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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两周王室及列国都城宫城宗庙区的建置历程及其基本构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胡进驻

  【关键词】五庙成组制度;宗庙都宫制;两周时期
  【摘要】周人的宗庙制度营建,发轫于先周晚期,彼时古公亶父率民营岐周庙室,终结于战国时期,大体皆遵循“一主一庙”之“都宫制”。同时期的姬姓诸侯国宗庙仿效周王室,故基本类同。周王室继承商王室的五庙成组及宗庙不毁制度,即以太祖庙室居中于南,依次往北布局二昭庙室于西,二穆庙室于东,然后以一大圈都宫墙垣将此五庙围护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西周金文中的“京宫”与“康宫”即此类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第六代去世的先王之子则另起一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并以其父庙为此大组合的“太祖”。如京宫内五位“满员”后,周昭王另起“康宫”。每位周王先祖均独立拥有一组宗庙建筑组合,即最南面有较为开敞的“庙”,可呼为前殿;居中是“大室”所在的中殿,为较为常规礼仪活动的举行地;最北面或曰最后面是后殿,可呼为“后寝”。
  两周王室及诸侯国宗庙建置,上承晚商庙制之遗续,下启秦汉至明清间二千余年的宗庙制度,在中国古代宗庙制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对两周王室及诸侯宗庙制度的考查比较有学术价值。今撰作此文,即欲探寻两周王室的宗庙建置历程及其庙室的基本构成。不当之处,非常欢迎批评指正。
  一、周王室宗庙建置历程述略
  葬讫之后,自虞祭始,周人比较严格遵守基本不在墓地祭拜先祖的原则[1]。东汉蔡邕《独断》所言的“古不墓祭”[2]应该主要是针对周人,尤其是西周至春秋早中期的周人高等级贵族。但在西周之前,墓祭在中国广大区域内则是比较流行的;春秋早中期以后,墓祭在中国各地又逐渐重新兴盛。西周至春秋早中期的周人高等级贵族,将葬讫之后祭拜先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宫城内的宗庙内进行,所以西周至春秋时期王室及诸侯等高级贵族的宗庙的重要性就特别突出,对其建设的重视程度自然也是前所未见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周王室的每一位先祖魂灵皆独享一組宗庙建筑,而不仅仅是只享用一间庙室,更不是若干个先祖共享一间庙室。每位周人先祖灵魂独享的宗庙建筑皆为由主殿、东厢、西厢及门塾四面闭合而成的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有时庙室主体建筑还可再分前、后二部分或前、中、后三部分,大致相当于时王朝寝的外朝、中朝、内朝及后寝之类。因此,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诸侯等高级贵族的宗庙群规模可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
  虽然也有作为祭祀场所的“宫”,但晚商殷墟甲骨金文一般称宗庙为“宗”。自西周金文始,直至传世的东周秦汉文献,则多称宗庙为“宫”。“宗”字形仅示屋顶下有牌位而已[3]1987—1992,“宫”字形示屋顶下有二“口”,而二“口”相叠而成之“吕”则有连接、聚集的含意[4]。此二“口”应该是若干个建筑单体联合之义,也可以是指规模更大的若干个建筑组合的联合[3]1985—1986。宗庙建筑由多称“宗”转变为多称“宫”,可能即揭示宗庙建筑规模由一个庙主或一群庙主只拥有一间庙室到一个庙主独享一组宗庙建置的比较重大的变化,自然也反映宗庙建筑规模的扩大。
  《周礼·守祧》贾公彦疏:“(周人)其立庙之法,后稷庙在中央,当昭者处东,当穆者处西,皆别为宫院者也”[5],盖得周人宗庙建置之实。不过,贾公彦所言的昭处东、穆处西是建立在太(始)祖庙室为坐北面南建置的基础之上的方位安排。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周王及姬姓大诸侯国宗庙群内的太祖庙室可能居中于南,因而只能以坐南面北计昭穆之位,如此则昭在西,穆在东。而且周王室宗庙的太祖庙室可能是太王之庙,而非始祖后稷之庙。
  此外,晚商甲骨金文中没有“庙(廟)”字,但周公庙甲骨[6]、西周金文中皆有“庙(廟)”字。“庙(廟)”字在西周文字中专作“宗庙”之称,而周人特制此字以专称宗庙建筑,明显反映出周人对于宗庙建设及宗庙祭祀的高度重视。西周至春秋早中期的周人基本放弃墓地祭祀,但特别重视宗庙祭祀。周人对于宗庙的重视程度,其实是超越商人的。
  周人宗庙组合建设可能是逐王渐次进行,与商人时王生父宗庙独建、宗庙组合建设阶段性实施(商王室宗庙建设问题,笔者有拙稿详论,容此处省略)的情形有较大的不同。太王去世以后,其子王季为其建设庙室,此为著名的周王室宗庙建筑组合京宫的开始。尔后文王为王季建设庙室,武王为文王建设庙室,成王为武王建设庙室,康王为成王建设庙室,至此,京宫内五组庙室满额。由于京宫内已满五组庙室,昭王继位后,只能为其父康王另起康宫庙群。康宫建立后,康王、昭王、穆王与恭王庙室相继被建设。
  周懿王去世后,本该由其子周夷王继位,但懿王叔父周孝王却篡位而立。继位的周孝王作为懿王政治上的“死对头”和长辈,不太可能为其侄周懿王建立宗庙。此点或可从明成祖朱棣竭力在宗庙制度等方面排斥其侄儿建文帝朱允炆中窥得一斑[7]。明成祖朱棣也如周孝王一般是以小宗入继大统,且亦为以叔父身份继侄之位,则更类于周孝王的情形。周懿王即令生前在周王室宗庙群(康宫)内为自己预建有“寿庙”(这种情况不符合礼制,出现的可能性不大),继位的周孝王也会将其毁去,从而竭力塑造自己的正统礼仪地位。至于后来的周夷王有无可能为其生父懿王追建庙室,目前尚未在西周金文中发现明确的证据。周孝王薨亡后,继位的周夷王则更不可能为篡夺本该属于他的王位的周孝王在王室宗庙群内建设任何庙室。根据汪受宽先生的研究,西周中期懿王→孝王→夷王的这一段不正常的王位传承,可能也导致周孝王时期谥法正式成为周朝制度[8]。
  周代小宗代大宗以后,小宗的宗庙则变得非常重要。比如,晋国小宗代大宗后,直到晋文公继位时,还要“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14],即告庙于小宗旧地曲沃之曲沃武公庙。此庙显然不在晋侯燮父以来晋都翼之大宗宗庙群内。曲沃桓叔小宗取代大宗后,终晋国亡国之前,再未发生小宗取代大宗的事件,故小宗旧地曲沃的宗庙应该一直被保留。例如,《春秋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辛巳,朝于武宫。”杜注:“武宫,曲沃始命君。”孔颖达疏引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国,辛巳朝祖庙,取其新也。”[15]虽然周孝王庶出的时间比较短,且只有一代,但分族已然形成。所以,在周孝王继位为王之后,其于歧分期间在自己分族宗庙区内建设的周穆王宗庙的地位亦立刻变得很重要。故周孝王在继位改元称王以后,仍然还将部分重要礼仪活动安排在分族太庙内举行,前引逆钟铭文所记可能即是。   庶出时间较久、代数较多之分族的庶子,若继位为王,后代礼学家认为他们要为其亲祖考特别立庙,以区别于正统之七庙。如北宋陈祥道《礼书》云:“庶子为王,虽有正统之七庙,其可辄废祖考之祭乎!于是自立四庙以视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汉宣帝以从孙继昭帝,患昭穆之一体也,于是立悼皇考庙,以当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刘歆以为孝宣以兄孙继统,为孝昭后,考庙固不当立,累世奉之,是两统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当一代之穆,固不合礼。若特立庙,乃庶子之所当立者,谓不当立,误矣。”[16]而庶出较久的明嘉靖帝在继位为帝后,则以帝礼改葬其生父兴献王之王陵为帝陵,先是“加塞”营建其父的庙室,最终“堂而皇之”地按照昭穆将实际未做过皇帝的其生父睿宗的庙室列置于明帝国太庙之正位,并尊其生母以太后之礼[17]。东汉光武帝于洛阳立高庙,祭祀西汉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与世宗孝武皇帝,又在洛阳立四亲庙,祭祀生父以上至高祖,形成东汉皇室的“双重庙制”现象[18] 232—234。周孝王为王时期,西周王朝可能也出现过类似于东汉的这种“双重庙制”情形。虽然实质内容有较大的不同,但形式相近的“双重庙制”在曹魏、北魏、东晋、南朝刘宋、南朝萧齐与东魏时期,皆不同程度存在过[18] 248—249。
  周夷王薨,其子周厉王继位,必为其父夷王建庙。
  西周初年,王室宗庙建置延续晚商王室直系先王宗庙不毁及五位先王庙室成一组的制度,夨令方彝铭记载的西周初年西周王室在东都成周建置的京宫即如此[19]。京宫内可能包含周太王、周王季、周文王、周武王及周成王五位庙主的庙室。而同铭的康宫应该是周昭王为其父周康王建设的宗庙,而且应该是新一组五位先王庙室集合庙群的开始。因为周昭王继位,为其亡父周康王建庙时,京宫内已建有五位庙主的庙室,定额已满,只有另起康宫庙群。尹盛平先生以为成周有康宫,岐周也可以有康宫;岐周有京宫,宗周镐京也有京宫[20]。推测东都成周的宗庙建置应该是参照当时的主都沣镐宗周宗庙建筑而设。成周的京宫和康宫的存在,应该表明在当时的主都沣镐宗周也有京宫和康宫。可能周人三都之岐周、沣镐宗周及东都成周皆有各自的京宫和康宫,但各自的规制应该有所不同。一般而论,主都的宗庙建置要明显高于辅都的。《册府元龟》卷五百八十九《掌礼部·奏议第十七》:“初武太后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中宗以后两京太庙四时并享。”[21]可见晚期实行多都制时,诸都的庙室及所行的祭拜礼仪亦有相同的部分。文王作邑于沣后,周人应该是以今西安西南的沣镐为主都,西周王室最高等级的宗庙自然也在那里。当然,西周王室三都(岐周、沣镐宗周及成周)皆有京宫和康宫,只能是在周康王崩亡、周昭王继位之后。值周康王健在之时,周人三都皆只有京宫。
  至周宣王继位欲为其父周厲王建设庙室时,康宫宗庙群内已有周康王庙、周昭王庙、周穆王庙、周恭王庙与周夷王庙等五座先王的庙室,即宗庙组的五庙定额已满。周宣王若欲继续实行一组宗庙群内只能有五位庙主庙室的制度,则只能如前面的周昭王般另起炉灶。但周厉王罹国人之难,属于凶死,不太适合作为新一组宗庙群的太祖,故其庙只能是祔建在康宫内,于是康宫内涵括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周恭王、周夷王、周厉王六位庙主的庙室,较为特别。山东高青陈庄M35出土的引簋铭文有“龚大室”[22],说明周王室宗庙群内应该有周恭王的庙室。西周金文中亦有证据[19]表明康宫内有夷王与厉王之庙。但康宫内的周厉王庙属于特殊情形下的“加塞”,不在正礼常数之列。
  周王室京宫和康宫等宗庙建筑组合群内部诸庙之布列方式,可能采纳传世文献所言的“都宫制”。唐杜佑《通典》引魏晋经学大家、太常博士孙毓议云:“宗庙之制,外为都宫,内各有寝庙,别有门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23]孙毓所言或可依。但也要考虑“太祖在南、次而北”的情况。三国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六月,以曹操武皇帝为魏太祖、曹丕文皇帝为魏高祖、曹叡明帝自己为魏烈祖,更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24]——应该是将魏太祖曹操之庙室安置在南部居中的位置,昭、穆二祧之庙在北。考虑到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女神庙[25]与王莽九庙[26]均有南单室,凌家滩与良渚大墓头南、且墓地布局以南为尊,殷墟后岗西区墓地、永城西汉梁王墓群、贺兰山西夏王陵及北宋皇陵均自早至晚、自南向北布列[27],两周王室及列国宗庙建筑组合群内诸神主之庙的布列可能以太祖之庙居南部中间,而余子孙之庙则分左右昭穆自南向北布局,不过其昭穆左右之定可能须依坐南面北计,即西左为昭位,东右为穆位。《宋史》卷一百七《礼志》第六十《礼十·禘祫》:“大观四年,议礼局请每大祫堂上设南面之位,室中设东面之位,始祖南面则昭穆东西相向,始祖东面则昭穆南北相向,以应古义。”[28]。如此,若如殷墟后岗西区墓地之始祖墓穴居中于南,子孙墓穴分昭穆依次而北,则昭穆之位亦为东西相向,但昭在西,穆在东,与太祖居北南面时的东西昭穆方位正相反。
  这种宗庙都宫制实际上可能在先周晚期太王迁岐之后的岐周(周原)都城宫城建置中即已发轫,核心标志是一个庙主即拥有一组庙室建筑,而不是一个庙主只拥有一间庙室,更不是若干个庙主共享一间庙室。至文王徙沣、武王作镐后,这种宗庙都宫制应该得到进一步完善。周成王营建东都雒邑以后,东都洛阳亦置有较为完善的宗庙建筑组合。周昭王继位之后,岐周(周原)、沣镐宗周及东都雒邑成周等西周王室三都的京宫和康宫应该均为在都宫制规则指导下建设的宗庙建筑组合,即在每一群组合内,各自太祖庙室居中于南,二昭二穆之庙室依次而北。具体而言,京宫之中,太王庙室居中于南为太祖庙,王季庙室居京宫西北第一昭位,文王庙室居京宫东北第一穆位,武王庙室居王季庙室之北的第二昭位,成王庙室居文王庙室之北的第二穆位;而康宫之中,康王之庙居南边中部的太祖位,昭王庙室居康王庙西北的第一昭位,穆王庙居康王庙东北的第一穆位,恭王庙居昭王庙之北的第二昭位,后续先后继位的周懿王、周孝王可能没有庙室,或即令建有庙室也被毁去,周夷王庙室居周穆王庙之北的第二穆位(应为周厉王继位后为其父周夷王所建)。   至于西周王室两大宗庙组合京宫和康宫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引殷墟乙二十组与乙十一组两组晚商王室庙室组合之间自早至晚、自南至北的排列情形,京宫可能在康宫之南。
  周宣王逝去,其子周幽王立,可能“另起炉灶”新建一组宗庙群,且以其父周宣王之庙为新群之太祖庙室。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迄今为止,尚未在西周金文中发现确定的宣王庙室存在的证据。
  周幽王因犬戎祸起,身死国灭,周平王迫不得已东迁雒邑,其宗庙建设应该是维持传统。与前代一致,周平王应该维持东都雒邑京宫及其内五位庙主(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不变,东都雒邑康宫内亦维持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周恭王、周夷王及周厉王六位神主庙室不变;东都雒邑周幽王新建的宗庙群亦不变,且仍以周宣王庙为其内太祖庙室,建幽王庙室于昭位。此三处宗庙群应该是东都雒邑本来就有的,周平王迁徙至此后,延用之。
  《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云:“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入庄宫”,“盟百工于平宫”,杜注:“平宫,平王庙”[29]1642—1643,这里的庄宫可能为周庄王庙,平宫可能为周平王庙[19]。鲁昭公二十二年为公元前520年,时当周景王二十五年,周庄王至周景王父周灵王之间有八代九王,而周平王至周灵王之间更是十代十一王。《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杜注:“襄王之庙。”[29]1694鲁昭公二十六年为公元前516年,时当周敬王四年,襄王之后、敬王之前有七代八王。很显然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不毁庙的,可能所有直系先王的庙室皆一如既往地被永久保存。无论如何解读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周王室历史,西周覆灭和平王东迁都是一个偶发而较为突然、且很被动的事件,因此,周平王东迁之前预先营建东都都城和宗庙的可能性均不大,仓促东徙后延用原西周东都旧都及其宗庙建筑是较为自然的选择。杜勇先生即认为周平王东迁是直接延用原来的西周王朝之东都成周城[30]。考古发现的涧滨东周王城,始建年代可能在春秋中期前后[31],而非春秋初年,就是比较坚实的证据。涧滨东周王城应该是周王室东迁较长时间以后改扩建都城的结果,其主建者应该不是周平王。
  东迁之后的第二代周王——周桓王可能仍保持原来西周王朝东都的京宫、康宫及幽王新建的宗庙群不动,新建平王之庙,布于幽王新建宗庙群内和幽王庙相对的穆位。尔后桓王庙、庄王庙复居第二昭位与第二穆位。周惠王时,另起一庙群,内以其父釐(僖)王为太祖,尔后惠王庙居第一昭位,襄王庙居第一穆位,顷王庙居第二昭位。继周匡王为王者是其弟定王,或为匡王建庙,若建庙,则匡王庙居惠王新起庙群内之第二穆位。周简王时,则复另建一新宫,其内首以其父定王为庙,尊太祖,尔后陆续建置简王、灵王之庙室,分居昭穆。
  继灵王为王者,乃其子景王。景王薨后有持續达十数年的王子朝之乱,但其子敬王应该为其建庙,若建,则景王庙居第二昭位。景王之后是在位仅一年的周悼王,他是周敬王的同母长兄,敬王有可能为其建设庙室,若建,则悼王庙居简王新起庙群的第二穆位。
  敬王在位时间较长,达42年之久,且有东徙成周之举。后来周考王又封其弟揭于河南(原东周王城所在区域)做西周公国之主,考古发现也揭示东周王城在春战之际有较大的格局变动[32—34]。保有庞大的都宫制宗庙群及维系其运营,以及持续按都宫制营建宗庙群,可能都需要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支撑。而这些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周王室所不具备的。于此,似可推测,自先周晚期太王迁岐开始的周人都宫制宗庙制度,在至少被大致遵守600余年以后,约在周敬王时代前后逐步走向终结。
  至于两周时期的诸侯国宗庙群是否按都宫制营建和维系,目前没有证据一一确证。从文献记载推测,似乎春秋时期的鲁国、晋国及郑国等与周王室同姓的姬姓大国可能是实行宗庙都宫制的。因为这些诸侯国各个先祖独享的宗庙建筑,往往在传世文献中均被冠以“宫”称,表明可能是一处宗庙建筑组合,而不仅仅是一间庙室,而多个祖先神主共享一间庙室的可能性或许更小一些。但春秋时期与周王室异姓的嬴姓秦国马家庄一号宗庙建筑基址,则似乎不是标准的都宫制宗庙群,而是以太祖(可能是秦襄公)庙室居中偏北,所有昭位庙主皆居东侧庙室建筑,而所有穆位庙主则皆居西侧庙室建筑[35]。于此,则可能两周列国的宗庙建置遵循不同的模式。可能与周同姓的姬姓大国往往效仿姬周王室,奉行宗庙都宫制,但其他异姓诸侯国则不一定行此制。有些异姓诸侯国甚至可能延用二里头时期多位先祖庙主共享一室的制度,不仅不用周式宗庙都宫制,就是商王室的一位先祖神主享有一间庙室的五主庙室成组的宗庙制度都没有被采纳。但宗庙都宫制可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室及列国宗庙制度的主流。至于列国宗庙都宫制的衰亡,或与周王室同步,即大约皆在战国早期前后逐渐转向建立在毁庙制基础之上的诸侯五庙制,且一位庙主只享有一间庙室。
  二、两周王室及姬姓诸侯国宗庙建置概略
  五庙成组的宗庙都宫制可能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周王室都城及列国都城中较为流行,但随着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布局的逐渐出现,宗庙区的建设规模则被较大幅度地压缩,需要占用较大面积的宗庙都宫制亦因之而逐渐衰微,重回殷墟晚商王室的一主一室的简略宗庙形式及更早的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一类先祖神主共享一间庙室的趋势则不断加强,随着东汉时期“同堂共庭异室”的太庙制的最终确立,宗庙都宫制则正式宣告终结(明代帝室早中期偶有反复,是非常特别的情形)。总体而言,这种宗庙都宫制,由于工程比较浩大,占地面积较广,因而建设耗资亦较巨,所以在春秋时期以后逐渐淡出。总括言之,自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群女神庙以降,以至明清帝国的北京太庙,在五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宗庙建设史中,“同堂共庭异室”的太庙制(即一位或一类庙主只拥有一间庙室的原则)是主流,而规制宏大的都宫制宗庙其实仅是其漫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插曲而已。
  宗庙都宫制盛行的时段主要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且主要属于姬姓周人的礼仪制度。宗庙都宫制出现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周人对于宗庙祭拜祖先的高度重视,及对于丧葬活动完毕以后墓地祭祀活动的排斥,并因之造成大量的祭拜先祖活动必须集中于宗庙区内进行,因而需要规模巨大的宗庙建筑群。   东周时期周王室及列国都城的宫城布局也不是特别清晰,可能如上述刘庆柱先生的推测,东周时期都城宫城内仍然是西朝寝、东宗庙对峙布列。但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考工记》云,宫城已有“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布局蓝图,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的放矢,可能在东周王室或某些列国都城宫城的建置中已有类似的实践。故随后的西汉长安城在其建设伊始也是把汉高祖和汉惠帝的宗庙建在宫城未央宫的东面,只是由于后来实行分散的陵庙制度才没能延续下去。但西汉晚期,随着“王莽九庙”等西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陆续建设,前朝(未央宫前殿,在南)后寝(椒房殿,在北)、左祖右社的布局还是可见的,虽然不是特别精准。至于东汉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之制则更是一直被比较明确地嚴格遵守,几无例外。
  西周金文最常见的王赏赐高级贵族的铭文格式为:王在某宫+旦,王各大室+某右某,入门,立中庭。结合考古发现,有“大室”,说明宗庙建筑里有居北于中的主殿;有“门”,不仅说明有门本体,还应该有门两侧的门塾建筑;“立中庭”,说明不仅有空旷无顶的庭,还应该有庭东西两侧的厢(配殿):这些成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闭合的宗庙建筑组合。大室所在的建筑单体应该在西周王室各王宗庙建筑组合偏北部的中间处,是最为经常举行赏赐等礼仪活动的处所,因此是西周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宗庙建筑部分。
  大室所在的宗庙建筑北面,应该还有寝。如《集成》16·9897师遽方彝铭“王在周康寝,饗醴”[53] 5204,5379,可能就是周王在周康王宗庙建筑组合中大室北面的庙寝内举行饗醴礼仪活动。西周金文常见“旦,王各大室”之语,而前一日晚间王就寝之所应该就是此类庙寝之室。就西周金文记载来看,凡有较为重大的礼仪活动,周王必于前一日晚间入住宗庙后寝,以便于第二日一早可以准时出现在中部的大室,从而完美地主持礼仪活动,使其顺利进行。《礼记·檀弓》:“君复于小寝、大寝、小祖、大祖、库门、四郊”,唐孔颖达疏:“‘于小寝’者,前曰庙、后曰寝。《尔雅》云:‘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此‘小寝’者,所谓高祖以下寝也,王侯同。‘大寝’谓天子始祖、诸侯大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庙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诸侯大祖庙也。……郑注云:‘小庙,高祖以下也。’《隶仆》云:‘复于小寝、大寝。’注云:‘小寝,高祖以下庙之寝也。始祖曰大寝。’”[54]
  除去北面的庙寝、中部的大室建筑组合,西周王室宗庙建筑组合中还应有南面的庙。此有金文为证。如《集成》16·9898吴方彝盖铭云:“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大室,旦,王各庙。”[53] 5206,5379此铭的记述或许表明周王活动前一日晚间是在周成王宗庙组合体的大室内就寝,这似乎不太多见,但其后随即言“王各庙”,则很有价值:应该表明在常见的礼仪举行场所——大室之南,可能还有一处呼为“庙”的构成部分。这个处于最南面的“庙”,也应该是有门及门塾、中庭及其居北于中的主殿建筑。因为西周金文中,凡言及“王各庙”,然后行礼仪之时,参与之人亦为“入门”“立中庭”。如前述《集成》16·9898吴方彝盖铭即如此。
  于此,西周王室各王之庙室建筑组合为寝(北)+大室(中)+庙(南)。西周王室的这种北、中、南三部分的宗庙布局,与二里头的宗庙建筑布局比较相似。比如,二里头二号宗庙建筑居中,有主殿、东西厢、中庭及门塾,其南面是较为开放的四号宗庙建筑,其北面有六号宗庙建筑。西周王室这种宗庙布局与清帝国的太庙也有相似度。比如:清帝国太庙的前殿在最南面,有门、中庭、东西配殿及居北于中的主殿室;居中的中殿,有中庭、东西配殿及居中于北的主殿室;后殿在最北,用于祭拜和供奉入关前远祖神主,功用与西周的庙寝有所不同。当然,与西周金文所见西周王室宗庙布局最为接近的是陕西凤雏甲组宗庙建筑基址[55],只不过凤雏的宗庙建筑只有前后两部分,大约相当于西周金文中的庙寝(在北)和大室(在南),缺乏最南部的庙。度其因,可能是由于凤雏的宗庙建筑规模比较小,应该不是王室所有,而为其他高级贵族家族的家庙,礼仪等级自然明显要低,建筑规制势必也要降低等次。近年来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所在区域发现有殷遗民“亳社”[56—58],且其密联式风格与殷墟等处的商人宫殿宗庙建筑布局比较相似,而与“西土”原生的“散点式”布置有较大的差异[59],可以考虑凤雏甲组宗庙建筑基址是殷遗民的族宗庙所在。
  《春秋公羊传·鲁宣公十六年》:“宣榭者何?宣宫之榭也。”何休解诂云:“宣宫,周宣王之庙也。”[60]但清儒吴式芬力辩其非,认为宣榭是习射讲武之所,而非周宣王之庙[61],其说可从。唐兰先生即从其说,既否认宣榭是周宣王之庙,亦否认宣榭是周宣王庙之榭[19]。此外,唐兰先生考订虢季子白盘应该为周宣王时器[62],而《集成》16·10173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云:“王格周庙宣榭。”[53]130如果周宣王时周庙宣榭已然存在,自然不太可能是周宣王的宗庙建筑,除非周宣王生时已为自己预建“寿庙”。《集成》8·4296与4297皆云:“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劭(昭)宫,丁亥,王各于宣射(榭)。”[39] 2642—2647,3419西周金文之宣榭应该是各王宗庙建筑组合内均有的一个次要构成部分,可能主要用于习射与讲武。
  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群第一地点的女神庙,祭拜对象中可能包括红山古国的始祖母,类于传世文献所言的商人始祖母简狄、周人始祖母姜嫄及楚人先祖母老童。周人为姜嫄立庙,乃大量传世文献所明言,殆无可疑,商人、楚人是否为简狄及老童立庙史籍无载,但度其情理应该曾立有她们的庙室。殷墟晚商甲骨卜辞有“母辛宗”,应该是武丁配偶妇好的宗庙。《春秋·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孔颖达疏:“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享祭之所。盖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29]10《2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解诂云:“考,成也。成仲子之宫庙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犹生人入宫室,必有饮食之事。不就惠公庙者,妾母卑,故虽为夫人,犹特庙而祭之。礼,妾庙子死则废矣。”[40] 5《7左氏会笺》云:“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也。……诸侯无二嫡,盖隐公成父之志,为(仲子)别立宫也。(鲁)庄公有夫人姜氏、夫人风氏,成公有夫人姜氏、夫人姒氏,春秋两称夫人,而成风、定姒不闻有别宫,盖庄宫、成宫并有二夫人主也。……惠公元妃孟子先卒,既祔于祖姑矣,其祭必以孟子配。”[63]以上诸家并以鲁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之“仲子”为鲁惠公之次夫人。但《春秋·鲁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谷梁传》于此云:“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64]以文理先后推之,春秋隐公元年之“仲子”应与五年之“仲子”为同一人,此仲子大约与鲁惠公大致同时薨亡。顾炎武《日知录》认为春秋鲁有两仲子,一为孝公之妾,一为惠公之妾,但赞同《谷梁传》之说,认为鲁隐公元年、五年二年两及的“仲子”为鲁孝公之妾、鲁惠公之母[65]。可能《谷梁传》与顾炎武的认识是对的。若隐公元年、五年二年两及的“仲子”为鲁惠公之妾,其神主应祔于新落成的鲁惠公之庙宫,无由单列。之所以要单独“考仲子之宫”,可能就是由于其乃鲁孝公之妾,而其亡故的时间又距离鲁孝公庙室之成已较远,却与其子鲁惠公的薨亡时间比较接近,故周平王“因惠公之丧而来赗之”[66]。由于此仲子不是鲁孝公的正夫人,其神主若祔于鲁孝公庙宫内,则礼仪地位必得低于正夫人,然其为鲁惠公的生母,故“盖隐公成父之志,为(仲子)别立宫也”,即鲁隐公成其父惠公欲为其生母(鲁隐公之祖母)隆崇礼仪地位之志而“别立宫”。若此仲子为惠公之妾,则似乎没有单独立庙的必要。《春秋·鲁庄公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杜预注:“将逆夫人,故为盛饰。”唐孔颖达正义:“是言丹楹刻桷皆为将逆夫人,故为盛饰。”[29]316此条即言鲁桓公夫人文姜薨后,神主要祔入其夫鲁桓公之庙。由此看来,王(皇)后及诸侯夫人与次夫人的神主一般是祔设在其丈夫(王或皇帝及诸侯)之庙室中,独立设庙者殆鲜。少数夫人如果先卒,其神主也有可能祔于祖姑。中古时期,曹魏、东晋、南朝宋、南朝齐、南朝梁及唐皆有为少部分后妃立别庙的情形[67]。   正常情况下,高级贵族女性的神主应该祔葬在其夫之庙室中,但一些比较特殊的女性贵族,例如始祖母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不能祔于其夫庙室者,则有独立的特庙。总体而论,女性贵族独享庙室,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礼仪状况,而且除去周人姜嫄庙之类的女始祖母庙,这些别立的高级贵族女性之特庙,可能也不会永久保存,其中有些存在的时间可能比较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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