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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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广海 张红
[摘 要]旅游业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和基础，规模经济效应反映了产业集聚的效率水平。鉴于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现实情况，在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的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2.空间集聚促进规模经济实现，但不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3.我国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4.政策因素在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规模经济效应; 空间集聚; 杜宾模型; 旅游业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2-0015-06
Abstract：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the scale economy effect， which reflects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view of the reality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our country， on the premise of measuring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an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through Herfindahl index and location entrop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07 to 2016 to measure the economies of scale effect of tourism in the east， central， west， northeast and southwes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outhwest regions shows economies of scale， while the northeast region shows diminishing returns to scale; 2. spatial agglomeration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scale economy， but it is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to realize the effect of scale economy; 3. the echo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agglomeration in China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radiation diffusion; 4. the policy facto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es of scale in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scale economies effect; spatial agglomeration; Durbin model; tourism industry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已经发展为现代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体上，我国旅游业规模不断扩大，同时空间集聚现象逐渐显现[1]。生产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一方面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扩散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无论是基于客观条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还是主观上对规模经济效应的追求，空间集聚已经成为我国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关系是我国区域旅游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研究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路径。杨勇借助空间基尼系数测度了1998—2006年我国旅游业的集聚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旅游业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构建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标，论述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作用载体和路径机制[1-2]。倪向丽等认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有利于提高要素效率、增强竞争力，但同时指出要合理控制聚集程度，避免区域经济对旅游业过度依赖从而导致经济脆弱性[3]。张海霞等认为在市场化背景下，我国旅游业部分行业出现本地市场效应的规模经济特征[4]。纵观现有研究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空间集聚的动力机制、水平测度、发展模式以及具体集聚区发展路径上，而较少涉及空间集聚背景下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空间测度问题。
规模效应理论最早是由亚当·斯密[5]提出，随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冈纳·缪尔达尔（Gurmar Myrdal）则进一步提出和溢出效应相对应的回波效应，该理论有效说明了产业空间集聚的后果可能是集聚区的回波强化，而不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就旅游产业空间集聚而言，王彦楠等在对国内外旅游产业集聚研究进行梳理后提出要关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的阈值，认为过度集聚会导致不经济效应[6]。另外，谢露露等认为旅游产业集聚密度存在正的空间外溢效应，相反集聚规模存在負的空间外溢效应[7]。而认为旅游产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研究大部分是从特定的聚集区域出发[8-10]，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证实。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现状，利用杜宾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和空间结构分析，以期厘清旅游业区域空间集聚和区域规模经济效应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测度理论及方法
1.产业集聚测度。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业集聚程度的研究发现，学者们采用的集聚程度计算指标主要包括变异系数、地理集中度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11-14]等。这些指标都能有效反映产业集中度情况，其中赫芬达尔指数适用于揭示时间序列产业集中度变化，而区位熵则能直观体现区域产业集聚水平。因此，本文选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的时间变化，并通过区位熵指数反映我国旅游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现状，计算公式参考邓宏兵、曹宁等的研究[11][14]。
（二）计量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旅游收入是旅游业经济属性的直接体现，也是衡量区域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被解释变量為各省域旅游收入。产业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与基础，旅游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为旅游者提供便利，同时由规模衍生的扩散效应能够加强目的地吸引力，因此将表征旅游业集聚水平的各省区位熵指数作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选取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产业结构、政府扶持水平六个要素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符号、取值方法和含义描述见表1。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同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年度统计公报（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模型构建。我国地域辽阔，旅游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政策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产业集聚。在空间计量模型选取方面，典型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三种，其中空间杜宾模型同时考虑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因素，被广泛应用于空间计量经济问题的研究。另外，空间杜宾模型不仅能够反映空间集聚水平变化对该区域旅游经济的直接影响，同时能测度该区域空间集聚水平变化对其他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最终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其一般表达式为：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我国旅游业集聚现状
一般地，可使用投入产出数据衡量产业集聚程度，但现有研究中学者们普遍采用旅游收入指标计算相关指数，原因是旅游收入能够直观地体现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选取旅游收入指标对旅游产业集聚度进行分析。
根据公式计算赫芬达尔指数，结果见图1。纵向来看，2007—2010年间指数值呈上升态势且达到峰值0.44，表明这一时期我国旅游收入空间差异问题不断凸显，旅游业市场集中度高，区域发展不平衡。2011年至今极化现象情况有所缓解，区域发展结构不断得到优化，整体向均衡方向发展。但指数值均超过0.3，说明各省域旅游收入仍具有空间差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使用2007—2016年各省旅游收入和GDP数据计算得出历年区位熵指数并取其平均数，借助Arcgis 10.2工具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整理后由表2可知，尽管我国各省域区位熵指数平均水平大于1，但区域差异明显，产业集聚水平总体较弱。具体来说，贵州区位熵指数最高（2.24），究其原因可能是贵州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发展整体较好，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总量小且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高，从而导致区位熵指数处于第一等级。观察西南地区其他省市（西藏、云南、四川和重庆），发现区位熵指数皆位于1～1.5，说明区域旅游业集聚水平总体较高。北京区位熵指数为1.69处于第二等级，同时天津区位熵指数大于1，表现出小范围的集聚规模。上海、辽宁、山西、重庆、安徽等处于第三等级，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另外，安徽、江西和浙江三省区位熵指数分别为1.09、1.10和1.11，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集聚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西北、华北和华中大部分省域区位熵指数小于1，处于第四等级，说明其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不高，在全国旅游业发展格局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划分经历了由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转变，结合上述我国旅游业区域集聚现状，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和西南五大区域①，其中东、中、西划分基本延续前人研究思路，东北地区主要是出于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和东北三省在旅游业发展上紧密联系的考虑，西南地区则是因为其当前旅游业发展已经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
（二）我国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测度
1.空间自相关检验。在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前需要考察数据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若不存在则使用一般的计量方法即可。空间自相关表示为位置相近的区域具有类似的取值，衡量空间自相关的常用方法是莫兰指数I（Moran’I）。莫兰指数I取值介于-1和1之间： 表示正自相关，即高高相邻或低低相邻; 表示负自相关，即高低相邻; 则说明空间分布是随机的，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本文运用莫兰指数I方法分别检验了我国31个省份2007—2016年旅游收入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3所示。从莫兰指数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旅游业收入在这10年中均强烈拒绝“无空间相关”的原假设，故应该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另外，莫兰指数皆大于0，说明我国旅游业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区域旅游业发展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模式。
2.测度结果。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四大板块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业空间集聚现状，分别测度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运用Stata 15软件对五大区域进行基于地理相邻空间权重矩阵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R2分别为0.9404、0.9839、0.9599、0.9581和0.9747，说明结果解释力度较高（见表4）。 由表4可知，东部地区的规模弹性系数ζ为2.1284，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趋势。同时产业集聚水平回归系数为0.5401，对本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作用不明显，说明空间集聚回波强化效应大于空间扩散效应。另外，交通条件和产业结构空间溢出为负、政府扶持水平空间溢出效应为正，这与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处于全国竞争优势地位及其政策辐射作用有关。中部地区规模弹性系数ζ为2.3010，规模经济效应明显。产业集聚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0786，即当产业集聚水平提高1%时，旅游收入增加1.0786%。同时，劳动力和资源禀赋在中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资源要素的空间溢出效果来看，产业集聚水平、劳动力、固定资产投入、资源禀赋和政府扶持水平的空间溢出作用均不明显，相反交通条件和产业结构对周边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正向拉动作用。西部地区规模弹性系数ζ最高为3.6394，其中政府扶持水平回归系数高达1.5117，产业集聚水平和产业结构次之，分别为1.0530和0.8231，对旅游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另外，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条件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从空间溢出效果来看，劳动力对周边地区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而政府扶持水平溢出效应为负，主要是因为政府投资往往多重视西部地区自身的发展而较少关注周边区域。东北地区规模弹性系数ζ为0.7892，旅游业在东北地区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而是趋向于规模报酬递减。产业集聚水平对促进自身旅游收入提高效果明显，但是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说明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另外，政府扶持水平回归系数为-1.2602，旅游业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规模弹性系数ζ为1.8216，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特征。产业集聚、劳动力和政府扶持水平有效地推动了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但就周边地区而言，除劳动力具有扩散溢出效应外，其他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
总的来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西南地区在区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规模经济效应特征，而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资源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对五大区域本身及周边地区空间溢出的正负影响均不显著。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产业集聚背景下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16]。区域旅游市场的潜力是有限的，固定资产密度过于集中会导致拥挤效应，一方面会降低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同质化竞争。东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为负，中部、东北和西南地区为正（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尚处于潜在阶段，有必要加强引导促使其显著向规模效应转变。另外，空间溢出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跨区域合作和流通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6年我国31省份（不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在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测度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呈现阶梯状格局
我国区域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阶梯状格局，西部规模弹性系数最高为3.6394，中部、东部和西南部次之，规模弹性系数分别为2.3010、2.1284和1.8216，而东北地区则表现为规模不经濟，规模弹性系数为0.7892。整体上，中西部在我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产业效率逐渐提高，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相比之下，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而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则亟须转换思路、摆脱困境。造成东西差异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西部旅游资源丰富且长期受政策倾斜支持，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大，因而规模经济效应较为明显。而东部地区经济实力雄厚，旅游业发展相对成熟，规模报酬递增速度趋缓。另外，东部发达地区旅游业功能正在发生转变，经济功能有所弱化，社会、文化功能逐渐凸显。
（二）空间集聚是促成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空间集聚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生产要素空间集聚会带来协同效应、规模效应从而提高区域旅游业综合实力，但空间集聚并不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根据测度结果，我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旅游业产业集聚水平回归系数皆大于1，但其中东北地区的规模弹性系数却小于1，即规模报酬递减。从规模经济测度理论出发，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要求所有投入要素系数之和大于1，而不仅仅取决于单个要素的边际效率。区域旅游业发展需要多种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旅游资源禀赋、政府支持力度等，这些要素都会影响区域旅游业最终发展水平。另外，增加要素投入量的同时还要求各要素在结构上不断优化。现实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各区域为增强吸引力往往片面追求资源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期望通过加大旅游开发力度、鼓励旅游投资、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实现规模经济，忽视要素投入比例及其与区域旅游业发展实际间的契合度。事实上，要素数量的快速增加可能伴随着结构不合理问题。我国旅游业五大板块之间及板块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要素流动受行政区划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要素空间布局和结构优化进而导致规模不经济，其中东北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三）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
虽然我国大部分区域旅游业发展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趋势，但从空间溢出水平看，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远远大于辐射扩散效应。旅游业空间集聚的重要驱动力是聚集区内旅游合作水平和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从而进一步扩大区域旅游业规模。一般认为，空间集聚会带来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同时优势个体会通过辐射扩散效应带动区域整体发展，促进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但现实情况往往相反，资源要素和旅游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可能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现象。就我国旅游业发展实践来说，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早、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健全且聚集了大量优秀旅游人才，长期以来处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第一梯队。虽然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潜力不断凸显，但东部地区在我国旅游业发展格局中的作用仍然至关重要。相比之下，我国东北地区一方面旅游业产业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整个区域处于转型升级的探索时期，因此导致旅游业发展落后于其他区域。具体地，优势区域旅游业带动辐射力难以有效发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区域间的竞争和趋同。当前我国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同质化问题日益突出，相邻地区在旅游产品特色、产业结构上的趋同导致竞争逐渐激烈。在竞争战略主导下，区域旅游业发展更加注重自身优势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区域均衡发展。二是缺乏有效的利益扩散机制。在产业集聚背景下，如何通过利益扩散机制将优势区域的资源辐射到周边地区是区域旅游业协调发展的关键，利益扩散机制的不健全会直接导致各要素在回波效应下强化本区域发展从而加剧极化现象，不利于我国旅游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策导向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特征。现实中，旅游业在我国落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落后，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具备发展旅游业的潜力。另外，由于旅游业综合带动性强，地方政府也多倾向于扶持旅游业从而带动就业、拉动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区域旅游业发展上的扶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极化现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扩散效应往往为负或者不显著。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说，促成区域旅游业集聚的首要目的是借助聚集区内的资源、渠道和品牌效应为本地区发展创造机会，对周围地区的投入较少涉及。但就宏观层面来说，我国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引导区域旅游业均衡发展，最大限度地改善“东强西弱”的局面。结合本文的空间测度结果和现实情况，我国政府在落后地区旅游业扶持上的投入已经初见成效，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正表现出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这种以旅游资源空间集聚为核心通过加强政策引导打造区域旅游业规模，一方面可以推动中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改善极化现象，另一方面也对我国旅游业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具有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在旅游业空间集聚背景下，我国在保持东中西和西南地区规模经济优势的同时要集中解决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效率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资源要素投入数量增加的同时优化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充分发挥优势区域的辐射扩散效应，建立有效的扩散机制，实现资金、人才等要素的空间流动和优势互补。三是政府要加强区域旅游业发展规划，打破体制上的壁垒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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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桂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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