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传染病与隔离医院

作者:未知

  顾名思义,传染病就是会传染的疫病。致病因子是有生命的物质,称之为病原体,病原体主要是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传染病与人类同时诞生和存在,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无法知道疫病是怎么来的,又怎么治愈的,以为有一种称之为“厉鬼”的魑魅魍魉作恶多端,人类奈何不了,正如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所说:“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预防传染病的主要措施就是预防接种、隔离、消毒和除害。城市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经济发展,也是传染病容易发生的地方。近代以后,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进入中国,为保障城市安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天花”,上海道署设立了“牛痘局”
  “天花”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称之为痘、痘疮、痘子等,是一种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播。早期症状有高热、头痛、全身酸痛、呕吐等,继而依次成批出现斑疹、丘疹、疱疹和脓疱,最后结痂,在脸上留下斑斑驳驳的痘疤,许多地方把得天花后留下的后遗症叫做麻子、麻皮等,医治无效可以导致死亡。如今无法知道中国的痘疮开始出现于何时,宋周密《齐东野语·小儿疮痘》还有治疗痘疮的土方,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有痘疮的记录,清俞樾《茶香室三钞·黄痘子》:“宋时,面有痘瘢者即谓‘痘子’,今所谓‘麻子’也。”天花的传染性很强,我童年的小朋友、同学中就有不少“大麻皮”“小麻皮”。
  “天花”是世界性传染病,西方的医生和科学家发现,在奶牛场工作的人几乎无人传染上天花,后来人们从牛身上提取到天花的抗体,把抗体注入人体内,可以有效防止天花的发生和传染,称之为“牛痘”。据记载,有位居住在上海的广东籍盲女家境富裕,病故后,根据她的遗嘱在各地建立医院。1872年3月16日体仁医院在上海宁波路成立。1884年,体仁医院的中国医生岑春华与另一位外国医生向工部局申请,“于大马路(南京路)另设一局,施种牛痘,不取分文”,不久,上海道署聘请西医生黄錞在“愚园世春堂”建立“牛痘局”,据说“求种者甚众”,西医的加入为抑制天花病疫,控制天花病疫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天花”在世界上绝迹。
  租界里的隔离医院
  上海开埠后,上海的多家西医院如仁济医院、公济医院(今第一人民医院)等设有隔离病房,主要针对当时流传的天花、霍乱设立,不过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一两间病房。1883年10月15日的工部局会议上,工部局副董何利德(Chas. J. Holliday)提议,公济医院的隔离病房数量不足,难以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流传;同时,公济医院所在的苏州河边已经是上海的市中心区,人口稠密,不利于传染病控制,建议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新建一个专门的隔离医院。不过更多的董事以为,当前租界的经费困难,而多年来上海的传染病病疫并不严重,暂时没有必要建设隔离医院,何利德的提议被否决了。
  霍乱一词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是指剧烈吐泻、腹痛等症状的肠胃疾病,主要是通过老鼠传播的传染病,又称之为“鼠疫”,英文名称Cholera,日文翻译为“虎列剌”。1898年,印度爆发鼠疫,据不完全统计,至1907年的10年内,印度至少有37万人死于鼠疫。也就是1898年,东南亚的鼠疫通过海上航运和贸易蔓延到上海,此时,上海已经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于是,防止疫病传染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租界当局只能管辖租界的区域。为了阻止传染病菌通过运输途径进入上海,上海的江海关颁布了《上海吴淞两处防护染疫章程》,严格管控进入上海的船只和人员,工部局则颁布《工部局卫生示谕》: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卫生之法,全赖饮食起居、讲究洁净。所有各种秽物,务宜扫除净尽。本局医官特胪列以下各条,望人一体遵照,以免天花、霍乱、痢疾、喉痧、红疹、痨症、瘟疫、疟疾诸项疾病。
  《示谕》下分“居家各法”和“公用各法”,“居家各法”就是家庭卫生注意事项;“公用各法”则是“公共卫生”,其中特别提到“本局在靶子路(今武进路)建造医院一所。凡居民感染疾疫、危险疾症,俱可送入院内医治,不费分文。如欲独居一室,院中亦备有房屋,惟病者略行贴费”。
  租界工部局在靶子路建设的医院就是“Isolation Hospital”,也就是“隔离医院”,不过为了避免民众恐慌,中文名称为“工部局医院”。几年后,1904年,工部局在工部局医院边上另建“侨民病房”,于是,收治中国人的病房就被叫做“Isolation Hospital for Chinese”,也就是“华人隔离医院”。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医院被日本人接管,成为日本同仁会上海医院,1945年日本战败后改为上海市第五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迁闵行后,这里长期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传染病是不分国籍和疆域的,在工部局医院建立的同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姚宗李(Prosper Paris)得到上海道署的支持和资助,也在远离租界的“英徐家汇路”的“余村”(今华山路。当时,法租界的西界在现在的重庆南路一带)建立隔离医院,于是,这里的一条小路就被叫做“姚主教路”。当时,福开森路向南一直通到现在的康平路,与姚主教路相接,约上世纪20年代后,霞飞路(淮海中路)以北的福开森路也改名为姚主教路。我们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找到天主教创办的“华人隔离医院”,它在现在的华山路与天平路相交处。
  红十字会创办的中国公立医院
  传染病是现在人的叫法,传染病往往是季节性的流传疾病,中国人称之为“时疫”。租界当局对传染病的管控比较严厉,发现感染者后就直接送入医院隔离,而当时的上海人公共意识薄弱,他们担心治病会花去很多钱,于是处处躲避,即使被送入医院隔离的患者,也会想方设法逃离医院。《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上·医院》中说:
  中国公立医院,设宝山境补萝园。宣统二年十月,公共租界称有鼠疫发生,英工部局饬医按户检验,居民苦之。适有死者六人,传言将厉行防疫之法,群情益震恐。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
  沈敦和(1865-1920),字仲礼。浙江鄞县(宁波)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政科。回国后入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任翻译官。后来历任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江南水师学堂提调,1894年甲午战争时任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翌年任江南自强军营务总办。1898年任淞沪商埠工程局总办。致力于慈善事业,先后担任天足会(天足会就是反对裹脚,提倡天足的慈善机构)董事,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在上海创办上海红十字会(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红十字会得到上海巨商朱葆三、颜料大王贝润生等慷慨资助,在公共租界跑马厅附近的安康里创办了“时疫医院”。当时,病人很多,租界地方逼仄,红十字会必须在其他地方想办法,此时,旅沪广东商人张子标在宝山县有一处叫做“补萝园”的别墅,当时估价4万两,作价3.3万两卖给了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在补萝园建立了“中国公立医院”,也就是中国隔离医院。《光绪上海县续志》是这样说的:“凡华人患疫,其查验、隔离、诊治盖归华人医院办理。又,种痘、治霍乱等症,及关于人身一切,亦归华人自理。于是,住居租界者,乃不受防疫之惊恐。自医院开办,鼠疫遂熄。”
  中国公立医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传染病隔離医院,对抑制传染病的发展和病人康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是现在上海传染病医院的前身。
  会传染的疾病很多有明显的季节性,来时汹汹,去时荡荡;有的传染病没有季节性,长期存在,以前,上海还有上海中华麻风病医院、叶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痨病疗养院等传染病医院,为保障上海的安全发挥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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