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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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振祥 葛利花
【关键词】岳石文化；生业经济；动植物遗存；生产工具；区域环境差异
【摘要】以粟、黍为主，兼有麦类、豆类和水稻的农业种植体系，以及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过程、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和较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水平，共同构成了岳石文化合理完善的生业经济模式。但在地理环境和水热条件等自然因素差异的影响下，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和动植物资源利用等方面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山东地区中，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生业系统最为完善，鲁中南的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较发达，鲁东南以稻作农业为主，胶莱平原旱、稻兼作的生业系统集中分布在平原外围近丘陵地带，鲁豫皖交界的黄淮平原形成了种植与渔猎互补的经济结构，苏北和辽东半岛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多样化的选择阻碍了该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
岳石文化[1]是主要分布于海岱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其以山东地区为核心分布区，涉及苏皖北部、辽东半岛、豫东等外围区域。生业经济又称生计方式，是指农业、家畜饲养、采集、捕捞和渔猎等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经济活动[2]，在提升社会整体实力和推动对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认识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动植物考古方法在岳石文化遗址研究中的大量应用，为深入探讨其生业经济状况奠定了基础。本文梳理了近20年来有关岳石文化生业经济的研究资料，对岳石文化各区域生业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结合自然环境因素，分析区域生业经济差异的成因，以期获得对该文化更加客观的认识。
一、岳石文化生业经济状况
认识岳石文化分布区域的生业构成及发展状况，是深入探讨其生业经济的基础。下面我们结合行政区划和地理环境将岳石文化分布区域划分为山东地区、苏皖北部、辽东半岛和豫东地区四个部分，从农业种植，家禽、家畜饲养和渔猎捕捞等方面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农业种植
农业是“一整套影响驯化植物生长环境的人类行为，贯穿于植物的整个生命周期”[3]，在本文中特指利用土地资源进行的种植生产活动，可从植物遗存、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储存类遗存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植物遗存
根据遗址出土农作物的种类以及伴生杂草所占比例，可对不同地区的农作结构和农业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目前出土岳石文化时期植物遗存的遗址共计26处[4，5]，其中，山东地区17处，辽东半岛5处，苏皖北部4处。
从山东地区17处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情况看，普遍发现的农作物遗存以粟、黍为主，伴生藜科、黍亚科等旱田杂草。而在榆林[5]、十里铺北[5]、桐林[6]、李家埠[7]、城子崖[8]、六甲庄[9]、上峪[10]、塘子[10]、庙后[11]、照格庄[12，13]、尹家[14]等11处遗址中均发现稻遗存，其中李家埠、城子崖、庙后、尹家等稻遗存较多的遗址还多见芦苇等喜水植物。此外，榆林[5]、十里铺北[5]、城子崖[8]、六甲庄[9]、照格庄[12，13]、马安[15]、彭家庄[16]等7处遗址出土有少量小麦和大豆遗存。这种以粟、黍为主，辅以小麦、豆类的旱作农业结构，以及依区域小环境开展的稻作农业，共同显示出一种较为稳固的生存保障体系；同时，尹家城遗址[17]的莲，塘子遗址[10]的杏梅、猕猴桃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的发现，也意味着岳石文化先民对野生植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水平较高。
辽东半岛仅在双砣子[18]、大嘴子[19]2处遗址发现稻、粟、黍等农作物遗存，除相关田野及研究工作开展不充分外，不排除当地农业不发达的可能。马城子B洞遗址[20]21发现有榛子和核桃遗存，前者耐寒，喜湿喜光，多长于向阳山坡地带，后者耐寒抗旱，常见于山区河谷土壤深厚之处，反映出该地区先民对其生存空间有较高的认知水平。
苏皖北部除高皇庙遗址[21]出土植物遗存的种类未知外，杨堡[22]、藤花落[23]、周邶墩[24，25]遗址均出土稻遗存，说明该地区稻类作物的种植较为普遍。其中，杨堡遗址的农作物种类最为丰富，粟、黍、麦、豆均有发现。周邶墩遗址发现的水蕨遗存则表明，遗址附近可能存在小面积水域，光照强度也较大。
总体来看，岳石文化时期的农作物种类较为齐全，在以作物多样化选择来应对生产风险的同时，对野生植物资源也有一定程度的利用。同时，不同地区以及同一地区内不同地点对植物资源的选择和利用存在差异。山东地区农作物和野生植物资源的种类多样，显示出以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为辅的种植方式，农业结构最为成熟，表现出先民对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能动性。苏皖北部农业结构相对完善，粟、黍、稻、麦、豆等作物均有发现，因地理位置偏南，稻作遗存占比最高。辽东半岛农作物遗存的数量和种类均较少，不见麦、豆等作物。植物资源选择和利用的区域性差异，正是先民积极认知生存环境，调整生存策略的体现。
2.农业生产工具
目前出土生产工具的岳石文化遗址共45处，其中山东地区31处，苏皖北部6处，豫东地区3处，辽东半岛5处，可统计的农具共1252件（笔者曾在《岳石文化生业与社会研究综述》一文中对岳石文化出土农具进行过简单统计[4]，共1171件，根据相关研究成果，郝家庄[26]、姑子坪[27]、馬安[28]、广饶营子[29]、藤花落[23]453—498，[30]、大嘴子[31]等遗址的农具数量和种类有所增改，现以最新的统计数据为准）。对生产工具的质地、种类、数量等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岳石文化各区域的农业生产过程（表一）。
山东地区的31处遗址出土可统计农具1010件，包括石器717件，骨器152件，角器11件，蚌器127件，木器1件，牙器2件，按照功能可分为砍伐、掘耕、播种、收割、脱粒、碾磨六大类。其中砍伐、掘耕、收割类工具数量较多，分别为198件、350件、327件，各占出土农具总数的19.6%、34.7%、32.4%，显示出较为完备的农业耕作体系以及一定的农作物深加工水平。石器的种类最为齐全，除播种类工具外，用于砍伐、掘耕、收割、脱粒、碾磨等工序的工具均有发现。其中以收割工具半月形双孔石刀分布范围最广，这种由龙山时期的长方形穿孔石刀演变而来的岳石文化代表性农具[32]在22处遗址中均有发现。好生店[33]和广饶营子[29]遗址新发现少量方孔石器（带方形孔的石锄和石凿），应为掘耕工具，方孔为双面对琢而成，不同于龙山时期管钻或棒钻形成的圆孔，体现了农耕技术的革新。152件骨器中，播种类工具锥数量最多，共发现116件，占骨器总数的76.32%，另发现少量砍伐工具凿及掘耕工具铲、耜。可统计的蚌器共127件，包括铲74件，刀42件，镰11件，各占蚌器农具的58.27%、33.07%、8.66%，表明蚌器多用于掘耕和收割；其中仅尹家城遗址[34]就出土蚌器115件，占蚌器总数的90.55%。各工具原材料的选择，是由工具的功能和材料的特性所决定的，反映了一定的环境特征和自然资源获取情况。 此外，山东地区仅发现狩猎工具镞、镖、石球等10件，表明狩猎在该地区经济结构中比重极小。
苏皖北部可统计的农具共42件，均为石器，包括砍伐器28件，掘耕器1件，收割器12件，碾磨器1件。此外，高皇庙遗址[21]出土有数量不详的骨、蚌质锄、锥、刀、镰，可能也是用于农作；藤花落遗址[23]453—498出土石镞9件，石球1件。受限于田野及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程度，尚无法从生产工具角度深入探讨该地区的生业结构，但较高比例的砍伐和狩猎工具的出土，无疑显示出狩猎、采集经济在该地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
豫东地区仅鹿台岗遗址出土农具可统计[35]，共10件，除1件蚌镰外，均为石器，包括斧1件、凿1件、铲3件、刀3件、臼1件。栾台[36]和清凉山遗址[37]出土的石刀、骨锥、蚌刀和蚌镰等数量不详。从现有资料看，该地区出土农具以收割、掘耕器为主，存在砍伐、播种、脱粒类工具，受相关资料限制，缺乏深入探讨的空间。
辽东半岛以大嘴子遗址[31]出土农具数量最多，包括石斧97件、角锥5件，以及数量不明的骨锛、骨铲、骨锥、牙锥、牙刀等。双坨子遗址[38]出土农具数量也较多，包括石斧26件、石锛11件、石铲1件、石刀19件、骨锥8件和角刀1件。从可统计数量看，此地区出土农具共190件，包括石器166件、骨器18件、角器6件。从种类上看，砍伐类工具共134件，占绝对优势，收割、播种、掘耕类农具相对较少，未见脱粒、碾磨及狩猎工具。
总体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蚌器次之，角、牙、木器少见。从种类上看，以斧、锛、凿为代表的砍伐类工具数量较多，共362件，占农具总数的28.9%，显示出岳石文化先民砍伐垦荒、木材加工活动的频繁。掘耕类工具数量也较多，共355件，占农具总数的28.4%，其中铲的数量最多，共256件，远超锄、耜和镢，应与其器形扁薄、易于加工、方便挖掘有关。播种类工具以锥为主，各地均有发现，山东地区较多。收割类工具数量最多，共377件，占农具总数的30.1%，以刀数量最多，共342件，其分布也最广，仅山东地区就发现石刀269件；镰仅发现30件，集中分布在山东地区，苏皖北部及豫东仅有少量出土。刀、镰在出土数量和分布范围上的差异可能与收割的对象和方式有关，尚需进一步的微痕和残留物分析来加以证实。粮食加工用具杵、臼、锤及磨棒、碾磨器等集中出土于山东地区的尹家城[34]和东岳石遗址[39，40]，苏皖北部与豫东发现极少，虽数量有限，却表明此时已存在脱壳、磨粉等谷物加工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类工具并不一定仅用于农业生产。同理，豫东和辽东半岛地区未发现狩猎工具，也不意味着当地没有这方面的经济构成。仅从生产工具角度来看，山东地区出土农具配套齐全，显示出更为细化的耕作方式，狩猎在其经济构成中占比极小；苏皖北部有着一定的农作经济，但采集、狩猎经济仍是其生业经济的重要构成；豫东和辽东半岛虽都有一定的农作经济，但受出土材料限制，很难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辽东半岛占绝对优势的砍伐类工具的发现，或意味着采集经济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3.粮食储存与加工
除植物遗存、出土农业生产工具外，分析窖藏或粮食加工场所的面积、数量等也可帮助我们探究先民利用植物资源的方式和程度，并以此透视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结构。
目前，在岳石文化分布区域内暂未发现粮食加工场所，仅有山东地区的榆林[5]、照格庄[41]、尹家城[42，43]、彭家庄[44]和庙后遗址[45]发现岳石文化时期窖穴以及带有斜坡或台阶通道、疑似窖穴的二联坑、三联坑。这些窖穴出土了大量植物遗存，如彭家庄H9出土了大量粟、黍及黍亚科遗存，还有少量莎草科、藜科、马齿苋和牛筋草遗存，而榆林一座灰坑内出土粟、黍40余万粒[5]。粮食储存类遗迹的发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出现了农作物剩余，先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黍亚科这一非农作物的大量储存，则反映了先民对野生植物认识深入并能够加以利用；发现的农作物伴生杂草较少，表明先民在收割或储藏农作物前进行了细致的分拣工作。
（二）家禽、家畜饲养和渔猎捕捞
动物考古工作是研究家禽、家畜饲养和渔猎捕捞等经济活动的基础。据统计，出土岳石文化时期动物遗存的遗址共19处[4，46]，其中，山東地区11处，苏皖北部4处，豫东地区1处，辽东半岛3处。
山东地区贝类遗存分布最广，郝家庄[26]、彭家庄[46]、照格庄[47]、上峪[48]、丁公[49]、大口[50]等6处遗址皆有出土。其中，彭家庄遗址出土蚌类种属丰富且尺寸较大，说明遗址附近存在大面积水流较缓的水域，气候较温暖；照格庄遗址发现的黑鲷、兰点马鲛、玉螺、红螺、毛蚶、大连湾牡蛎、蛤仔、杂色蛤仔、等边浅蛤、文蛤，大口遗址发现的海蛎、马蹄螺等标本为其他遗址所不见，体现了岳石文化时期野生动物资源分布的地域性差异。家养动物遗存分布较为普遍，尹家城[34]、彭家庄[44]、照格庄[47]、大口[50]、仙人台[50]5处遗址均有发现，以猪、狗、牛等为主；野生哺乳动物则以尹家城[17]、照格庄、仙人台、彭家庄遗址中发现的鹿类为主。在动物考古研究较为充分的尹家城遗址中，家养动物比例超过该遗址动物遗存总数的60%；彭家庄遗址出土哺乳动物遗存中猪最多。这些发现表明，家养动物是山东地区岳石文化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苏皖北部地区有高皇庙[21]、万北[51]、大伊山[52]、下庙墩[53]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多随着田野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初步鉴定。其中，高皇庙遗址出土牛、羊遗存相对较多。高皇庙、大伊山、下庙墩遗址均出土有鹿角。
豫东地区仅在清凉山遗址[54]发现螺饰品，表明除食用外，先民对野生动物有进一步的加工行为。 辽东半岛地区马城子[20]87—311、平安堡[55]和大嘴子[56]遗址出土有动物遗存，均进行了系统的鉴定工作。动物遗存以猪、狗、牛、鸡、羊等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数量不多，但种类丰富，包括各种哺乳类、啮齿类、鱼类、贝类等。从发现情况看，马城子遗址家猪遗存保留的部位较多，有上颌骨、下颌骨、肩胛骨及牙齿，反映出家猪对该遗址先民的重要性。平安堡遗址家养动物遗存多出土于灰坑中，家猪多未成年，且伴有火烧和敲骨吸髓的现象，结合出土的东北鼢鼠、鼬、獾、狍等小型野生动物遗存，可知该地先民肉食来源较贫乏，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程度较深。大嘴子遗址共出土30个家猪个体，一岁以上者23个，猪、狗数量占出土哺乳动物遗存总量的81%，表明家养动物是该遗址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遗址中兽类的肢骨、肩胛骨、牙齿及鹿角多用来制作锥、针、凿、铲、笄等工具和装饰品，反映了先民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深入利用。
综上，岳石文化时期，动物资源以猪、狗、鸡、牛、羊等家养动物为主，鹿、啮齿动物、贝类等野生动物为辅，家禽、家畜饲养业有了长足发展，能够为人们提供一定的食物保障。同时，各区域动物资源利用差异明显，苏皖北部和豫东地区动物遗存相对较少，后者仅发现螺饰品。山东地区和辽东半岛动物遗存种类较为丰富，有猪、狗、牛、羊、鸡等家养动物，家畜已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其中辽东半岛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利用程度较深。此外，山东地区的大口遗址[50]发现两个分别埋葬猪和狗的兽坑，前者上部填有一层夹杂海蛎壳和小石子的马蹄螺，与该遗址发现的人骨埋葬形式相似；辽东半岛的马城子遗址[20]87—311近半数墓葬随葬了猪、狗、鹿、狍、鸡等动物，以猪为主。大量猪类遗存的出土，表明大口和马城子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家猪饲养，而家猪本身又会消耗大量食物资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种植业的发展程度也较高。同时，先民有意识地用猪、狗等动物随葬或将其单独埋入灰坑中，反映了其在先民精神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或可表明这两处遗址的社会结构已较为复杂。
综合农业种植和家禽、家畜饲养两方面来看，岳石文化各地区在生业经济结构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旱作农业为主、稻作农业为辅的种植模式，完善的耕作体系和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共同组成了山东地区合理稳固的多结构生存保障体系；苏皖北部地区以稻作为主、兼以旱作的种植结构相对完善，且有一定的家畜饲养，但耕作和作物加工的水平相对较低，对采集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较大；辽东半岛兼有旱作和稻作两种种植模式，发达的家禽、家畜饲养或可反映出其种植业的繁荣，但在生产工具和野生动植物利用方面，该地区与苏皖北部一样，显示出较低的耕作和作物加工水平，以及对采集、狩猎資源较深的依赖；豫东地区由于出土资料不充分，虽在生业经济方面有着一定的表现，尚无法展开具体的探讨。
二、区域自然环境与岳石文化生业经济差异探究
通过上文对山东地区、苏皖北、豫东、辽东半岛四个区域的动植物遗存、生产工具及窖穴遗迹等生业经济具象因素的分析，我们对岳石文化生业经济的区域差异有了一定的了解。环境考古的日渐成熟，特别是近年来对区域小环境研究的深入，使得我们有了探讨岳石文化各区域生业结构的形成原因及相关问题的可能。根据地形及相关气候环境研究成果，岳石文化的分布区域可进一步划分为七个地理单元，包括山东的鲁西北平原区、鲁中南山地丘陵区、胶东丘陵平原区、胶莱平原区、鲁东南平原丘陵区，山东、苏皖北、豫东交界的黄淮平原区，以及辽东半岛。各地理单元小规模的环境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述四个区域内先民对生业模式的选择。
1.鲁西北平原区
包括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以及淄博北部，济南西、北部，可供分析的遗址有榆林[5]、桐林[6]、城子崖[8]、尹家[14]、丁公[49]、马安[15]、彭家庄[16]、化场[32]、摩天岭[32]、王推官庄[57]、好生店[33]、广饶营子[29]、史家[58]等13处。
距今4000年左右，由于发生了降温事件[59]，此地区降水量减少，气候转至温凉偏干，为旱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植被减少趋势明显，耐旱植物数量趋于增长[60]，各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粟、黍以及少量麦、豆遗存，可统计的生产工具数量虽然不多（城子崖、丁公等大型遗址尚未发表完整的报告，农具数量不详），但种类相对齐全，家畜饲养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彭家庄、丁公遗址多种淡水蚌类的出土反映了一定面积水域的存在，而这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此区域多数遗址都发现有稻类遗存。此外，这一时期陆地持续向渤海湾推进[61]，陆地面积的增长，拓展了先民利用自然资源的空间，桐林、城子崖、尹家、马安、彭家庄等遗址中与农作物伴出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较龙山文化时期有所增加，应该是先民受干凉气候的影响，调整生存策略，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利用的表现。
2.鲁中南山地丘陵区
包括山东省的泰安、枣庄以及济宁东部，济南、淄博南部，潍坊西南部，临沂北部等，可分析的遗址有尹家城[34]、郝家庄[26]、姑子坪[27]3处。从枣庄西、南部地区孢粉数量和湖沼面积减少[62]的情况可知，此区域在距今5000～3000年时气候较干凉，尹家城遗址龙山文化层之上发现的河流相细砂淤积则表明，此地曾受到水量上涨的影响[63]。此区域发现的植物遗存仅有尹家城遗址的莲，未发现农作遗存，表明干凉的气候，洪水的影响，加上山地丘陵的地形条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种植业的整体发展；但尹家城遗址以猪为主的家养动物占该遗址动物遗存总数的60%以上，表明个别地点存在一定水平的旱作农业，之所以未发现相关植物遗存，可能与考古工作开展情况有关。此外，生产工具中较多的砍伐、掘耕、收割类工具和极少的播种、农作物加工工具，以及大量鹿类等野生动物遗存的发现，反映出采集、狩猎经济在此区域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
3.胶东丘陵平原区
包括山东省的烟台、威海以及青岛南部，可供分析的遗址有庙后[11]、照格庄[12，13]、东岳石[39，40]、大口[50]、司马台[64]、芝水[65]、后炉房[66]、冯家[67]、泮家庄[67]、小管村[67]等10处。距今4000年前后，青岛沿海地区海平面出现回降趋势，低山丘陵区落叶阔叶及针叶混交林植被已经形成，气候温和偏干[68—72]。多样的地形条件和适宜的气候为种植农业传统的延续提供了条件。此区域发现的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砍伐、掘耕、播种、收割类工具数量均较多，还有少量脱粒和碾磨类谷物加工工具，农作体系最为健全。庙后和照格庄遗址皆发现有粟、黍、麦、豆等旱作遗存，稻类遗存也有一定的发现。同时，海退为利用黑鹿、麋鹿、狍、野猪等野生动物拓展了空间，近海的地理位置又使得先民可以对多种海洋动物资源加以利用。 4.胶莱平原区
包括山东省的潍坊以及青岛西部，可供分析的遗址有李家埠[7]、火山埠[73]、老峒峪[74]、姚官庄[75]4处。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部堰塞湖的决堤以及长时间的强降雨引发黄河流域特大洪水，导致黄河下游改道[76—78]。由于此区域处于胶东丘陵和鲁中南山地丘陵之间，残丘散布，地势不平，加上洪水事件的影响，遗址数量较少，且多分布在近丘陵的地势较高处。此外，李家埠遗址植物遗存的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水稻和芦苇遗存较多，粟、黍遗存次之，这与山东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种植结构大相径庭，可能与洪水事件有关。
5.鲁东南平原丘陵区
包括山东省的日照以及临沂东南部，可供分析的遗址有六甲庄[9]、上峪[10]、塘子[10]、东盘[79]、八块石[80]、后明坡[81]6处。日照地区在岳石文化前期气候冷而干燥，乔木较少，灌木、草本及蕨类植物数量较多，后期气温、降水量有所回升，乔木和蒿属、菊科、禾本科植物数量增加，出现水龙骨科和环纹藻[48]。气候条件的好转为日照地区的种植农业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六甲庄、上峪、塘子遗址普遍发现粟、黍、稻遗存，偶见小麦、豆科，另有藜科、稗属、猕猴桃、杏梅、紫苏等野生植物遗存以及鹿、蚌等野生动物遗存，种植及采集、狩猎活动兼有，经济体系较为完整。临沂莒南县薛家窑附近区域环境分析结果则显示，该地气候在前2260～前1880年间向冷干转变，前1880～前1050年间寒冷且不稳定[82]，东盘遗址[79]未见种子、果实类遗存，或与此种气候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有关。由此可知，日照和临沂虽处于同一地理单元，但区域环境的明显差异，使两者在生业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
6.黄淮平原岳石文化分布区
具体包括鲁西南地区、苏北平原、淮北平原和豫东平原四部分。
鲁西南地区包括山东省的菏泽以及济宁西部，可供分析的遗址有十里铺北[5]和安邱堌堆[83]2处。菏泽和微山湖一带多分布有堌堆遗址，堌堆周围分布着洪水退去后遗留的灰黑色漫滩或牛轭湖堆积[84]，与尹家城遗址的洪水淤积层对比可知，此区域同样受到洪水事件的影响。目前除十里铺北遗址发现的粟、黍、稻、小麦、大豆遗存外，尚未有其他动植物及生产工具方面的资料。
苏北平原包括江苏省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可供分析的遗址有高皇庙[21]、藤花落[23]、周邶墩[24]、万北[51]、大伊山[52]、下庙墩[53]6处。或由于地理位置偏南以及临近海洋，在距今8000～3000年的仰韶溫暖期内，此区域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85]，热带植被类型较多，发展种植农业的条件优越。然而，除藤花落、周邶墩遗址发现的少量稻类遗存外，不见其他农作物种类；除家养动物牛、羊、猪外，鹿、鱼、龟、蚌等野生动物数量也较多；生产工具几乎全是砍伐、掘耕和收割类工具，藤花落遗址还出土10件狩猎工具，占该遗址工具总数的24.4%，表明采集、狩猎经济在此区域生业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近海平原的地理优势及优越的气候环境为先民提供了多样的生存选择，或是此区域种植农业不甚发达的原因。
淮北平原包括安徽省的宿州、淮北、亳州、阜阳，可供分析的遗址仅有杨堡[22]1处。该遗址种植体系相对完善，以粟、稻为主，另有黍、麦和豆类，可食用野生植物较多，有狗尾草、牛筋草、马齿苋等。因尚未见动物及生产工具资料发表，难以对其展开深入探讨。
豫东平原包括河南省的开封、周口、商丘以及驻马店东部、信阳北部，可供分析的遗址有鹿台岗[35]、栾台[36]、清凉山[37]3处。除清凉山遗址的一些螺饰外，暂未发现其他动植物遗存，各遗址出土的农具总量也仅10余件。
限于相关资料的发表情况，笔者难以具体了解鲁西南、豫东及淮北地区的生业状况，但总体来看，“在干冷气候的影响下，湖泽的逐步退缩使鲁豫皖地区岳石时期的农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鲁西南地区由于大面积湖泽的存在，使得渔捞之利弥补了其食物短缺和农业生产方面的不足，成为鲁豫皖地区聚落最为密集的区域，豫东次之，皖北极少”[86]。这种种植农业和渔猎兼有的综合型经济，或正是在全局性的气候变化、洪水事件、湖泽退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鲁豫皖交界地区岳石文化时期生业状况的真实写照。聚落分布的密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综合型经济在各区域的发展程度：鲁西南地区最为成熟，豫东次之，皖北再次。苏北平原由于气候环境相对较好，在有着稻作农业的同时，狩猎经济表现突出。总体来看，黄淮平原的种植农业较为落后，采集和狩猎是其生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7.辽东半岛
主要为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包括辽宁省的大连、营口、丹东，可供分析的遗址有马城子[20]、大嘴子[31]、双砣子[38]、平安堡[87]、于家村[88]、小黑石坨子[89]6处。沉积物分析结果表明，中全新世大孤山期后期（距今5000～2500年），辽宁南部地区整体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较现在温暖干燥[90]。适宜的气候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同时也方便了农业种植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大嘴子、双砣子遗址皆发现较多水稻遗存以及粟、黍遗存，家禽、家畜饲养业发达，生产工具发现数量较少，多属砍伐、掘耕、收割类工具。同时，以低山丘陵为主、兼有平原的多样地形为先民提供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出土遗存有鼬、獾、狍、麝、獐和各种鹿类，小型食肉动物，以及螺类、鱼类、海豚等海洋生物[56]。
综上，在岳石文化分布区内，除苏北平原和辽东半岛因气候温暖湿润、临近海洋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形成一定的稻作种植和明显的狩猎经济外，其他区域皆受干凉气候、洪水以及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在发展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同时，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了深入的开发利用。鲁西北和胶东地区旱稻兼作的农业结构最为成熟，种植体系最为完善。鲁中南发达的家畜饲养业表明其可能存在较高水平的旱作农业，大量砍伐工具的出土也意味着该地先民对山林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较其他区域更深。鲁西南及豫东、淮北所在的黄淮平原和胶莱平原在气候大环境下受洪水事件的影响较大，种植农业较为落后。其中鲁豫皖交界地区的渔猎经济是该地种植农业的重要补充，而胶莱平原与山东其他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情况不同，农业结构以水稻为主，粟、黍次之。鲁东南日照地区种类齐全的旱、稻作物遗存与临沂地区未见种子果实的情况相比较，很好地说明了小区域环境对生业结构的影响。当然，上述认识仅是在现有发掘材料基础上分析区域生业经济差异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间相关考古工作开展不平衡的影响。 三、结论
以粟、黍为主，辅以一定的麦类、豆类和稻作农业的种植体系，完善的农业生产加工过程，发达的家畜饲养业和较高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水平，共同组成了岳石文化合理的生业经济结构。需要指出的是，龙山文化化时期，仅在开展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鲁北地区，就有台子高[5]、教场铺[91，92]、丁公[93]、房家[94]、桐林[6，95]和城子崖[8]6处遗址出土稻遗存，至岳石文化时期，整个山东地区却仅有11处遗址出土稻遗存，表明岳石文化时期稻类作物的种植趋于衰落，仅有少数区域延续了种植稻的传统。
总体来看，在岳石文化分布区域中，作为核心分布区的山东地区生业经济结构最为完善，苏皖北部和辽东半岛种植农业相对落后，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豫东地区则因相关资料的缺乏而无法深入分析。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和水热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内部各地理单元间的生业结构存在着细微的差别：鲁西北和胶东半岛的生业系统最为完善，鲁中南的旱作农业与家畜饲养业较发达，鲁东南以稻作农业为主，胶莱平原旱、稻兼作的生业系统集中于平原外围近丘陵地带，鲁豫皖交界的黄淮平原形成了种植与渔猎互补的经济结构，苏北和辽东地区可利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多样化的选择阻碍了该地区种植农业的发展。当然，区域间的差异无疑也受到了区域内的传统文化以及邻近文化的影响，但总体上显示出了岳石先民在环境发生变化后极强的适应性和能动性。
受相关工作开展程度及研究进程的影响，本文的分析也许不能很好地反映苏皖北部、豫东、鲁西南等发表资料较少地区生业经济的真实情况，但基于考古遗存和环境因素的综合分析，或能够使我们对岳石文化的生业状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随着田野工作的开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这种认识也将会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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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晓虹；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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