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甲骨与乐学探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何家兴
摘要：乐学探源属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华乐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甲骨文承载中华文化的基因，包含丰富的乐学信息。有些文字形体直观呈现早期乐器，可谓“图像写史”的宝贵资料;有些文字承载乐学文化，一直沿用至今，显示了早期之乐的本源属性。通过辞例比勘，结合传世文献，探讨甲骨文中的早期乐制，包括乐官、乐歌、乐舞、乐教等，考察殷商乐学的独特价值、历时传承等重要问题。从考古发现和甲骨卜辞来看，殷商音乐文明十分发达。
关键词：甲骨文;形体;乐学;探源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6-0151-006
“乐”在中国早期文化中既具本源性，又具统摄性。[1]早期乐学发生研究，既是文明起源的重要课题，也是建构中华乐学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甲骨文历史悠久，包含丰富的乐学信息，考察甲骨文之“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乐学探源应综合三大路径：文献记载、考古遗存、图像资料。文献中的古史传说蕴含丰富乐学信息，如《吕氏春秋·古乐》载“士达作为五弦瑟”“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葛天氏乐舞《八阕》、有娀氏乐歌《燕燕往飞》、禹时乐歌《候人兮猗》、伊耆氏祭歌《蜡辞》，以及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箫韶》等。[2]新出简帛也有三代音乐的记载，如《虞夏殷周之治》记述昔有虞氏用“素”，夏后受之，作乐《竽管》九成;殷人代之以三，作乐《韶》《濩》;周人代之用两，作乐《武》《象》。[3]“素”字概括了虞舜时期的礼乐制度。“竽管”是古代常见乐器，作为夏代乐名则第一次出现，反映了战国时人对三代之乐的认知。[4]传说当然未必可信，但“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5]。新石器时代的乐器如陶埙、陶角、骨笛等，殷商乐器如钟、鼓、铃、磬等，不胜枚举。不同地域的考古发现，呈现了音乐文化多元并存的地理格局，反映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音乐交融。早期乐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乐器、乐制等物质制度，还有乐律、乐教、乐政等意识形态和应用层面。乐学探源应坚持开放、多元、综合的研究视野，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还原早期乐学的生成和演变路径。
一、文字形体与殷商音乐
甲骨文沉淀着中国文化的奥秘，展示着造字时代的社会情状。象形文字是对客观事物特征的线条化，“《说文》为汉人所作，其中字义，可以发见汉以前之逸史、制度、风俗者不少，亦断代为史之一种。”[6]从汉字本身可以窥见古人特有的文化心理，可以窥见工具、居所、制度、语言、哲学、信仰、风俗、行为规范等文化要素及其流变。汉字从内容到形式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鲜活存在。甲骨文有很多乐器名称，是古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有些形体直观呈现乐器形制和乐用形态。有些乐器之字作为偏旁，参与新的文字构形，从而产生了一组与音乐相关的字族。兹梳理如下：
注释：
（1）文内简称情况：“合”为《甲骨文合集》，“屯”为《小屯南地甲骨》，“合补”为《甲骨文合集补编》，“英藏”为《英国所藏甲骨集》，“花东”为《花园庄东地甲骨》，“集成”为《殷周金文集成》。
参考文献：
[1]楊合林.澄百流以一源、发潜德之幽光——略论古代乐学研究的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2）：1-8.
[2]钱慧.音乐起源与远古传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2-19（B01）.
[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八）[M].上海：中西书局，2018：162.
[4]石小力.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与上古礼乐制度[J].清华大学学报，2018，（5）：58-60.
[5]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G].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241.
[6]程树德.说文稽古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3.
[7]唐兰.殷虚文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83-84.
[8]蒋玉斌.甲骨文“臺”字异体及“鼜”字释说[C]//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43.
[9]黄天树.殷虚甲骨文所见夜间时称考[C]//黄天树古文字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189.
[10]陈剑.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C]//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333.
[11]季旭昇.说文新证[M].台北：艺文印书馆，2014.
[12]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豐”“鼗”[C]//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5.
[14]谢明文.说夙及其相关之字[C]//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第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41.
[1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3.
[16]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455.
[17]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增订本）[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1：40.
[18]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11-19.
[19]裘锡圭.说字小记[C]//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0]王献唐.那罗延室稽古文字[M].济南：齐鲁书社，1985：93.
[21]裘锡圭.关于殷墟卜辞的“瞽”[C]//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510-515.
[22]王子扬.揭示若干组商代的乐歌乐舞——从甲骨卜辞“武汤”说起[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十本）第四分，2019.
[23]何景成.试论殷墟甲骨卜辞与乐舞有关的“益”字[C]//出土文献（第十四辑）.上海：中西书局，2019.
[24]宋镇豪.殷墟甲骨文中的乐器与音乐歌舞[C]//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54.
[25]周鸿翔.商殷帝王本纪[M].香港自印本，1958：59.
[26]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06：184.
[27]林沄.说戚、我[C]//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201.
[28]王子杨.甲骨文中值得重视的几条史料[J].文献，2015，（3）：28-40.
[29]李家浩.大万尊铭文释读[C]//出土文献（第八辑）.上海：中西书局，2016.
[30]李学勤.“九絉”与“九律”——兼释商末“己酉方彝”[C]//初识清华简.上海：中西书局，2013：209.
[31]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版方鼎和荣仲方鼎[J].文物，2005，（9）：59-65.
（责任编辑 黄胜江）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5385870.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