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性化视阈内的现代性生存状态反思

作者:未知

  摘要: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理性化思想贯穿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韦伯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理性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现代社会发展不断陷入紧张且矛盾的状态之中:从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这一现代性核心问题来看,一方面,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工具化会提高社会劳动效率,给予人们更多的掌控自然的自由;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极度膨胀从而走向了它的相反面,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相对主义大肆崛起,人的生存与发展陷入了没有实质价值和意义的虚无困境。当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回应了韦伯的论题,基于回归人的本真性伦理的视阈试图从原子化个人的独特性和社会的统一性中找到平衡,重建社会道德和良善生活,为破解现代性生存问题进行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层面的积极思考。
  关键词:理性化;资本主义;现代性生存;工具理性;生存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6-0050-10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倾向及其表现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将赚钱作为人生唯一目的,理性化地追求财富的积累,拒绝奢靡享乐——这也就将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内核是宗教改革后从基督新教的教义中吸收演化而来的,所以韦伯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某种内在亲和性。这种入世禁欲式的理性主义以价值观念的形式深入到每一个新教徒的心中,从而就实现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这种理性化渗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首先体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理性化。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从问题的讨论方式上便可明显看出,我们这里论述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1],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就是经济理性主义。它要求按照理性追求利益,利润就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目的。资本主义企业要想盈利,必须通过严密计算,在有着严格组织秩序的经濟体制中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载体,必须通过严格的资本计算簿记方式来维持资本的循环运作。比如,在工业组织方面要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用合乎理性的法律来保证工人劳动的秩序性;在劳动者方面,劳动天职观深入人心并成为劳动者的目的,人们要本本分分忠实于自己的世俗职业,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反对先天性的奢侈享乐;在企业家方面,他们精打细算又富有创造性,把获利作为自己的职业和荣耀上帝的手段。这种现代化的理性资本主义使得经营活动与家政活动相分离,精密的计算簿记方式渗透到家庭内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夫一妻制”和嫁妆的出现,一夫一妻制合乎新兴城市贵族家族的利益,嫁妆的出现使得计算簿记的精神进入家庭内部。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科技制度的理性化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最终与家族实现了分离。
  其次体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有着更为发达的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更需要有一套规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韦伯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可计算性与效率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必须有一套精确的、系统的、严格的行政组织形式与此相适应,而一些西方工业化国家按照一元型支配原则构建的行政管理体系和组织结构也在实践上证明了它是当时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官僚制。韦伯反对的是传统的官僚制模式,崇尚的是合理合法的理性官僚制类型。如果将成熟的官僚制体系比作机器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其他形态的组织形态就好比是非机器生产方式,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以一元化支配为特征的官僚制使它在明确性、迅速性、谨慎性、技术性、层次性、统一性、严格性方面都比其他形式的组织方式优越。
  有了高效的组织管理方式还要有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官僚制作为法理型统治中的理想类型,法律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等级森严的官僚制行政管理体系中,人事任免、职位晋升、工作职责、奖惩标准等一系列行政事务都需要合理性的法律法规来进行保障。在法理型统治模式下,一切生活活动都是由理性化的法律法规支配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被法律法规明确地规定下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理性化一方面是由法律逻辑形式的特征决定的,韦伯认为法律就是利用逻辑抽象的手段将各种被公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汇集在一起并使之理性化而形成的,它是一种不存在内部矛盾的抽象法律综合体;而另一方面法律的形式化也受到政治权威形式的影响。“君主或等级制的行政机器越是趋于理性,在行使权力时就越要大范围地使用行政‘官员’,而法律程序也越是有可能在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趋于理性。权威的组织达到了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就会在多大程度上消除程序的非理性形式,并使实体法系统化,即法律作为一个整体被理性化。”[2]这表明通过人的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可以把法律结论整合成一套权威严谨的法律体系,使法成为高度体系化的法律系统,这样法律在形式上就成为了高度理性化的法律,这是法律理性化的重要表现和基本特征。
  最后体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理性化。“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天职观念基础上的理性行为,它的源头则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1]325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后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成为了文化理性化的内生之源,他从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角度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亲和性。天职观以及得救预定论的新教教义指导着新教徒在世俗社会中的理性活动——辛勤劳作、追求利润、精密计算、反对奢靡享乐。正是这些精神特质促使社会生活发生了理性化的变化,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精神深入社会的过程其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理性化的过程。文化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法律体系、理性化的音乐、理性化的艺术、理性化的宗教哲学、理性化的专职人员等。此外现代科学的进步也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韦伯认为对待科学要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就连教师在课堂上也只能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而不能向学生兜售自己的政治立场。韦伯不仅论述了正确对待科学的态度,还预见性地阐述了科学与技术的紧密联系。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握整个世界,拥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人们来说就没有什么是神秘莫测的了,韦伯称之为为世界祛魅。在艺术领域,韦伯认为科学才是真正的艺术,绘画、摄影都要讲求光影变幻、黄金构图、色彩搭配、视觉感受等,这些都需要科学理论知识的指导,正是在科学的不断发展中艺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律和结论。因此,理性化的结果——科学和技术——就成为人们祛魅的工具,进而导致了非理性迷信观念的崩塌,世俗文化由此产生。   二、韦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分析的意义
  在韦伯的思想中,理性化是一个核心要素。他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内在亲和性关系的研究和对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经济社会的比较分析,阐述了理性化是现在以及未来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倾向。韦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分析以及对未来世界的隐忧无论是从科学研究的方法上还是内涵上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韦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现代性的新维度——文化价值维度。韦伯通过一系列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经济确实是影响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因素,但是文化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方面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韦伯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现代社会仅仅理解为由经济因素所做出的安排,而应该首先将文化价值和精神形态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因为在社会行动系统中,对人们社会行为发挥影响的不光有经济力量,而主要在于内心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从价值观念角度看,现代人不仅仅是盲目追求金钱和利益的“经济人”而首先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韦伯重新调整了“观念—利益”二元关系的重心,深刻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产生发展的文化精神动力,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建立在文化理性化的基础之上,但并没有阐述在促进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谁更重要的问题,只是将人的注意力引到文化价值上来。此外韦伯对现代性文化的深刻分析开辟了文化批判的道路。“祛魅”导致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将提供丰富、舒适安定的经济的社会关系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时,这种社会关系却将人类所有尊贵的美的精神文明全都牺牲了。理性文化强制将所有的崇高的美的精神价值一并吞噬了,普适性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偶然的“文明的碎片”成为时代的必然。此外韦伯还利用比较学的方法来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方,中国和印度为什么没有走向理性化的道路。
  其次,韦伯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现代性的二元悖论特征。韦伯指出现代世界一直处于自我矛盾的两难处境中——科学与宗教、手段与目的、工业技术与文化伦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科学祛魅与人生价值的冲突与对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就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内在矛盾洞悉到了现代性社会的自我裂变从而引发了对现代性的淡淡的担忧。当宗教的根茎逐渐枯萎,以计算为核心的消费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必然占据优势,禁欲主义就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生活的本质特征就是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共存,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就是追求利益和效率,而不合理之处就在于把追求利益和效率这种本来是作为手段的东西当作人生终极目的。人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极大丰富所带来的便利富饶生活的同时,也在逐渐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陷于现代物质技术所编织的“铁笼”之中,从而失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韦伯积极肯定了官僚制在现代社会的地位。韦伯对时代诊断的最高明的地方莫过于对官僚制的分析。韦伯将正当性支配分为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三种纯粹类型,而独断式官僚制是法理型权威统治的最理想类型,马克思将官僚制斥责为唯灵论,韦伯却将其称为现代社会的宿命论,现代人无不受到官僚制的支配与统治,即使到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摆脱这种宿命。“事实上,社会主义需要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程度的形式官僚化。如果事实证明不能达到这一点,那就说明另外存在着完全是无理性的因素——社会学经常遇到的那种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官僚制行政意味着从根本上以知识进行支配。这是使它变得尤其理性的一个特征。”[3]由此看出,韦伯还强调了专业技术知识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现代社会必将是更加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马克思通常按照经济利益来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韦伯则是根据知识和专业进行身份、阶层的划分,马克思通过论述劳动的二重性和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韦伯则通过分析社会的理性化预见了官僚制、专家统治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最后,韦伯精湛的理性思想还体现在强调价值中立的思想方法上。韦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为了保证研究结果不受人的主观意识所支配的客观性,研究人员在科学内研究的时候要摒弃个人价值判断,自然科学如此,社會科学同样也不能受到任何世界观的支配和影响。韦伯指出:“我们不可能从对那个时代的详细研究的结果中获知世界大事的意义,即使是这个结果极其完善;相反,我们必须能够创造出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增长着的科学认识的结果;那些最强有力地推动我们的最高理想始终只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而其他的理想之于其他人,就如我们的理想之于我们,亦是同样地神圣的。”[4]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价值中立立场。他既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也反对文化价值或宗教观念的决定论。他根据社会学人口统计结果的事实,提出了宗教伦理文化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积极作用,但也并不否认经济技术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他要求研究人员在进行科学内活动的具体研究时应该讲社会事实与价值评判相分离,严格遵守科学研究的规定和准则。教师在课堂上同样也要保持价值中立,只能对社会现象尤其是政治现象做知识上的讲授,不能带有任何个人的主观的政治判断。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为学者恰当处理社会客观事实与科学价值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科学工作态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促进了人类自身理性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三、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症候
  理性化是韦伯研究现代性的重要视角,他用理性化来描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具体就表现为理性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包括经济理性化、政治理性化以及文化理性化。在理性化过程中利益和效率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目的和追求。韦伯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对矛盾来阐述现代性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就是目的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不断扩大并压倒了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异化过程。这种异化对人类生存环境以及自身自由而全面地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消极影响。   第一,经济理性化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功利化。经济理性化以货币和资本计算为主要内容,它需要自由的市场体系、理性的科学技术条件、专业的工人、理性的法律制度体系和理性的经济秩序,它包含对技术和资本的充分估量,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与计算。这对封建经济造成很大冲击,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需要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随之改变,也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
  经济理性化使人类陷入了自己亲手编织的“铁笼”中,人成为了异化的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解放了人们的双手,但是随着理性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严格的计算簿记方式使得本该服务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经济制度反过来却成为人们的桎梏。人们的自主性受到严重削弱,以机器大工业和科学技术编织的庞大的经济秩序将人们束缚其中,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且韦伯预言这种境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们依靠科学技术和严格的理性化的制度规则促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这一切给人们带来了生存需要的物质充盈和征服欲的满足。可是人们没有料到自己精心编造的组织、技术逐渐成为人们作茧自缚的工具,个人生存自由正在被外在的事物所剥夺,追求利益和效率而不是自身的自由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根本目的。人被外物所奴役,变成了异化的人。
  经济理性化使得人类社会交往逐渐变得功利化,人变成了孤独的人。传统社会中人们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社会交往,人们交往的前提和核心是真诚和友爱。亲戚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行为准则。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化条件下,资本计算和货币计算都达到了高度形式理性化的程度。人们的行为逐渐披上了利益的面纱,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再纯粹,变成了相互利用、竞争的关系。韦伯也指出,正是这种竞争才使资本计算和货币计算得以维系。但是这也造成了社会关爱和社会归属感的消失。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在生理需要和安全的需要被满足之后,会产生社交的需要,而社交需要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感情交流和归属感。当这种社交被利益侵蚀的时候人们的社交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孤独感、紧张感甚至是焦虑感就难以避免了。
  经济理性化使得形式理性迅速膨胀并超越了实质理性,社会生产无法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的实质需求。韦伯认为由于形式理性的主导地位,生产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生产销售运营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形式化的倾向。原因在于在理性化的资本计算和核算过程中,经济收益的大小受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大小影响。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势必只能迎合那些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由于阶级的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生产、销售、流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实际需求,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求被排除在经济体制之外,因此就形成了形式理性化要求满足人们的实质需求与实际上人们实际需求未得到满足的矛盾,形式理性逐渐蔓延并吞噬了实质理性。
  第二,政治理性化造成了生存自由的形式化。政治理性化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特征,韦伯通过对东西方正当性支配方式的历史性考察,将政治组织方式分为个人魅力型支配、传统型支配以及法理型支配三种方式。他详细分析了各种政治支配类型的本质、前提條件及其开展,阐述了这三种组织形态各自的优劣性以及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三种政治组织形式体现了人类政治统治方式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法理型统治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理性化。官僚制是法理型支配方式中最为理想的类型,它比其他任何形态的管理方式都更为优秀。“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尤其是一元式支配的情况)里达到最理想状态。”[5]虽然独断式官僚制在保障现代社会政务工作的精准与效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非人格化管理的特征也决定了它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韦伯认为官僚制将成为现代社会无法躲避的命运,将人类束缚在严格的政治秩序中,使人类走向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从而束缚了人们的生存自由。“官僚制发展愈是完美,就愈‘非人性化’,换言之,亦即更成功地从职务处理中排除爱、憎等等一切纯个人的感情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感情因素。”[5]46-47官僚制作为合法性权威的理想类型,它服从的对象是法定的非人格秩序,也就是说服从是依靠职务权威,职员迫于这种职务权威,不得不在形式上毕恭毕敬,而是否在实质上有所作为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这就会导致形式主义的大肆盛行。同时官僚制的发展趋向是科学化、专业化、秩序化,这使得官员在制度框架的约束下不得不理性地按部就班地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不能掺杂主观情感、不得任意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决策只取决于最高领袖,职员们无法灵活地运用自己的判断做出灵活的选择,当然也不需要对行为选择的后果负责。官僚职员只是制度体系机器运行中的一个小螺丝钉,有着特定的职责,日复一日地在规定的轨道上运转。根据以赛亚·伯林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的划分,积极自由就是人们有权利去支配别人去做某件事或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由(free to do),消极自由就是自己不受别人约束和限制的免于被别人干扰的自由(free from)。由此可以看出在官僚制体制中,位于决策层级的领导人享有充分的积极自由,领导者有权力吩咐基层职员去做什么以及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执行行政决策的普通职员就连消极自由都要受到压榨,他们没有自由选择权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做着循规蹈矩的工作。领导阶层享有的积极自由程度越大,底层职员的消极自由被干涉的程度也就越大,这主要就是取决于领导阶层职位权威所带来的权力的大小。这也就表明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趋势下,等级秩序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由此带来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活动空间的不断缩小,人类生存自由不断遭到挑战。于是出现了人的自由生存发展与高度形式理性化的政治秩序相矛盾的情况,人的生存境况在得到外在规则秩序保障的同时,个人的生存自由却日益陷入一种庞大的官僚体系支配之中,官僚秩序的不断形式化培养和造就的就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灵魂的工程师,高度的理性化驱逐了感性的同时也驱逐了自由。人们在理性化过程中创造的科学和技术,最终为自己建造了一只牢不可破的铁笼,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人的自由性的丧失。   第三,文化理性化引发了精神生活的虚无化。路德的天职观以及加尔文的神恩蒙选和预定论是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主义的重要的宗教基础,那时的清教徒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手段与目的具有一致性,也就是存在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大,工具理性不断扩张并逐渐吞并价值理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虽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化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可是资本和技术带来的不只有物质的满足还有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它会导致个体生命意义的消解和个体生存自由的丧失,西方的理性世界面临着严重的文化危机。
  文化理性化会使人类文化统一性遭到破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不再能够担负起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的责任,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根基。“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逃出了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1]326 “这时寻找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美德;宗教的根茎会慢慢枯死,让位于功利主义的名利心……附带从事传教活动、与世隔绝的‘经济人’便取代了班扬笔下那个匆匆忙忙穿过名利场、在精神上寻找天国的孤独的朝圣者。”[1]321宗教根茎慢慢枯死,功利主义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宗教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即不存在一种可以引领和约束全体社会公民的价值体系,这就是文化统一性价值的丧失。原子化个人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重点,社会成为了满足个人生存发展的手段,社会各领域之间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不断向前发展,“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适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6],再也没有一种像宗教一样的价值,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起到统领整个文化系统的作用,因此文化也就失去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约束,这就是文化的理性化对文化统一性意义的剥夺。
  文化理性化会导致个体生存意义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学术的进步是人类社会文化理性化的集中体现,可是除了专业化人才之外,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状况以及各种技术原理并不比前人知道得多,多的只是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和崇拜。正如韦伯说道“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6]29。而祛魅的结果就是使人的死亡和生命都没有了意义。在宗教世界观盛行的新教徒眼里,他们原本对人生的未来充满希望,憧憬着凭借自己兢兢业业地履行天职就能得到上帝的恩选,但是现在宗教的根基完全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所替代,在对人的生命历程有了科学的认识之后反而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在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下,人们道德伦理视野褪色,本来的一般的传统道德规范现如今成为了人们推崇的难能可贵的美德。
  文化理性化会导致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按韦伯的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初期,人们对天职观、神恩蒙选以及预定论的虔诚的信仰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很大转变。是否是上帝的选民是可以得到確证的,而获得这种确证的手段就是通过紧张的世俗劳动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人们因上帝的喜好来安排自身的行为,自己辛勤劳动的目的就是增加上帝的荣耀,在劳动过程中又实现了自身对物质的需求,所以这种行为的统一性就达到了既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价值的追求又满足了对物质需求的追求的双重目的。但是随着人们对世俗物质目的追求日益狂热,物质欲望致使人们忘却了宗教的理性束缚和价值统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相对主义与享乐主义逐渐侵蚀了人们的思想,勤俭节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对上帝的信仰和尊崇也变得不那么虔诚,职业成了谋求生存和物质利益的手段,人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经济人”。同时,价值理性的缺失会使人们追求目的理性的行为失去持之以恒的精神动力支撑。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如果缺少了价值观念的支撑,那么在改变客观实际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会缺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种坚持不懈的意志力才是达到目的的关键,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会使人们在追求目的实在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并且这种矛盾和分裂还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四、反思现代性生存的“社会隐忧”
  在资本主义产生初期,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主义思想确实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因。可是当现代资本主义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宗教的功能和作用受到漠视,在社会经济高度的理性化、工具化情境下逐渐被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所取代,“这时寻找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美德,宗教的根茎会慢慢枯死,让位于功利主义的名利心。……大众迫于需要只好去卖苦力。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主导观念的概括,后来融入了低工资生产力的流行理论中”[1]321-322。宗教改革时期,受路德天职观以及加尔文教派得救预定论的影响,新教徒将世俗社会生活中的职业看成是荣耀上帝的唯一手段,并通过勤劳紧张的工作来消除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并以此作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标志,这在当时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价值取向,迫使人们不得不从事理性化的生活,戒除骄奢享乐。这样每个人的行为的理性化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理性化倾向。这种理性化的生活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后来也蔓延到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给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禁欲主义与世俗社会生活的结合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进而帮助我们建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些本该服务于主体的技术机器以及经济秩序,却作为客体支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这种经济秩序的支配下,逐渐丧失了灵魂,变成了越来越势利的物质享乐的追求者,行为的价值理性在工具理性的侵蚀下消亡殆尽。对原来的信徒来说,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应该和价值道德标准相一致,并且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现在物质利益就像“一件钢铁般坚硬的外壳”使人们无法自由喘息,每个人都被困在巨大的现代性铁笼之中。韦伯表达了对世界的隐隐的担忧“专家没有了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1]327。   对于现代性的困境如何破解的问题,韦伯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构想。但是我们或许从查尔斯·泰勒的一些观点中得到启发。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泰勒阐述了现代化的隐忧的三个问题: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以及由前两者所导致的自由的极大丧失。关于工具理性,泰勒认为工具理性的主导性会逐渐入侵政治、医学、文化甚至整个社会领域,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个人主义的盛行使我们缺少了激情与信仰,结果就会陷入韦伯所说的“理性的铁笼”当中,成为现时代的“末人”。“工具理性已经与人类主体的一个超然模型一起成长起来,后者牢牢地控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它给出了一种人类思维的一个理想图像:这种人类思维为了成为纯粹的、自我证实的合理性,已经从其与我们的身体构成、我们的对话境况、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传统生活形式的凌乱关系中,脱身而出。”[7]泰勒从回到人的本真性存在的角度,试图从原子化个人的独特性与整个人类的同一性中找到平衡,提出了他的共同体愿景——普世的团结。针对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倾向,泰勒既不是完全批判也不是盲目推崇,他认为应该在保证个人自由追求生命道德价值的前提下又能和社会群体保持良好的互动交流。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挽救,避免陷入个人主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泥沼。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泰勒也从回归自我的本真性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就是意义的缺失,现代性的自由带有非常强的原子化倾向,人们在碎片化的社会中只关注个人的积极实现,而很少与社会群体致力于共同善的实现,因此对现代性隐忧的解决也只能从终极意义上出发,而善是道德的根源,因此他倡导重新建立现代性道德和善。“这部著作的意图是一种恢复,即尝试通过重新表达来发现被掩藏的善,靠重新表达使这些根源再次具有授權的力量,使新鲜空气再次进入半坍塌的精神肺腑中。”[8]泰勒所勾勒的共同体愿景意味着大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公共空间中,彼此之间要进行交流互动从而达成一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会将大家整合在一起,社会共同体的目的是保障和维护个人的善及自由。但是工具理性以及个人主义倾向会使这种共同体成为乌托邦般的存在。因此,泰勒指出除了要构建积极互动的社会实践促进公民归属感的形成之外,还要设定社会共同体的终极目标、阶段性目标以及达成目标所需要的详细的法律规章制度,这些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还要以集体的社会道德理想为原则。构建这样一种社会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让公民真正地参与管理,以培养一种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理念和集体归属感,个人在与社会群体的对话互动中获得一致性,在个人自由以及生存价值的实现中达到整个社会更大的良善和自由。
  虽然泰勒的共同体愿景对于现代社会重建伦理价值规范和社会秩序有深刻的启示,但是泰勒是着眼于西方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共同体社会,忽视了世界各国发展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有些不切实际。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要构建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价值规范,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注入精神力量,通过道德力量凝聚全社会共识,对市场经济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约束力,确保经济社会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20.
  [2]〔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44-945.
  [3]〔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407.
  [4]〔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
  [5]〔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6]〔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7]〔加拿大〕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M].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22.
  [8]〔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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