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之纳缚波与马可波罗之罗卜再研究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罗卜和怯台是罗布泊以南的两个地名,在8—16世纪的古藏语、波斯语等文献里经常被提到。怯台即7世纪初康艳典率领粟特人建立的弩支城(新城),位于今瓦石峡绿洲。罗卜在《马可波罗行纪》里有较详细的记载,亦即玄奘所谓之纳缚波,位于今若羌或米兰绿洲。纳缚波是一个粟特语名字,意为“新地”。这个名字的出现,反映了西晋十六国时期鄯善国境内粟特人据点的变动。西晋前凉时期,粟特人聚居在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即羅布泊岸边的楼兰古城。4世纪中后期,前凉亡后,楼兰古城逐渐废弃。粟特人在罗布泊地区的根据地于是迁至鄯善国都扞泥城一带。新的据点被粟特人冠以纳缚波之名。
  关键词:罗卜;怯台;粟特人;鄯善
   中图分类号:K3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6-0101-08
   Abstract: Lop and Katak are two places to the south of Lop-nōr that are frequently mentioned in the Tibetan and Persian literatures of the 8th-16th centuries. Katak is located at the Vāsh-shahri oasis and can be matched to the place name Nō , “New City”, from o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a settlement established by the Sogdian caravan leader Kang Yandia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7th century. Lop is located at today’s Charkhlik or Miran area and is notable for occupying a chapter in Marco Polo’s book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being mentioned by the famous pilgrim Xuanzang by the name *Navapa, a Sogdian word meaning“New Place.”The name indicates the social and migratory transitions of the Sogdian settlements in the Lop-nōr region that occurred from the 3rd to the 5thcentu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4th century the Sogdians lived at ancient Loulan city beside the Lop-nōr, where the Chief Official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situated. By the late 4th century, ancient Loulan city was gradually abandoned, so that the Sogdians there migrated to Kuana, the capital of the Shanshan kingdom. They named this new residence *Navapa,“New Place.”
   Keywords: Lop; Katak; Sogdian; Shanshan
  敦煌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表明,早在西晋时期,粟特商人即已建立了从中亚本土直至我国中原的庞大贸易网络。然而,西晋末年的战乱使其中原地区的商业据点破坏殆尽[1]。笔者曾撰文《粟特商人与东晋玻璃器皿》[2],以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东晋玻璃器皿为切入点,考察了西晋十六国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动向问题。文章指出,粟特商人在中原地区的贸易网络遭到破坏之后,退居河西走廊,以前凉为桥头堡,经蜀道和长江干支流同相对安宁的东晋王朝开展贸易;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粟特商人的贸易重心才重回中原。这里,笔者尝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讨古代罗布泊地区罗卜、怯台二地名之渊源和历史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揭橥西晋十六国时期入华粟特人在更西部的鄯善国的活动情况。
  一 斯坦因对罗卜地望之判定
  13世纪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o Polo)在其行纪中,专辟一节记载了塔里木盆地南道东端的罗卜城,现将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罗卜是位于沙漠(FB)边缘的一座大城,离开(Z)此城即进入一个十分(L)巨大的沙漠,名为罗卜沙漠,它位于东方和东北方之间。并且(V)这座城市属于大汗治下(VA),而(V)此地(Z)居民信仰摩诃末。希望穿越沙漠的旅行者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都要在这个城市准备好(P)。我告诉你,那些想要穿过大(VA)沙漠的人必须(V)在这个城镇休息至少(V)一个星期来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牲畜得到恢复。在这个星期结束时,他们必须(V)为自己和他们的牲畜备好一个月的食物……然后他们从此镇出发进入沙漠。[3]{1}
  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多数抄本中,罗卜一词都被写作Lop[4]。斯坦因(M.A.Stein)在所著《马可波罗之罗卜与玄奘之纳缚波》一文中,考证罗卜城位于今若羌绿洲[5]。伯希和(P.Pelliot)及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均赞同这一点[4][6]1033[7]。然而,这一观点颇可商榷。斯坦因的论证可概括如下:在且末以东,历史上只有瓦石峡、若羌和米兰等三块绿洲具备形成城的自然条件。其中,最东边的米兰遗址在9世纪后期已经废弃。若羌绿洲的供水和耕作区比最西边的瓦石峡充足得多,不会先于瓦石峡荒废。由于瓦石峡存在元代遗址,则若羌在元代也应当存在聚落。《马可波罗行纪》称罗卜城位于沙漠边缘,是穿越罗卜沙漠前的最后休整地,而若羌位于瓦石峡的东边,更符合这一记述。因此,罗卜城位于若羌。   斯坦因的推论,存在考古材料方面的风险。目前,若羌和米兰两地均未发现蒙元时期的遗存。斯坦因认为米兰遗址在吐蕃势力撤离不久后就迅速废弃了,但同时也承认,“当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认为这个放弃是由于干旱,即供水的缺乏”[5]283。需要指出的是,斯坦因本人曾在米兰戍堡及其附近发现了9枚铜钱,可辨识的除开元通宝外,还有一枚政和(1111—1117)通宝和一枚光绪通宝。关于后两枚钱币,他推测可能是某个后来的访问者丢弃的[5]282。不过,我认为,那枚政和通宝正暗示了米兰绿洲在北宋时期仍然是沙漠交通路线上的一处歇脚点。既然米兰据点被吐蕃放弃并非因为缺水,那么它被重新开发就存在可能。实际上,在北宋中后期,青海道成为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要通道,约昌城(今且末县城西南)因此而繁荣起来[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背景下,米兰绿洲也得到了有效利用。马可波罗行经罗卜城仅在政和之后百余年,彼时,北宋时期复苏的米兰绿洲完全有可能继续在沙漠交通中发挥作用。关于若羌缺乏蒙元遗存,斯坦因解释说当地风蚀严重,古遗址被破坏了[5]195。米兰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其蒙元时期的遗存也可能因自然或人为因素而遭到破坏,或者深埋沙中尚未被发现。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推进,也许将来会发现进一步的线索。
  二 怯 台
  将罗卜城比定在若羌,还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蒙元时期的怯台位于何处。斯坦因避开了这一问题,其他学者也没有给出合理答案。《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春正月己卯,元廷“立罗不、怯台、阇鄽、斡端等驿”[9]。更早些时候,米兰遗址出土的8世纪古藏语文书经常提到Ka-dag。这是一个拥有城和戍堡的地方,与大、小罗布毗邻,并且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托玛斯(F.W.Thomas)认为它就是元代的怯台[10]。925年的钢和泰藏卷于阗语《于阗使者行记》第11行(11.4)提到“怯台(K?諭dak?覿)地区的城”[11-12]{1}。成书于982年的《世界境域志》(IX.17)记载,“怯台(Kādhākh),在秦境内,但其长官代表吐蕃[13]。
  16世纪米儿咱·海答儿(Mirza Muhammad Haidar)的《拉失德史》多次提到怯台(Katak)之名,且经常与罗卜连用。米儿咱·海答儿记载了一则有关怯台毁灭的生动故事: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后,伊斯兰苏非主义火者派(Khwaja)的大毛拉叔札乌丁·马哈木(Maulana Shuja-Din Muhammad)及其族人被流放到哈剌和林,他们的子孙后来又流落到罗卜、怯台。到14世纪上半叶,这些子孙的最后一位,舍赫(shaikh){2}札马剌丁(Jamal al-Din),率众离开怯台,就在那时,这座城镇被天降的风沙所掩埋。然而,同书还提到,14世纪下半叶,东察合台汗国的黑的儿火者汗(Khidr Khoja,1361—1399)即位前曾到罗卜、怯台避乱。15世纪上半叶,歪思汗(Vais Khan,1418—1428年在位)每年都要到吐鲁番、塔里木、罗卜、怯台等地去打野骆驼。甚至到米儿咱·海答儿所处的时代(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罗卜和怯台两个名字仍然为人所知,而且有猎户见到过它们的建筑遗迹,但是不久以后再去那儿又无迹可寻,流沙再次将它们吞噬了[14]。
  关于怯台之地望,福赛斯(T.D.Forsyth)首先提出它位于罗卜城以南三日程的地方,但没有提供任何论据[15]。俄国中亚探险队的别夫佐夫(M.W.Pievtsoff)在其地图上车尔臣河尾闾地区标有Ketek-sher(85°20′ E,39°17′ N)[5]195[16]。斯坦因指出这个词即K?觟tek-shahri,但他并未明确将其与怯台遗址等同起来[5]195。法国德兰斯(J.-L.Dutreuil de Rhins)探险队的格瑞纳(F.Grenard)提到,当地向导告诉他,怯台位于贾法尔·萨迪克(Dja’far Sàdik)麻札以北半日程,尼雅河附近的沙漠中[16]147-148。亨廷顿(E.Huntington)也曾记录过一处Kotak Sheri(Chemotona),其地西距安迪尔138英里,东距楼兰古城264英里。不过,他括注的Chemotona(折摩驮那)表明,这处遗址显然是指且末古城[15]。以上,别夫佐夫、格瑞纳和亨廷顿提到的遗址名称,均如斯坦因所言,来自k?觟tek-shahri〉kōne-shahr,意为“古城”[5]200,273。这三处遗址均非怯台之所在,盖因文献提示怯台与罗卜毗邻,它们与罗卜的可能位置均太过遥远。
  此外,岑仲勉与黄盛璋声称,斯坦因的考古报告曾考今若羌(Charkhlik)之原音作哈达里克(Khadlik),当地人或呼为Kuduk-k?觟l。因此他们指出,怯台即Khad之对译,其地在今若羌[18-19]。然而,斯坦因的Khadlik位于策勒县达玛沟一带[5]195[20],岑、黄二人将其与Charkhlik混为一谈,失之不察。因此,以怯台音对Charkhlik,尚缺乏可靠证据。
  三 罗卜之语源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罗卜(Lop)一名的语源,笔者认为也有必要重新探讨。这种拼法与蒙古语罗布淖尔(Lop-nōr)里的形式是一样的。除《元史》记其名外,明代佚名文献《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图》载有格卜城儿,且《图》在昆仑山北麓自西向东排列四城:克列牙城儿(克里雅城,今于田县)、扯力昌城(今且末县)、格卜城儿、俺鼻城儿[23][24]。伯希和认为“格卜”可能是洛卜之误[4]770,其说可从。不过,这个名字最初是以n-开头,考迪埃(H.Cordier)、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皆将其追溯到玄奘的“纳缚波”和古藏语文书里的Nob[4]770[5]201[6]1033[25],这一点没有任何問题。但对于纳缚波之语源,学界尚存分歧。早期注释家认为这个词是该地梵语化名称之音译,可还原成*Navapa,来源于梵文nava-pura,意为“新城”[26]。伯希和接受了这一观点,但认为*Navapa是*Nop的梵语化形式[4]770。季羡林等则认为这个名字与唐初居住在当地的粟特人有关,因此应当来自粟特语na’wa +?覾pa,意为“新水”;若其果真是一个梵语名称的话,则原文更可能是Navāp(nava+ap),意为“新水”,与粟特语同[6]1034。   王北辰支持季羡林等的看法,并从玄奘传、记中找到一则辅证材料。《大唐西域记》记载缚喝国都小王舍城附近的寺院时提到,“城外西南有纳缚唐言新僧伽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相应记述为“城外西南有纳缚伽蓝,(此言新。)”[6]117[27],两处皆自注纳缚意为“新”。王先生认为缚喝通用粟特语,故“纳缚”为粟特语。按,缚喝国即今阿富汗巴尔赫(Balkh)一带,其时使用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其地近年发现的大批4—8世纪巴克特里亚语文书可以为证[28]。不过,粟特语与巴克特里亚语同属中古伊朗语东支,多有相通之处。此外,王先生还认为,贞观间(627—649)康国首领康艳典率众来居鄯善故地,且被唐廷任命为石城镇使,纳缚波一名系使用粟特语的康国人所命名。玄奘归国途经此地时受到他们的款待,因此记其地区名为“纳缚波”[22]。
  今按:当玄奘归至于阗时,唐太宗遣使复函称:“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鄯于沮沫迎接。”[27]124其中的鄯鄯即鄯善故地,玄奘路过时接待者当为康艳典及其众[22][29]。那么,“纳缚波”之名必定是玄奘从粟特人那里听到的。笔者认为,这个名称确实应该来自粟特语,而非一种梵语化形式。盖因鄯善故地固然流行过印度俗语,但佉卢文文书里面并没有提到过纳缚波一名。而且,更没有材料表明这一带的地名曾有过梵语化的阶段。再者,贞观中康艳典率众复建之前,那里已是荒废之地。
  我认为,纳缚波名称之起源远在康艳典到来之前。这一点其实在玄奘的记述中已有端倪。《大唐西域记》记载尼壤以东行程如下:
  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也。城郭岿然,人烟断絕。复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6]1033
  引文提到了覩货逻、折摩驮那和纳缚波等三个故国。既言“故国”,则所用为古名而非今名。例如,折摩驮那即佉卢文文书中的Calmadana,而玄奘行经时的名字为沮沫。可见,康艳典之时,纳缚波也已经是一个古名。根据唐玄宗给玄奘的复函,唐廷当时仍称其为鄯善。所谓“楼兰地”,乃汉魏北朝之鄯善国。玄奘称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亦可知纳缚波为鄯善。
  四 纳缚波之名所见
  罗布泊地区粟特人之动向
  (伊州),后魏及周,又有鄯善人来居之。隋大业六年(610)得其地,以为伊吾郡。隋乱,又为群胡居焉。贞观四年(630),胡等慕化内附,于其地置伊州。
  ……
  纳职县,下。东北至州一百二十里。贞观四年置。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谓鄯善为纳职,因名县焉。[39]
   《旧唐书·地理志》陇右道伊州条:
  伊州下隋伊吾郡。隋末,西域杂胡据之。贞观四年,归化,置西伊州……
  伊吾……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隋始于汉伊吾屯城之东筑城,为伊吾郡。隋末,为戎所据。贞观四年,款附,置西伊州始于此。
  ……
  纳职贞观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纳职县。[40]
  敦煌地理文书《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伊州条:
  (伊州),隋大业六年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贞观四年,首领石万年率七城来降。
  ……
  (纳职县),唐初有土人鄯伏陁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并吐谷浑居住,历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21]
  以上三种文献所记多有相似之处,有些内容又可互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一些史实:北魏、北周之时,有很多鄯善人迁居伊吾;隋朝一度买地立郡,但隋末复为群胡所据;贞观四年,伊吾七城杂胡慕化款附。这些鄯善移民被称作鄯善人、鄯善戎、鄯善胡、西域杂胡等,又其首领名曰石万年,可知他们主要是粟特人。他们占据着伊吾境内的主要城池,而且建立了一座新城,贞观四年置为纳职县。
  粟特人聚于楼兰古城,主要与两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道交通条件的恶化有关。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变干燥、水源缺乏等原因,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多处绿洲城邦遭到极大破坏,尼雅遗址和喀拉墩古城皆弃于彼时。南道交通极为艰难,几近荒废。东晋法显西行,从鄯善折向西北抵焉耆,复西南行,斜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而至于阗[47]。所为皆缘其时且末至于阗间已无道路可循。在这种情况下,粟特商人多沿北道东进。楼兰古城当北道东段,自然成为粟特商人的据点之一,甚至是他们前往中国内地的大本营。
  4世纪中后期,前凉亡后,西域长史遂废(按:废止时间可能早于凉亡),楼兰古城亦逐渐荒废,至5世纪后即完全废弃[19]。由于楼兰古城废弃,楼兰的粟特人将据点迁往鄯善王都一带。作为他们的新聚居地,扞泥、伊循一带被他们称作“新地”。最初的“新地”一名使用的是粟特语nawē βāδ,玄奘译作纳缚波。
  南北朝时期,因外敌频侵,鄯善屡遭战乱。442年,沮渠安周渡流沙来攻,鄯善王比龙率国人之半四千余家,西奔且末[48-50]。448年,北魏遣万度归灭鄯善,国除[49]。493年前后,南齐江景玄出使丁零途经此地,称“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51]。进入6世纪,鄯善之地为吐谷浑所据[52-53]。其后,又经隋朝与吐谷浑之间的争夺及隋末之乱,其地尽废。历次兵燹,迫使鄯善居民纷纷向外逃散。例如,冯承钧认为,在安周之乱中,鄯善国人除有四千家随比龙奔且末外,其余似多逃往伊州,即所谓“后魏、后周,鄯善戎居之”[54]。笔者认为,随比龙西奔的主要是鄯善土著,特别是贵胄;东投伊吾、高昌的则主要是粟特人。盖因粟特人是商人,伊吾、高昌地当北新道,随鄯善王西奔则无法继续经营。
  余 论
  王北辰认为唐初复建鄯善城镇的康艳典等粟特人皆是从伊吾回归[22],此说未安。《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石城镇:“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21] 其中明确称艳典乃“东来”,他所率领的应该确实是一批来自粟特本土的康国粟特人。不过,康艳典定居鄯善故地之后,无疑有很多伊吾粟特人来附,纳缚波之故名也由他们带过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贞观九年(635),景教大德阿罗本携经至长安传教[55]。其东来时间与康艳典一致,当是随之东渡;艳典定居纳缚波之后,阿罗本继续向东前往中原布道。伯希和亦曾论及二者之关系:“当635年景教教师阿罗本东赴长安传教之时,或曾逗留其地(按:纳缚波),亦未可知。”[29]   三夷教中的另一种,祆教亦曾在罗卜地区流行。敦煌地理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P.5034)在石城镇条下记有“一所祆舍”[21][46],表明当地也有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实际上,祆教传入这一带可能早至鄯善国时期。林梅村先生曾讨论了斯坦因在楼兰所获的两件犍陀罗语佉卢文书(685、686号),认为其内容是当地百姓为供祀祆神而交纳家畜的账单[56]。
  除了三夷教外,前伊斯兰时期,这一带还长期流行佛教。楼兰和米兰的早期佛教遗址年代为3—4世纪[5]233-238,290-324[57-59],表现出浓郁的犍陀罗艺术风格。399年,法显行经鄯善国,他描写道:“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47]林梅村先生指出,法显所述,表明鄯善居民信仰的是小乘佛教,更具体地说,是其中的法藏部[56]167-176。上述《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在石城镇条下同样记有“一所僧寺”[21],表明在7—8世纪粟特人居住时期,罗布泊以南地区仍然流行有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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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译文在北京大学马可波罗项目读书班译定稿的基础上,略有修订。其中,正体字为《马可波罗行纪》F本的内容;斜体字为其他诸本的内容,其后括注版本信息。版本缩略语参见原书第509—516页表格。
   {1} 关于怯台之语源,贝利(H.W.Bailey)指出,如果此名来自伊朗语,则它可追溯至*kan-ta-,而非kanthā-〈kan-θā-(意为“城”),见H.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第51页.
  {2} 舍赫为苏非主义教团领袖之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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