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

作者:未知

  摘 要:“问题意识”是人们关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观点,它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观,反映的是主体如何“观”问题。树立问题意识是理论需要、历史需要和现实需要。要从唯物史观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理解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科学的世界观。它是实践第一的通俗表达,是坚持顶层设计的内在要求,是深刻的解放思想和深刻的统一思想。
  关键词:问题意识;问题观;科学的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0)01-005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实践哲学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14CK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双套(1984—),男,浙江安吉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哲学的特点就在于关注问题并对“时代问题”作出回答。正是不同时代所产生的问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从经验层面来说,问题意识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困境和矛盾。如何从哲学上对经验层面的问题意识进行提炼和概括?这就要从哲学出发阐明何谓问题意识、何以要树立问题意识、以何种方式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蕴含着怎么样的世界观等问题。
  一、何谓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人们关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观点,它本质上是一种问题观,反映的是主体如何“觀”问题。从马克思哲学的角度来说,问题意识是主体在根据自身目的、需要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特点,以特定的精神状态和实践手段,着眼于寻找、分析和破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力求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困难,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形成的用范畴、概念和判断来表述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观点和学说。因此,问题意识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问题意识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问题意识的目的就是要提出、分析和破解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客观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所以,问题意识也就是被意识到的问题存在,是被生活决定的。问题存在决定问题意识,问题的存在和变化决定了问题意识的存在和变化。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面向问题的,正是在解决问题中实现社会进步和人自身的完善。正如习近平所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2]反过来,问题意识一旦形成也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为问题意识和问题存在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问题意识不是对问题存在的简单复写,它说明的是客体特性与主体需要的差距。问题意识表明了主体对解决客观问题的向往,反映了主体对社会实然状态的批判性反思,说明了主体对现实的不满足,蕴含了主体对现实问题解决的思考,包含着主体要求超越当前现实的追求,寄寓着主体创造更为美好未来的理想。正是有了问题意识,现实的人才有可能实现对人的现实的超越。
  其次,问题意识是“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的统一。问题意识是主体基于对自身目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特点的判断而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异于动物和自然界的发展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借助一定的手段把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对象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新的发展实践来满足人类新的需要和目的。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63这说明动物的生产遵循的是“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也就是说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的肉体需要。而人的生产不一样,人的生产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是有明确问题指向性的活动。一方面,这种生产需要遵循“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即要解决人自身的问题,满足人自身的目的和需要;也需要遵循“任何一个种的尺度”,也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要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另一方面,人善于“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也就是将人自身的目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特点结合起来,把解决人自身的问题和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高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原因就在于人的实践活动遵循两个尺度,并且善于将两个尺度结合起来,在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中,在解决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统一中,推进社会进步。
  最后,问题意识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生成的。问题意识是用范畴、概念来表述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观点和学说。由于概念、范畴和判断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给人感觉就是问题意识具有独立性。“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1]530思辨哲学在问题意识上的错误就在于此,他们将问题意识从现实生活过程中抽取出来,使之“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归根结底,问题意识应该反映思想和现实的变化,这也是马克思哲学的应有之义。“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544,马克思哲学正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意识(包括问题意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就在于主张哲学是面向“物质实践”的。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也使用“实践”概念,但是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本身是思辨的,他所说的“实践”和柏拉图所说的“理念”、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鲍威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没有本质区别,他将问题意识的独立性绝对化了。可见,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的、生成的、时代的,他的问题意识也是实践的、生成的、时代的。   二、何以要树立问题意识
  马克思哲学认为理论取决于需要,“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2,所以,问题意识的树立也离不开“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现实需要,也包括理论需要和历史需要。
  首先,树立问题意识是因为问题意识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即是理论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是回答了“什么是人的解放、怎么样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时代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11所谓“抓住事物的根本”就具体体现为问题的解决程度。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来看,19世纪的欧洲,一方面是社会总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贫困程度日益加剧,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56马克思将这一现象称为“历史之谜”,正是在思索“历史之谜”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旨在解放无产阶级、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人的解放,怎么样实现人的解放”这一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3,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不同历史时期“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况不一样,所面临的解放任务、所要解决的解放问题和依托的解放形式也不一样,这就需要用不同的问题意识去应对不同的问题。
  其次,树立问题意识是因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即是历史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党,并善于从具体的经验中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人的解放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结合,通过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不断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表现和理论表达,正是问题与理论的互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5]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指出,“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定名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这就是共产主义。终极问题的解答需要长期的努力,中共二大在中共一大提出的共产主义最高纲领基础上,面对现实问题明确了现实任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540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面对人的解放的现实问题,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和奋斗纲领。如果说毛泽东主要回答了如何使中国“站起来”的问题,那么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则主要回答了如何使中国“富起来”的问题。
  最后,树立问题意识是因为“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即是现实的需要。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来说,这一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592进入新时代,我们面对的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未发展起来”时期进入到了“发展起来以后”时期,邓小平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6]。如果说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解决了“发展问题”,也就是“富起来”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就需要回答“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就是“强起来”的问题。习近平正是在回答“强起来”的问题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时代问题。
  三、以何种方式树立问题意识
  面对同一问题,不同群体、阶层由于自身知识储备、立场的差异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具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如何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呢?问题意识的提出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應该有理论依据。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理论讲问题主要就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规范和引导问题意识。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567-568,所以,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去理解问题意识。
  首先,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问题。人类的冲突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政治冲突、思想冲突、意识形态冲突等,但是这些冲突的根源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做是这些革命的基础。”[1]567这就启示我们,要解决“强起来”这一时代问题,一方面,要促进生产力发展。“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7]591。“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538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提出了“经济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另一方面,要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恩格斯指出:“我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7]588邓小平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改革已经取得共识,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革。当前的改革要坚持底线思维,这个底线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方向的底线。要坚持能改的坚决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二是改革目的的底线。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改革”[8],这就是当前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判断改革措施优劣的标准。   其次,问题的产生和消亡是自然历史过程。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问题产生和消亡的根源。所以,问题的产生具有“自然历史性”,问题不是想回避就能回避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9]。同样,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问题的产生规律,也不可能离开问题产生的条件跳过或者用法令取消问题。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看不到,或故意回避、掩盖和无视,或不把问题当问题,或不想解决问题而不存在。问题的解决也具有“自然历史性”,问题不是想拖延就能拖延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解决的条件成熟以后,问题自然应该和可以被解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4]592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是决会灭亡的。同样,伴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也是决会灭亡的。这就告诉我们,问题的存在确实让人悲观和难堪。但是面对问题,如果任由烦恼和愤怒情绪发展,则会对社会失去信心,甚至用“问题”否定成绩,如此“问题意识”本身就是问题。问题的解决是逐步的、渐进的。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最大的实际仍然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诸多问题还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发展来解决,要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面对问题,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容易,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困难,因为操作方案需要分析问题出现的条件、问题产生的根源和问题解决的路径。面对问题,既不能以成绩否定问题,也不能以问题否定成绩,做到既不回避问题,也不急于求成。
  最后,问题的解决是量变和质变统一的过程。问题的解决都是从量变开始,没有一定程度的量变,就不可能有质变。但是,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通过质变来实现,没有质变就称不上发展。所以,要通过推动问题解决的量变,逐步实现问题解决的质变,最终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回望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可以发现,这40多年正是在逐步发现问题、渐进解决问题中前行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问题的解决不是随心而欲、一蹴而就的,问题的解决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看到问题,并不代表问题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比如说,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之谜”,但是对历史之谜的解答需要时间和条件,“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539问题的解决是由“现有的前提”决定的。要将问题的解决看做一个过程,只有坚持过程思维的“问题意识”,才是正确的“问题意识”。这启示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需要有相应的战略安排。问题明确了,方向也就明确了,在明确问题和方向的基础上,需要将问题和方向转化为可以奋斗的目标、可以付诸实施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落实到新时代,就是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所以,新时代,坚持共产主义就是要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断促进人的发展,保障每一个人的合理、合法的权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一条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需要分阶段完成。第一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三步走既是人民幸福的不断实现,也是民族复兴的不断实现,更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新时代推进共产主义当代落实的战略安排,是问题解决过程量变和质变统一的体现。
  四、树立问题意识蕴含着何种世界观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如何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将问题的解决办法总结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问题解决规律?这就需要在回答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首先,问题意识是實践第一的通俗表达。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以往的哲学都试图从理论、逻辑、逻各斯出发构建关于世界本质的以体系主义为目标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是从实践、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出发理解世界本质的非体系主义的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99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建构、发展理论,而不是像理论哲学那样,虚拟出一个永恒的“概念”来统摄全部社会生活,解释全部的“对象、现实、感性”。
  用实践哲学去看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可以发现,问题意识体现了实践哲学的鲜明品格。问题意识强调实践优先,这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0]所以,理论无法脱离现实而独立存在,理论因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产生,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离开了现实问题的理论不具有“合法性”。习近平总是根据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来思考中国社会的发展,他反对脱离问题去主观设计中国的未来发展。事实上,生活之外主观设计出来的理论是无法解决源自生活实际的现实问题的。和无限的、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相比,人类的理性和知识总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关于事物的一切知识,也不可能事先预测人们行为的所有后果,更不可能通过事先设计来规定社会发展的方向。理性的有限性和实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永恒的,这也是人类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对世界的认识的缘由,是人类进步的动力。问题意识要求从“问题”出发体现了人类面对复杂社会生活,对自身理性有限性的承认,这种有限性就要求必须采取问题意识的思路。所以,问题意识也是对列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实事求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继承和发扬,因为“问题”和“具体情况”“实事”“石头”表述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讲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问题。   其次,问题意识是坚持顶层设计的内在要求。“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问题意识是实践第一的通俗表达,并不是说,坚持问题意识就是否定顶层设计,落入事务主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非常强调顶层设计。一方面强调顶层设计,一方面强调问题意识。如何理解两者的兼容?有一种观点将问题意识与顶层设计相对立,认为问题意识是新时代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只面向问题而无顶层设计,容易落入事务主义;还有一种观点将问题意识理解为被动应对问题,认为问题意识是让问题来倒逼改革,而没有能主动积极去改革,等问题出现了,情况变得复杂、严重时才进行改革,所以,问题意识式的亡羊补牢改革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这些观点是对问题意识的误读。从哲学上看,这是将从问题出发和从主义出发进行了对立理解。问题意识强调不能用主义禁锢思想,从而忽视问题,而应该从问题出发,将各种思想资源进行整合以有效解决问题。问题意识反对思想禁锢不等于不要思想理论指导、不要顶层设计,而是说不要片面的、抽象的、僵化的、教条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本身也应该从问题出发,只有适合问题的顶层设计才是受欢迎的,顶层设计始终要和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所以,问题意识的深刻内涵不是说不要顶层设计,而是说不能用一个永恒不变的顶层设计来支配变化多彩的现实问题,必须依据变化了的问题而不断发展、更新顶层设计。
  再次,问题意识是深刻的解放思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两个凡是”、姓“资”姓“社”抽象争论都是源于对社会主义本质错误的先验认知,把社会主义当做前人、伟人设定的亘古不变的教条。如此教条是禁锢思想、远离问题的。所以,关注问题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解放思想。思想建立在对问题的理解之上,是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而形成的。在问题的基础上,人们会形成一整套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概念、范畴和原理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但是问题总不断转换。面对新问题,既有概念、范畴和原理可能已经不适用,而人们的认识总是依托已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这时已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既是人们获得新知识的中介,也可能成为阻碍人们获得新知识的教条。可以说,教条主义产生的认识论原因就在于思想没有随着问题的转换而发展,而使得思想變得僵化,在这个意义上,问题意识是深刻的解放思想。
  最后,问题意识是深刻的统一思想。一方面,问题意识是深刻的解放思想,另一方面,问题意识是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因为问题意识意味着把精力集中到问题上,把思想统一到问题上。现实生活中,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不同群体、阶层就会基于自身知识储备、价值立场提出不同主张。如何面对这种多元的社会思潮?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1]事实上,不争论不是说不要指导思想,也不是说对任何问题都不讨论、不研究,而是强调要搁置意识形态的抽象争论,对某些具体问题不做意识形态的抽象争论,将思想汇聚到“实干”上、引导到“问题”上,把思想统一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措施上。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杭州:人民出版社,2009.
  [2]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35.
  [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4.
  [6] 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103.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0.
  [1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16-05-19(02).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责任编辑:雨 蕙】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112181.htm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