”[13]。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阐释力与学术深度,可以有效地分析与回应中国本土的文艺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底层影响着中国作家与读者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在文艺理论建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实际就是在回应中国文艺实践的现实与中国的现实。又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间很多学者认为过往学界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党派与专制的政治等同于政治本身。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定义政治,则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开明民主的政治生态也有益于文学实践,“抽象地否定文学的政治性,或者人为地鼓励文艺学研究非政治化,就有使文艺学知识非公共化的危险,使之无法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丧失参与社会文化讨论的能力。”[14]   三、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曹顺庆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15]在曹顺庆看来,解决“失语症”必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作为一个研究术语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概念就此产生。201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深度融入全球化浪潮。在新的历史语境,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这一概念走上历史舞台。文论建构应该指向底层逻辑“话语”,应该最终形成“体系”,这是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概念的核心诉求与本质内涵。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问题并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虽然每年都会发表几篇相关论文。这一时期,西方新文艺理论方法的冲击仍在,文艺内部规律研究仍是潮流,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论仍是热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到增强文化自信问题。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2015年10月,在习近平讲话基础上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建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6]15。国家意志与文学理论研究联系到一起,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迅速成为学术热点问题。2015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选择了以“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为年會主题。2016年4月与11月,由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牵头,又分别于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连续举办了两届“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高端论坛。除了之前就关注此问题的曹顺庆、李建中等人,张江、丁国旗、朱立元、谭好哲、余三定、段吉方、董学文、赵炎秋等一批文艺理论界著名学者纷纷加入讨论。
  围绕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有四个问题讨论较多,即理论基础、思想资源、经验传统、研究目标,形成了一系列的新共识。就理论基础而言,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文学现实再一次被放到了文艺理论建构的首位。20世纪80—90年代强调尊重文艺自律与社会现实,所针对的是政治权威的教条化影响。当前强调文艺理论建构的现实性,一方面否定盲目移植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一方面反对“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构建自己的体系”[17]。就思想资源而言,除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包括“西马”在内的西方现代文论也应被纳入其中。就经验传统而言,最早是学习苏联经验,20世纪80—90年代推崇欧美经验。曹顺庆、李建中推崇中国经验与中国传统,朱立元则补充道:“谈到承续传统,人们往往只想到19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化、文论旧传统,而忽视了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生成、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新鲜血液和营养的现当代文化、文论新传统。”[18]就研究目标而言,更加关注国际视野,强调理论建构应“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6]24
  四、中国特色文学理论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针对中国文学现实问题形成的文学理论。不同时期的理论建构各有侧重、各有特定诉求。20世纪50年代,针对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产生了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论建构的核心诉求为追求文论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可惜20世纪50—80年代,在理论资源匮乏、思维方式僵化的背景下,学界对民族性作了较为狭隘的解读。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概念产生,文论家将视角转向当下,从当下的中国现实与中国文学现实入手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尊重文论建构的现实性诉求,产生了一批新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针对的是中国问题,却多立足于西方的理论方法与话语系统,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21世纪初,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概念最后接下了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任务,其看重文论的底层逻辑话语与整个体系架构,学术性与理论性更强。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这一概念是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新的现实基础上,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提出来的,也将在习近平有关文艺问题重要论述的指引下继续发展。相比之前的各种表述方式,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这一概念,表述更加明确,视点更为集中,内涵更加宽广,理论的概括性也更强。有学者将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界定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在中国本土产生,吸收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全部精华,符合中国文学现实和中国人精神内核与审美习惯的文学理论。”[19]作为一个过渡定义、相关研究的出发点,这个界定是可以成立的,最终的定义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包含了几个重要的特质:
  第一是对中国人精神内核与审美习惯的肯定,其实质是对民族性的再强调与再阐释。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念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文论研究的侧重点发生变化;一方面也缘于对民族性的狭隘理解。实际上,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下也绕不过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我们只能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的独特性走向文学的世界性”[20]。中国人的民族性实际就是其精神内核的外在显现。于文艺之中,民族性则表现为独有的审美习惯与审美风范。民族性不仅与过往的传统经验与文化遗产相关,也在不断自我更新,形成新的传统。所以讨论民族性不仅需要关注过往,也需要关照当下。
  第二是对一百多年来本土文论建构经验的关注,这是重建文艺民族性的关键,也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传统。21世纪初,产生了一批对清末以来或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建构进行总结的著作,如旷新年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01)、杜书瀛、钱竞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2008)、高建平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2011)。基于这些研究,有学者(如朱立元)看到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也是一条重要的文论传统。一些学者(如曹顺庆、李建中)呼吁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与绵延千年的中国文脉连接到一起。这种连接不容回避且难以解决的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相比之下,将中国特色文论建构与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新传统、新经验联系到一起,更加合理,更符合现代的学科规范与学术思维。   第三是强调回归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与阐释力的现代重要理论体系为基础,建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应该强调民族独特性,这种民族独特性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论传统,更源于一百多年形成的新文论传统。这一新传统的核心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百多年来中国特色文论建构的主线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学现实的结合。当这种结合成功实现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即健康良性发展,如20世纪90年代的文艺理论;当这种结合发生错位的时候,中国文学理论即遭遇挫折,如文革时期的文艺理论。
  “带着新的理论眼光,以新的角度、新的选择范围、新的评价标准重写全部文学史。于是,历史和文学史的写作,就有了新的向度。带着这个观点来看理论的历史,也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21]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个新视角、新向度。通过这一视角,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成为了一个概念系列。当这一视角被人们看到找到,它本身也成为了一个限定性的概念,成为了系列概念的一员。不同于之前基于社会语境变化的概念迭代,从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走向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一方面是对这一新研究向度的肯定,一方面也是出于理论研究内部整合的需要。
  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将民族性、现实性、话语体系性有机融合为了一个整体,所继承的正是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新时代中國文论话语体系的理论诉求与学术传承。实际上,这种整合自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整合了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追求民族学术独立的诉求。在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相关讨论中,两个重要的理论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理论建构必须基于中国文学现实,以及必须尊重民族文艺的特性。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理论侧重点,是关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传统与经验,进一步则是发现在此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整合性的概念,中国特色文学理论朝向未来仍然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仍然处于在路上的状态,未来如何发展,产生什么样的理论热点,都是不可知的。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这种开放性特征必然会引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史经验总结这一研究方向。在文论研究中,“向后看”常常是居于“向前走”之前的重要步骤,基于对过往文学理论经验的系统总结才能产生新的理论建构。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均是如此,在回溯古典文艺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艺思潮与文学理论。朝向未来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固然任重道远;朝向过去进行必要的理论反思与经验总结,同样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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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黄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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