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刻石对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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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思莉
摘要：秦灭六国以后，始皇帝巡游帝国疆域，先后留下不少刻石，有七篇文本流传至今。秦代刻石内容除了敬祀鬼神、宣示功威、歌颂功德之功用外，还将重构道统作为建立治统的合法依据和先决条件。秦刻石采纳和吸收了先秦儒家学说，通过道统的重构和认同，构建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这突出地表现在征引儒家经典，凸显儒家礼教观念和圣王系统;采用儒家礼仪，彰显“天下一家”的包容胸怀和王道观念;吸收借鉴儒家王道正统的新论，将始皇帝与先圣尧、汤、文、武的行迹加以类比，实现对始皇帝本人的圣化。在叙事上精心选择角度，通过追忆重建了发动统一战争的道德依据。作为秦人最为可靠的自画像，秦刻石展现出秦人军事上一统之后在政治大一统上的努力与尝试。这种努力与尝试成为垂范后世的典范，彰显出中华文明融合创新的勃勃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秦始皇;秦刻石;大一统;道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3-0154-05
秦朝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文武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从文献记载看，秦人留下来的自述非常少见。秦代石刻文本是秦人进行自我评价的第一手文献，是最为可靠的秦人自画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在灭六国以后，自公元前220年至公元前210年，先后巡游帝国的西部、东部、南部和北部地区，留下不少刻石。这些刻石流传下来的，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和《会稽刻石》七篇。秦二世继位之后，为了宣扬自己的治统，曾带领李斯等大臣，重走秦始皇当年的巡幸之路，“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①。这些秦代刻石历经千年风雨和各种天灾人祸，大都剥蚀模糊，仅剩断碑残字。得幸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了除《峄山刻石》之外的六篇刻石文辞，使得这些刻辞文本得以流传至今。近年来，随着新出秦简的释读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秦帝国严苛暴虐的传统形象，传统秦文化研究中过度依赖那些过犹不及的辩士游说之说和汉儒真伪莫辨的追述的做法受到质疑。秦代石刻文本作为秦人自我评价的第一手文献，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②从班固所言可见，除一般认为的尊儒思想外，他也十分看重先秦儒学健全的体系，即儒家经典、儒家礼教和儒家道統并为三峰，共同构成先秦儒学的柱础。通常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③是儒家思想成为大一统王朝正统思想的开始，但笔者仔细爬梳秦刻辞七篇文本发现，在更早之前的秦帝国，就已经采用儒家思想试图完成大一统国家的道统重构，构建大一统国家的精神认同。
一、征引儒家经典彰显道统观念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通常被视为法家思想的坚定执行者，对儒家极为排斥，甚至曾经采取“焚书坑儒”这样极端的措施打击儒家势力。秦刻辞中“法”的功用被反复提及，“作制明法”“端平法度”“除疑定法”“建定法度”“普施明法”诸如此类的颂词，无不彰显出秦人对“法”的自矜功伐之意。但仔细爬梳刻辞文本亦可看到，文本所征引和改写的一些文献中着意凸显的政治意象与后世通常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后世学者普遍认为，秦代的治国方略与法家思想关系密切，但从秦代刻石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秦政权试图汲取儒家思想中比较成熟的王道道统观念。秦刻石对儒家经典的征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征引六经典籍文辞，二是套用儒家圣王系统。
“男女”是儒家经典中反复论及的人伦关系，最早见于《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④儒家看重男女关系，并将其作为人伦之首，《孟子·万章上》云：“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毛诗序》中认为，孔子删诗时以《关雎》为首的主要原因，就是它能够“正夫妇”，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⑤。“男女”一词在秦刻石中也反复出现，《泰山刻石》有“男女礼顺”⑥之语，《会稽刻石》有“男女絜诚”⑦之语。秦刻辞重视“男女”，强调要实现“礼顺”“絜诚”，这样的观念源自儒家经典，如“礼顺”一词最早见于《孝经》“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儒家论及“男女”，背后所指的深层意涵是从夫妇到父子再到君臣的人伦系统，正如《礼记》所言：“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⑧同样，秦人在刻石中的征引，意图强调和推崇的也是儒家思想中关于社会关系的人伦秩序构建。
七篇刻辞中，《琅琊刻石》中的儒家思想最为浓重，不仅直接征引儒家经典，而且套用儒家的圣王系统。“器械一量，同书文字”⑨之语，不仅仅是对始皇帝功绩的歌颂，亦是效法儒家追述尧的圣王形象。《尚书·尧典》言尧“同律度量衡”;《论语·尧曰》言尧“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刻石中“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之语，则更加系统地套用了儒家对商汤、文武、周公圣王形象的追述。其中，“方伯分职”并非实指分封制，亦不是指分天下三十六郡。实行分封制度是始皇帝本人和李斯极度贬斥的惨痛政治教训，不应该是刻辞文本着力颂扬的对象。如果“方伯分职”是用来指代郡县制，其字面意思所蕴含的分封制又与秦废分封、行郡县的实际政策相互矛盾，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乱。这在斟词酌句创作、包含宣扬政治主张的刻石中是极不可能出现的。实际上，“方伯分职”并非记功而重在颂德，是以商汤、文武、周公的先圣之德化比始皇帝。这也是必须深谙儒家经典才能掌握的修辞润色之道。如“《礼记·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王制》所陈是殷法，言容者，周公制礼时因而不改，故云容也”⑩，《琅琊刻石》文末所言“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B11，亦同样是比德商汤、文武、周公等儒家圣王系统的手法。 秦刻石之所以有如此浓厚的儒家色彩，原因有三。一是儒生可能参与刻辞的实际创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B12可见齐鲁儒生在立石、封禅等这一过程中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多数刻石文本的撰写者李斯，亦是荀子的学生。故而秦刻石中征引儒家经典既是基于作者的思想主张和知识结构，亦获得始皇帝的默许与支持，背后隐藏的是始皇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上积极引入儒家文化的思想倾向。二是“儒法合流”是当时儒学革新的取向。战国时期，荀子开始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B13，强调礼法并重。受此影响，“儒法合流”也成为秦刻石文本的基本取向。除征引儒家经典外，像《泰山刻石》中的“建设长利”和《峄山刻石》中的“利泽长久”，文辞很可能源自《韩非子·守道篇》中的“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B14和《大体篇》中的“故长利积，大功立”。儒法合流的时代特征模糊了儒家和法家的显著对立，成为始皇帝接受儒学，允许刻石中征引儒家经典的一个重要前提，即吕思勉先生所说“出乎礼则入乎刑，礼家言之与法家言相类，亦固其所”B15。三是始皇帝厌恶个别儒生而非儒学。据《史记》所载，始皇帝与儒生矛盾冲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个别儒生借古喻今干预皇权的做法引起始皇帝的警觉和排斥，因此他黜远个别儒生。儒学在秦朝宫廷依然扮演重要角色，所设七十博士之中就有伏生专治儒学。即便在所谓的“焚书坑儒”发生后，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询问如何平定陈胜起义之事，“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B16其中的叔孙通作为秦博士之一，后来降汉之时所从儒生弟子也有百人，说明在皇帝的支持下儒学在秦国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故而，秦刻石征引儒家经典显露出刻石作者谙熟儒学的知识背景，同时也彰显了始皇帝对儒学的接纳与认可。汉人对此亦有察觉，王充《论衡·须颂》言：“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B17
二、采用儒家礼仪彰显王道政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殷商遗民的秦人十分重视鬼神祭祀，有自己传承百年的独特传统。国逢大事必作畤祭祀山岳，“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B18。秦人先后立有四畤，即鄜畤（早期为西畤）、密畤、上畤、下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炎帝。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B19
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B20
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B21
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B22
此后，汉高祖二年（前205）又延续秦人的传统设立北畤，祭祀黑帝。这五处祭祀场所被后世统称为“雍五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封禅泰山之举，改变了历代秦君畤祭山岳的传统。秦始皇封禅泰山时，采用两套祭祀礼仪。
一方面，始皇帝采纳齐鲁儒生的建议，使用儒家礼仪封禅泰山。在举行如此庄重的礼仪中，他颇为看重齐鲁儒生的建议有其特殊原因：一是鲁国较为完整、系统地保留了周代典籍和礼乐制度，为秦始皇效法先圣封禅泰山提供了具体指导;二是泰山位于鲁国境内，鲁人一直承担着祭祀岱岳的职责，对封禅泰山的仪轨十分熟悉。《左传·隐公八年》载郑鲁“祊易许田”一事，可见周天子祭祀泰山之事实际由鲁国掌握。而《论语·八佾》所载季氏“旅于泰山”之事，除了季氏本身的权势外，鲁国具有地利之便、谙熟礼仪也是重要条件。在齐鲁儒生的建议下，始皇帝在正典上放弃秦国畤祭山岳的传统，采取儒家的礼仪封禅泰山，即《封禅书》所言“望祭”。
另一方面，在正典之外，依然保留秦国作畤祭祀的传统，颇为隐秘地在梁父山上举行。《封禅书》云：“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B23梁父山是泰山南側另一座较小的山峰，位置符合秦人畤祭的传统。而从司马迁所记祭祀所用礼仪和对象可见，始皇帝在梁父山上实际举行的是畤祭，祭祀对象为白帝少昊氏。故而，“禅于梁父”是司马迁沿用儒家礼仪之说而忽视了秦人在梁父山上举行畤祭之实。
也有观点认为齐鲁之地为东夷故地，秦人为殷商之族、东夷之后，始皇此举意在寻根问祖，此为一说。值得注意的是，秦人畤祭白帝与设畤祭祀其他神灵有很大不同。白帝少昊氏被秦人尊奉为先祖，祭祀其他神灵之畤地点往往相对固定，而祭祀少昊白帝之畤往往在国都附近，并随着新纳国土和新建国都而迁移改变。《史记·封禅书》记载，少昊之畤应在秦人早期活动的西陲;而秦文公欲得岐以西之地，便以史敦解梦为借口作鄜畤，祭白帝。此后九年，文公终于获得陈仓之地，并于此地再次祭祀白帝。又如秦献公十八年，秦国迁都栎阳，便在栎阳作畦畤，祀白帝。故而，此次始皇帝在梁父山上畤祭白帝，除了寻根问祖以外，结合秦人作畤祭祀白帝的习惯更有可能意在宣示新得齐鲁之地。
在文献记载中，战胜者往往都是以本族的祭礼庆祝胜利。如周灭商后，就在商的社坛按照周礼举行祭祀仪式。《史记·周本纪》载：“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B24从祭祀仪轨和祭祀对象来看，采用的就是《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说的“禋祀”。而秦人作为战胜者，封禅泰山时在正典之上采用儒家礼仪，在正典之外采用秦地礼仪秘不示人。这样的安排彰显了秦人“一家天下”的包容胸怀，以及对齐鲁之地儒学传统的尊崇，成为安抚齐鲁才学之士的重要举措。同时，这一做法也显现出始皇帝对秦一统天下后平衡新旧两方势力的取舍，其中彰显出秦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
三、通过王道观念彰显正统意识
周代商后，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卿、大夫阶层的兴起，破坏了周的王道正统。私室崛起、公室式微而造成的政治衰败，直接地表现为王道正统的下移乃至沦丧。在宗周，“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史记·周本纪》）;在成周，“王子狐为质于郑”（《左传·隐公三年》）;在郑国，繻葛一战君臣之义废;在晋国，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国语·叔向论忧贫》）;在鲁国，“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公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正统沦丧在思想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汤武是不是乱臣贼子的讨论。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对于匡正这种思潮、提出新的王道正统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先秦儒家思想肯定了有德得道、无德失道的王道更迭观念。《清华简》中借助商汤和伊尹的问答阐释了这样的道理，《汤处于汤丘》篇云：
汤又问于小臣：“吾戡夏如台？”后固共天威，敬祀，淑慈我民，若自事朕身也。桀之疾，后将君有夏哉！汤又问于小臣：“古之圣人，何以自爱？”小臣答：“古之先圣人所以自爱，不事问，不处疑;食时不嗜饕，五味皆哉，不有所瓏;不服过文，器不雕镂;不虐杀;与民分利，此以自爱也。”B25
五百余年后，周代商时亦是从得道和失道的角度肯定伐商是顺应天道之举。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B26又如《诗经·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B27还如《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B28《易经》对此评价颇高：“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B29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思想提出了乱世之时重建王道正统的方略。《荀子》中《解蔽》《儒效》《正论》等篇对此均有论及。最为显著的当属《荀子·正论》，以驳斥“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B30而发，认为汤、武的正统地位是来自“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B31，桀、纣失国是因为“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B32，提出了“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B33。这样的新王道正统观念，明显在为战国七雄之中能够一统天下者鼓吹，这也为乱世之时勘定正统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秦刻石在论证秦人正统地位时，采用的是和儒家相同的观念和方法。
第一，秦刻石继承了儒家的王道更迭观念，将六国暴虐失德作为秦获得王道正统的前提条件。如《峄山刻石》云：“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B34《之罘刻石》云：“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B35《东观刻石》云：“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B36《碣石刻石》云：“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B37《会稽刻石》云：“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B38这五处刻石无一例外地将山东六国比喻成堪比桀纣的暴虐统治者，并以此作为秦国发兵擒灭六国的正当理由。
第二，秦刻石继承了儒家的王道获取思想，将始皇修德作为秦国得到王道正统的必要条件。在秦刻石中，不遗余力地将美好的品德归于始皇帝。像《峄山刻石》，三句一韵，三韵一段，前两段与后两段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追远述今的段落，而统领两个段落的即是段首“皇帝”一词。秦刻石的其他篇章无一例外地均遵循这样的体例，意在将皇帝作为歌颂功业的起点和归宿，把丰功伟绩归于皇帝。如《泰山刻石》：“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修饬……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B39《琅琊刻石》：“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B40
第三，在儒家王道正统观念影响下，秦刻石重新书写了发动兼并六国战争的起因。通常认为，秦国统一天下的进程始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攻灭韩国，但在《之罘刻石》和《会稽刻石》中对秦发动灭六国的战争进行了两次追述，把戰争的开始时间上溯到公元前241年，这一年山东诸国发动了对秦的军事进攻。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即王位。秦王嬴政抵抗山东诸国发动的军事进攻时不足20岁，此即刻辞所言“秦圣临国”“初平法式”之语。《史记》中也有两则记载言及此事，一则为《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B41，此即《之罘刻石》中“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与《会稽刻石》中“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所指。一则为《春申君列传》中所记“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B42，此即《会稽刻石》中“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所指。
值得注意的是，刻石在追述战争的起因和开始时间时进行了有意的甄选。刻石追述的战争起因不是最直接的六国与秦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和历史、土地的恩怨，而是将矛盾的冲突聚焦在秦国弘扬道统而六国不奉教化上，此即《之罘刻石》所言“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在时间上，秦国将统一战争开始的时间上溯十多年，认为其开始于六国在秦主少国疑之时趁人之危对秦发动的倚强凌弱的不义之战。这正符合了孔子所主张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通过这样的追述，秦刻石实现了秦国三种身份的转变，即从战争的发动者变成战争的受害者;从乱世秩序的颠覆者变成治世的重建者;从利益的争夺者变成王道的教化者。
综上可见，秦刻石除了一般认为的敬祀鬼神、宣示功威、歌颂功德、寻根问祖的功用外，还体现出试图用先秦儒家思想建构大一统国家精神认同的努力。首先，刻石征引儒家经典，不遗余力地将始皇帝与先圣尧、汤、文、武的行迹加以类比，实现对始皇帝本人的圣化，既显示出战国中后期儒法合流的思潮，也彰显出秦人治国方略开始向儒法并重的转向。因此，儒学迈向“大一统”思想的步伐可能要远远早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时。其次，封禅泰山之举将儒家礼仪作为正典而将秦人传统的畤祭保留隐秘举行，显示出秦人平衡新旧两股势力、意图安抚天下的政治智慧和努力。最后，刻石采纳儒家王道观念，将重建王道道统作为秦人取得天下的依据，对统一战争进行重新追述。而在刻石背后所体现出的皇权与儒学的博弈，实际上是儒学开始从一种学说向治国理念转变的第一次尝试。然而，儒学与皇权的第一次磨合并不太成功，这种努力很快就湮灭在秦末战火之中。但这种尝试无疑为汉初儒学的改造埋下了伏笔，被汉代的统治者加以继承。数百年后，“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无疑也是秦刻石所要尝试昭显皇帝之德的历史回响。而刻石文本的体例，成为后世颂词的源头，刻石纪功亦被作为后世宣扬华夏道统、彰显华夏德威的定式，成为王者贯通天、地、人的载体和媒介。 注釋①⑥⑦⑨B11B13B12B18B19B20B21B22B23B24B35B36B37B38B39B40B41B4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67、243、262、245、245、2720、242、1367、1358、1358、1360、1364、1367、126、249、250、252、261、243、245、224、2395页。
②③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8、212页。
④朱熹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3页。
⑤B26B27朱熹集传、方玉润评：《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362、361页。
⑧郑玄著、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77页。
⑩郑玄著、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B17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1160页。
B14B30B31B32B33张觉：《荀子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第346、212、213、213、213页。
B15王先慎集解：《韩非子》，姜俊俊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3页。
B16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第76页。
B25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第135—136页。
B28孔安国著、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3页。
B29朱熹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B3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21页。
责任编辑：采薇
The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of a Unified Country 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of the Qin Dynasty
Gao Sili
Abstract：After conquering other six countries， Emperor Qin Shihuang started to cruise his own empire and carved many stone inscriptions in his sacred journey， seven of which are still preserved at present. The function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s aimed at not only sacrificing ancestors and promoting pride， but also reconstructing orthodoxy as the legal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anc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absorbed Confucianism and constructed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of a unified country by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orthodoxy. These are reflected on citing Confucian classics，foregrounding Confucian etiquette and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kingly system; on adopting Confucian rituals， and presenting the inclusion spirit of "all under heaven are one family" and the concept of kingly way; on comparing Emperor Qin Shihuang as Yao， Tang， Wen and Wu to realize sanctification towards Emperor Qin Shihuang by absorbing and referring to the new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 kingly orthodoxy. On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by recalling reconstructed the moral basis on which wars for unity were waged. As the most reliable self-portrait of Qin，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displayed the efforts and attempts of Qin people to achieve political unity after their military unity， which became the model for later generations and showed the continuous vitality and flowing innov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Emperor Qin Shihuang; stone inscriptions of the Qin Dynasty; grand unification; orthod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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