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压力视阈下中美贸易冲突的特点与前景

作者:未知

  摘要:特朗普上臺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的走向跌宕起伏,虽然当前中美之间已达成初步的贸易协定,但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仍充满变数。通过分析实际状况,可以发现引发本次贸易冲突的关键因素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三重压力:一是美国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压力;二是美国受到来自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三是特朗普政府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在三重压力之下,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措施逐渐成为美国应对结构压力的战略新抓手;二是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使得以高端产业为主的一系列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三是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使得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跌宕起伏的特征。综合这三重压力的作用与影响可以预见:结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分工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而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又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存在阶段性降温的可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从长远来看难以完全终止,因而在贸易冲突的不同阶段,双方更倾向于借助在多个领域内达成有利于自身的一揽子协议,谋求相对优势以缓解压力,进而以图后计。
  关键词:贸易冲突;中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9)06-0068-09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4月4日,白宫发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中国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此,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的同时,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也逐渐蔓延至双方人员的往来与交流、专利保护与技术转让、贸易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以及人民币汇率等议题。2018年11月,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的APEC峰会。尽管2018年12月2日和2019年10月12日中美两国接近达成部分贸易协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贸易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贸易规则制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分歧仍是博弈焦点。
  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中美贸易冲突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当前对于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动因、影响、前景走向及特征的相关研究和论述大都从较为单一的角度分析,虽然能够解释当前中美贸易冲突某些方面的原因和特征,但总体来看较为缺乏解释力。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大都将中美冲突的原因归结为贸易逆差、产业竞争等,这对于解释为何美国增加关税具有较高的解释力;然而,该视角难以解释中美贸易交锋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呈现出的动态变化。权力转移视角往往把中美贸易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体系层面的因素,认为由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体系压力迫使美国对华采取贸易战;然而,该视角缺乏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聚焦。单元层次的视角认为特朗普对华采取强硬贸易措施是为了兑现自身的竞选承诺和应对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竞选承诺和美国国内问题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即都是对广大选民的整体福利加以回应;单元层次视角虽然更加聚焦于特朗普政府,但其实际上并没有从整体上分析特朗普政府行为的驱动因素。
  针对当前研究的不足,笔者在此引入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视角,即从系统层次和单元层次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战进行归因,并总结其特点,分析其演变前景。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及发展,其在继承新现实主义的前提下强调单元内部因素对国际行为体的影响。与现实主义的其他流派相比,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优势在于能够对较为微观和具体的国际互动提出更为有力的解释。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对华贸易战是一个较为微观和具体的行为,其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不同因素的动态变化必然影响中美贸易冲突的整体走向。因此,借鉴强调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因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更为全面地剖析其爆发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可以更好地解释其演变特性并预测其走向。对此,笔者将从体系层面的结构压力和产业分工压力及单元内部的压力出发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系统、综合的剖析。
  一、美国对华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归因
  在国际社会中,影响国际行为体(本文主要指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的因素主要包括行为体所受到的来自体系的压力、行为体自身的利益追求以及来自行为体内部的压力。就国际行为体面临的压力而言,主要包括客观与主观两部分:客观方面主要是来自体系的压力和自身内部次级单元所施加的压力,主观方面主要是国际行为体为了达到某种目标所受到的阻力。通常来说,对国际行为体施加压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体系以及与自身主观意愿不一致的客观环境要素。为了维护或追求自身的利益,行为体在面对体系压力时需要对此做出适当的回应才能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面临与自身意愿不一致的客观环境时,行为体往往愿意在付出一定成本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改变当前状态,以期达到自身的目的。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也受到来自外部体系的压力、意图维持自身地位的压力以及缓解来自自身内部压力的影响。
  1.美国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压力
  国际体系应由相应的国际行为体、国际规范以及格局所构成。其中,国际格局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国际体系的变动主要取决于构成要素的变化。一般单一要素的变化难以改变整个国际体系,但两个以上的要素发生变化时,国际体系往往会随之改变。近年来,中国的日益崛起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在客观上对国际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国际规则方面,中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话语权逐渐扩大。2010年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提高至4.42%,成为第三大股东国。2014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总部设在上海。2015年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落地,总部位于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动,对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经济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这之后,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特朗普执政以来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尝试改变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美國所面临的结构压力主要源于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结构压力有三个衡量指标:体系中的大国数量(极的数量)、实力分布状况(失衡程度)以及与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相对实力比较(实力差距)。当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朝着不利于守成国方向发展时,守成国受到的安全压力就会随之增大。为维持其霸权,守成国必然会对此做出回应并对自身进行调整。一些证据表明,当前美国社会有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2015年兰德公司在《美中军事记分卡:军队、地理和持续演变的力量平衡(1996-2017年)》中指出,美国的统御范围正在逐渐收缩。在未来5到10年,如果美军和解放军大致延续当前的发展轨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统御范围将逐渐收缩。2016年兰德公司在《与中国开战:不可思议之议》中提出:由于美国军事优势的下降,美国再也无法确保一旦与中国开战,战事将按其设想发展;但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将远远大于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前提是在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反言之,如果双方动用核武器,则不会存在最后的“赢家”。为了维护霸权,在避免最坏情况发生的同时阻滞新兴大国的崛起成为守成国的一个重要议题。把崛起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通过全方位的手段来阻挠其崛起也是守成国的必然选择。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表明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关切,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强硬且更显深意的贸易措施也由此接踵而至。
  美国的世界主导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对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的主导,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传统安全领域;二是对全球公共领域治理意义上的主导,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对国际道义制高点的主导,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充当的“自由世界灯塔”角色。当前,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上,矛盾焦点主要体现在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地位的竞争上。过去四十年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和未来良好的发展预期是美国压力感的主要来源。在世界权力发生转移之前,往往会经历大国之间国际经济地位的竞争,经济实力的竞争是未来国际领导权竞争的基础。因此,美国首先要做的就是预防性地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借助贸易手段让中国陷入“经济压力陷阱”就是其重要体现,也可以看出美国试图使中国因经济改革无法深入而失去崛起机遇。
  2.美国受到来自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在不同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时,自由贸易可以增进贸易参与国的整体福利,贸易结构也由国际产业分工决定。由于不同国家的要素优势不同,且商品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也不同,因而每个国家都可以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贸易。当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时,自由贸易不仅可以使生产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同时也能够使生产要素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均衡分配,从而进一步提高参与贸易国的福利。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以高端产业为主的国家在人均产值上往往远高于以低端产业为主的国家。以瑞士为例,该国经历了多年的和平发展后,建立起发达的金融、精密制造、大宗商品贸易、奢侈品等高附加值产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瑞士的人均GDP已超过8万美元;相比之下,尽管经历了多年高速发展,高度依赖中低端制造业的中国2018年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于私有资本的充分尊重、对于产权的充分保护以及对资本逐利行为的鼓励充分释放了个人的智慧和欲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原因。但私有资本和自由市场也有其固有缺陷。私人资本的过度“逐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业空心化。加之受到人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中低端产业资本的回报率将逐渐下降,使其被逐步淘汰。在极端情况下,大部分的资本将涌入回报率最高的虚拟经济行业。而在该过程中,伴随中低端产业被逐步淘汰的将是产业工人大面积、结构性地失业。从20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主要精力大部分放在高新技术、虚拟经济上,甚至做着通过控制世界产业链的顶端来实现维持霸权国地位的美梦。然而,进入21世纪后,繁华背后的负面作用很快显现。先是美国制造业进一步外流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后是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尽管在此之后美国力图实现“再工业化”,但收效甚微。毫无疑问,该过程所带来的失业问题、社会问题必然会通过选举、国会、压力集团等渠道影响美国的对外决策。而在当前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主要中低端产业的中国就成了美国决策者面对这些压力时的最好借口,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对中国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措施使得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本土。
  从国际产业分工的动态发展来看,一个国际或地区经济行为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国际产业分工,比如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但大国与小国在产业升级上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在性质上存在根本不同。小国的产业升级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最多在有限的领域和产业造成一定规模的影响,而大国实现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将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重构。比如,一旦中国完成产业升级,掌握现在被发达国家垄断的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支柱产业,凭借更加完整的产业链与之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那么发达国家的产业甚至整个经济将可能陷入被动境地,而中国则可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拔得头筹。从这个层面上看,中美之间就不同的关税政策、产业措施和贸易规则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将是必然的。因此,中国关于实现产业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3.特朗普政府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
  在国际体系中,来自国内的压力也被称为单元内部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单元内部的“团体”以及单元内部的政治结构。肯尼斯·华尔兹认为正是政治结构塑造了政治过程。美国贸易政策形成的内部压力主要来自公众、议会和利益集团。有学者基于“民主政府一利益集团”模式构建起了一种关于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菱形博弈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包括总统、国会议员、利益集团(压力集团)和公众。前两者属于贸易政策供给方,后两者为政策需求方,并且这四方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因而美国贸易政策在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它们之间彼此博弈后的均衡结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对于制定和执行贸易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但其主要是通过影响总统或国会的决策来间接地施加自身影响,并且其权限和职责在很大程度上是总统和国会博弈的结果。此外,政党政治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也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来说,美国的两大政党分别代表了国内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往往呈现相互对立的立场;美国的政党在贸易政策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在政府、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权力分配格局基础之上展开的。   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主要面临着来自民众、利益集团及国会的压力。在民众方面,2016年特朗普的成功当选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开始了新一轮政党重组,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反建制派和本土主义势力成了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并且特朗普与其支持者之间的利益捆绑态势日趋增强。这些白人蓝领阶层是美国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被收入下降、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所困扰。为回报这些人的支持,把目标锁定在从全球化过程收益较多的中国就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不二选择。因此美国通过对华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措施,试图减少贸易逆差,使制造业回流。在压力集团方面,特朗普政府主要受到来自钢铁、汽车以及高科技行业等相关协会的影响。美国钢铁产业协会总裁丹吉泽克曾将美国制造业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对钢铁产业的过度补贴。在国会方面,对华强硬似乎已成为各方的共识。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威胁要向中国提高关税时,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双重支持,当其意图解除对中兴的部分制裁时,遭到了国会部分对华强硬派议员的反对。
  此外,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过程中,观众成本也是必须要考慮的因素之一。“观众成本”的概念由詹姆斯·费伦提出。在这一概念中,他认为国际危机谈判受到公众的关注,如果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威胁对手后选择退让,会遭到国内公众的惩罚。其中,国内政治观众主要包括反对党、竞争对手、国会议员、官僚、利益集团和关注传媒的大众等。因此,领导人在做决策时必须注意是否会招致民众的失望。。有些学者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批评,但其支持者们依然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观众能够直接对决策者产生制约和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影响下次选举的结果。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从竞选伊始就提出要对中国提高关税,还发表了一系列诸如“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等高调言论。这让特朗普在成功当选后不得不“兑现”承诺。2018年,中国也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反制措施,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特朗普政府想要缓和局势的观众成本。
  二、三重压力视阈下中美贸易交锋的特点
  1.经济措施逐渐成为美国应对结构压力的战略新抓手
  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往往通过武力实现。据哈佛大学学者的研究,在历史上16次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中,12次发生了战争。相比之下,当前中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以往截然不同,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中美两国都是合法的“拥核”国家,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或爆发战争,损失将是双方都难以承受的;二是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已成为主流,这也意味着占据优势的国家会更加倾向于通过非武力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因此,从第二点上看,将中国置于无法逃脱的困境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让中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才是最符合美国战略经济利益的。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罗伯特·阿特会认为欧亚大陆大国问的深度和平属于美国的重要利益,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其他利益,影响着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0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的贸易战、金融战、关税战成了美国阻滞中国崛起的重要抓手。而这也反映出今天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与以往美苏之间的战略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从横向上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与美欧、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存在本质区别。美国对华采取的贸易措施不仅有平衡贸易逆差之意,还有着阻滞中国崛起之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程度上中美贸易冲突更为激烈。与对中国采取的措施相比,美国与欧盟、日本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个别商品的关税上,例如铁和铝的关税。而美国对华征收关税的税率和总额都远高于欧盟和日本。二是在平衡双边贸易逆差的问题上,美国的对华措施与对日措施不同。中国和日本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又都是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为了平衡贸易逆差,美国一方面要求日本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和对美开放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其购买更多的美国军火。而对于中国,则是要求其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物资,但在中国需求较大的高新技术领域依然采取封锁措施。三是美国对欧盟、日本采取贸易措施的动机与对华动机不同。相较于对华动机而言,美国对欧盟和日本采取的贸易措施更多体现的是“在商言商”,考虑得更多的是经济层面的因素。而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平衡经济上的逆差,另一方面则是借此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打压,以弱化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有着更多政治和战略层面的考虑。
  从纵向上看,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与20世纪以来美国发起的两场主要贸易战相比有着更为特殊的战略背景,在性质上也有很大差异。一是所处环境不同。美国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以英、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打贸易战主要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主要是受美日贸易逆差以及美国国内经济“滞胀”压力的影响。相较之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发生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令各国联系更加紧密的情况下,这使得双方之间贸易战的成本远高于过去;另一方面,当今世界虽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并未发生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即贸易手段并非解决分歧的最佳选择。二是对象的性质不同。不论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国家的贸易战还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战,都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集团内部的利益再分配,其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层面的收益和成本。反观当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两国不仅在国家性质上不同,更是存在着崛起国和守成国的结构性矛盾。三是手段和目的不同。与20世纪美日、美欧之间的贸易战相比,中美贸易冲突在背景和性质上的差别直接决定了美国对华采取的措施、手段和目的的不同。美国对华不仅采取贸易上的手段,还辅之以金融、货币、汇率上的伎俩,还意图通过把贸易、金融、关税等手段纳入其一系列对华“组合拳”中,与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湾问题形成相互联动的效应,以达到阻滞中国崛起之目的。
  2.产业分工变化的压力使得围绕高端产业的一系列竞争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
  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构成要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从历史上看,成功的崛起国都是科技上的领先者,科技的发展带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催生产业革命,并最终推动社会革命。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崛起国奠定了在未来主导国际社会所需的物质和精神基础。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仅占世界人口约2%的英国在工业、贸易、金融、制海和海外殖民等方面达到了全球霸主的地位,最终成就了“英国治下的和平”。而后,统一之后的德意志和内战刚结束的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抢得先机,根据自身优势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迈入强国行列。尤其是美国,尽管起步较晚,但因其在新工业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经济发展迅速,最终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外,美国今天依然能够保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和它在二战后又一次引领第三次科技革命密不可分,并且其至今在科技上依然保持着领先地位。   目前,中国部分产业技术正由中低端逐渐走向高端,中美之间的产业互补性在逐渐减弱,竞争性在逐渐增强。2007-2008年,中美之间出口依存度均同时达到10%以上的行业有10个,这说明中美之间以互补性的产业贸易为主;2015-2016年,中美之间出口依存度均同时达到10%以上的行业只有7个。两国的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等因素的变化决定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不可避免。2018年以来特朗普就不断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高技术,并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关税以平衡中国“窃取”美国技术带来的损失。一份来自美国知识产权盗窃委员会的报告宣称中国每年从美国“窃取”的技术价值大约在225亿美元至600亿美元之间,并敦促特朗普对中国展开“301调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列出了对中国征收关税可能覆盖的十大高科技产业,并且明确宣称美国“希望”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了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一方面继续对中国企業实行技术封锁,例如禁止中国企业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另一方面,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人员流动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2018年5月29日,美国国务院称特朗普政府计划缩短向中国公民发放的一些签证的有效期限,机器人、航空、高科技制造领域的研究生仅限一年签证。虽然特朗普政府此项政策的具体目的不得而知,但受限制的领域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
  18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中国也深刻地认识到: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全面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然而,中国在科技上的赶超对于美国的霸权来说是一个根本性挑战。中国在科技领域一旦实现对美国的赶超,由此带来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将会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基础。更令美国担忧的是,科技赶超的实现将意味着中国能够在技术层面通过设立“中国标准”、提供公共产品、影响公共舆论等方式对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提出挑战。如果沿着“科技的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推动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最终促成大国的崛起”这么一个逻辑,不难发现,此次贸易冲突中美国在技术方面对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暗含“釜底抽薪”之意,而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以高端产业为主的一系列竞争会成为中美双方贸易谈判的焦点。
  3.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使得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变化不定的状态
  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对华采取激烈的贸易措施是特朗普政府急于在短期内振兴国内经济的集中表现。一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金融服务领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使得大量中低端产业逐步转移至海外,导致产业空心化,大量蓝领工人失业。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为振兴美国国内经济,平衡贸易逆差,要求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商品并对中国商品征以高税就成了其必然举措。二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主要支持者为白人蓝领阶层和农业生产者,为回馈并继续取得其支持以及履行竞选期间的承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让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业产品和能源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和税收手段让中国加大对美投资,迫使在华美企撤资回国以振兴美国国内经济。三是美国国内经济的振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础。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不管是采取军事防务措施还是通过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实现该口号或维护其霸权,都必须以国内经济的振兴为基础,否则那些伟大的目标和动听的口号都将是空中楼阁。因此,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其目标,特朗普采取了与国际规则和秩序背道而驰的“美国优先”政策。除中国外,美国也对其盟国采取了激烈的贸易措施,还通过金融手段对他国“剪羊毛”。
  正是由于美国对华采取激烈的贸易措施是特朗普政府的应急之策,其必然受美国经济形势变化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随着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美国国内部分利益团体和民众的部分利益因此受损,进而影响中美贸易冲突的整体走势。例如,当中国宣布对美采取反制措施后,美国的农业领域就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进而导致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中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因而,2018年12月2日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期间举行的“习特会"JZ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了部分共识,具体包括:美国停止原定于2019年1月1日将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由10%上调至25%的措施,继续维持10%的税率不变;中国将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达成协议但数量巨大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类产品。随后,中美贸易战似乎朝着好的一面发展:先是2019年1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副部级经贸磋商普遍被外界解读为距中美达成最终贸易协定又近了一步;随后2月21日至24日的中美经济对话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4日在其推特账户上宣布将推迟3月1日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接着在3月28日至29日的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再一次取得新的进展。
  然而,随着美国国内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特朗普政府似乎又有了打贸易战的资本。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在其推文中说:“4月份新增了263,000个工作岗位,失业率达到自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9年4月,美国失业率下降到3.6%,低于预计的3.8%,达到自1969年12月(3.5%)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失业率连续第31个月低于5%。随后,特朗普在5月10日宣布对华输美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并指示开始启动对另外从中国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关税的程序。这一行为遭到了美国国内部分利益集团的反对。2019年10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连任选举和国内党争的压力,特朗普政府又与中国在贸易协定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使得中美贸易冲突呈现出变化不定的状态,时而停战在即,时而战火重燃。   三、中美贸易冲突的前景
  1.结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及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中美战略竞争进一步升级,竞争关系日渐成形。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在该报告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达33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美国进一步升级对华贸易冲突,更深一步介人中国南海问题,有针对性地举行美日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以及对华大打“台湾牌”等动作进一步印证了美国对华的战略定位。
  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是一个持续性的复杂过程。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及具体的战略调整同样是一个长期过程。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就开始重新思考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中国威胁论”也应声而起。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并逐步深化国内改革,经济迅速崛起。而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主要体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对华政策中对“巧实力”的突显。在这期间美国不仅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为日本站台,推动“萨德”入韩,在贸易领域也同样采取了更为强硬的举措。特朗普执政后,在对华战略上完成了从“合作加制约”向“战略竞争为主”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崛起是一个持续性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美国不断受到压力的过程。该过程的长期性与持续性决定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贸易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出现摩擦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必然现象,贸易摩擦难以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产业分工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当前中美贸易交锋的焦点不仅集中在增加关税的商品份额上,更在于以科技为基础的国际产业链安排上。21世纪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而科技的创新和率先突破又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对此,全球主要经济体正在争先抢占先进制造技术的制高点,并纷纷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同时,结合本国产业特色,聚焦优势领域,打造先进制造业王牌。中美两国也不例外。
  在当前的贸易交锋中,美国一方面提出要让中方禁止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另一方面又给中国高新技术公司进入北美市场设置重重障碍,意图在通过先行优势占领产业制高点的同时阻止中方利用后发优势对其发起挑战。这是目前中美贸易谈判的难点。结构性博弈对于双方来说往往是“零和博弈”,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美国要维持其霸权、中国要实现崛起都必然依赖自身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尤其是高端领域的支配权,而这必然是双方交锋的关键点。美方为了迫使中国接受美方意向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不排除通过将其与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议题相挂钩的方式进一步升级局势以施压中方的可能。如果这样,将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复杂化和激烈化,甚至将有可能绑架整个中美关系。
  3.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存在阶段性降温的可能
  中美贸易冲突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将遵循线性发展的模式。美国对华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动因不仅来自体系压力和对中国战略性科技赶超的担心,还来自美国国内的多变性压力。美国的国家制度决定了决策者在做出外交决策之时必须要考虑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选民意愿、政党利益、国会选举以及连任选举的压力。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政党的首要任务是赢得选举,而要赢得选举就必须赢得较多的选举票数,因此就必须考虑到选民的意愿和诉求。
  选民的意愿和诉求是动态变化的。不同选区选民的意愿和诉求很多时候是非常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对立。美国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都会极力去满足多数选民的要求。候选人成功当选为执政者之后,为了保持支持率,必然要竭力履行其在竞选期间对选民做出的政治承诺。然而总统在兑现政治承诺时,经常会触及其他政治集团和支持其他候选人的选民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在明知只有通过改变美国自身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摆脱产业空心化、失业率高、贸易逆差大等问题的情况下,为了在兑现竞选承诺和回避国内深层次社会矛盾之间取得平衡,对“公平贸易”进行曲解。然而,贸易冲突的部分代价将不可避免地由美国人民来承担。因此,当贸易冲突影响到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造成选民不满时,他们的诉求和意愿就会发生改变。而决策者这时将不得不调整对外经贸政策,避免激进贸易政策给自身及所代表的政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和国内选举政治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具体实施对华贸易措施时具有阶段性特征。当美国国内在對华强硬战略上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且决策者认为可以通过对华采取较为强硬的贸易政策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中美贸易冲突将朝着较为激烈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到美国选民的切身利益并造成选民的不满情绪时,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甚至可能通过与中国达成阶段性共识和协议以安抚选民。从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的历程来看,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极其强硬的贸易措施,对华征税总额和税率一再上升。然而,受美国国内民众诉求变化的影响,其又于2018年12月与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冲突达成了某些共识,缓和了双方之间的部分紧张情绪。因此,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存在阶段性降温的可能。
  综上所述,体系层面的压力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并存,这也将伴随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而美国国内压力的多变性又决定了中美贸易冲突在不同阶段的激烈程度,因而其存在阶段性降温的可能。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从长远来看是难以完全终止的,双方更倾向于在贸易冲突的不同阶段借助暂时性妥协达成涉及多个领域的一揽子协议,进而以图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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