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工匠思维、技艺及差异考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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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明代;江南;工匠;差异;考辨
　　摘 要：文章从明代江南工匠的服务对象、内容、知识等视角和层面，就性质界别、专长类别、层次能级等三向维度，对包括偏向传统意蕴阐发的技道型或聚焦技术变革的创新型特质在内的种种异和同，予以检视和辨析。认为霑溉历史文化、审美经验和智力支持的传统器物设计主体，约略为自循环的闭合系统;知识体系、思维路径和探求事物本质的偏差，是机械技术类滞后的渊薮。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2-0090-08
　　On the Thinking，Skills and Differences of Jiangnan Craftsmen in the Ming Dynasty
　　LIU Sen-lin（Shanghai Academy of Fine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Key words：Ming dynasty;Jiangnan;craftsmen;differentiation;analysis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of service objects，contents，levels，ranks and knowledge of the Jiangnan craftsmen in the Ming dynasty，the article demonstrates，inspects and differentiat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nature，specialty and level，including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nclin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ing or the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focus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breakthrough，so as to believe that th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objects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culture，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The backwardness of mechanical technology products is related to the lack of knowledge system，thinking path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loring the deep joint caused by things.
　　一、問题由来和提出
　　相对士夫治生、中西科技和人文交流等热点，有关江南工匠在明中叶后治艺的讨论和成就评骛较为匮乏，陈诗启借助《洪武实录》《成化实录》《明会典》《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元典章》等政典档案，结合《漕船志》和地方志，从制度、组织、类别、形式、待遇等层面对官手工业工匠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成为研究明代早中期暨政策鼎革前工匠的奠基之作。1程章灿聚焦历代刻石工匠，对包括明章氏在内的石工镌技、鬻艺和雇主交游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堪称专门领域的力作。2余同元选取明代迄20世纪20年代近600余年长时段，对工匠及其转型进行了全面逡巡和分析，宏大体例也限定了以明清为组合的联缀性观照;其论述之系统，迄今无二。3上述论著对本文颇有启发。与之观察角度略有不同的是，本文定焦政策改革后的工匠世相，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以银代役”和嘉靖八年（1529）“以银代赈”改革实施后鬻技者生态有否变化;技道类话语权重有否迁移或偏差;不同类型工匠悬殊比同知识运用的关联性;机械类产品鲜少创新的内外部内素等。显然，对明代江南工匠思维、类型、知识、技艺及差异等多向度的考辨和用力路径，既有调节之需，亦有深入的必要。
　　文章拟从工匠性质和界别、专长和类别、思维、技术层次和价值能级三向维度和层面，结合政典、方志、墓志、传记、笔记、文物、实物等予以耙梳和读解，扩大窥察其面向和谱系视域，以多重和互为比较作杖，以加深对工匠分异、思维、路径、终端及其价值的认识和理解。
　　二、性质和界别
　　明代官手工业中的工匠世代服役，匠籍不更;长期役使坐班的住坐和轮番驻坐听拨的轮班匠，报酬从“量其劳力，日给纱贯”，至“按月支粮”不等。为减降繁冗，明廷先后于洪武十九、二十六年、景泰五年等实施鼎革，尤以成化二十一年“以银代役”、嘉靖八年“以银代赈”暨以征银为目的的改革最具力度和颠覆性：如轮班匠可任选“走”“留”，“凡班匠徵银，成化十二年奏准，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齐勘合，赴部批工……”[1]951易言之，白银成为役匠制度及劳役形式变易的准绳;选择“走”的百工从此凭鬻技自谋出路、缴纳课费，也意味着曩昔限于政府或内廷的工艺开始下沉民间;百工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有所提高，人身自由得以释放。1[2]67、68弊端是代价沉重，一些工匠生计困窘，如江阴县子孙不为匠者增多，“有绝户，有逃户”，“有零丁，有乞丐，遇每岁追併，必至于尽命”。2[3]292此为其一;其二是地位和尊严未有实质性提升。以留存匠为例，无论是嘉靖九年南京“内府各监局人匠约七千六百余人”，[4]60、61还是万历四十三年京师约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九人，均显示其存量处于持续减裁中3。匠者频遭胥吏欺压，人格尊严受辱，松江部分织匠“宦债不能偿，商丝不能了，东逃西窜，涕泣相视而己”，以致逃匿现象不绝;4[5]327生存保障不定，每月难以糊口的四斗口粮或三钱银两，并非按时足发…… 　　“出走”的百工大致分布在以下五大界别或属性中。一，雇佣类。江南“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织作业率先成为新型的合作关系后，资本型手工业作坊工场遍布城乡：苏州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6]604南京织罗俞四老、宦官钱宁“将银二三万与之织造”[7]163。万历时嘉兴濮院“织聚一镇。比户操作……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濮绸之名弛于海内”。[8]441兴盛的织作业不仅承担地方的赋税重担，在商业资本型手工业工场生产转型之际也吸纳了大量匠者;5剞劂業在“宣德、正统间，书籍印刷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9]128、129嘉万后江南家刻、坊刻遍布，匠者麇集。
　　二，坐艺。即登堂应约鬻技，雇主以士宦或商贾等为主。如王世贞邀延强百川裱禙、[10]162王济邀贺四制器、[11]71项元汴聘李茂林和蒋伯荂治茗壶、6[12]327，[13]28、45，[14]5蒋少川治金银铁器、7[15]43张鸣歧治铜器、8[16]819阎望云制家具，9[17]205高濂延“潘铜”专制“倭器”[18]245。
　　三，自为、挟技自洽型。以生产奢侈品、时尚和文化类高附加值商品为主，[19]730、731如吴中沈少楼、柳玉台制扇一柄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值三四金”，[6]560 阳羡茗壶“至名手之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13]13他如时大彬等，均臻高价。[19]730、731织匠也渐萌巧思和商业意识，纷纷在供需中找寻突破点以提升附加值。1也有不谙市场或知名度欠乏者，浸淫数年制作奢侈品换来的是仅供半年的食粮。[20]297 收入差异堪比陵谷。
　　四，散工型，即临时工。隆万时苏州东城出现了待价而估、名为“唤找”的织作业散工群体，“工匠各有专能，或素或花，俱以计日受值。其或无主，黎明林立花桥、广花寺桥，以候相呼，名曰唤找”。[21]180不同的是，海盐县澉浦乡涌现了利用农闲外出务工的织工，“赁织”的动因竟然是本地织机效率低下、构造不合理，“其机欹侧不平，不能正坐，必束皮于腰机，他不谙是也”。[22]694还有吴江盛泽镇“有力者雇人织挽”。[23]457、458吴县散工多样且面向衙门，“梓人、甓工、垩工、石工，终年佣外境，谋蚤办官课”。[24]892、893
　　五，贾匠。凭己之长开店设铺，——集询价议价、体验互动、特约定制、自为施艺和交易买卖为一体，如前述治奢侈品的贺四在苏州居肆。在《南都繁华图》、《清明上河图》（仇英）以及正德《江宁县志》中，也可管窥一豹，[25]723涉及器物店肆有铜锡老店、梳篦老铺、名瓷、漆盒、弓箭盔缨、裱画等。铺肆也不乏风险——缴纳门摊税、租金、官府采买……，前项可期，后者犯规及苛刻行止频仍。2[26]952
　　以上雇佣、坐艺、自为等鬻技行为大多呈“动态化”，如时大彬曾坐艺徐友泉之父吴颐山后裔朱萼堂处，后自为售艺。[13]40
　　三、专长和类别
　　工场凭增量产生剩余价值和利润，雇主从经营和盈利要义计就是多雇熟练工。若从数量上看，密集生产型匠者高居首位，“在固定的期限内，要求他们从事额定的工作并完成定量的产品”，量产的核心是分工，即“所有的工匠都掌握着专门的技能……一个单独的工匠只能履行生产过程中的一步……然而由于所有的工匠同时通力合作，从而使生产过程速率大增”。3[27]109、117、118、255、272、276、280匠者也能获得较多报酬，“（工匠）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以为增减，铺匠相安”。[28]294大致仿佛的还有剞劂类，明末普通工匠一天刻100字，报酬约0.03两银。其间或有上下，如刻150字者。[29]同一单元时间内刻字多者必为熟练者——对于以营销和盈利为目地的坊刻商而言，拥有一批数量稳定的刻工是其跻身书籍出版业的前提，如毛晋“汲古阁”。4[30]160一支刻字熟练的工匠队伍，则预示着刻坊盈利多寡的标志和关键。
　　估料经略型集经费、材料、人力、采买、工时、转输和损益为一体，既要具备实际经验，也要掌握计算的知识和统筹协调能力。问题是工匠大多并未掌握演算类知识，而具备者如士人又不屑于此。松江人杨青从瓦匠擢升为工部冠带所官左侍郎“堪称例外”，杨不耻下问，“其能以实问知”;对营造制度、材料、规律等默识强记，“青善心计，凡制度崇广、材用大小悉称”。[31]221其次，施工中不计较个人得失，“预量材则工易凑手，无私心则人甘効力”，[32]49、50凭借敬业精神遂脱颖而出。上海人李昭祥于嘉靖三十年以南京工部主事身份督理龙江船政时，厘清畛域，重建工部分司。船厂整顿的重点是选材、估料和对功效条款的审订，指出，“今检阅旧案……舛误良多，上下犹以为据……尝欲细加校厘，未遑毕志，故备记所闻，以俟来者。”[33]21、22修订后的条款可一一比对，自查、复核一目了然，减降了因漫漶和模糊而滋生的损耗，提升了效能。研究者还从不同角度对其蕴藏的“密码”先后阐述了认识和发现，5[27]72、188，[34]424、425但罔顾计算应用的沉疴使得掌握此利器者颇为稀少。460余年前李氏振聋发聩的批判中蕴含的愤懣、感叹和科学精神，指向乃是匠者职业道德和士人漠视格物致志的宿习弊端。6[33]116
　　擘画型的优长在于举凡构思落幅、明确进度、恪守准则、调度资源以及内外协调，熟稔政策、形势、雇工双方心理及其诉求，明晰各自职、责、利、权和范围、要求及目标，故多源自实践磨砺的佼佼者：经验丰富，精擅规划和营构，能预测工程未来的“果”与过程中“因”的契合，其所思、所长为普通工匠所忽略。精擅木工的吴县香山人蒯祥（1397—1481）幼承家学，其技其艺其作堪称典范。[35]227 ，[24]608、609 吴江同里人计成将园林设计师的作用提升至“能主之人”的高度，强调擘画的重要性：在“三分匠、七分主人”中，“七分主人”的“能主之人（设计师）”的作用髙达十分之九;指出构园时“能主之人”并非一定亲自操斧弄斤，但首先须“胸有丘壑”、承负经略之重，“能指挥运斤，使顽者巧，滞者通”;其次，当“从心不从法”，即营构不必“循规蹈矩”，而应当视具体相势而形。1[36]37、47松江张涟以垒石驰誉士林，“诸公贵人皆延翁为上客”。[37]1060特点是“山未成，先思著屋;屋未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设”;既精宏观大局，“君独规模大势”，对微观细部又了然于心，彰显了胸有成竹的整体观，“经营粉本，高下浓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树木未添，岩壑已具”。[38]300 　　近世造物实践中擘画型主要集中在桥梁、规划、营造、园林等建设方面，主事营造和园林又多擅翰墨丹青，于落幅、虚实、黑白、简繁、聚散、正欹、呼应等义理烂熟于心，注重对环境的整体把控，以臻“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趣和境界。但检视此时的机械技术类如军火器、船艘、车辆、工具等，则鲜少实例，此或与传统观念中重视善、美阐发，而对“真”的探求厥如有关。少数如赵士桢、李昭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宋应昌、毕懋康、王泮、薄钰等视野开阔的江南士宦群体，似无沉缅丹青之类的“履历”。2[39]232在舆图绘制、火炮枪铳、船艘、千里镜（望远镜）等机械类产品的擘画、鼓吹、组织、管理、实验、仿制和运用中，功绩至伟。在实用理性的传统观念统摄中，纯粹基础性事物中蕴含的内在规律及相契的精确性探求始终未能形成风气;而缺乏对事物运用数字演算等手段的论证和运用，使器物充盈着模糊化和意向性。这一点，明人在诠释《远西奇器图说》的深刻理解，足徵彼时致力于较为科学的“格物”路径、方法和手段的先知者已茁壮成形。3[40]1130
　　四、层次能级
　　在业余、熟练、精湛、技道和创新等五类工匠的思维和技术层次中，其数量构成好比金字塔，底端基数众，愈往上愈高，人数则愈少。处于底端的业余型不仅人数多，且多偶尔为之或初涉门径：如高濂偶制提盒、提炉、备具匣和韵牌等游具、叶笺等文具;[41]134、135苏州人石濂在羊城长寿寺方丈任上所制椅、桌、屏、柜、盘、盂、杯、碗诸器物，“往往有新意……无不赞赏者”。[43]65-68观其作，多以艺术性和观赏类为主，如薛素素不仅“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韵复高胜”，擅山水、人物、观音画和刺绣女红，而且能“挟弹调筝，鸣机刺绣”。[43]106 ，[44]765 ，[45]1162“手绣大士，精妙之极，可谓针绝。上绣《般若心经》一卷，字如菽，得赵子昂笔法”;[15]316 还有数月时间内“刺巾裙，如虮无痕”、快捷能“日可六幅” 的董小宛，[46]13这种业余在万历后蔚成风尚，称为“缙绅余技”，[6]526、527 或“青楼擅绘”4[45]1162。农家女子也受重糈之诱，不擅织作也纷纷从事缝纫织作。[47]113
　　熟练，是古代工匠传习及司职的要义，古人崇尚“一技傍身”的信念，笃信频繁变动职业必会延宕时间且减降效能，《韩非子·解老》云，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故眼明、心细、手巧、专注、勤奋，往往成为匠事的不二之路。相对资本型手工业生产中分工明确、专攻特定环节而言，由熟练匠经营的作坊往往集制造、加工、展示、询价和交易于一体，呈现了个人化、全过程和完整性的特征，如常州银工心、眼、手高度一致，制银烂熟于心，出神入化，[48]35 抑或《续金陵琐事》的“刻木为舟”般，[49]225以极尽繁难为圭臬。
　　精湛型以精工精致的目标和严苛规矩为准绳，久久为工。元末明初嘉兴先后涌现的张成兴、张德刚父子、杨茂、包亮等良工，“俱善髹漆剔红器”。[50]1392在一众漆工的持续努力下，果园厂漆器生产迈上了新台阶。此类在逞技中往往也彰显出自我表达的诉求和个性，以“忘于法而得之心”的深刻体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而并非一味迎合雇主，如景荣“命以众之能，则辞;设难以困其知，则勇跃穷思以应之”。[51]53其心思并非以制成该物而满足，而在于如何竭尽心力“施巧”使之臻于极致，可见其反宾为主的意味——从他人役使制器转捩为主动。
　　技与道，是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命题，也关涉书画格调的藻鉴和尺度。唐宋元明以降书画藻鉴多以能为低，次为妙，上为神，顶为逸的等第于焉而成。若造物与之对应，则业余之作约等于能品;熟练约等于妙品;精湛约等于神品，器载于道者为逸品。易言之，凡一物能集技、艺、品、道为一体，或与大道融洽一体为至上，含泳传统思想、观念和文化之物，辄不啻为技进于道的表徵。如太平府当涂县人濮澄以竹刻鸣世，[52]510售技于白下，人称其“古貌古心，粥粥若無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濮行事不拘法度世情，颇具士人风度，“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其作有“大樸不斫开新硎”、“匠心奇创古无有” [53]44 之誉，“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53]34李贽在万历二十四年赞叹镌工所为属于“技”，“亦道”，他对道、技的“两分法”并不以为然。1[55]203而在阳羡壶工中，“细极鬼工”的陈仲美为“神品”，“以仿制先辈诸家之壶为念”的“雅流”闵鲁生“伎也近乎道”。[13]49、53于此可见，成于众口的技、道高低并无一致的评判标准。不过在士人心旌深处，相对士夫弘儒家之毅、治国平天下的大道，造物之技至多为“小道”：
　　近日一技之长，如雕竹则濮仲谦，螺甸则姜千里，嘉兴铜炉则张鸣歧，宜兴泥壶则时大彬，浮梁流霞盏则吴十九，江宁扇则尹莘野、仰侍川，装潢书画则庄希叔，皆知名海内。如陶南村所记朱碧山制银器之类。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欤？[56]404
　　也许恰基于此，匠者向士人“看齐”的内生动力十足。刻工章简甫、章藻父子既赖于数代庭训沾溉，复得力于精深书法造诣和对镌石孜孜不懈的追求，葛心孤诣，磨顶放踵：简甫对文徵明书法的完美理解已臻于心手一致的表现艺奥，所镌《华氏真赏斋帖》《陆氏怀素自叙》《停云馆帖》等法帖声名远扬，王世贞称“能夺古人精魄如生动，即拓古者赝古得善价，而其人莫辨也”。[57]314 镌石刻字“器”虽小但难度不低，时人所谓“有名笔未必有妙工”正是此意;既要“毫厘不失笔意”，更须“得其神采”。[58]121在微雕领域亦大致如此，——高人长于目力、心思，胜于气静、神完;低者一昧聚焦技艺的细微精巧。有云，“世间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气不静，气静而神不完，与无巧同”。唯有合以上四者，方能由技升道。尽管雕者老金的四位子嗣均绍其艺，唯有季子“稍传我法”，但仍略欠火候，“未得其精，况他人乎？”饶是，其“精”庶几同“道”，实非常人能及，庶为点石化金之功。2[59]212我们不妨将视线拉近到半个世纪后的清雍乾间，与郎世宁同时的画家邹一桂（1686—1772）如此表述西方绘画：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能入画品。[60]144
　　此段话有二层意思：一是认识到西画由“科学”支撑，勾股法和三角度量等的运用，具有“不差锱黍”的准确性和“几欲走进”的空间逼真感;二是若参用，但“笔法全无”。而“笔法”恰是传统绘画的“底线”，由技问道的津梁;既失之，只能“虽工亦匠”，难入画品。自然，也注定了坚守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的士夫画家们对其不感兴趣的结果——强烈的差异表明了传统文化力量的强大和决定性作用——也是在自我循环的闭合系统中不断精进的注脚。因为不同于意、葡、西、荷、英等国不断发展、进化的模式观和价值观，技道一体型的思想、行为和评骛标准已赋予了一种人格和精神性的审美内涵，是源于物质又迈越其上的文以化人的创造;它与精湛型的区别在于，道较技艺层面乃是更为宏阔深远、又切近人心人性中形而上意义的境界和思想投射，是传统历史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匠者的精神寄托。有鉴于此，物以载道也成为无数良工孜孜追求的至高境界和目标。
　　在观念创新、知识创新、设计创新、技术创新、材料创新中，技术创新“是人类特有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发明创造成果变成现实生产力的实践活动，实现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61]31检视15至17世纪意、葡、西、荷等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创新，返观同期江南稀少的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不仅影响弱，而且能级低;昔时创新以日常生活用品和文化类商品为主，如时人胪列的“儒巾、襕巾、折扇、围屏、风领、酒盘、四方头巾、网巾、水火炉”，[62]462或家具、毛笔等。细察之，毛颖之技的突破首先是“材料创新”。取崇山奔突山野之兔，毛劲且硬，又于八、九月收之，毫长一寸，管长五寸。[63]3、4其次是“技术创新”——通过浸、拔、并、配等70 余道工序，达到“尖、齐、圆、健”的标准。锋齐而腰强，自然更具韧性且适于书写。至于扶手圈椅，则诠释了“设计创新”——椅曲由搭脑往前延伸顺势关捩为扶手，融成多圆心的曲线圆弧;大曲率椅圈轮廓与偏方正的椅盘及坐面既为造型主题，搭脑扶手的一体化又破解了折叠便携式原型的窠臼，创造性地幻化为椅坐经典。两物的材料、技术和设计创新体现了经验的沉淀积累和知识运用的升华，蕴含着中国气派、江南特色的改良范式，呈现了与近代欧洲创新和而不同的路径。而在明代机械类的创新方面，则经历了消化吸收、仿制实验、逐步改良、有限创造的四步曲：温州赵士桢从仿制噜蜜铳到对迅雷铳的改进;歙县毕懋康在学习、摹仿、试验和革新中，逐渐领会和掌握了枪铳构造特点、机械原理和生产工艺。大约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苏州人薄钰既与传统士夫知识谱系存异调，又同经驗型、自发性小微改良不同，在望远镜、水车、水铳、地雷、地弩和火炮等的仿制、改造、创新成果和实验活动，令人瞩目。1[64]他将实验结果和模索的成果如浑天仪图说、行海测天法及格物测地论等著于楮，显示了对根源性和致深疑难等穷原竟委的努力。其不凡成就并非一蹴之举，而是长年研习、推算、演练和实践的结果。他精通天文、历法、声律、望远镜、火炮、仪器和机械，砥砺学问。其居处“室中器具毕备”，平素“操觚著书暇，忽煆（锻）炼、忽碾刻、忽运斤”，[65]303，[66]279，[67]756毕生究心经世实学，不断探究未知领域而追求新知。2[39]249（表1）
　　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设计创新和观念创新为一炉的明代地图测绘，无疑是价值至高的突破性创新成果之一。仔细比对绘制于万历三十年（1602）、明尼苏达大学庋藏的《坤舆万国全图》（以下称“全图”）印本，学者通过比较《全图》和同期欧洲墨卡托（1569）、奥特里乌斯（1570）等所绘世界地图，揭示《全图》内容并非采自欧洲地图;图中无数细节和证据说明绘于1430年以前，而非匡卫国所制，可排除先前所谓由耶稣会士主导绘制的推断。李兆良认为该图千百处西方人并不知晓的中国古地名、曾用名，可以确定该图系以中国士宦官匠为主、利玛窦参用地方志重新考订或参与的合作成果。[68]其论证严密，证据链充足，证明明代大航海是世界地理大发现与地图学的先行者。而从《全图》中富有中国舆图如无有定量、较少几何投影等精确性描绘特征看，中国舆图承载的功用更丰富。[69]28-30对今人重新认识和评介十七世纪初中国在测量、计算、绘图和制作等方面的实际水准，以及士宦群体通过地图了解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五、结 语
　　面向市场的雇佣、坐艺、自为、散工、贾匠等五种鬻技性质，均因人、因时和因地而异;在熟练、估料经略、擘画型三类专长和类别中，匮乏的后两类同漠视演算的传统攸关;而在业余、熟练、精湛、技道、创新等五类工匠及产品的技艺层次和能级中，其数量和价值犹如金字塔，其差异既在于知识、技术、产品、追求和目标，也体现在思维、观念、文化、视野和价值中。
　　知识体系的沉穆、沉湎于经验、精湛和以技载道的图景模式，使及物的技道以摩挲赏玩类为荦荦大端，其思其艺霑溉着历史传统、审美经验和智力支持，匠者目标聚焦于荣耀的憧憬暨阶层跃升的希冀中，1[70]15而消弭了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探索;传统价值观、伦理观等显隐不一地遏制了对事物本质规律的深入研究，以及致深关节滞后和未知领域的创造冲动。在强力需求（国家意志、国防、行政、朝贡、控制、赋税）目的和外部因素（日益成患的后金等）刺激下，以徐光启、薄钰为代表的士人融时代之变和外来之“先进”，在地图绘制、船艘制造、火炮枪铳和千里镜等先进制造领域启领风气，尽管“最重要的新思潮产生于主流之外”，[71]94其视野、思维、知识和能量也凸显了迥异于传统匠者自循环的闭合性。然在内部机制上创新导向和正向激励的缺失，庶与原创成果匮乏互为因果;薄钰“卒以穷死”[65]303的结局，或是时代局限和文化生态缺乏包容的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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