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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及开发模式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赵金金

  [摘 要]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分析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与空间格局。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美术占主体地位,而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占主体地位,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及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分布,不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密度上,呈现為皖南地区>皖北地区>皖中地区,具体而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的特点是呈现极核式分布特征,黄山市最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呈现为南多北少,且形成了一核、一带、一片区的空间格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呈集聚状态,且不同类型呈多核和组团分布格局,地区差异明显,地域性强。据此,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应该采取“核心+带状+片区”分区分类模式以及“政府+企业+传承人+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模式。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空间格局;旅游开发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2-0036-10
  Abstract: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dex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typ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in Anhui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nhui province, traditional skills, traditional operas, traditional music and traditional arts occupy the dominant position, while quyi, traditional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acrobatics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account for a small proportion. The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nhui province, no matter in quantity or density, is presented as in southern Anhui region >in northern Anhui region> central Anhui region. Specifical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polar core distribution, and Huangshan city has the mos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le the provinci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more south than north, and formed a spatial pattern of one core, one belt and one area. The tourism resour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nhui province are clustered in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are multi-core and grouped, with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Anhui provinc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resources should adopt the subcategory model of “core + strip + area” and the joint development model of “government + enterprises + inheritors + community residents”.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tourism; spatial pattern;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作为现代“活化”传统文化表征,是各民族历史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民众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高度的活动性[1]。非遗已成为各国(或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个性的体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但由于非遗具有无形性、流变性等特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各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积淀形成的非遗正面临着传承人匮乏、原生环境遭破坏、内涵缺失等困境,亟须得到保护与发展。旅游作为休闲娱乐、开阔视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对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开发是非遗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非遗旅游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大力发展非遗旅游,可以使非遗得到有序传承和保护,能够提升旅游业的内涵和发展空间,从而促进区域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安徽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非遗类型多样,具有审美、教育、康体等多项功能,开发利用价值大,将非遗与旅游产业相融合,成为新时期、新形势下传播徽文化,实现文化合作共赢发展的有效途径。   国外近20年来有关非遗旅游研究的主题主要有:(1)非遗旅游真实性和商品化[2];(2)非遗旅游的政治性质,包括民族认同[3]、权力博弈[4]、社区赋权[5]、立法保护[6];(3)非遗旅游的影响[7];(4)非遗旅游的动力机制,包括“中间人”[8]、性别[9]、经济利益的诉求[10]、游客[11]等方面。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国外学者较多利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结合案例分析、模型建构,并采用文献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等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国外非遗旅游研究已较为成熟,但仍存有诸多不足,如旅游语境下的非遗保护立法、政府行为等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定性研究充分而定量研究不足。国内非遗旅游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主要有:(1)非遗旅游资源开发评价研究,包括开发适宜性[12]、开发价值[13]、开发模式[14];(2)非遗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包括其综合评价[15]、社区参与[16]、游客的真实性体验[17];(3)非遗旅游立法研究,如尹德志等的研究[18]。近年来,国内非遗旅游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旅游保护和利用方式,但现有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应用对策研究,案例和实证研究不足,且多学科理论的运用较欠缺。目前关于安徽省非遗旅游的研究文献不足10篇,涉及非遗旅游资源评价[19]以及开发步骤与对策[20]这两个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描述及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区域则以省内某地区或某市为主,缺乏对新形势下非遗旅游保护性开发的整体观照。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批次、数量、结构类型等方面分析安徽省非遗旅游资源的发展现状,然后分析非遗旅游资源在皖南、皖北、皖东、皖西、皖中这五大区域内的数量、密度、集聚度等分布格局,利用核密度和最邻近点指数分析不同类型非遗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非遗旅游资源的空间关联性特征,最后提出安徽省非遗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以期为安徽省非遗旅游保护性开发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为促进安徽省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并加快其“文化强省”建设奠定基础。
  二、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地处华东地区,全省共有16个省辖市(地级市),辖境面积14.01万平方千米。安徽省地势由平原、丘陵、山地构成,自北向南,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水系依次由西向东横贯安徽境内,并形成三大流域。安徽文化主要由淮河文化、新安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等组成,多沿江河呈带状分布,使安徽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其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为安徽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环境。依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环境的差异,安徽省可分为皖北(包括蚌埠、阜阳、宿州、淮北、淮南、亳州)、皖中(包括合肥、六安、滁州、安庆)、皖南(包括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池州、黄山)三大地区。
  (二)研究方法
  1.最鄰近点指数
  最邻近点指数反映各点状要素在空间上的邻近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1)中,R为最临近点指数;r为理论最邻近距离;为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s为区域面积;n为非遗点数,即非遗项目数。当R>1时,表示各非遗旅游资源均匀分布;当R<1时,表示各非遗旅游资源凝聚分布;当R=1时,表示各非遗旅游资源随机分布。
  2.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用来测量空间聚集程度,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其公式如下:
  3.空间自相关指数
  (1)全局空间自相关
  采用全局Moran I 指数检验安徽省区域非遗项目数的空间依赖性,其表达公式为:
  式(3)中,x为各市的非遗项目个数;n为地区数(在此n=16);;wij为n*n阶空间权重矩阵w中的元素值,在此,w选用简单地理二分法,即若地区i 和j(i,j=1,2,…,n)边界相邻,那么,w中的元素wij的值为1,否则即为0,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为0;S0是空间权重矩阵w中所有元素之和。在假设显著性水平(如 10%)下,Moran I的值介于-1~1,具体而言,当Moran I大于0时,为正相关,表明不同城市非遗项目个数在空间上有相似的属性,且其值越接近 1,正相关性越强,邻近城市非遗项目个数的集聚程度就越高;当Moran I小于0时,为负相关,表明不同城市非遗项目个数在空间上有不相似的属性,且越接近-1,负相关性越强,邻近城市非遗项目个数的差异性就越强;当Moran I趋于0时,则表示邻近城市非遗项目个数不相关,呈无规律的随机分布状态。
  (2)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进一步分析安徽省非遗项目个数在邻接城市上的空间自相关性,在此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来反映局部空间非遗项目个数的差异程度,对局部Moran Ii统计量及其显著性水平进行测算,并结合Moran散点图和LISA聚集图将局部差异的空间格局可视化。局部Moran Ii的计算公式为:
  Moran散点图绘制于一个笛卡尔坐标系统中,横坐标对应中心城市i非遗项目个数的标准化值Zi,纵坐标对应中心城市i相邻接的所有城市非遗项目个数的加权平均,也称空间滞后变量。Moran散点图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对应四种类型:第1象限,高高集聚(HH),表示中心城市与邻接城市的非遗项目个数都较多;第2象限,低高集聚(LH),表示中心城市非遗项目个数较少,而其邻接城市非遗项目个数较多;第3象限,低低集聚(LL),表示中心城市与邻接城市的非遗项目个数都较少;第4象限,高低集聚(HL),表示中心城市非遗项目个数较多,而其邻接城市非遗项目个数较少。因此,第1和第3象限内各城市的非遗项目个数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即均质性;而第2和第4这两个象限内各城市的非遗项目个数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即异质性。
  LISA聚集图(LISA Cluster Map)揭示安徽省区域非遗项目数的热区(Hot spot)和盲区(Blind spot),在Z检验显著性概率的基础上,LISA的四种显著类型对应于Moran散点图中的四个象限,显著高高集聚区是整个HH区的核心区,是安徽省非遗项目个数最具活力的地区和引擎区;显著高低集聚区的非遗项目个数远比其周边城市多;显著低高集聚区的非遗项目个数远比其周边城市少,形成“非遗项目个数塌陷区”;显著低低集聚区是整个LL区的核心,是安徽省非遗项目个数的最欠缺城市。   (三)数据来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5个级别[21],其中,国家级和省级有正式名录和扩展名录,因此,本研究采用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四批)和省级(五批)这两级名录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和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anhuify.net/)。截至2019年11月,安徽省共拥有65项国家级非遗,445项省级非遗,分布在15个市,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等10个门类(见表1)。同一非遗项目存在多地分布的情况,因此,本文将其按分布区拆分,共得安徽省国家级非遗88项、省级非遗485项。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结构类型分析
  安徽省共有3项非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包括中国珠算、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数量居全国前列。
  我国共有国家级非遗1372项,其中,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分别为518项、510项、191项、153项,而安徽省共有65项国家级非遗,占全国总数的4.74%,高于其他各省区的此项占比。其中,安徽省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分别占全国国家级非遗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的3.67%、5.49%、4.71%、5.88%。安徽省国家级非遗中,传统技艺占23.08%,传统戏剧占23.08%,传统音乐占12.31%,传统美术占12.31%,此四类合计占70.77%,民间文学、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民俗所占比例较少。安徽省省级非遗共有445项,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和第五批分别为83项、91项、66项、70项和135项,其中,传统技艺占28.31%,民俗占13.48%,传统舞蹈占11.91%,传统美术占10.79%,传统音乐占8.54%,此五类共占73.03%,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占4.72%,传统医药占3.82%(见图1)。
  安徽省传统技艺、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较占优势,这是因为:(1)传统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是一门需要深入学习后才能通晓的技术、技能,在人们衣食住行和劳动生产活动中对人们的精神和审美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徽派传统民居建筑营造技艺和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等食宿方面的传统技艺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明朝时,安徽省手工业和纺织业发达,使得徽墨、毛笔、歙砚、宣纸、桑皮纸和红茶、绿茶等传统制作技艺得到发展。(2)传统戏剧在安徽省兴盛,一是因为徽州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明朝的都市发展和商业垄断,以及徽墨、茶叶等手工业和纺织业的发展,使得徽商崛起,这对安徽省戏剧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诸多徽班诞生,产生了一批成熟的艺术家,在徽皖地区奠定了戏曲基础,“四大徽班”的进京使徽戏达到巅峰状态。二是因为安徽省自古文化繁盛,淮河文化、新安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都有着丰富的人文积淀和戏曲创新。古徽州和安庆周边地区戏剧发达,江西的弋阳腔,苏浙的余姚腔、昆山腔,中原的秦腔、梆子腔,湖北的楚剧,扬州戏剧等,都对徽戏的兴盛起了较大的扶植、培养和滋润作用。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音乐、曲艺、传统戏剧均具有较强的展示性和体验性,这就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安徽省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较为匮乏,主要是缺乏认识、保护不足、法律空白和后继无人等所使然。
  (二)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分布
  1.安徽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格局
  由图2和表2可知,安徽省8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数量还是密度,均为皖南地区>皖北地区>皖中地区。其最典型的分布特点是在空间上呈极核式分布特征。从分布数量上看,黄山市多至22项,占安徽省国家级非遗总数的25%,远多于其他地市,其次为安庆市、阜阳市和宿州市,均为9项,再次为六安市7项,而其他地市的国家级非遗分布较为分散。从分布密度上来看,黄山市国家级非遗分布密度最大,约为22.43项/万km2;铜陵市国家级非遗分布密度最小,为0。
  2.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格局
  图3和表3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布详情。由图3和表3可知,安徽省48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数量还是密度,均为皖南地区>皖北地区>皖中地区,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为南多北少,且形成了一核、一带、一片区的分布格局。具体而言,以徽州文化为代表的黄山、宣城等皖南地区,是安徽省省级非遗项目集中分布的地区,且呈极核式分布,宣纸制作技艺、徽州建筑、茶叶制作技艺等传统技艺类项目具有明显优势,因而其参与性、展示性、体验性强。受皖江文化、庐州文化滋养的合肥、安庆等皖中地区,省级非遗项目呈带状分布,孔雀东南飞传说、桐城歌等民间文学独树一帜,舒席竹编、望江挑花等传统美术具有较大优势。在老子、庄子道家文化浸润下的阜阳、宿州等皖北淮河文化区,省级非遗项目呈片状分布,且空间上相对均匀,泗州戏、渔鼓道情等传统戏剧、曲艺类项目比较集中,墉桥马戏、华佗五禽戏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相对突出。
  3.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核密度和邻近点指数分析
  利用Arcgis10.2对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核密度分析,可知安徽省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这十大类省级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见图4)。由图4可知,(1)民间文学类非遗在皖北地区的亳州、宿州及皖中地区的安庆与六安的邻接地形成了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皖北地区的蚌埠,皖中地区的安庆、合肥,皖南地区的芜湖形成了四个次高密度分布区。(2)传统音乐类非遗在皖南地区的铜陵、芜湖和池州的邻接地,皖中地区的滁州高密度分布;在皖北地区的淮北,皖南地区的池州、黄山次高密度分布;皖南地区的宣城,皖北地区的阜阳、淮南,皖中地区的六安属于次密度分布区。(3)传统舞蹈类非遗密集分布于皖北和皖南地区,主要分布在淮南、蚌埠、黄山、亳州、阜阳;皖中地区的滁州,皖南地区的马鞍山、銅陵、宣城、安庆为次密度分布区。(4)传统戏剧类非遗在皖北地区的淮北、宿州以及阜阳,皖南地区的宣城与芜湖的邻接地形成了两个高密度分布区;在皖北地区的亳州、蚌埠,皖中地区的合肥,皖南地区的安庆、池州形成了五个次高密度分布区;在滁州、宿州、淮南等地形成了四个次密度分布区。(5)曲艺类非遗在皖北地区的宿州与淮北的邻接地、淮南、阜阳、亳州,皖中地区的合肥形成了五个高密度分布区;在皖北地区的蚌埠形成了一个次高密度分布区;在皖北的宿州、滁州,皖中的六安、安庆,皖南的池州形成了次密度分布区。(6)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在皖中地区的合肥,皖北地区的亳州、阜阳、淮南,皖南地区的黄山形成了五个高密度分布区;在皖北地区的宿州、亳州形成了两个次高密度分布区;在皖南地区的马鞍山,皖中地区的安庆形成了两个次密度分布区。(7)传统美术类非遗在皖南地区的宣城、黄山,皖中地区的合肥,皖北地区的淮北、宿州形成了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蚌埠、黄山、宣城形成了三个次高密度分布区;在亳州、淮南等地次密度分布。(8)传统技艺类非遗密集分布于皖南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山、宣城、芜湖;在皖南地区的马鞍山,皖北地区的淮南、亳州次高密度分布。(9)传统医药类非遗分布相对较为集中,皖南地区的黄山、皖中地区的合肥是高密度分布区;皖南地区的马鞍山、芜湖属于次高密度分布区;皖北地区的宿州、亳州,皖中地区的六安、安庆为低密度分布区。(10)民俗类非遗密集分布于皖南地区,形成了两个高密度分布区,主要分布在宣城、黄山、芜湖;在皖南地区的黄山、皖北地区的亳州形成了两个次高密度分布区。   进一步,利用Arcgis10.2计算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邻近点指数,可知,R值为0.2893,Z值为-19.2279,这表明安徽省省级非遗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呈显著的凝聚分布状态。
  (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相关性分析
  1.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GeoDa软件,计算安徽省省级非遗项目的全局Moran I值为0.1073,999次重复排列方法假设检验下的P值为0.0980,在10%检验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安徽省省级非遗项目数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即安徽省邻接地区的非遗项目数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非遗项目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度。
  安徽省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这十大类省级非遗项目的全局Moran I值分别为-0.1850、-0.0206、0.1200、-0.2123、0.2977、0.0407、-0.1946、0.2514、-0.1443、0.1825,999次重复排列方法假设检验下的P值分别为0.2290、0.3500、0.0990、0.1630、0.0160、0.2230、0.1920、0.0200、0.2020、0.0670,传统舞蹈类、曲艺类、传统技艺类、民俗类在10%检验水平下显著,且均为正,表明安徽省这四类省级非遗项目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而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戏剧等其余六类省级非遗项目的全局Moran I均未通过10%显著性检验水平,表明安徽省这六类非遗项目的空间相关性特征并不明显。
  2.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首先,利用GeoDa软件做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Moran散点图(见图5)。由图5可见,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的城市分别有3个和5个,占总数的50%,表明安徽省省级非遗项目空间相关分布的城市与空间差异分布的城市数量相当;且第一象限HH区的数量小于第三象限LL区的数量,表明安徽省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多的城市在空间上聚集分布的范围小于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少的城市在空间上聚集分布的范围。由表4可知,HH区的城市基本位于皖南地区,LL区的城市基本位于皖北地区。
  其次,在Z检验(P≤0.05)的基础上,做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LISA聚集图,考察城市属性和其周边城市属性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程度。由图6可知,黄山市为安徽省省级非遗项目的显著的“高高”热点区,并没有显著的“低低”塌陷区。
  四、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
  进行非遗空间格局研究是非遗旅游开发模式选择的基础和前提[22]。安徽省非遗项目呈一核(皖南地区)、一带(皖中地区)、一片区(皖北地区)的分布格局,且大部分非遗项目具有比较强的体验性和展示性,这为安徽省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空间和物质基础。2018年,安徽省旅游总收入7241亿元,比上年增长16.8%;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旅游收入3785.2亿元,增长16.4%。2018年,安徽省旅游总人数为7.2707亿人次,其中,入境旅游人数60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5%;国内游客7.21亿人次,增长15.2%。可见,安徽省旅游尤其是文化旅游发展态势良好,这为安徽省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产业基础。
  (一)“核心+带状+片区”分区分类开发模式
  安徽省非遗空间分布整体呈现为南多北少,且形成了一核、一带、一片区的分布格局,极易形成旅游聚集效应。皖北、皖中和皖南地区非遗资源的类别、数量和质量等不同,以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基础均不同,因此,应采取分区分类开发模式对安徽省非遗资源进行旅游开发。
  1.“核心”—皖南地区开发模式
  以徽州文化为代表的皖南地区非遗项目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宣纸制作技艺、徽州建筑、茶叶制作技艺等传统技艺类项目,以及西园喉科、张一贴内科疗法等传统医药类项目具有明显的开发优势。首先,传统技艺类非遗旅游资源可采取体验式展销模式,创意开发宣纸制作技艺、太平猴魁绿茶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设计、生产旅游产品进行展示与销售,设计游客可亲身体验制作过程的旅游项目。此类非遗旅游项目可与其他非遗产品或旅游景区进行联合开发,并应体现自身特色。其次,传统医药类非遗旅游资源可采取度假村式开发模式,如在黄山等地的度假村内建立医药知识旅游点、足疗保健馆、针灸按摩推拿馆等场所,并推出健身、医疗、美容等中医旅游项目。再次,民俗类非遗旅游资源可采取实地民俗文化村开发模式,如泾县黄田民俗文化村等,以使游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氛围。也可采取节庆式开发模式,如宣城的“跑马灯”、九华山庙会等,此种模式应注重旅游节庆活动的可持续性。
  2.“带状”—皖中地区开发模式
  受皖江文化、庐州文化滋养的合肥、安庆等皖中地区,其孔雀东南飞传说、桐城歌等民间文学独树一帜,舒席竹编、望江挑花等传统美术具有较大优势。首先,民间文学类非遗旅游资源可采取茶館式开发模式,可分为庭院式茶馆、厅堂式茶馆、乡土式茶馆、综合式茶馆等[23],如在休闲中心或旅游景区内建立庭院式民间文学茶馆,在乡村地区建立乡土式民间文学茶馆。此种模式应注意民间故事主讲人的选择以及茶馆氛围的营造。其次,传统美术类非遗旅游资源可采取博物馆式开发模式,如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博物馆,以实物、图片、文字以及影像的形式静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葫芦烙画、徽州沉香雕刻、翁墩剪纸、临淮泥塑等专项或主题非遗博物馆。也可采取集市式开发模式,工艺美术品等非遗项目可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其“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功能。
  3.“片区”—皖北地区开发模式
  在老子、庄子道家文化浸润下的阜阳、宿州等皖北文化区,墉桥马戏、华佗五禽戏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相对突出,泗州戏、渔鼓道情等传统戏剧、曲艺类项目相对集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以及传统戏剧、曲艺类民间表演艺术类非遗旅游资源可采取俱乐部式开发模式,成员可分为当地居民和旅游者两部分,前者负责非遗旅游活动内容的开发工作,并征询旅游者意见;后者承担相应经费,并参与活动。具体形式可采取舞台化表演,如花鼓戏、梆子戏等可独立演出,作为特色旅游项目;墉桥马戏等可与景区相结合,突出演艺和烘托氛围。   (二)“政府+企业+传承人+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模式
  政府在非遗旅游开发中起到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旅游企业是非遗旅游开发的主体,传承人是非遗的传承者,社区居民是非遗的承载者,旅游者是非遗旅游的体验者,这五者是非遗旅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共同进行安徽省非遗旅游开发。
  1.政府完善相关制度法规
  首先,政府应制定相关促进非遗旅游发展的优惠政策。具体而言,安徽省各级政府应制定鼓励非遗旅游投资的优惠政策,拓展非遗旅游的融资渠道,改善非遗旅游的投资环境,推出非遗旅游投资的优先项目,并加强非遗旅游的宣传推介,为安徽省非遗旅游提供资金支持。其次,政府应制定具有强约束性的法规制度,来维护安徽省非遗旅游行业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应制定包括传承人与旅游景区合作法规、区域非遗旅游开发规划等在内的非遗旅游开发相关法律法规,从根本上保障安徽省非遗旅游的开发秩序。
  2.旅游企业更新经营管理理念
  文旅融合背景下,安徽省各旅游企业应不断更新经营管理理念,推动非遗项目进景区,组织非遗传承人进景区,以增强旅游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传承民族文化。同时,安徽省各文旅集团应积极培育非遗旅游商品研发中心,创新研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旅游产品,为安徽省非遗旅游提供强力支持。
  3.传承人提高传承实践能力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安徽省共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20人,省级非遗传人576人。要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把非遗传承下去是前提。但是,安徽省很多非遗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如门歌等。因此,安徽省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非遗项目入校园、进课堂,这是培养非遗传承人有效途径。同时,非遗传人应不断增强使命和担当意识,提高传承实践能力,具体而言,要以文旅融合为契机,推动非遗资源转化发展,借助旅游景区平台,让更多的非遗项目产业化、市场化,激活非遗文化产业的生命力,树立文化自信。
  4.社区居民积极参与
  应以社区非遗场馆为依托,构筑“后台”参与和“前台”参与的双重平台[16]。首先,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加非遗旅游规划听证会,以参股方式投资非遗旅游项目获得收益分红,在非遗旅游开发过程中保护社区旅游环境等方式来进行“后台”参与非遗旅游开发。其次,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在文化旅游景区内开办民俗、非遗旅游纪念品商店,从事非遗旅游服务和管理工作等方式来参与到非遗旅游项目的展示、表演和制作中。
  五、结语
  本文对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及开发模式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安徽省国家级非遗中,传统技艺、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美术占主体地位,此四类合计占70.77%,而民间文学、传统舞蹈、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医药、民俗所占比例较少。省级非遗中,占比居前五位的依次为: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音乐,此五类共占73.03%,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以及传统医药所占比例较小。
  其二,安徽省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不论数量还是密度,均为皖南地区>皖北地区>皖中地区。具体而言,国家级非遗在各地市的分布数存在明显差异,在空间上呈现极核式分布特征,黄山市最多;省级非遗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南多北少,且形成了一核、一带、一片区的分布格局。安徽省非遗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势,且不同类型非遗旅游资源呈多核和组团分布格局,地区差异明显,地域性强。
  其三,依据安徽非遗旅游资源的结构类型和空间格局,安徽省非遗旅游资源应该采取“核心+带状+片区”分区分类开发模式,即皖南、皖中、皖北地区的分类开发模式协同“政府+企业+传承人+社区居民”利益相关者共同开发模式,包括政府加强完善制度法规、旅游企业更新经营管理理念、传承人提高传承实践能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等。
  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遺与旅游“牵手”,找到了一条“活化”的路径,旅游与非遗的“联姻”则开辟了一条“个性”的道路。然而,非遗旅游开发和非遗保护的诉求不同,在进行非遗旅游开发时,应尽可能保护非遗的原真性,这也是未来安徽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贾鸿雁.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J].改革与战略,2007,23(11):119-122.
  Martin K.Living pasts:contested tourism authenticiti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0,37(2):537-554.
  Park H Y.Shared national memory as intangible heritage:re-imagining two Koreas as one nation[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1,38(2):520-539.
  Casey S.Okinawan heritage and its polyvalent appropriation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3,42(1):130-149.
  Scheyvens R.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Tourism Management,1999,20(2):245-249.
  Simons M S.Aboriginal heritage art and moral right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0,27(2):412-431.
  Dyer P,Aberdeen L,Schuler S.Tourism impacts on an Australian indigenous community:a Djabugay case study[J].Tourism Management,2003,24(1):83-95.   Bentor Y.Tibetan tourist thangkas in the Kathmandu Valle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3,20(1):107-137.
  Moreno J,Littrell M A.Negotiating tradition:tourism retailers in Guatemala[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1,28(3):658-685.
  Ferdinand N,Williams N L.International festivals as experience production systems[J].Tourism Management,2013,34(1): 202-210.
  Lynch M F,Duinker P N,et al.The demand for Mi’kmaw cultural tourism tourist perspectives[J].Tourism Management,2011,32(5):977-986.
  邱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以黄山市为例[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6):32-37.
  李娴,高院.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与实证[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6):158-165.
  陈炜,高翔.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3(6):64-70.
  孙梦阳,石美玉,易瑾.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利益平衡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2015(9):171-178.
  黄益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3(8):53-56.
  張希月,陈田.基于游客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研究—以传统手工艺苏绣为例[J].地理研究,2016,35(3):590-604.
  尹德志,陈小华,徐涛.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路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3,34(4):5-7.
  张荣天,管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及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以皖南地区为例[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4):37-41.
  杜裕民,胡继艳.基于RMP理论的皖东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5(6):1-5.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1.
  江娟丽,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J].经济地理,2019,39(6):205-213.
  纪文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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