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探析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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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姝含
摘 要：福斯特在《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一书中强调，面对地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处境，人类只有进行根本的生态革命才能扭转颓势。福斯特所说的生态革命多发生于社会领域，即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到文明，更大范围地变革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实现彻底的生态转型。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不仅是西方国家发展遭遇的瓶颈，也严重挑战着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因此，反思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对于我国在新时代顺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革命;多维视角;理论内涵;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7-0031-03
“生态革命”一词，最早由K·博尔丁在1953年提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空前的经济危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严峻挑战。博尔丁提出的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生态革命”，侧重于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旨在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状态的改善[1]。不同于博尔丁传统的生态革命理论，福斯特的生态革命不仅强调观念和技术变革，更主张变革社会权利结构，通过社会权利结构变革实现生态环境的彻底转型，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系统的变革，需要“吸收必要的替代技术，但是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当中的社会结构”[2]。其涵盖的领域是深层次、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种视角来解读，更好地透析福斯特生态革命理论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一、生态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坚决摒弃
福斯特认为，革命有生态工业革命和生态-社会革命两种类型。生态工业革命实质是在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强调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只是做出局部性的调整而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资本主义宣称可以实现“非物质化”，通过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来降低使用总量，实际上是在从根本上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同时尽可能增加自己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但是伴随生态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投入使用的新技术虽然可以不断提高能源利用率，却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能耗，反而更加扩大了生产规模，伴随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福斯特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杰文斯悖论”。
福斯特不否认生态革命需要技术革新，他赞同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但仅仅依靠技术和市场等经济手段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寻求社会形态的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革新实际上只促进了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其解决生态问题的初衷仅仅是维持自身生产不断继续，而不是改善工人生活，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福斯特认为，正是技术变革与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结合，才导致技术变革迷失方向。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与生态原则完全对立，把自己的运行建立在自然和生命的浪费基础之上。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追逐不断扩大的、无止境的经济利益，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生态原则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一种低能耗、低破坏、低代价的方式维持经济运行，同时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福斯特以碳封存技术为例，当这种技术还处于设想阶段时，就已经受到了资本主义的欢迎，资本家迫不及待地投资将其投入使用，而各方面更加成熟定型的太阳能技术不被重视，因为太阳能技术不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已经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最大阻碍，这种原则下的资本积累将巨额的生产成本加之以自然环境，有限的收益却使自然付出了不可修复的沉重代价。
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之一就是有限的私人资本占有广阔的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掠夺自然资源和剥削劳动力是同步进行的，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极大程度上表现为生态环境惡化。因此，当前生态革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有效遏制自然资源私有化趋势，实现经济发展“大众化”，让自然资源为全人类所共有，而不是极少数资本家谋取私利的后花园。福特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们的需求，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应围绕大多数人的利益制定，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使大多数人民群众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正如福斯特所说，生态革命选择的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对经济至上原则的彻底颠覆，“特别是要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3]。
其次，由于各个资本家忽视生态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忽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子孙后代继续使用生态资源的可能性，为攫取利益最大化频频引发恶性竞争，最终给生态系统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经济发展中“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和地方的区域性的创意计划，对社会主义来说无疑是必需的”[3]，必须通过用计划手段加强市场监管和市场干预，最大程度遏制经济自发发展带来的市场无序现象。当然，计划的制定不能是极少数人一拍脑袋的后果，必须采取民主的手段，在充分调查研究、不断完善方案的基础上做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诉求的决定。
最后，福斯特生态理论所提出的不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强调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适度原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外界援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需要很多机会来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但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始终是其解决温饱问题、最终消除贫困的必由之路，也是扭转其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顺从命运、改善国际地位的有效途径。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他们的经济发展原则应更侧重提升发展质量，调整发展速度。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扬博爱互助精神，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才会不断缩小，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早日形成。
福斯特还剖析了芒福德《人类的境况》一书中“基础的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他指出，“基础的共产主义”经济原则与生态原则是一致的，主张在维持经济发展现有规模、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观念应当成为生态革命的主要遵循。“基础的共产主义”把社会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主张采取家庭财产的分配办法，根据成员的需要对社会群体进行产品分配。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生产不仅可以避免盲目生产导致的浪费，而且将有效促进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与生态革命强调的实现人和自然的共同发展的理论是一致的，即要求劳动者进行联合生产，对生产过程进行社会范围内的控制，依据现实需要从事理性生产。 总之，福斯特从经济视角描绘了二十一世纪生态革命必须在生产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宏伟蓝图[4]。生态-社会革命首先应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在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改造生产关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扩大生产，不断推动生产管理民主化和社会化，这是遏制自然资源私有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生态革命是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根本变革
真正的生态革命，是实现与现存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根本变革的革命，不仅提倡运用新技术变革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还要不断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福斯特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通过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石油战争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结盟的极端性。由于生态革命具有鲜明的社会革命性质，必然会与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相抗衡，使现行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福斯特认为，只有变革现存的社会权力机制，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权力结构，才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福斯特以美国保护原始森林的斗争为例，分析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政治与资本联合的社会权力结构认识不足，遭到二者的共同抵触，没能实现预定的改善生态环境、变革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目标。可见，生态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必须将阶级斗争纳入生态运动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福斯特还指出，要“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2]，将阶级斗争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巩固民众与政权的同盟关系。与生态工业革命所要求的参与主体不同，生态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社会中下阶层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变革。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大的受害者;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与统治阶级根本对立，他们的革命性最为彻底、最为坚决，是革命的希望所在和依靠力量。因此福斯特提出，应着力解决工人就业问题，保障其基本生活。只有民众生活质量提高、自由发展权利扩大，才能不断壮大生态革命的参与力量，推进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各领域的彻底革命。
对于生态革命的目的，福斯特主张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人的需求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不同，资本主义民主究其本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秩序，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不单体现在政治层面，还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人的发展问题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剥削现象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交往，人人都享有满足自身需求的各項权利，都可以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价值观方面，生态革命理论提倡用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强调用个人的无私奉献来构建和谐的社会。生态社会主义以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托，把生态文明融合于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可见，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从政治视角来看追求实现人与人的真正平等[5]，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真正的延续发展，必须通过政治变革，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权力机构，打破资本主义原有的社会秩序。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着力构建的人类共同体给予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从而恢复到一种更加可持续的生态社会关系中，在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真正消除生态危机。
三、生态革命推动民众文化价值观的道德转变
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必然引起文化价值观的变革。福斯特提出，生态革命应“超越资本主义的生物圈文化而用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代替它”[2]，实现人们生活方式和购买习惯等方面的转变。这种转变，能够反作用于社会生产，使经济的发展更关照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局限于利润增长。同时，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转变，营造更加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权力的“结构性不道德”导致了人类对自然更高的“不道德”。换句话说，就是结构性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结构性不道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政治家结盟，追求各自的目标。他们以资本积累和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毫不顾及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整个社会以财富占有多少为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把“结构性不道德”界定为富人阶层政治精英的系统性特征，他们不顾社会道德标准，把财富拥有作为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消灭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6]。因此，生态革命当务之急就是要在社会文化领域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动道德革命消除权力的“结构性不道德”，使社会各阶级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能够兼顾到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福斯特在对奥康纳等生态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时注意到，将生态问题直接归因于经济危机是一种机械主义经济观。这种观点强调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和无止境的贪欲，无视盲目发展经济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其根本原因就是和扭曲的文化价值观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方式。鉴于此，福斯特提出“以人为本”的道德观，指出要突破机械主义经济观的瓶颈，秉承经济发展必须首先满足社会底层人民的需求的基本生活需要，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兼顾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解决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福斯特还在继承马克思“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和恩格斯“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首先，自然界不仅是我们生存的基础、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对象，而且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生态共同体;其次，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是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的关键一步;最后，要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推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同进化。福斯特以此来反对以吉登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文化对立的文化二元论观点，指出“二元论观点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的发展”[7]，而人类与生态的和谐才是根本目标。 总之，福斯特的生态革命从文化视角来看既是同资本逻辑的斗争，也是同人类豁免主义价值观的斗争[8]。生态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推动社会道德生态彻底转变，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意识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以生态道德引领技术革命的发展方向，最终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产关系和国家制度的变革，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想保障。
四、结论
福斯特以生态学为线索和枢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维度生态分析，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及现实性批判，提出了生态革命思想，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的阐述和重构，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发展方式也处于不断转变之中，创新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卓有成效，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带给我们的巨大福利。但与此同时，各种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污染防治工作已被列入我国新时代发展面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深刻指出了生态问题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和社会主义早期阶段，是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性问题，也必然要在推進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解决。研究福斯特的生态革命理论，对加深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叶西娜.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革命”学说[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7）.
[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M].刘仁胜，李晶，董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128，90.
[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元，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5，58.
[4]董玉宽，张思皎，赵云煜.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发展[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2）.
[5]何山青.福斯特的生态思想：个人道德视角抑或生产方式视角？——兼与唐正东教授商榷[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4）.
[6][美]美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M].王崑，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430-446.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2.
[8]申森.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批判[J].国外理论动态，2017（10）：53.
收稿日期：2020-03-24
作者简介：武姝含（1996-），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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