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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研究

作者:未知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期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和全面振興。在乡村振兴的实施过程中,新乡贤是一个重要的参与和推动力量。重返费孝通在讨论乡土重建时的理论视野,重思费孝通有关乡市相辅相成、乡土人才反哺乡里、双轨政治等问题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新乡贤的身份再生产及作用再生产,并认识新乡贤参与新时期乡村振兴的路径及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新乡贤;乡村振兴;乡市相成;双轨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6-0028-006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中国乡村全面重建与振兴的整体性纲领和发展战略。乡村振兴的三大核心要素是人才、资金和土地,其中,人才要素尤显关键。当代乡村人口大量流失,导致乡村劳动力不足、技术人才短缺,人才要素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的短板,遏制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开展。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 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新乡贤文化”,即“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2018年1月,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而“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的新乡贤,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乡土人才。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新乡贤的基本类型及服务乡村振兴事业的方式,“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通过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
  乡贤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沟通国家权力与基层地方民众的积极力量。乡贤文化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并形成一套完整的地方文化系统,与国家的“大传统”形成有效互动。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时代环境中,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对乡贤文化这一传统文化形式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使其植根并契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趋势,进而促进新乡贤参与实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著述中,就深切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乡土。费孝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乡土中国的侧影,展示了乡土文化的诸多面相,并进而通过对“损蚀冲洗下的乡土”[1]352的现实关注和理论分析,强调地方人才的重要,建构了中国传统“双轨政治”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并提出如何进行乡土重建的思路。
  随着当前新乡贤文化的兴起,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和论述,从各种角度探讨新乡贤的内涵和作用[2][3]、新乡贤与乡村治理的关系[4][5]、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和路径[6][7]等。这些研究明晰了新乡贤的概念和内涵体系,并充分挖掘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探讨了新乡贤与乡村振兴的关联。但已有研究较少从费孝通对乡土重建的思考中进行理论的对话和深化,并以此为视域考察新乡贤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本文将从费孝通早年的敏锐观察和分析中探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脉络及基本路径,加深我们对费孝通乡土重建思想的认识,进而反思新乡贤文化对乡村人才振兴的启示。
  一、城乡之间的新乡贤
  乡村振兴着眼于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建立城乡之间人才、资本和产业的流通和互惠,进而破除城乡之间的结构化、制度性壁垒,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费孝通对乡村重建的论述中,基于城乡整体化的视角,将乡土中国与都市相关联,提出“乡市相成论”,[1]313进而在城乡有机关联之中探讨乡土人才对乡村建设的作用。这一深刻的认识对我们探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问题颇具启发作用。
  1.乡市相成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一系列论著中系统描述并分析了乡土中国的诸多面相和特征。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传统儒家文化的差序格局作为基本的社会规范和伦理特征,建构了一种基于乡土乡情的社会结构和乡土共同体。而费孝通所处的时代,正处于这种共同体发生剧烈变迁之际,他结合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描绘了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的过程,提出基于产业互补、乡土人才回流的乡土重建。
  费孝通乡土重建的理论基点是基于整体论的城乡相辅相成思想。费孝通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是无法分割的整体,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也即乡市相成论。但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是都市不断兴起,而乡村日渐衰落,中国经济呈现“都市破产乡村原始化的状态”[1]315。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乡村和都市大体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格局,“乡村和都市应当是相成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幸走上了使两者相克的道路,最后竟至表现了分裂。这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就不能让这悲剧再演下去”[1]315。乡市相克是乡市相成的反面,即将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在都市兴起的同时,产生了各种遏制乡村发展的因素,乡村发展所需的有形及无形资源全部被都市吸纳,乡村与都市之间有机的产业和消费循环链条被切断,尤其是近代,中国乡村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模式遭到西洋工业的致命性冲击。乡土工业在第一轮与“西洋都市机器工业竞争”中败下阵来,“贫穷跟着乡土工业的衰落侵入乡村”,[1]369紧接着乡土工业的劳动力也被吸附进都市,更直接导致乡村经济的瘫痪。   如何使“乡市合拢”,这是费孝通着力思考和力圖解决的问题。在提倡都市化的同时,“不应忽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1]361要恢复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以解决城乡危机。“在都市方面的问题是怎样能成为一个生产基地,不必继续不断地向乡村吸血。在乡村方面的问题,是怎样能逐渐放弃手工业的需要,而由农业的路线上谋取繁荣的经济。”[1]318费孝通从产业发展及生产、消费链条等经济和贸易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此外,他更痛心疾首地反思了乡土人才流失给乡村发展带来的致命影响。
  2.从乡到城
  乡土人才从乡到城而不再返乡,进一步造成了“损蚀冲洗下的乡土”。乡土社会被“损蚀冲洗”的过程,费孝通类比于李林塞尔用“采矿”描写的美国田纳西河区域:一块地种了几年棉花后就把地里的养料耗尽了,再加上河水的冲洗,导致土质日益变坏,作物不长,加之森林遭受砍伐,大雨之后,水流一路把膏腴之地冲洗侵蚀。经过这样冲洗的土地,最终变为荒区。[1]352-353
  这种耗尽一切养分的发展和增长,最终导致的乡土衰败,需要一个极其关键的要素即人才来复原。费孝通着重强调的人才力量正是乡土社区里成长起来的本地人。“除非乡土社区里的地方人才能培养、保留、应用,地方性的任何建设是没有基础的,而一切建设计划又必然是要地方支持的。”[1]353
  乡土人才无法留在乡土,而是沿着由乡入城的路径流入城市。费孝通辟专章谈到“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问题,并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分析。他和潘光旦先生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发现其中一半来自乡间,也就是说,当时人才的分布并不是集中于某一固定区域或某一固定阶层,“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1]357。费孝通认为,“人和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感情的联系,一种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的有机循环中所培养出来的精神”[1]355,“中国落叶归根的传统为我们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1]357。这种感情的联系和传统曾经为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一个人功成名就,也不忘根本,他对乡土具有一种责任。
  但这种传统在近代被割断,“乡土培植出来的人已不复为乡土所用”[1]358,当时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青年失业现象严重,而他们乡村的家也回不去。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价值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乡村与他们产生隔膜;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大学教育和中等教育都没有培养乡土社区人才,他们所学的一套来自西洋的知识体系,无法找到一条对接的通道将之运用到乡土社会。最终,“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去”[1]358-359。
  其结果便是,“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的社会的基层乡土”[1]358。本土人才外流,不仅造成乡土建设所需的人才匮乏,还导致了乡村地方权力的变质。
  这就是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的被“损蚀和冲洗”,以前植根乡土的人才被吸走,本可回到乡土的人才却又回不来,乡土不断受到人才外流的损蚀,乡土文化和乡土传统也日渐稀薄。就当下而言,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土成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二元悖反的生存现状。受制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屏障,以及公共资源配置不均等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限制,由乡进城的人即使有心回归乡土,也无力承担回乡的成本;而勉强留在城市从事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大量外来者,更是处处被边缘化和底层化。这些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打工者,在当前的政策激励下可被纳入返乡农民工回乡再创业的考量之中。而大量来自乡村,在城市从事科教文卫、服务政府部门或自己成功创业的商业人士等,正是乡村振兴所需的新乡贤力量。
  3.由城返乡
  乡土人才由城返乡涉及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的问题,这在费孝通论述乡土重建问题时都是重点关注的。就其必要性而言,前文论述中已经涉及,在此重点阐述费孝通谈到的可行性问题。
  首先,在情感方面,乡土人才由城返乡具有可行性。“返乡”是一种人和乡土之间的基本感情联系的表达,也是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一种情愫。家乡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承载着一个人对故土的最深的眷恋,也饱含着一个人与家人之间的情感和回忆。中国人对故土的这种情怀,能内在持久地发挥作用。因此,从古至今,回乡报效乡土和父老兄弟都是中国人不断返乡的原动力和情感基点。费孝通正是基于对乡土中国的深切理解,从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结构和文化心理入手,提出了这种人地情感连接作为乡土人才由城返乡的最基本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其次,在填补地方领袖人物匮乏方面,乡土人才由城返乡具有可行性。地方领袖人物是地方社会认可、在民间具有相当威望并领导民间社会活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往往因其人格魅力、领导才能、威望度和认同度、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物质财富及人际关系资本等方面的原因,获得民间社会的推崇。
  费孝通举了他在英伦所见的一个实例,来说明当时地方领袖人物的匮乏及其应对。“以往那种贵族、乡绅、牧师等人物现在已经失去了被人民尊重的地位,但是在英国乡村里却有一种人在担负过渡性的领袖责任。我称他们的责任是过渡性,因为依我看来,将来乡村社区里自会生长出新的社会重心和新的领袖人物来的。现在那些过渡性的领袖是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这些人并不是从乡间出身的,他们的职业也不在乡间,但是退休到了地方上却成了地方自治的机构中的重要人物了。”[1]348
  在此,费孝通谈到了几个问题,其一是传统乡村权威的失势和瓦解;其二是过渡性乡村权威的出现;其三是过渡性乡村权威的基本构成;最后,暗含的一层意思是,未来由过渡性乡村自治领袖到乡村自身权威的再建构。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费孝通所设想的地方领袖人才过渡计划,该计划很好地解决了过渡人才从何而来的问题。费孝通在此列举了“从都市里退休回去的医生公务员、学者和富于服务心的太太们”。细加辨析,可以发现,这类人与当前所提倡的新乡贤具有吻合之处。虽然费孝通强调,在英国,这类人并非本乡本土人士,但在中国语境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本乡本土出生的此类人士返乡担任过渡领袖。结合我国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乡贤进行的明确身份界定,即从乡到城的“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医生教师、规划师、建筑师、律师、技能人才等”,我们发现,费孝通在中英比较之中,已经独具慧眼地发现这类新乡贤在重建乡土中大有用武之地。此外,费孝通更为深刻地提出,过渡计划的目的是培育乡村社区自身的领袖人物,即未来的乡土领袖孵化。   最后,搭建乡土人才返乡以后对接乡土的“桥梁”,使乡土人才由城返乡具有可行性。乡土人才如何返乡,实际上是乡土人才如何对接乡土的问题。费孝通观察到毕业大学生无法回到供养他读书的故乡,由此引发他思考对接“桥梁”的问题。费孝通的这一思考,可谓从制度层面、体制机制层面探讨乡土人才由城返乡的问题。乡土人才由城返乡是一个涉及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供给、城乡户籍制度、城乡教育和医疗制度等人、财、物多方面的系统工程。费孝通当时的思考已经涉及大学及中等学校教育体系及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一个乡间出来的学生得了一些新知识,却找不到一条桥可以把这套知识应用到乡间去;如果这条桥不能造就,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的”[1]359。
  二、双轨政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及作用
  费孝通在论述乡土重建的问题时,提出了社会学界一个相当经典的概念,即“双轨政治”。如何理解费孝通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关系及社会结构时所构建的“双轨政治”,尤其是,如何结合当前新时期新乡贤文化来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对深入理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及作用颇具启发意义。
  1.双轨政治
  费孝通对乡土重建问题的思考,由现状入手,又从中国传统深入,参乎西方实例,最后反思并建构重建理路。在这一脉络和路径之中,深入中国传统是为了厘清中国传统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看清当时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即基层行政之僵化。费孝通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中析出了政治的双轨,即自上而下的轨道和自下而上的轨道。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由自上而下的轨道传导,而在县域以下的地方基层社会,自上而下的权力往往会发生转换,其中,乡绅阶层在沟通国家与地方、将地方民意上传至国家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专制皇权往往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开快车”[1]337,而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无为主义和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可以避免单轨上的“火车”开得太快,这正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重要作用。“自上向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1]338在此,费孝通发现了“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这最为有趣也极其重要的“两门”之间地带。在中国政治轨道和政令传达的体系中,我们表面上所见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的命令,但是,“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机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轨道并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这就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1]334。至此,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双轨政治的重要节点和转换点,落在一个独特的群体即士绅群体身上。
  近代以来,“政治的双轨实际都已淤塞”[1]354,这可以从双轨的两个方面来看。从自上而下的路线看,中央虽然一步步将行政机构深入地方,“筑下了直达民间户内的轨道,而实际上却半身不遂”,[1]354地方官员的徇私舞弊和地方公务的腐败不堪让自上而下的轨道拥堵不畅;而从自下而上的轨道看,情形更堪忧,传统社会中由士绅阶层发挥的沟通基层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轨道早已荡然无存,“上通的轨道影子都不见了,以致连以往‘道在师儒’时代的无形轨道都觉得值得回念了”[1]354。
  2.新乡贤的再生产:身份重塑
  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中国的士绅集团作为一个群体整体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中国士绅的文化心理及文化表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在费孝通所分析的双轨政治中,士绅群体在历史上沟通上下、庇护乡里的作用也不再结构性地存在。
  新时期,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鼓舞下,各地新乡贤文化被制度化地再生产。
  首先,通过一系列推选制度,产生新的身份,制度化地再生产新乡贤的身份。以山东邹城唐村镇为例,唐村镇隶属“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地”的孟子故里——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位于山东省中南部。唐村镇深厚的乡贤文化积淀,为新时代乡村振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借助传统乡贤文化和乡贤传统,当地党委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助力地方基层治理,振兴乡村发展。2013年以来,唐村镇启动了“儒风唐韵”新乡贤文明行动,完善了相关制度,制定、出台了《唐村镇乡贤推选实施方案》《“儒风唐韵”新乡贤文明行动实施方案》等,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新乡贤选任、培训和管理办法。[8]
  唐村镇党委书记G说:“唐村镇结合实际,在包括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医生、退休工人,也包括为富亦仁的经济能人中,通过群众推荐、支部提名、党委认定,全镇共推选出35位新乡贤。”(GS访谈)当地乡贤的代表人物,兹举数例:QRS,中共党员,某国企员工,退休后回乡,担任村红白理事会长;PYK,某国企员工,当地潘氏家族传人,积极参与家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搜集整理古贤史料;QQC,中共党员,镇退休干部,参与镇志和村志编撰;WZZ,中共党员,镇退休干部;GRZ,中共党员,镇退休干部;LWP,某公司经理,镇商会会长;GCS,医生;LDR,中共党员,退休教师;YRK,中共党员,小学校长。
  其次,通过一系列政府工作和活动,不断强化新乡贤身份的内涵。如,唐村镇为让新乡贤落地生根,当地党委、政府抓住新乡贤工作的六个落点:一是聚乡贤传家风,二是聚乡贤转村风,三是聚乡贤惠民生,四是聚乡贤促发展,五是聚乡贤保平安,六是聚乡贤助党建。由此,唐村镇将新乡贤与乡村文化存续、乡风村风建设、民生工作、经济发展和党建工作等一系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新乡贤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唐村镇还结合当地文化传统,为新乡贤赋予古代乡贤文化之内涵。唐村镇乡贤传统古已有之,如明代潘榛即为乡村贤达的代表。为此,唐村镇重整潘家祠堂,打造新乡贤文化的阵地,先后建成了邹鲁乡贤馆、潘榛图书馆、王炉村乡贤馆等展示场所。在邹鲁乡贤馆中,陈列着从孔孟到潘榛共16位古代乡贤、唐村镇各姓氏家训、10名新乡贤事迹及184户乡风文明户代表。古代乡贤文化和新乡贤事迹的公开展示,不仅重塑了这些人作为新乡贤的身份意识,而且强化了当地人对新乡贤的认可和赞同。   再次,通过传统仪式的再生产,不断加强新乡贤身份的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古代传统仪式的再生产也进一步重塑和丰富了新乡贤的角色,如当地对乡饮酒礼的挖掘和再造。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饮食礼仪,盛行于周代,一般由乡大夫主持,目的在于考察贤能或敬养老人。[9]乡饮酒礼也称为乡礼。甲骨文中“乡”字形为两人围着盛有食物的食器跪而对食,以此表示一个群居的团体,后世乡饮酒礼与初民同居共食具有密切关联。[10]孔颖达认为,乡饮酒礼的举办一般有四种情况,其一为“三年宾贤能”,其二为“乡大夫饮国中贤者”,其三则为“州长习射饮酒”,其四为“党正腊祭饮酒”。考察《周礼》所载:“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兴其众寡,以礼礼宾之。”郑玄注曰:“谓合众而尊宠之,以乡饮酒之礼,礼而宾之。”[10]唐村镇对乡饮酒礼进行了成功的挖掘和恢复,并请新乡贤参与乡饮酒仪式的展演。在仪式再生产的同时,为新乡贤角色注入了传统乡贤文化的要素,并强化了他们自身对新角色的认同。
  3.新乡贤的再生产:作用重塑
  新乡贤的再生产重塑了新乡贤群体在乡村的作用。在费孝通的双轨政治中,以往缺失的自下而上的轨道,通过新乡贤的再生产,在国家正式行政机构的末端和民众之间,架构了新的桥梁。
  首先,新乡贤有助于党委、政府凝聚乡村民众共识和基层民众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委和政府的引领和指导下开展的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新乡贤群体在党委、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游走,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和双方的沟通交流。如,在唐村镇,乡贤工作在支部的领导下展开,新乡贤对支部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在王炉村村民坟地迁挪和建设公益墓地的工作中,村支书找到新乡贤商量,两位新乡贤通过半个月的努力,做通了群众的思想工作。新乡贤往往在宗族或邻里中享有威望,通过亲缘、地缘和人缘等优势,大量的矛盾纠纷能被新乡贤在基层解决。又如在西颜村收麦子期间,其中一家因为误收了邻家的一垄麦子,结果两家人相持不下,新乡贤用自己家的麦子先顶上,然后通过评理,化解了邻里矛盾。[8]220正如当地领导人所说:“新乡贤是德治的一种手段,少了行政的强约束、弱沟通、硬治理,更多的是乡贤参与下的强沟通、软约束、善治理。一年来,新乡贤的作用不断得到发挥,越来越成为党委政府眼中的‘德高望’,村干部身边的‘好帮手’,群众心里的‘自己人’。”(GS访谈)
  其次,新乡贤有助于形成新的乡村地方权威,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费孝通谈到,乡村发展需要有本土民众的组织化力量来对接外来资源,乡村地方权威的缺失,或乡村地方权威黑恶势力化,都极大地影响了乡村基层民众力量的正常发挥,导致民间的组织化受阻。按照费孝通的地方领袖人才过渡及孵化计划,新乡贤作为过渡型的乡土地方领袖,有助于培育和孵化本乡本土的地方权威,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
  再次,新乡贤有利于导入乡村发展资源和渠道,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不少新乡贤作为事业有成、荣归故乡的人士,或具有一技之长、或热心乡里,自身具备乡村发展所欠缺的信息、技术、文化、资本或市场资源。当新乡贤返乡之时,他们携带的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市场拓展或科教文卫振兴的发动机。鼓励和引导新乡贤带着技术、资本下乡,同时通过相关的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新乡贤和地方民众双方的利益,将实现二者互惠双赢的局面。
  三、结 语
  重返费孝通几十年前在乡土重建问题中的诸多思考,我们发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诸多话题早已被他论及并有相当成熟的思考。而费孝通对当时乡土社会整体现状的担忧和对未来的设想,于今仍然发人深省。
  伴随国家对新乡贤文化的大力倡导,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新乡贤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大有可为。返回并接续费孝通对乡土人才和鄉村社会结构的思考,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新乡贤在当代新的乡村秩序和乡村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及新乡贤发挥作用的渠道和意义。
  总体而言,重返费孝通乡土重建的视野是为了克服并超越他曾担忧的问题,为当前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理论关照和可能路径。新乡贤作为费孝通在双轨政治中着力最多的士绅阶层的现代转化,其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时代和社会意义与以往颇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不同。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在费孝通的思考与当下的社会情境之间,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并认识新乡贤在新时代被再生产的社会意义,并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积极促进新乡贤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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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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