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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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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原始社会属于人类宗教与科学观念的原发时期。在原始思维中,原始科学、技术、艺术及其思想观念的产生主要体现出科学因素与逻辑性的层面;而原始人的神秘思维、原始宗教崇拜的产生则体现出非逻辑性与原逻辑的“互渗律”。同时,原始思维中混杂的科学因素与宗教因素一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另一方面仍体现出各自的鲜明特点与不同发展方向,这也为日后科学与宗教的联系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原始思维;宗教;科学
  原始思维一般指史前时期人类思维的整体面貌与其发展过程。这一定义中暗含了其作为与文明思维不同的人类早期思维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我们也应当以连续性的观点审视发展至今的现代文明与已成历史的原始思维之间的关联。其中,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分别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与科学的开端与基础;而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时又相互区别、相互背离的矛盾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说明现代科学与宗教的发展路径。文章将着眼于原始思维中的两重性,即逻辑与原逻辑、唯物与唯心混而未分化的特点,在前两部分中首先结合相关研究,分别分析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中笔者将进一步尝试总结原始宗教思维与原始科学思维之间的关系,包括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同时又在核心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相互背离等。
  一、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笔者认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一定义理解近现代宗教的本质,亦能据此刻画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的形成原因;而这也是对恩格斯宗教定义的一种延伸性运用。由于原始人的生产能力和文化水平都处于较为低级的阶段,其逻辑思维并未得到系统训练与发展。因此,其思维中宗教因素的总特点在于更倾向以神秘性、幻想性和創造性的感性方式而非理性、逻辑的思路来解释自然现象与人类行为。
  首先,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也如同人类的其他思维活动一样,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在这一过程中,原始人所遭遇的无法理解或无法反抗的“人间的力量”与尝试对其进行解释的实践及认识行为,即成为原始宗教或者说原始巫术产生的契机。如爱德华·泰勒指出,处于低级文化阶段且能独立思考的人,会尤其关心生与死在肉体层面的差别,梦境、疾病、死亡的原因以及出现在梦中的人的形象等问题。显然,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些“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生物学与医学层面的基本原理,因此便更倾向于以幻想和神秘的思路解释外在规律。其次,在思维方式层面,原始人并不倾向于以知识与逻辑的思维认识世界,而是主要通过与有关于他们生存经验的现象或事物的直接接触、相互作用以推己及物,进而在脑中形成世界图景。泰勒用著名的“万物有灵论”解释这一思维方式:原始思维中的天下万物皆有其灵魂,并在控制或影响其他自然现象。例如梦到已故之人便是因为灵魂虽然离开了肉体,但它仍然能够在梦中或者幻觉中出现;而各种自然现象也是世界中的各类精灵在发挥作用。在这种思路下自然会演化出多种拜物教与偶像崇拜,如许多原始社群认为所谓的雨的精灵能够为干旱的大地带来降水,又如中国原始部族将熊、大雁等动物当作自己的祖先与图腾等。更进一步,当人们不满足于多样化的偶像崇拜而“试图在全宇宙中或在宇宙的范围之外寻找一切的第一动因”时,至上神就出现了。这也就是原始宗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虽然这一理论至今仍然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原始思维中唯心因素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如《诗经·商颂·玄鸟》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句,便可以体现出商朝人将人的行为、神的意志与部族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的“天”恰恰是已经夺取政权的周部族而非商部族的至上神,也就是说《诗经》中对于商部族的起源是以周部族至上神的角度进行解释的。这也就符合了《诗经》成书年代人们的宗教信仰模式,即以“天”为顶点的神灵体系和祭祀秩序。可以看到,在这种思维过程中,“超人间的力量”代替“人间的力量”成为人们解释现实生活的方式,原始宗教的信仰观念、信仰情感、信仰行为、信仰团体等要素也就随之产生。
  针对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另一位学者列维·布留尔提出了神秘的“集体表象”和“互渗律”概念,以解释的爱德华·泰勒没有详细说明的原始信仰中的“神灵”与“集体表象”的关系问题。首先,所谓的“集体表象”是指原始人的社会化了的意识。布留尔认为,原始的宗教思想作为一种部族内部形成普遍认同的社会性的思维方式,对于原始人的思想和行为起到支配作用,且构成其基本思维结构。例如各种复杂的巫术与禁忌组成了许多原始部落基本的生活方式,任何违背的行为都被视为将会招致厄运、灾难,即集体表象会“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这也就体现了原始思维中宗教因素的社会性根基、团体化特点与非理性的信仰情感,与日后成熟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途径。当然,从上文中我们也能够看出,“集体表象”实际上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种表象,因为它绝对不是纯智力过程的产物,其组成中还包括了冲动与幻想等与宗教体验密切相关的因素。第二,具有神秘性质的表象之间是通过原逻辑的“互渗律”关联起来的。原始人不关心思维或现实中的矛盾,也并不害怕矛盾。他们认为任何画像、任何再现(包括梦境)都与其原型的本性、属性、生命“互渗”。比如在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那里,任何种类的疾病,无一例外被认为是由具有人的模样或者神灵的模样的敌人造成的。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在原始宗教中,思维主体与客观实在的关系常常处于一种模糊且紊乱的状态,且多神信仰十分普遍——所谓“互渗”实际上包含了人与万物交感共通的可能性。同时,上述解释也体现了人类宗教发展在初期形态具有的典型特征,其中的许多方面,如非理性的信仰情感与社会化的团体组织等,在今天的宗教中仍可瞥见其存在。可以说,列维·布留尔对于原始宗教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原逻辑”即神秘性、非理性的一面,而这也对爱德华·泰勒的学说进行了补充。   二、原始思维中的科学因素
  原始社会中显然没有诞生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原始思维中的以逻辑为主要方面的科学因素进行分析。实际上,前文提到的“万物有灵论”与原始神灵崇拜行为一方面能够体现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唯心思想,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原始思维的逻辑性层面。
  从理性思维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需要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之中寻找确定性、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现象里总结规律性,原始人才将灵魂、神灵等超自然物与各种自然现象相连,并以此为指导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例如,印第安部落相信,如果在沙土上或地上画出人的形象,或是把任何一种事物认作他的身体,然后用武器刺中这一形象或事物,那么就会对它所代表的那个人造成同样的伤害。对于原始巫术中这一种类的思维方式,弗雷泽就曾以“相似率”概括其逻辑结构。为清楚起见,文章此处采用三段论对此进行阐述,即:A与B在结构上相似-如果对A实行C-那么B必然也会C。笔者认为,这種思维中已经蕴藏了“事件B必定出现在事件A之后”这种类似于后来由休谟进行定义的经验性的因果范式,这在原始时期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思想成果。由此可见,原始思维中“人间的力量”与“超人间的力量”在思维层面的有机结合虽然难掩其唯心本质,但依然有逻辑的因素蕴含其间。而这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原始表达与文化积淀。正如弗雷泽所说:“如果说巫术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么,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么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
  同时,原始思维中也不乏对于解释自然的尝试与实践经验的积累。而在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原始人的思维水平与实践能力也逐步得到提升,具体表现为由原逻辑发展为逻辑,由畏惧、依赖自然发展为适应、利用自然,并逐渐产生“实践出真知”的类似观点。笔者认为,这种层面的科学因素也构成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当原始人开始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尝试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神话中的想象与幻想自然会逐渐被科学思维所取代,人类的理性将逐渐具有不依靠神灵而独立自主认识世界的能力。总之,即使原始思维中确实存在相当多的幻想与谬误,我们也不应否定这份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的精神与其推动下产生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应该看到,这种原始的、带有实用性的科学精神对于人类思维的演进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为现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与思维基础。
  三、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之关系
  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二者之间有其复杂关系。笔者认为,原始的逻辑与原逻辑、唯物与唯心的思维方式一方面相互关联、杂糅,另一方面也在其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本质上相互背离。而这种类似于二律背反的发展路线也深刻影响了日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一)相互关联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原始思维中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之间的联系首先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存关系。具体说来,在原始科学、技术中,原始思维的两重性都是存在的,只是其中逻辑思维更多一些;而在原始宗教崇拜等活动中,原始思维的两重性也都是存在的,只是原逻辑的互渗思维(即神秘思维)更多一些。无论是以信仰为代表的宗教情怀还是以理性为指导的科学思维,都对原始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这种科学与宗教混而未分化的人类早期阶段,二者的共生共存也为日后科学与宗教在一定时期内的密切结合、相互影响以及当代科学与宗教对话论、整合论的提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原始思维中的宗教因素与科学因素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类似性。如弗雷泽就曾指出,在原始的巫术信仰背后,暗含了一种对于自然法则的推理与认知:“交感巫术整个体系的基础是一种隐含的、但却真实而坚定的信仰,它确信自然现象严整有序和前后一致。”而这种推理一方面使得原始人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总结出的某种客观规律,从而带有了科学性思维的特点;另一方面其科学性又被运用于宗教信仰与巫术仪式中,染上了唯心的色彩。最后,笔者认为,无论是原始科学思维还是原始宗教思维,实际上都是以实用性为出发点和目标的。正是为了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原始人才需要尝试以包括科学与宗教在内的各种方式认识自然,进而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这种认识与实践层面的非系统化特点,也造成了原始社会中巫术与科学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区分。对于原始人而言,这无论宗教思维还是科学思维都是追求自身存续与知识的手段,二者在原始的许多原始的实践活动中表现方式是类似的。
  (二)相互背离的发展路线
  虽然原始宗教思维与原始科学思维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且在某些方面能够相互交融,但笔者认为根本上而言二者在一开始就呈现出相互背离的发展路线。从文章一开始提到过的恩格斯对于宗教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以对于超人间力量的信仰为核心的唯心体系,它认为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是世界的主宰,并将一切客观现象与“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视为神的意志的体现。在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无论是原始宗教如拜物教、图腾崇拜等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都倾向于以神灵统摄下的目的论、决定论的方法解释自然与社会,同时在认识和实践中赋予信仰以较高的地位。例如从列维·布留尔提出的“互渗律”中,我们就能明显看出宗教信仰将神鬼的世界与日常经验世界通过信仰相互联系,并以神鬼的世界中的目的解释日常经验世界中的现象的神秘主义倾向。原始科学思维中虽然也有类似的因素,但随着生产力与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其对于世界的解释必将更加着眼于人间而非超人间,更加着眼于信仰而非理性。弗雷泽就曾指出,巫术中将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联想起来的原则“运用合理便可结出科学之果。运用不合理,则只能产生科学的假姐妹——巫术。”这样看来,宗教思维虽然一开始与科学思维似乎并蒂而生,但其本质上显然具有较大的区别。这也为后来可也与宗教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那么科学思维又是以怎样的路线进行发展的呢?笔者认为,不论是从可实证、可证伪抑或共同范式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都在于对于客观世界规律和性质的正确认识与真实反映。科学所认知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任何事物的精神或神灵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其产生是基于自然原因,其发展遵从的是客观规律。虽然在自然界面前,人类是渺小的,特别是在原始社会,人对自然以及对自身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作为我们祖先的原始人仍然发展出了钻木取火、使用工具、在适宜的环境中修建住所等等改造自然的方法。也就是說,在从原始时期开始的对于把握客观规律的尝试与经验积累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已经逐步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开始尝试将超自然力量及其对于世界的所谓“决定”作用剔除于真理之外。当人们将火看作可以通过摩擦产生的一种能量形式而非神灵的恩赐,当人们学会通过云层状况而非先知的预言预测天气,最初的蕴含着科学因素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这样诞生了。后来,正是凭借这种科学精神,人类理性才得以逐渐取代信仰成为解释世界的主流方法,人类社会也得以在逻辑的思维系统与科学的实践方式中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将会一个接一个地攻占宗教的堡垒,自然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会把昔日视为上帝操纵的超自然领域变为自然法则支配下的纯自然领域,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将不断失去存身领地。”每一次对于自然规律的发现以及知识的获取,都让宇宙的有序性在人类认知中的范围得以扩大,也就驱逐了宗教中的超自然力量在生活实践中的地位。而这也构成了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乃至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思维积淀与实践准备。显然,此种科学的进路体现出了科学与宗教在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本质区别,以及二者从原始时期开始就呈现相互背离趋势的发展进路。
  自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对于外部世界就有两种思维倾向:一种是科学的思维,另一种是宗教的思维。从原始思维的层面来看,科学的思维因素更多体现的是朴素的逻辑思维,而宗教的思维因素是原逻辑的“互渗”思维。这两种思维,既可以同时体现在一个事件中、一个观点中、一次实践活动中;也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混合存在着。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二者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交融,但其本质仍然是有着显著差别的。此后,当这两种思维倾向表现在对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的反映层面,就成为世界观与方法论中的两大派别: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科技传统的接续,而唯心主义是人类社会宗教传统和神秘主义的接续。当然,即使到了近现代,一个自然科学家,作为一个人,也有可能信仰某一种宗教。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承认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的主观的客观实在。这也就体现了从原始时代开始的科学与宗教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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