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的“两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

作者:未知

  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以“学哲学、用哲学”为根本依托的。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集中表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即新时代的“两化”宏大实践叙事,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改变世界”的实践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统筹—协调—辩证”的方法论总体图景和新时代党员干部德性培养的科学路径,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远境界和独特魅力。
  关键词: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新境界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32-007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这是总书记在新时代第一次明确提出“学哲学、用哲学”的要求。2015年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他又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开启并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具有伟大变革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六年来,“学哲学、用哲学”活动以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1],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改变世界”的实践意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远境界和独特魅力。
  一、实践意识:面向“实践之内”
  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以“解释世界”为满足而以“改变世界”为根本指归的范式转换,把哲学关注的重点真正地指向了实践,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最显著特征。长期以来,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基本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解释原则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2]同时,某些偏颇现象亦应辨正,比如,学者往往更习惯于直观或凝视实践的显性方面,在诸如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基本结构和形式、运行机制和动态模型等“外在”问题的分析上聚讼不已。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疑惑:这种对实践的外在分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彰显和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力图“改变世界”的理论意蕴和根本旨趣呢?换言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若干进路中,“W问题”(即“是什么”的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和彰显“改变世界”的理论意指和根本指归?因为在实践这个“问题丛集”中,并不是“W问题”而应该是“H问题”即“怎样做”(How to do)的问题,才是实践所特有的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旨趣。[3]于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便应该主要指向“如何做”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研究中,应致力于通过对前人实践活动得失利弊的不断审思以实现对未来行动方案的拟订、提升和完善。[4]因为“马克思的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不仅把人与世界之间的全部矛盾的现实根源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把解决人与世界之间全部矛盾的现实基础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从而构成‘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5]人的实践活动如此重要,以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总是凸现其“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冲动,以及言行一致、知行统一等根本要求。那么,谁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知行统一?显然,由于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其本身并不能做什么,能够发动“革命的实践”和促使“环境的改变”的只能是“人的活动”,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实践”[6]500。换言之,唯有“现实的人”的对象化活动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知行统一。人的对象化活动又必须通过和倚仗人的意识,即以意识为中介才可能实现。由此可以断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主动地、自觉地、必然地“发之于行为”的主体意识,即明确地指向实践活动的“实践意识”,才应该成为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主要对象的转换,可谓对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拨乱反正。主体的实践意识对于实践活动具有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意义,即它以“H问题”为导引,把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实践之外”转向“实践之内”,并在具有特定指向性的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践意识不仅与对应的实践行为构成必然的逻辑关联,而且也为后者提供充分的理据和推动力。
  二、“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具有鲜明实践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命题
  实践意识的思维进程和运行机制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实践意识发之于行为的过程必然表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里,当然排除了那种初心即仅为装点门面以致学用两立、言不由衷和故意知行脱节的“两面人”做派。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或称“两化”)是我国“一位始终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7]71冯契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核心命题。按冯契自己的说法,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的这个论断,“用意就在于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可以从运用理论作方法和运用理论来提高思想觉悟这两方面着手”。[8]16也就是说,“两化”提出的本意、出发点和思想主旨,就是要求并追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指明可以具体入手的两个方面、两条具体的方法和路径:改造客观世界,并最终改造主观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可谓一脉相承、同曲同工。马克思一向主张无产阶级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要解决好客观和主观两个“世界”、两个实际。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9]815,就是要改造客观和主观两个“世界”。冯契还说,总的口号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两化”则进一步指出这种结合必须“在两方面深入下去,一方面哲学要成为方法论,另一方面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培养新人”[10]251。“两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理论意蕴和根本指归以最直接而简明的方式表达出来,即在学习理论伊始,主体便建立起主动的、自觉的、必然的发之于行为的实践意识。这一主体意识就是要把理论化为方法以谋求改变客观世界,把理论化为德性以提升个体道德境界、规范个体行为。审思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行程,人们能够清晰体味实践主体的实践意识与实践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以及实践意识为实践行为铺陈的具有充足理由的行动依据和内在驱动力,从而感知实践主体旨在改变世界的思维趋向。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称赞有关“两化”所透出的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思维趋向,在冯契写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本书上作出详细批注,吩咐秘书“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11]573。冯契认为:“从广义的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培养德性的途径,就在认识过程之中,也就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问题。”[8]57这种认识自己和世界以改造主、客观世界所包蕴的实践意识与实践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行动依据和内驱力,正是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实践活动所展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宏大叙事内在的和持续的推动力。因此,我们将新时代依托“学哲学、用哲学”活动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称作新时代的“两化”或“两化”实践。   三、新时代的“两化”:“学哲学、用哲学”的宏大实践叙事
  (一)化理论为方法:“学哲学、用哲学”以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意指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极其繁重的治国理政任务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以科学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论为指导,化解对象世界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并不断前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习。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老老实实学习这个“必修课”,自觉地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像这样具有浓郁的化理论为方法意味的论述,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视界宽阔,其间所透出的主体性实践意识,在表征新时代新思想的重要文献和论述中展卷即现。
  例如,2013年12月第十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总书记号召原原本本学经典,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提高战略思维等能力;2015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更好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更好地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以上所列把理论化为方法的思维进路,是表征总书记主体性实践意识的标识性话语。“学哲学、用哲学”一语中的,简明扼要。学哲学就是为了用哲学,即学以致用,化为伟大社会革命的方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用马列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之的,即“有的放矢”。
  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论述,集中表现了“学哲学、用哲学”的学用统一,以及化理论为方法的实践意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根本上是学风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9]813。学风问题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总是把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作为统一的整体看待,从理论源于实践进而指导实践、实践推进理论创新进而以创新的理论引领实践的辩证关系中审视两者关系,反复强调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的实践指向性非常明确。这种实践指向性还突出体现在抓落实方面,像钉钉子一样狠抓落实,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习近平多年执政实践的精要。这种抓落实的实践意识深谙“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501,“思维的真理性”“思维的此岸性”[6]500只能靠落实、靠对世界的改变。翻开《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落实、务实、办实等字眼频出。习近平在《学习时报》发表《关键在于落实》一文,引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进行阐释。他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指出: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应当指出,对“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6]500的追求和落实并辅以优秀传统文化的述说方式,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探索和构建具有鲜明主體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努力方向,即力求“从僵化枯燥的话语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以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观点的理论思维”奠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方式。这应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最深层的理论思维的变革”[5]。
  问题导向意识凸显实践意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雄才伟略,洞烛先机的政治智慧和直面问题的政治勇气,以共产党人以身许党许国的使命担当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卓越的“捕捉和把握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把“时代性的人类性问题”作为实质内容,在历史倾向于“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5],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切入,着力推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体现了鲜明而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问题导向意识实质上即实践意识,或说是实践意识的“催生婆”。有了问题意识,也就有了“学哲学、用哲学”的内在冲动,就有了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实践趋向。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翻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人们每每感受到总书记“科学地认识问题、准确地把握问题、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考方法和工作方法。学界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从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所蕴含的中国问题的解答中生成的。[12]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等,无不是对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深邃洞烛;而“四个全面”“五大理念”等新战略新理念,也无不是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因应时代需要而作出的。故而,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开篇便把“问题”这一时代的呼声摆出来,所言“极不平凡”,“历史性成就”都是由时代问题的性质决定的,是以由时代问题催生的实践意识为驱动力的。正是这种问题导向的实践意识驱动,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伟大复兴作为奋斗目标,并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性的人类性”事业建设,在全球抗疫时刻提出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被国际社会盛赞为负责任大国的“救世”命题,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初心”和敢于引领“世界历史”中“我们的时代”发展趋向的宏大气魄。
  “伟大斗争”凸显实践意识。“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习近平主持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工作时坚持写进报告的“涵义深刻”的论断。“准备进行”“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等即为实践意识对未来实践行为的预设和掌控,亦是“学哲学、用哲学”在新时代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斗争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他叮嘱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将时刻面对各种风险考验和重大挑战,必须在心理上准备好,练出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知秋临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风险要有科学预判,该斗争的就要斗争。这些关于发扬斗争精神的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我们党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而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邃而宏阔的时代观照度和强大的理论统摄力,每每彰显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风范和伟大斗争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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