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戴戟勋章申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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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军人皆以建功立业为职志，凭勇力和智慧而求克敌制胜，中外莫不如此。近世欧洲实施授勋制度后，为军人论功授勋予以表彰即蔚成风气。凡重大场合或隆重典仪上，军人佩饰军功勋章荣耀登场的场景，往往给人留以深刻印象。
中国近代国家勋赏制度的创设，始于晚清。进入民国后，则愈益完善化、系统化。且不说北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就曾长期施行了授勋制度。1928 年“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大体完成，国民政府为表彰作战有功军人，于次年 5 月即颁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1930 年元旦，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首次授勋仪式。勋章的种类分“宝鼎章”“云麾章”等若干种，而级别最高的勋章当为“青天白日勋章”。前几年，笔者曾撰《“一·二八”抗战后的授勋》（刊于《文汇报》2012 年 1 月 28 日“笔会”版）一文，介绍了有关对日抗战的首次颁勋活动。由于先外祖父戴戟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关系，笔者便对相关材料较为关注。
外公曾先后五次获勋
早先我并不知晓外祖父同军功勋章有什么关系， 也从未由家中长辈的口中听说过授勋的事，后来偶然查到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才初知上世纪上半叶国民政府时期戴戟将军曾先后五次获勋。除 1933 年元旦因参与指挥“一·二八”抗战有功而同另外 11 名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将领同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外，还曾有过四次获勋。分别为 ：1931 年 1 月，以历次积功获三等宝鼎勋章 ;1936 年 7 月获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又获颁忠勤勋章 ;1946 年获胜利勋章。其中，“宝鼎章”或涉参与中原大战等战事。“誓师纪念勋章”则是授给参与北伐的师长以上将领的。即便是在“闽变”失败后下野赋闲期间，戴戟和其他几位参与领导“闽变”的相关将领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道，仍被有关方面授以纪念勋章，没有忘记他们同样曾是北伐战争的有功之臣。戴戟作为当时铁军一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主力之一 30 团的团长，在汀泗桥激战中身先士卒，率师冲锋身负重伤，为是役受伤的革命军最高衔级军官，旋被擢升为师长。忠勤和胜利勋章，自系表彰他抗战期间为国服务的业绩而得。
五枚勋章，粗略勾勒出了外祖父戴戟的人生轨迹。应该说，大部分经历都同致力于外抗强寇、内除军阀的正义事业相系，特别是为抵抗日寇，这一直成为外祖父人生的主导方向，他尤对国人内战深为反感，愈到后期这种感觉便愈是强烈。为不再深陷内战深渊，不为蒋介石火中取栗，抗战胜利后不久，他 52 岁就提前申请退役了（按规定，他这一级别须至 55 岁）。
首次获知外公所获的勋章
外公戴戟所获勋章事，迄今我也仅从台湾方面“国史-戴戟传”的记录中首次获知，家中在世的长辈无人见过实物，亦从未听闻到。所以只能推测，勋章本身或许早已由他本人多年前处理了。
近时得助于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先生访台后所提供的线索，通过台湾“国史馆”有关档案史料文物的网络查询，始知外祖父戴戟的勋章， 抗战期间居然曾一度遗失过，后又费番周折向国民政府申报补发。这么一段曲折情节，就更无人知悉。由台湾方面尘封已久、甫经展露的档案中，我们才探悉到这几枚遗失勋章大略的补发过程，甚至牵动当局高层，相继曾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宋子文都先后与闻其事，并郑重决定、批复准予补发。
从目前所见档案材料看，涉战时遗失并要求补发的是抗战前戴戟所获的三枚勋章，先说前两枚。相 关档案中时间最早的是 1944 年 1 月 22 日的行政院公文《函呈请转陈补发戴戟勋章及证书》， 蒋中正签署批复。此处提到要求补发的理由是： “戴司令于廿年（即 1931 年 - 引者注）元旦在第六十一师师长任内 奉府令给予三等宝鼎勋章，又于廿一年（即 1932 年 - 引者注）十月三十一日在淞沪警备司令任内 奉府令给予青天白日勋章 有案”。经查证并言明，“以前并 未颁给四等宝鼎勋章”，以杜前文笔误。
勛章及证书因香港沦陷而遗失
这份公文且明确提示，这些勋章及证书原曾寄存于香港国华银行，因香港沦陷而遗失。这就将遗失的原因陈述清楚了。国华银行是一家同十九路军有着颇深渊源的商业银行，始创于上世纪 20 年代末，上海、香港、广州、苏州、北平、天津、南京等多地都先后设置其分支机构。
戴戟同该行发起人兼股东邓瑞人、总经理饶韬叔等人都颇熟稔，邓还曾是十九路军的财务负责人。战前该行依照银行保管箱业务规则，客户租用保险箱用于存放私人贵重物品也是很平常的。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多有国土沦陷， 但香港和上海租界则尚存一息，原先的生活状貌暂得维持。由一张新发现的戴戟旧照得知，自皖南行署卸任后的戴戟，1941 年 1 月间曾辗转到过香港探亲访友，有此留影为证。但目前无法确定的是，将勋章委托国华银行保管，是他此次赴港时之亲为，还是交托朋友代办的呢？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舰队偷袭珍珠港，未几，12 月 25 日圣诞节， 香港即被日军攻占。兵燹之灾下，存于银行保险柜的戴戟物品（包括勋章）就此遗失，但细节不详。据了解，香港陷落期间，银行及客户存放的钱财物品以“敌产”之名遭日人劫掠的事，恐非个别。外祖父戴戟对于这些军功勋章应该还是相当在意的，既失，遂向国府提出了他的补发申请，在相关文档中也就留下了上述记录。
国府文官处依据核准补发申请
此后 1944 年 1 月 28 日的行政院公文，又对此案复核转陈，准函述理由并饬印铸局照案复铸。1944 年7月 7 日，国府文官处依据核准的补发申请，说明青天白日勋章和三等宝鼎勋章已制成，补发的证书两份亦已备齐供查收。
至此，却又提及了同样遗失待补的第三枚勋章、即北伐十周年勋章的事。1945 年 11 月 1 日，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致军委会复函，准给时任东南补给区司令的戴戟补发亦在香港遗失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这种带有纪念性质的勋章尽管与具体军功勋章尚有些许差异，却也含具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样是宝贵的。嗣后，国府文官处于 1945 年 11 月 5 日发出公函，重申缘由，将补发的北伐纪念勋章及勋表附上。
至于三枚遗缺勋章为何先后分两次申补，囿于相关史料所限，其具体缘由我们还难以断定。从公文来看，补发戴戟的三枚勋章与相应证书在手续上均已完成， 然是否交付当事人戴戟查收，则未见相应公文载录。时移世易，斯人凋零。至于他本人是如何获悉勋章遗失并就此提出申请的，后又如何接受补发的两批三枚勋章，以及连同抗战胜利后又获颁的两枚，全部五枚勋章之最终下落，却仍是目前我们所无从得知的。
（作者为戴戟将军外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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